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很高，但为什么今天中国会有如此多的不满？
这就涉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离心力之比，在两极张力之间，如何保证向心力一直大于离心力。
巨大且不被觉察的离心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可以归为四大要素：封闭的地理环境，没有中断过的历史，韧性很强的文化，行之有效的大一统政治措施。这让中国建构国家的进程长期领先世界。
福山认定现代国家有三根支柱：官僚制、法治与责任制政府。官僚制指涉的就是行政国家，在秦代，中国的这一体制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但法治和责任制政府未能得到相应发展。一根支柱支撑不起真正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无法建构起健全的国家机制。权力支配型的政治机制就此固化。而国家维持其体制，即使其具有起码的凝聚力的同时，同时也会因权利缺乏可靠保障而产生不可小觑的离心力。
自古至今，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着重在政治结构上布局，非常有气势，非常有功效，令世界钦佩。但在具体细节上则显得很粗糙：对个体成员来讲，从来缺乏权利的认知和保障的制度；对族群成员来讲，群体利益的处理机制和族群间政治权利的分配，这些精细的制度安排很不到位。这让国家权力疏离的人群缺乏国家认同；让普通民众无法形成强烈的国家意识。今日一般中国人移民到国外，浑然不觉此乃认同挑战，绝对不会有类似皈依的神圣、改宗的震撼那种感觉。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中国国家认同主要着眼在人们对国家高层权力结构的认同。
在传统的国家认同机制中，只要不反对国家，就被承认为尊崇国家。因此，个体成员与族群集体的生活方式，尽可任随自然，绝少政治强制：个体成员千百年来安于自己的衣食住行，不到忍无可忍的状态，绝对不会寻思造反，稳定的政治秩序就此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族群成员安于地理环境提供的便利，心安理得地按其固有方式生活，北方牧业民族逐水草而居，只要你不反对国家，国家就不管你；南方民族老老实实耕田种地，勤劳勇敢，艰苦朴素，朝起暮睡，保证收成——一种为法学家梁治平阐释的“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谐”状态悠然展现在人们面前。
由于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扎根于政治权力安全和日常生活秩序的疏离机制，因此，一方面这种政治促成的文化习性，塑就了强大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对个体成员和族群状态的日常情形并不关注，其间便蕴含着巨大且不被觉察的离心力。
影响中国人心灵至深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从“兼济天下”高度设定的人生理想。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标举的高远理想，感染的是士人君子，极其有利于国家甄选所需人才，形成国家高层精英统治集团。
但如此伟大的理想跟凡夫俗子们有啥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于是，凡夫俗子很容易脱离高端精英，埋首琐屑生活。这样的生活尚能正常维持的情况下，一切安好；倘若这样的生活被政治权力打乱，满盘混乱。这不是一个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因为中间根本就没有插入国家意识。凡夫俗子的无聊日常生活中岂有国家理念生根的契机？由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历来存在的定势：族群生存大于个体生存，族群挑战大于个人挑战，群体应对挑战的策略大于个人应对挑战的策略，其间的政治认同问题，也就常常是族群高端人群的取舍决定一切。
根据民族学家的研究，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塑造方面，通婚对民族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唐朝派文成公主进藏跟西藏松赞干布通婚，就是妇孺皆知的故事。以通婚求联盟，实际上是世界的通行方式。欧洲民族的辨认和欧洲民族的融合，王室的通婚曾经是重要的指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国家。其时，英国人废黜了国王，从荷兰请回了威廉、玛丽夫妇为王，就是因为他们和英国王室有血缘关系。在当时的欧洲，王室婚姻是不同国家之间合纵连横、建立政治同盟的一个重要选择标准。
但王室通婚遗漏了什么？遗漏了族群之间的普遍通婚。这对多民族国家尤为重要。没有族群间的普遍通婚，民族保持的自我界限较为严格，族群关系的融洽性会比较低。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虽有高层通婚，但界限清楚的族群间没有普遍通婚，就很难促成族群间的融合。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就需要更为多样的方式促其融洽相处，提升他们认同国家的程度。
政治上的大一统解决的是国家高端制度安排，但行政资源的配置、社会政策的跟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严重的不配套状态。原因在哪里？在于中国古代的治理结构，国家跟社会完全是二元化的。
中国古代权力结构有三：皇权、官权、绅权。吴晗和费孝通他们写过一本书，叫《皇权与绅权》。指出皇权控制国家高端权力，官权实施行政执行权，绅权治理基层社会。由于“皇权不下乡”，大一统制度下的皇权借助官权，权力实际上一般只能下沉到县。县以下基本上由乡绅管理。有人会反驳这种说法，说乡绅为什么叫乡绅呢？就是因为在科举考试里，接受了国家统一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预制，甚至部分人参与了国家的考试选拔、得到过权力惠赐，因而他才叫乡绅。因此，皇权是下乡的。确实，绅权、官权与皇权的划分仅具有相对意义。这里想说的只是，大一统政治制度在发挥推动民族凝聚力的政治作用时，主要借助的是官宦集团或准官宦集团的力量。绅权及其所影响的基层社会，未见得纳入了同样的机制。因此，国家认同的底层离心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乡绅如何发挥基层治理的作用呢？一句话，诉诸自然权威。俗话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这很好地呈现出自然权威的依托。这很关键，这中间政治权力的因素很弱，社会磨合出的规则力量强大。自然权威跟政治权威大不一样。当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处在这种疏离状态时，潜在的离心因素也就潜蛰其中了。一旦社会失控，这种离心因素就会发挥颠覆国家权力的可怕作用。朝代更迭、一治一乱，就是这么来的。
“我”朝天下，还是“你”朝天下？
需要分析的是，怎么处理好国家高层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两极张力，从而使中华民族保有它的凝聚力来源，拒斥离心力作用。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分析：社会凝聚方式、政治凝聚方式以及社会政治离心力。
