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所谓的“老三届”，基本上是和新共和国同时诞生。我从小重视学习，有较强的求知欲。文革中断了正常的学习，后来进了工厂，当上厂职校教师。恢复高考后，考入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工作。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在一次路遇时闲聊，他讲他最恨教过他的中小学老师，认为是受到了欺骗。他的话使我震惊，也使我从没有放弃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实践出真知，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没有可能回到历史长河中去了解过去的教育，也没有条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只能从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从书籍中，去了解教育的实质，思考教育中的问题。我是学理科的，写作并不是我的特长，但除去我努力把问题谈出来之外，又能为教育做点什么呢？在我刚退休之时，写了这篇《我对教育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涉及到我以前写过的一些文章，想看的朋友可以来电子邮件联系。）
改革开放之前，总是讲政治是个纲，纲举目张，强调政治挂帅。记得当时在外交上由于强调政治，而拒绝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与国外交往，“政治”是闭关锁国的重要理由。今天这些过时的理念当然已经成了历史。我国也举办了奥运会，着重强调了与政治脱钩，强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政治统帅一切”的提法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由于政治统帅一切而造成的制度、政策、习惯认识等等，我们是否应该给予纠正呢？历史是不会自动中断的，我们很多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为了知道下一步如何走，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过去。今天提出解放思想，我想是指这些问题。
现在人们不愿意再提这些事情，希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追求好的物质生活，渴望社会政治稳定，尤其我们这些将接近暮年的人更是如此。回顾过去，要求得政治稳定，必须要把能与政治分离的尽可能分离开来。瘦身了党政自身，才能灵活得与时俱进，求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在教育回顾的第一部分谈了这个问题。这里不是谈政改，而是希望政治与教育分离开来，各自搞好自己。这一部分，很可能引起争论，但我认为这是关键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文章分这样几个问题：
1.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2.政治与德育和德育教育问题
3.教育应当多元化，谈对几个教育中常见问题的看法
4.对应试教育的批判
5.关于语文和外语教学
6.其它学科的教学
7.必须改革政府直接办学的体制，独立办学
8.校长和教师
9.一点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一、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我们要谈教育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教育”的概念。“教育”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抽象概念，说清楚“教育”的定义是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商讨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从常识上去理解；是从“教育”不是什么上去理解。从常识上讲，“教育”是指对公民进行的如何“做事”和“做人”的教学、教育活动。“教育”主要是指通过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服务的社会事业，当然也不排除其它的教育形式和成人对象。学“做事”是指受教育者对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学习；学“做人”的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有如何认知社会的问题，有伦理道德问题，还有满足个人修养和精神需求的问题（这方面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要重视人的精神需求》）。从“做人”、“做事”的教育目的出发，不难看出教育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教育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通过“个人”行为被规范化、文明化，由此来间接实现对社会的影响。受教育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半个世纪中，由于种种原因，“教育”的目的和对社会的作用被扭曲了，教育成了政治的工具。今天我们不能回归教育的本义，当然也不可能谈清楚如何发展教育，如何解决教育中的诸多问题。
年代稍多一点的老学校校园里都可以看到“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类似的标语是：教育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巨幅标语。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我们就重新赋予了教育的目的，改变了教育是为“人”服务的，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的教育理念；而把教育作为“革命”的一部分，把教育看成是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强调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被扭曲的教育理念也很少有人再提及，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不置可否。由于半个世纪逐渐形成的教育是政治工具的理念从没有彻底否定,长时期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观念也不可能自动消失，所以在“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形成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丝毫改动，扭曲的教育理念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依旧存在。当今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不是坚持什么“主义”的问题，而是摆脱“政治”，按照教育规律来发展自身。社会的“政治”采取何种理论，坚持何种“主义”，教育可以不用考虑，坚持教育的原本意义，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事业。
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教育”的基本目的和内容也是有公认的原则。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这个条约不可能详尽阐述教育的意义，但我们可以用来作为对教育理解的基础，教育的体制、原则应符合这个国际条约。
