武汉周彩华校长正在为起草学校发展规划的事伤透脑筋，在汉口火车站送我时，她忍不住问：“郑校长，你说到底为什么要做规划？以前从来不做什么规划，现在教育局也没硬要我们做规划，学校不是照样在运转吗？”

我开玩笑说，作为决策者，校长其实每天都在下决断，这样每天都很辛苦，既然反正都那么辛苦，何不长痛不如短痛，花一个暑假一下子把三年的决断都下了，可以换来未来三年每天的轻轻松松“游手好闲”，这叫磨刀不误砍材功。我说番话时的语气是调侃式的。我想周校长一定心里明白，做规划其实是为了大家，包括校长在内，谁都需要对未来有所预期，规划像是一颗“定心丸”，让所有人工作起来更有“可控感”和“方向感”，规划是在编织一个意义之网，这关乎所有人的生命质量与工作满足感。

周校长说，你说的这些，可教师何会在乎吗?我想，教师在乎不在乎和教育局领导在意不在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校长，尽管“为官一任”仅是匆匆过客，但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为学校谋划未来毕竟是校长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规划到底该如何来做，这才是必须要在乎和在意的。明晚我将飞抵昆明，凌晨时将到达红河州个旧市，我带教的济南六位名校长将聚集于此，轮番为那里的校长们做讲演，他们讲演的主题是“学校发展与设计”，我希望他们的讲演要充满理性之光，因为学校发展规划必须要在乎和在意于理性。

在我看来，校长首先是个设计师，而后才是“施工队长”和“包工头”（上海杰出校长刘京海语）。我认为学校发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学校规划设计是应符合逻辑。但是，相对于“强势”的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似乎只是刀俎之间的“鱼肉”；而且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规划不如变化快。因此，学校“理性”的规划在“为所欲为”的教育局面前，在变化无序的外部环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所以随波逐流会成为不少校长的“理性选择”。

我认为，外力的干预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不做规划的借口，而应化为校长们理性规划学校的动力。人的本能是，越是外部主宰命运和充满不确定的条件下，每个人反而都更急切地关心和谋划自己的未来。但丁在向天堂上升的途中，太想知道他自己不久的未来，他请求他的先人卡恰圭达告知他的前程，因为卡恰圭达“洞察一切时间皆在当下的所在”，他能够在“偶然之事本身尚未存在之前”看见它们。但丁即便知晓自己上天堂，这个“命运”是前定的，但他还是要向卡恰圭达打听，当卡恰圭达预言了但丁将从佛罗伦萨被流放，他才心安。因为人不会仅满足于知道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人可能很在意天堂或地狱之路会怎么个走法，这必然之路中的偶然性是多么迷人！

人的自由在哪里？自由并不在天堂或地狱必然结局中，而恰在偶然和不确定中。正如博斯韦尔所说，“当判断的把握增进到确定无疑，自由就无容身之处了”。如果学校的发展不被任何莫名其妙的力量干预，也不受着飘忽不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那就是说学校的一切过程都受上帝的决断或自然的秩序或是发展规律的支配，在宇宙之中没给偶然和自由留下任何余地，那么校长只须以“非理性”来顶礼膜拜就行，学校倒是真不必做什么规划了，而同时，人类的自由意志也就丧失殆尽了。

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进步与学校发展何其相似。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历史决定论者，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独独出自于精神自由理念的必然发展”，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的序言里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已经在历史画卷中写定了，人的自由似乎依赖于人对历史必然发展的了解和听之由之。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不是“宿命论者”和“虚无主义者”，他们肯定人类行为应该是自由的，从来也不否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上帝不会替人决定一切的，历史决定也不排斥人的能动作用，科学至今也未能完全解释学校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预知那早已定当的结局，但充满神奇性和偶然性的发展道路还得要我们自己自由地走。到个旧，我想对校长们说，幸亏上帝、历史和科学都不想也不能决定一切的过程，那么就让我们轻轻放下。

人生其实何尝不是如此啊，让我们都轻轻放下。

郑杰：1968年生于上海。199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8月起任北郊学校校长至今。曾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上海市十大读书成材标兵等称号。致力于重建学校,选择独特路径实现教育改革目标，被称为另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