中国古代国家的凝聚方式主要依赖政治提供凝聚动力，国家权力驱动、科举制度聚拢，是为两种重要动力。国家权力驱动，是指国家权力方面，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促使统治范围内的个人和族群认同国家。科举制度，主要通过官员的铨选制度，把整个社会的精英，尤其是基层的精英，都吸纳进国家权力体制，免除精英反叛的危险。两者的合力构成好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凝聚力最强大的塑造力量。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所有其他国家吸纳社会精英的尝试和努力都不如中国。当然，这也存在一种致命缺点，那就是抽空了社会精英、尤其是基层精英的资源。以至于社会精英或基层精英大多由土豪劣绅充数。国家权力组织的力量与权威似有保障。但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组织与运转资源严重匮乏。
由于国家管理权力不及基层，基层社会靠自然秩序维持，老年人权威是一种，土豪劣绅“权威”是另一种。基层社会成为国家强制力不及的飞地，管理的涣散令人怵目惊心。村镇恶霸替代了国家权力，发挥着必须的社会强制力作用。这是一种精英跟大众相互割裂、相互疏离的畸形结构。尽管人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开放了基层精英进入上层的通道，但这种开放的回流十分有限，因此，不足以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有力对流，促成一种良性的社会-政治秩序。
更为严重的是，岂止官民之间的界限森严壁垒。官与官之间的界限也同样令人生畏。
在晚清时期，满族人仅五百万，统治着四亿中国人。本应开放权力，汇聚认同力量。但清廷绝对不愿让出分毫的实质性权力。1911年5月，人们隐约可以感觉武昌首义的枪炮声沉沉袭来。但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却成为诱发隆隆炮声响起的直接成因。在晚清，汉族官员几乎支撑其五分之三的天了。但皇族内阁十三名成员，仅象征性地任用了汉族官员四人。这完全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昏聩表现。当年有汉族重臣忧心忡忡地对满族皇室高管讲，如不及时改革，不知我朝天下能否维系。结果满族的皇亲国戚反问，“我朝？”汉族高官赶紧以“你朝”相称。由此可见当权者抓权多紧。一种拒绝分享权力的体制，连获得了国家授权的“外人”，也不过是走狗一条。你说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的离心力能不大过社会政治的凝聚力吗？
这个“你”、“我”划分，刚性地划定了权力掌控者的界限。这就使精英对国家的认同都得有所保留。一旦社会动荡、精英们心旌动摇，一种巨大的瓦解力量，便将国家摧毁。
晚清开始的革命建国进程，以社会的广泛动员，打破了族群结构；以阶级斗争进行的政治动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由于这一动员仰仗的是“工农群众”，注定了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成为新生的精英集团。中国的精英和大众，进入一个高度复杂的重组过程。但从总体上讲，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关系，并没有本质变化。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依然还是依赖政治方式维持的模式。只不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员手段有了重大变化。国家权力可以凝聚的依然只是社会上层；对国家离心的，仍然主要是社会下层。
从中国日常状态看，社会凝聚力仍然十分强大，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情感关系对维持这样的凝聚力状态，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在现代政治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单靠情感因素和政治驱动，实现庞大中国的国家认同，很有难度。如果“我朝”与“你朝”的政治认同隔离机制不打通，难度更会明显增加。
如何解决情感和理性的脱榫？
在现代条件下，试图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解决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脱榫。
一般对现代民族的建构而言，情感是一个动力，理性是另一个动力。两者交叠，自然很完美。但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在现代世界上，各个不同状态下的民族国家，会引发具有广泛认知兴趣的各国公民发生认同分裂：譬如，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情感上非常认同中华民族，但理性上觉得美国自由一些、收入高一点。因此它很可能选择移民美国。有的网民，批评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不够爱国。这样的批评，有其情感上的理由，但在理性上说不通。因为对个人的选择来讲，他的情感因素可以永远不变，但理性的利弊计算让他不能完全服从情感的逻辑。从理论上讲，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爱国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到了地球哪一个地方都可以不变；但经济利益、政治偏好与生活方式好恶，则是随他生活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的。
情感源自生活习惯与人生经验。在一个人的青少年阶段，他所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会深深铭记在他的大脑中。这种情感之深沉，会积淀在心灵深处，不受任何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但理性总是会提示人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好，政治气候不太宽松，个人生活觉得不舒服，就会萌生移民冲动。移民从来不会是大规模的，仅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少数精英及其亲属。但精英移民过多，一个国家的优质成员明显减少，这个国家的生存危机就此曝露在世人面前。
既然情感与理性可能脱榫，那么就有必要维持二者间的张力。如果说在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时候，能够紧密连接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乃是最值得期待的；如果说很难将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有效综合起来，那么增强情感因素的作用，不失于理性的衡量，那也是值得追求的状态。假如情感因素绝对压制理性判断，那么这样的凝聚力机制就容易崩溃；假如理性衡量绝对遮蔽了情感因素，这样的凝聚力机制也容易瓦解。
现代国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或内在认同，需要把传统的情感凝聚力与现代的理性民族凝聚力结合起来。情感基础维持不变，理性上的判断可以强化，两相支撑，最有利于维护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机制。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出现情感与理性的分裂，高度明确地意识到在自己国家生活不可能舒服、不能够自由、不可能富裕、不能够惬意，那么他就会将自己认同祖国的情感与认同国家的情感切割开来，理性选择生活的国度。此时，祖国与国家就分离了。这是现代民族凝聚力的特殊结构。
让民族情感经受得起理性的拷问，是现代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构成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