在教育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基本理念指导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次政治运动无不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教育工作，甚至在文革中干脆中断了学校的教育，成为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干涉教育的现象。教育具有极强的传承性，政治运动影响了几代人应该受到的教育，教育中断后的补救要费去更大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上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但没有认真清理人们在思维方式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对教育的认识就是一个明显例子。从文化传承的链条上来看，现在活跃在工作岗位上的教育工作者多数所受到的学校教育是不完整的，如果不注重自我学习，依然会自觉不自觉在这条方针的影响下做自己的工作。
常言道“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教育从来不是紧迫的问题，它对社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把上世纪前后两个五十年做个比较。前五十年，中国战乱不断，当时的“政治”根本无暇顾及教育，反而使教育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事业并没有停止发展，涌现出了不少教育家、思想家，也出现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不少人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而后五十年，国家对教育投入了大量基金，教师和学生人数激增，但教育的发展是畸形的，国民素质的发展是停滞的，甚至有所倒退。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反而要不断提出“解放思想”。当前社会产生的种种现象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后半叶的教育。今天高科技飞速发展，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然而社会是浮躁的，埋藏着邪教和迷信滋生的隐患。社会公德水准在下降，诚信的缺失制约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现象都是和教育有关的，正如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教育要发展，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首先必须检讨“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去发展教育。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情，关系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政党、政权、军队……等等。而教育是关系个人的，可以讲是些小问题，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看问题的方法。两方面的工作需要不同的群体去完成。今天大、中、小学生都是没有社会经历的青少年，他们的特点是单纯，容易激动、偏激，这批人是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去从事政治。急风暴雨的革命运动需要大批民众参与，此时鼓动年轻人投身革命可以讲是历史的需求，但在政权稳定之后，青少年应该回到校园里去平静的读书，在远离争斗的环境中去“修身养性”。政治作为人类的重要知识的一部分，那末这门知识是很难掌握的，它要涉及相当多的辅助知识。无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都不是中小学生可以简单学习一下就能掌握的。尤其这些知识不是用“错”与“对”的方法去学习，当我们让学子只接受某种“政治”观点时，或者批判某种“政治”观点时，它就不再是“知识”，而是政治宣传。每个政府都是希望政权巩固，希望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学校，要对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让学校远离政治，政治知识教学应该围绕“学术”进行，而不是强调去付诸实践。在学校中真正掀起政治热潮时，绝对无利于社会的稳定。历史上发生的学生运动，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还是红卫兵运动……，都不是促进社会稳定的。比较幸运的是近几十年里应试教育盛行，“政治”不过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从来没有师生去真正理会它，试图去实践它，教育正在摆脱政治（这是应试教育最值得赞扬之处）。青年学子精力充沛，各种政治势力常常希望能掌握这股力量，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违规”，是政治上的不“道德”。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造成社会出现“打砸抢”的混乱，就是挑动青年学子参与政治现实的后果。今天我们面临政治改革，要促进社会的稳定，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让教育远离政治。
二、政治与德育和德育教育问题
毫无问题，使学生具有道德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如何实施德育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两种规范。但“道德”与“法律”是有明确区别的，前者是非强制性的，后者是要强制执行的。道德的特点决定了德育教育的特点，它是靠“感化”，而不可能采用其他学科惯用的“灌输”的做法。除非在法律许可的范围里采用的“强制”，任何“强制”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也起不到好的教育效果。同时道德是个人应具有的品格，它不是政治的内容。我们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最容易造成德育教育的失缺。
政治是考虑“大事情”的，而德育从来都是一些“小事情”。政治问题在实施中，首先考虑的是“胜利”，而对一些枝节并不在意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政治培育的是功利思想，而道德培育的是退让、谦虚、容忍的品格。“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在一般情况下要求人们无条件去遵守；但是如果卷入政治的漩涡，往往也就顾不上遵守诚信的信条。在政治长期影响下的社会中，缺乏诚信也就不足为怪了。人们嘲笑宋襄公的“仁义”；说明“战争”和“道德”是不能两全的，战争就是政治的范畴。将德育视为政治范畴，强制推行某种“道德”，也是不可取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强行推行“德育”的一方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结果造成“以德杀人”的悲剧，造成革命频频发生。而在革命中，在战火中，无论是“天理”还是“人欲”都是顾不上的。
道德的存在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它有很强的自我传承的能力，人的道德品质的来源主要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没有必要的环境配合，道德是不可能来自“灌输”的。大多数青少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学校里生活，如果我们能把握好他们在校期间的德育教育，无疑对一个人道德观念的形成是有益的，会大大快速提升一个民族的素质。如何搞好学校的德育教育呢？这就要求根据道德的特点，在学校中建造一个较为理想的道德环境，潜移默化去影响学子。无论社会如何喧嚣，而这里是平静校园；社会充斥了功利色彩，而这里是文化至上，可以静心陶冶情操；在社会你可以去说谎，而这里说谎将受到严厉谴责。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我这里不是谈乌托邦教育，但学校的生活学习环境在道德水准上要大大超前于社会，要让学子感到学校和社会是不一样的，可以得到更多的自尊，也知道如何尊重别人。一个社会道德素质是否在上升，就是看学校道德环境与社会普遍道德环境的差距，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社会道德素质也是停滞的、下降的，说明此时的学校没有德育。
半个世纪以来，各类学校都有基层“政治组织”，小学是少先队，中学以上是共青团组织，学校都以此来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正如前述，在青少年中引入政治是不合适的，自从文革以来，这些组织的政治意义形同虚设，名不副实的组织当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效果是很差的。这些组织在学校的实际作用不过是表现了一种“强势语言”，阻止了青少年中的思想多元化。这在表面上是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实际上是埋下了思想动乱的祸根。首先，窒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普遍缺少认知和兴趣，进而对社会各种现象认识肤浅，形成了浮躁的思想情绪，成为容易走向极端的一代人。我在写此文时，正是2008年三、四月间，发生的种种现象可见我这种分析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育教育从它的特点来看，并不是靠说教可以做到，故不适宜专门编写德育教材，我们多年来中小学的德育课本不过是政治课本。古代和国外多数没有专门的德育课本，多是借助识字的过程和学习人文知识的过程来讲解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个人的道德水准需要通过对文化的学习来提高，通过对文化的领悟来获得，可以讲在中、小学，每一位教师对学子的德育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专门设立德育教师是不恰当的。为了提高学生的社会人文素质，应当在中学开设公民课（谈宪政问题），把浅显的政治知识告诉学子；对经济、哲学、法学，甚至宗教，都应站在非政治取向的基础上，将浅显的基础知识告诉学子。人文知识对政治是比较敏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学习这些知识，应当注意把握常识性和宽容精神，坚决反对极端化，反对各种学派的尖锐对立。例如把全部哲学内容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派就是没道理的，再强调只有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认识观，就更没道理了。
和德育教育直接相关的是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由于各自生活环境的不同，形成的品格可以讲是千差万别的，对学生的管理必须宽严相济，对症下药。中国传统教育提倡“苦学”，“劳其筋骨”。这些传统教育方法很符合应试教育要求，使灌输法、师道尊严、严格要求、“军事化”管理成了学校一致认可的管理方法。体罚学生的现象从没有完全杜绝，在小学和初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不严重的范围里，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家长都是认可的，这样的教师甚至可能得到“严师”的赞许。这种“不打不成材”的教育方法也成了教师不愿深入探讨教育方法的一个托词。一所普通中小学，尽量使学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应该是主要目的，有了身心健康才可以学习各种知识，正是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学校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大家更多的是看到“分数”，都被急功近利驱使，而对被动式教育所带来的后果无暇考虑。
采用“强制”的教育手段毕竟是一种被扭曲的教育，教育自身的规律希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良好的个性能得到发展，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应试教育必然是强调统一化、标准化的，这就容易增加在教育过程中师生的冲突。强制管理很容易给青年学子带来心理上的创伤，很可能对本人今后生活造成障碍。教育的效果是有滞后性的，要对一种教学措施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对学子的长期“跟踪”，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才可以得出结论。中小学是一个人正常心理形成的时期，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无疑是中小学教育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不只关系到本人的一生，而且关系到一个人对社会的正确理解，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问题。培养学生如何有一个良好的心理，是比学习点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教育内容。但无论在我是受教育时期，还是做教师的几十年里从没见过重视这项工作的学校教师或是领导，心理教育的失缺是近半个世纪我国教育的重大失误之一。见媒体讲中国自杀率是很高的，也从侧面说明了学校对心理教育是不重视的，
三、教育多元化问题，兼谈对几个教育中常见问题的看法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多元化也必然带来教育的多元化。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每个人生来所处环境是不一样的，对教育的需求也将是多样的。作为生物体的个人，智力、体力在发育成长初期不是相差太大，教育有一个大致的统一标准还是需要的。例如大、中、小学学制的划分。但是在教育上整齐划一的标准不能制订过多，这真是用得上一句老话：“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国际公约在谈到教育时讲到“教育应鼓励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坚持教育的多样性是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点。
我们制订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是必要的，但在九年之后的教育一定要坚持多样性，要让初中毕业生充分分流。要有现行的普通高中，有一年、两年、多年的职业培训学校。大学教育更是如此，要有充分的灵活多样性。同时就是在这九年义务教育之中，我们也没有制订严格标准的必要，没有统一考试的必要，各学校可以在大的框架下有一定的自由度。例如教材的供给就应当多样的。现今有一点这样的趋势，但远远是不够的。人们常讲物质和精神文明，生产物质产品一定要注意标准化，这样可以大大加快物质生产；而“生产”精神产品则一定要非标准化，坚持多元化，在文化领域坚持统一标准化就不是在发展文化，而是在窒息文化。教育相当多的内容是围绕精神文明进行的，所以讲必须要遵循文化的特点，走多元化的道路。
教育过度要求“标准化”，对教育实行统一管理，结果在教育上派生出很多问题。例如：学历认证问题；统一考试问题；特色学校问题；择校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国学问题；工读学校问题……；数不胜数。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无为而治”，而在教育上特别应当坚持这一点。凡是不直接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教育应有自己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此才算得上是遵循教育规律，教育才能得以发展。这里仅就常见的两个问题谈一下。
课堂教学是否应该联系社会实际？半个世纪以来，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是极常见的口号。中国传统哲学有“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说法，认为学习的目的应该是求“道”之路，而“君子不器”。这种脱离实际的认识是有点片面，但也表现出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认识到教育的真谛。我们成立学校，把学子集中起来，其主要目的是为“求道”打基础，义务教育阶段更是如此。我们学习数理化，重要的是把它作为“道”的组成部分，重视理论学习，从中悟出办事情、思考问题的科学方法来。当然，绝大部分学子将来要去参加工作，为他们将来的谋生考虑，我们的教学也应有相当数量联系实际的知识，要兼顾“道”与“器”的关系。但在九年义务教育中还谈不上每个学子将来在社会中的经济角色问题，这一阶段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也就是“心灵手巧”的培养。有了一双“巧手”，有能正确分析问题的能力，将来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会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在九年后的教育，在职业高中、中专、工科院校，重视学习生产技术完全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轻视理论知识的学习，生产技术的发展也需要“道”的引领，而“求道”更是教育者的职责。我们的教育应该引导青少年重“道”，要热心对知识的追求和思考；而轻获取物质的“功利”思想。在市场经济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可以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这是学子走入社会后自己会积极去做的事情。负责任的学校应该将有用的理论交给学生，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成“人”，不是让学子成“器”。
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我们的教育方针从来都是提倡为全体人民服务，追求教育公平，反对“贵族学校”的出现。但在现实中，“公平享受教育资源”从来就没有实现过，首先城乡差别就是很大的。撇开城乡上的区别，在同一城市也是做不到的。哪个城市也有几所突出的“好”学校，教师配置、资金分配都优于其他学校。“重点学校”、“实验学校”、“示范性学校”……，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巧立的“名称”。出现差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就像高档饭店和普通小饭馆必然是并存的。如果我们实现了教育的多元化，这个问题就会好得多，可以使所有学校各有其存在理由，各有其优点。但在教育统一由政府管理的情况下，追求整齐划一，希望所有学子都在同样的学校就读，不允许出现所谓的“精英学校”，这只能是人们追求教育平等的幻想。一个好的社会，现实的社会，不可能是处处平等的社会，而是充满机会，有多种选择，相互尊重的社会。
政府重视教育，首先表现在教育资金投入多，二是教育资金分配公平。为了做到这两点，最好是政府不要直接办学，专心去做好这两件事。反过来，只要政府直接办教育，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就不存在。教育管理者会以各种理由来给城市中心的学校多拨款，因为这些学校有较多的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的子女。但任何时候，发展弱势群体（农民、城市贫民）的教育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些地方实行“教育券”的制度是个不错的方法。将义务教育经费公平的、虚拟的发给每个应接受教育的学子，学生交给学校，学校再和政府兑现。这样无论是那所学校，只要是收学生越多越可以得到国家的教育资金，哪里有学生哪里就会有学校。同时国家应有计划向贫困地区，工薪层子女多的新学校额外再投点资，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至于富裕起来的阶层希望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考虑上私立学校。我们应鼓励民间在教育上投资，尽可能增大整个社会用于教育的投资。一所学校资金充裕了，就容易聘请到好教师，提高教育质量。这样的确会出现所谓的“精英学校”、“贵族学校”，出现用钱能买到教育的现象。这些没有什么不好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把“钱”投入教育，就是好事情，个人也有理由得到回报。（这方面我写了一篇文章《由英国私立学校想到中国的教育改革》，英国教育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现实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教育的差距，会有“精英学校”，但在教育理念上一定要注意平民教育，要教育学子应当高兴去做一个普通人，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教育是面向所有民众的，尊重“平民意识”是首要的教育理念。而我们的学校要让学子有“远大理想”，让学子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否认人是平等的，潜意识宣传“出人头地”的思想。这些不平等的意识是否定“自尊”的表现，是数千年专制王朝官僚意识的再现。落后的教育思维借助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应试教育下堂而皇之的存在、发展并延续着。在新闻报道中，播出少年儿童长大后的理想都是当“某某家”，上大学；从未有过当普通工人、服务员的，更不要讲当农民了。这种教育思维是不符合教育实际的，因为任何一所学校的学子绝大部分将来注定要做“普通人”。这些鄙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的教育理念，在我们这个一贯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长盛不衰，令人匪夷所思。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半个世纪的政治教育完全是空的。
四、对应试教育的批判
中国在隋唐确立科举制度后，教育的发展就步入歧途，是造成国势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这方面论述可以参考我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文章《再批科举制度》）。科举观念的遗存主要表现在社会上的物质分配制度直接与学历挂钩，用学历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又用学历来追求社会的公正。在这种局面下，原本主要是追求个人精神修养的学习问题与物质享受有了直接联系，进而与具有“强制”性的“法”有了紧密联系。例如学生作弊现象主要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动用警力来维持考场秩序是不合适的。再如，一些家庭为了使子女能上大学，将户口转到一些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指责的是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这些都谈不上是违法的问题。
社会中的各项事业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教育，但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没有必要去做企事业人力资源的“猎头”。“学历”应当是而且也仅仅是学校的“品牌”，学校以此来标明自己的“产品”规格，是没有权利要求社会一定要承认的，社会对某个学校学历的认可程度，反映的是社会对这所学校的肯定。如同某公司生产的产品不能垄断市场。读了书，受了教育，薪金收入相对多一点，这种局面必须是靠社会和市场自然去形成，而不能依赖政府的权力。发放毕业证书是学校自己的责任，最多是一个地区联校的教育行业组织去颁发。学历归政府认可，也侵犯了学校在文化领域的发言权。在现实中，不同学校的毕业证“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政府控制学历的认可，侵犯了高质量学校的利益。政府控制学历认可权，是为了实现对教育的垄断，使学制缺少了灵活性。同时也使民营学校和公立学校失去平等竞争的机会，阻止了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士进入教育界，阻止了民间资本对教育的投资。同时在大、中、小学的教学中考试泛滥，严重干扰和扭曲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形成了“应试教育”这一顽疾。
中国文化是比较注重讲“等级”的，应试教育就是为在人群中划分“等级”而服务的教育。应试教育是少慢差费的一种教育。应试教育早期起源于统一高考制度，继而蔓延到中考（考高中），成了大、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形式。为了高考，几乎所有高中都将原本计划三年的功课压缩到两年完成。措施是尽可能减少非统考科目的学习时间，再就是利用寒暑假“补课”。这种只突出高考学科的教学甚至从小学、初中就开始了。这种教学方式直接产生的影响就是偏科，不少对青少年成长十分有用的学科被忽视了。在中学，历史、地理、生物、美术、音乐等学科对今后要走向社会的青少年来讲，是比外语、数学、物理等学科重要，但并不是为学生前途着想的教育体制，将这些“副科”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另一个违背教育规律的是对学子动手能力的培养。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我们一是要锻炼“智力”，二是要锻炼四肢的灵活，而应试教育基本上完全忽略了后者。教学是围绕考试转，一部分课程不重视；另一部分也只是作为“敲门砖”，考试后也就丢掉了。一个青少年，在中小学耗去了九年或十二年的时光，真正从课堂上得到有用的知识却少得可怜，根本谈不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般人受了十二年中小学教育，大概也只有四成的收获。造就了一大批“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做”的误自己、误国家的无用之才。如果再考虑上应试教育对青少年心理的伤害，应试教育对青少年的危害实在太大了，终结应试教育是今天“救救孩子”的呐喊。
应试教育所以长盛不衰经济层面上的原因就是“垄断教育”，继而利用“垄断”进行寻租，所有出现的教育腐败莫不是“寻租”现象的败露。而应试教育利用传统文化意识给“寻租”找到理由，给教育管理部门，给学校，给一些教师带来“名利双收”。为了考试成绩自然就会产生各种“费用”，补课费，目繁多的教辅材料费，考试费，以及择校费，复读费……，这些都成了教师、领导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一生也就这一次上学机会，几乎是学校要钱家长就掏，也无怨言，仿佛遇到山大王打劫。回想我在教学第一线时，每每向学生要钱，都十分愧疚。从经济角度上看，这是典型的强买强卖的搭售行为。
五、关于语文和外语教学
语文教学是中小学最重要的课程，学时也安排最多，但收到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使不少大学教师呼吁在大学理工科也开设中文课。语文学科是与文化最直接产生联系的学科，它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教学效果不好的原因比较复杂，除去应试教育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上的原因；中文从文言文转为白话文之后，从外来文化引入了标点符号，引入了语法，但需要有一个认真吸收，逐步完善自己的过程。由于战乱，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中文现代化改革的工作没有完成就终止了。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很快转成了政治革命运动。不是很成熟的语言自然会造成语文教学上的无所适从，例如文言文在现代语文中应有怎样的地位？如何规范文字使用等等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中小学语文教师能解决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一个自身重要原因是偏离了语文教学的宗旨，作文最忌是“跑题”，而中小学语文教学就常常“跑题”。这主要是受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影响，没有把语文首先看成是传情达意的“技术”，而不是思想课。例如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教学中，不是学习作品如何“表现”社会现实和人的情感；而是重视表现了什么思想意识。在学每篇文章时，常常要总结出“中心思想来”，无形中将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如果在语文教学中摆脱不了“为政治服务”的羁绊，语文教学自然是事倍功半，也看不清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语文教学由于受到种种干扰，教学效果比较差，直接影响了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这里有一个不太被人注意问题。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大家要重视语言的规范，要彼此尊重，注意记述现实的逻辑性。但我们众多的语文教学课时常常被用来欣赏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美文”，做一些“文字游戏”。诗词、文学作品是需要学习的，但它不能培养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而容易让人不求甚解，不去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世界各种语言文字的特点不是可以简单说清楚的，汉语本身就有不重视“逻辑”，而重视情感，重视文章的华丽的缺陷。同样是受政治决定一切的影响，中文被看成是最完美的语言，容不得提出改革。中学语文教师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被忽视了，教学中往往追求文章的“感染力”，而忽视语言的本质。甚至赞扬学子的“巧言令色”。由此，社会上盛行说大话、说空话不也有语文教师的责任吗？
我不是学中文出身的，但从我个人的感悟上看，我觉得语文应该拆分。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集中力量把语文作为“工具”来学习，重视文字的意义和各种文章的规范写法。在高中阶段，任何一个教师对学生的任何“写作”（如回答各种问题）都有在语文层面上监管的义务，要指出在应用语言文字上的优缺点，如指出错别字，要求书写规范整齐，条理清晰。同时进入高中后开设文学课，把文学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学知识来学习，学习如何陶冶情操，而这门课课时比现在的语文课要大大减少。要做到这一点，师范大学每个学科的学生都要将汉语作为必修课，要将语文功底视为每个中小学教师的重要基本功。
外语原本是中学才开设的课程，现在有蔓延到小学，甚至学龄前教育的趋势。世界一体化进程在加快，重视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学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要从语言的学习规律去安排外语教学。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首要任务是“管”，并不是热心为教学服务，外语学习变成了“难为”学生（也包括其他知识分子）的手段。学位确认、毕业、就业等都与外语成绩挂钩，根本不考虑工作上是否真正需要外语。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学术等完全值得汉化，如重要的常用计算机软件就实现了汉化。同时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在总人群中毕竟是少数，没有必要每个学子都去认真学习外语。为了外语“过关”，全国大中小学生都为外语学习付出大量时光，耗时而无效果，的确是个浪费，值得教育管理者深思。
从长远角度上看，世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趋势是存在的，重视外语教学，最大面积普及外语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要搞好外语教学，就必须遵循学习语言的规律去组织教学。语言按理在所有学科中应当是最容易学习的，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学会，学不会语言何谈学文化。而在大中学生中，外语让大多数学生感到困难，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外语环境”。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习外语之后有反复使用的机会，否则会随学随忘，学习效果是极差的。我们大多数学校实现双语教学是不现实的，但要尽可能创造学外语的环境。如在学校里布置外语标语、格言；定时进行外语广播，办外语校报，上演外语文艺节目等等。现在每座学校都在学外语，而重视外语环境的学校是不多见的。同时外语学习不适宜用考试去督促，而是鼓励学生多使用，不怕出错。例如语法就不需要严格要求，允许在外语中夹杂汉字，不严格要求发音准确，等等。总之要想让学子学会外语，必须让他使用外语，喜欢外语，否则学外语注定是要失败的。应试教育的学习方法很容易使学生厌恶学习，“厌恶”对外语学习来讲是致命的。用应试教育的方法进行外语教学，使很多有可能掌握外语的学子反而厌恶外语。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改革：在中学阶段开设英语课，但要求程度要降低，课时要大大缩减，只是给学子打好继续学习的基础。大学阶段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提出学外语的要求。为满足广大学子学外语的热情，可以在大中小学开设外语选修课，把学外语的主动权还给学子。同时国家应尽可能创造学外语的环境，应有廉价浅显的外文报纸出售，如同各地的晚报。暂时不能提供良好学外语环境的学校，对学外语的要求一定要降低再降低，要注意保护学子学外语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小学和农村学校。
六、其它学科的教学
要单纯从教学上谈应试教育，比较成功的是对数理化的教学。数理化知识的学习是比较难的，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易于用考试的形式督促学生学习。数理化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抓紧这方面的教学符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与政治联系不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话语，重视数理化教学也反映了教育工作者摆脱政治的一种努力。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与数理化教学比较成功是有联系的。但这种成功付出的代价从教育角度来看实在是太大了，应试教育也同样给数理化教学带来负面影响。应试教育使学生缺少创造力，我们可以培养出好工程师来，而缺少有开创性的理论家，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一个明证。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当今活跃在工商界领军人物中，在学生时代数理化成绩很突出的并不多。尤其中小企业家在学生时代的“好学生”是很少的。另一方面，这种应试教育中的数理化往往脱离实际严重，所学知识不过是上大学的“敲门砖”，上了大学如果能继续学习，则学子这一生还学了点科学知识。如果是没考上大学，或上大学不再接触数理化，这个学子在中学数理化方面的学习并不成功。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相当多的学子来讲，数理化教学效果远不能令人满意。
人文知识教学，也就是文科教学，或者讲社会科学知识教学，其中的经济学和哲学知识被安排在政治课中。这些知识拿来直接为政治服务时，它的知识性就大大缩水，不少对社会的认知就被曲解了，同时不少重要的人文知识教学被删减或遗漏，如公民常识和宗教常识。政治课和历史课在应试教育的状况下，“标准答案”成了最强势的话语，容不得不同看法，是直接禁锢思想的一种做法，违背这些知识的教学规律和目的，所以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基本上是失败的。现实中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但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文革中学生对教师的武斗现象就是失败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现报”。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四五十岁以降的人群，最缺少的就是社会人文知识，说明了我们在政治历史学科教学中的失败。当前教育正在从“政治”的阴影中走出来，高考理科取消了政治考试，应试教育又使学生不重视政治、历史的学习，现存的政治课教学除去浪费学子们的时间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真正的社会人文知识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几乎成了空白，成了当前教育中最困难、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曾经在历史教学中试图摆脱以政治历史为主线，但试验没有几天就无疾而终。教育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很困难的，恢复人文知识的传承很可能是长期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发展基础是“功利”的驱使。不是由于教育搞得好，提高了公民素质的结果。这种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不仅缺少持续力，而且隐藏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当前改革急需理论指导，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如同大地震过后，我们没有建筑师，也没有合格的瓦工，面对一片废墟而不知所措。
学校的美育和体育教育应该是中小学教学中最重要的两方面，体育锻炼人的体魄；美育陶冶人的情操，关系到每个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内容上不少是重复的，多年来我们的教育重视为政治服务，而不重视教育的本质，也就顾不上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应试教育下，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往往停留在各自专业水准上，而忽视教师的多才多艺，不重视教师的美学基础，使学校缺少足够的美育教师。我所在学校音乐教师以自己有喉疾为由，从不给学生上声乐课，十几年过去，几任学校领导都从不过问，真令人感到困惑。我所在学校是省级示范性中学，由此可看出“美育”已经到了怎样一个不被重视的地位。美术和音乐并不是“美”是什么的简单问题，而关系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它对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功近利的。当人们不懂得“美”，看不到“美”，社会就会远离文明。今天小品、相声的兴盛，低俗文艺充斥舞台，所反映出的问题是民族素质的降低，是中小学美育教育的失败。
重视学生的体质锻炼这是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的，然而在应试教育中，体育课常常成了紧张学习中的“放松课”，体质素质和体育技巧的提高都摆在很次要的地位。客观来讲，现在的中小学要重视体育也存在不少实际问题。例如大城市里的中学几乎没有标准四百米跑道，体育活动场所不足是普遍问题。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影响到体育教学，都是独生子女，无形中学生人身保险系数大大提高，略需吃苦或略有危险的体育活动就很难开展。在这种局面下，认真去做体育教学工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这些现实的问题需要研究，但必须改变应试教育的局面，学校才可能真正重视体育。例如现在的物质条件就完全可以向“空间”要活动场地。我所在学校有个礼堂，虽然不“豪华”，但也遮风避雨，完全可以开展室内体育活动，由于校领导怕增加管理工作量，就长时间锁起来，当临时仓库。学校有了空教室，也不积极去使用。没有调动个人积极主动性的体制，不可能使学生受到好的体育教育。
七、必须改革政府直接办学的体制，独立办学
应当实现政事分离。改革开放以来，工、农、商业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做法，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这一变革使工农商业获得蓬勃发展，极大刺激着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改革，近几年出现了“教育产业化”的争论。“不能使教育产业化”成了看上去很有理的口号，但是经不起推敲（为此我写了《教育产业化问题》一文，对这个问题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多年来各级学校主要是由各级政府机关直接管理，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依附在国家财政上的“教育”大军，同时还存在一个脱离教学第一线的教育管理“行政大军”。
政府直接管理学校，从经济管理角度上看，具有“计划经济”所有弊端：浪费大，效率低，人浮于事，缺少创新，工作缺少主动，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等等。由于我们的教育由于几乎全部被“国有”所垄断，在一种模式下办学，缺少比较和鉴别，问题常常被掩盖。学校教育是缺少一个“硬性”指标的（经济成本），其种种“计划经济”的弊端更是突出。教育是需要由国家来投资的，由此产生一个容易被错误理解的地方，认为教育理所当然要由国家来统一计划和管理。这里忽略了出资和管理是两个问题，国家出资办教育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远不等于学校要成为国家政府的下属部门。恰恰相反，学校只有游离于政府直接管理之外才能真正办好教育。政府直接管理和垄断教育也是不符合社会政治常规的。例如政府组织高考，逻辑上讲考分不够的学子是“政府”剥夺了他上学的权利，而任何一国的宪法也不允许政府剥夺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行业显得生机勃勃，也常伴随产生一些弊端，由此不少人认为物质生产行业可以市场化，而教育是不能的。这种认识恰恰没有注意到教育的特点。教育的本质是直接为个人服务的，它和社会其他方面最少直接关联，它不同于物质生产。例如没有铁矿，就影响钢铁生产，就影响铁路等等一系列建设；而一所学校的教育如何并不会牵连其他学校的教学。教育也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一吨钢材甲工厂获得，乙工厂需要就得另外去找；而甲乙同时学习识字，并不会产生你得到知识我就得不到的冲突。同时教育是透明度极高的事业，并不容易形成垄断，容易获得社会的监督，社会公众舆论很容易对一所学校的“好坏”做出评价。例如家长们瞪大眼睛注视着中小学，关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快会被指出来，“假冒伪劣”在教育行业是难以藏身的。从学校的这些行业特点来看，学校是应该最有条件实现“政事”分离，独立办学，甚至可以“放任自流”的。
我们的学校绝大多数是国家事业单位。国营企事业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管理，这和我们国家的产生历史有很大关系，革命战争取得的胜利，使各级领导迷信军队的管理方式，早期的学校领导不少或多或少都有在部队的历史。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之后，又开始迷信机械准确无误的运转，要求每个员工成为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不仅实施这种管理意识，一度把此作为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种管理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提倡“岗位”意识。而教学工作是不容易“分工明确”的，这种管理方式在学校很容易产生人浮于事的现象，管理效率低下。我所在学校领导时不时楼上楼下去检查教师是否在办公室，让教师感到可笑。学校的工作不同于生产流水线，不可能实行类似工厂“计件”制的管理方法。学校领导必须调动起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才能做好工作，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甚至可能挫伤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班主任都有比其他教师较高的津贴，这种差异使其他教师没有了教育学生的主动性。学校是整个教育行政管理链条的最下游，就是校长也没有太多的自主性，但学校又是做实际教育工作的场所，这种行政式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压制了优秀教育工作者发挥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给平庸的校长找到滥竽充数的可能。
学校的教师工作是比较辛苦的，多数也是比较自觉的，现实中真正对教师实行“管理”的是“应试教育”。学校流行“分，分，学生的命根”；岂止是学生，也同样是教师的“命根”，甚至是学校的“命根”。应试教育不仅伤害了学生，同时在心理上也造成对教师的伤害，一些对教育满怀热情的年轻人，被学生一时的考试成绩低搞得不知所措，对前途充满迷茫。“应试教育”在行政式教育管理上是需要的，它是“外行”教育管理者的有力武器，是“应试教育”长盛不衰的又一个原因。
教育管理部门经常下发文件，敦促教师们去学习，不停发放各种学习合格证。常理来讲，不断学习新知识是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素质，教育管理者是不需要去督促的。教育涉及面非常广，每个教师对新知识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靠上级行政命令是无意义的。我在学校的校长、书记、副校长分别到美国、台湾、香港去参观，我想至少回来后要在全校大会上谈谈感想，但是无一人在会上谈及，更不要说写篇两地教育之比较的文章了。出境不过是打着“学习”的幌子，公开去旅游而已，连一点表面文章都不用去做。领导自身如此，能认真重视教师的再学习吗？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体制，使相当多的事情都是“名”、“实”不符。人们都习惯了这种虚虚实实。教育上很多应该去做的事情，有多少是认真去干了呢？那样多的教育“政绩”，有多少是真实的呢？看一篇文章讲“政府制造的麻烦远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在中国教育上，这一点是尤其突出的。
信息技术发展迅猛，要想能驾驭它，必须反应快而灵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有体制最差的“软肋”。资金的管理人员和需要资金的办事人员常常不能协调，掌握“财权”的人对新事物的出现反应迟钝。我们的学校因为是公办的，信息技术设备是上级主管部门投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开始添置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学设备，到现在更换有四、五代之多。被淘汰的电子设备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其中有不少设备是根本没有用几次，有些甚至一次没用，其浪费是让人吃惊的。究其原因固然有电子技术发展太快，淘汰频繁的原因，但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新技术的出现，领导自己不去抓紧学习，也放不下“架子”虚心听教师的意见，只知道盲目听从上级的安排，在表面上做足文章。这种体制下，对任何教学设备重要的不是你要用来干什么，而是先争取到手，向上级要资金是最主要的。一个很早就退休的教学管理人员在闲聊中说“谁能糟践国家的钱，谁就能当稳校长”。这话听起来违背常理，然而国有企事业不都如此吗？国家的钱你不积极主动去要，错过时机，上下埋怨，你能坐稳位子吗？
信息技术发展了，到处使用上了计算机，但并没有减少学校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减少他们的工作量，文牍主义更严重了。各种表格在网络上“乱飞”，动不动就要求打印各种表格，打印种种“废话”。而且字体要求大，行间距要求宽，丝毫看不到当前资源紧张需要节约的现实。不少人反对教育产业化，我疑心这些人不懂一点经济，只会大手大脚花钱来给自己“创造业绩”，不知体恤工农创造财富的艰难。信息革命对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教学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管理都要发生变化。教育要现代化，首先要有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体制，否则，只会有教育现代化的外衣，而不会有实质（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信息技术对中小学教学的影响）。
八、校长和教师
政府直接管理学校，形成了一级管理一级的“官吏”体制，选拔校长取决于“政治”的需要，取决于领导的“好恶”。在这种框架下，很难将热衷于教育，又有能力的人选拔为校长。在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作为学校，在社会经济链条上主要是“消费”，缺少创收的压力，所以学校常常成了政治运动的先锋和试验场，学校领导职位成了政治运动中的“奖励品”。为了突出革命目的，常常不考虑“学校”的特点，将一些低文化的干部，甚至工人和农民委派到学校当领导。这种现象在文革后有所改变，但由于依然没有分清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从体制上没有摆脱“政事”分离，所以“外行领导内行”基本上是行政体制办学的一个规律，当上学校领导的常常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热爱、关心传承文化的佼佼者。我所接触到的中小学领导多数在文化上是平庸的，就是在应试教育中也不是能干的教师，在行为举止上也难谈是“做人”的表率。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领导或多或少也要接受市场的这只“手”的检验，而教育一旦被垄断，一所学校得到一个“好校长”的可能性太小了。而校长的领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缺少好校长的学校是办不好教育的。
在我了解的众多校领导中，也有少数是比较称职的。有一个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多年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基层中小学工作，临到快退休才遇“明主”，当上省示范性高中的校长，但没有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他当上民办中学的校长，利用大城市里初、高中分开办学的机会，办起一座全市最好的初中，一所变相的“贵族学校”。类似这种退休后去办学的教育工作者不少，其中不少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行政体制办学是无法遴选校长的，堵死了“能人”显示才智的机会，也“剥夺”了民众对校长进行评价的机会。仅此一点，靠行政办学是不会有作为的。如果能使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后者不会比国营企业改革时的情况好多少。
关于教师的职称制度。在行政体制办学的情况下，对教师的管理以及对业务的评价也随之级别化。文革后确立的职称制度不过是军队军衔、干部级别制度在知识分子中的延续。教师从事的专业是复杂多样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确立统一标准的“职称”，教学业务的评价完全可以将“权力”下放给学校，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建立灵活的、动态的、宽容的评价体系，便于工作，也尊重教师个人。但因为是“行政”办学，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很自然有了职称制度。这种制度在对教师的评价中，是需要把“服从”放在第一位的。教师、教授、讲师、助教，这些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称呼”成了“管卡”知识分子的工具。这种做法的确有效控制了教师队伍，但挫伤了教师主动工作的积极性，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中国传统意识上将从事教育工作视为人生“一大乐事”。今天教师对待自己的职业有“靠薪金谋生”的一面，同样也有个人追求精神修养，主动传道授业的一面。而后者才是文化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础。职称制度否定了这一点，用物质利益诱使知识分子追功逐利，主动去做“功利”的“奴隶”。靠“功利”心比较重的人来传播文化，是不会将文化完整、准确传承下去的。
中国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很快形成了“应试教育”这一独特的风景线，同时也成了“顽疾”，这和职称制度的存在是相互呼应的。教师凭学生考试成绩来获得“职称”；上级用考试成绩来评价学校；学校用职称管理教师。教育的真正实质，学术的价值，都被最简单的“数字”（考试分数）掩盖了。行政官员不可能同时又是学术上的佼佼者，但通过这些简单的数字，通过用“职称”实现了对教师的管理，实现了“外行对内行”的管理。
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职称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并没有起到激励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作用。有识之士，包括行政领导都深知这一点，实行职称制度的结果基本上落到“论资排辈”的俗套中，基本上是凭学历和“熬年头”来评职称。同时评职称中的形式主义也往往成了弄虚作假的温床。由于这种职称制度和行政级别是有紧密联系，到头来这种制度成了增加政府冗员的制度，教育经费不少要去养“闲人”，从经济管理角度上看，职称制度是一个没有效率，浪费财政资源的人事管理体制.，同时也是一种无聊的制度。
我熟知的一位中年教师，对电子技术十分熟悉，在几十年里，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完全跟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进步，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从矿石收音机到彩电、电脑，同步提高。中学里是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重点中学对青少年电子技术基础操作能力的培养应该是科技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由于这项能力是不容易组织考试的，在应试教育盛行的情况下，有组织的科技作品制作活动基本上在中学是绝迹的。这位教师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也没有评上高级职称，在物理实验员的岗位上工作。他每日沉溺在网络上，和网友们交换着计算机技术，做了一名网络“大虾”（网络语言，意思是这方面的能人），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位置。学校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管理混乱而低效，这位教师是学物理的，按理也与这项工作有联系，不知何故他不能去做这件工作。现在分析，“官本位”式的管理从不是以如何把事情做好为出发点，而是维持不可“越位”的基本准则，学校有这方面的专科毕业的教师，他也就只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从这位教师，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如何抹杀一个人的才智，职称制度是如何无效管理着学校。
如果讲不可“越位”，也不尽然。我所在学校有一个校工，只有初中文化，但头脑灵活，看到了这种教育管理制度的“软肋”，利用自己一点点会吹号的技能，在学校组织管乐队，虽是工人职称但干的是教师的工作。工作很轻松，不少高级点的训练都是另聘专业人员。由于是独自负责一部分工作，还时不时得到点额外的好处。反过来，学校有三个本科毕业的音乐专业教师，都有中级职称，却无人插手这件事情。有两个都拿着职称工资去干省心的杂事，看不到对自己专业的喜好。错位如此严重，一所学校搞好教学岂不成了怪事。校长任用一个人，常要考虑到他不能超越自己，这种“武大郎开店”的管理，能做好工作吗？
职称制度存在种种弊端，教育主管部门总是提出要改革。但在政事不分的体制下，政府办学体制下，教师的地位是个说不清问题，和所有国营企事业遇到的问题一样，人事是个棘手的问题，有很多复杂的劳资关系无法处理。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教师没有必要成为公务员，也没必要类比。教师的薪金可能来自国家财政，也可能是民间资本，但大家政治地位是一样的，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工人、普通工商管理者、各类服务人员也都是一样的，应该都是一个“打工者”。由于教师工作有更大的“通用性”，选择工作地点就存在比较大的自由度，这一点和医务工作者类似，是“自由职业者”。工薪阶层在社会中属于“弱势”，如何维护教师自身的权利，广大教师应当有所思考。每学期开学教工会议上，我们的校长反复重复的话就是：我们要实行“评聘分开”，不好好干就考虑你的聘任问题。我想，最应实行聘任制的，首先应是“校长”。劳资问题关系到每个教师的切身利益，改革必须要慎重，作为教师应该拿出自己的智慧来，积极主动推动这项工作。
九、对教育改革的思考
教育改革是复杂和急迫的，长时间形成的教育方式和体制会因为惯性而继续前行，这是一个矛盾。尤其改革要触及一些人的实际利益，不考虑到这一点，会使教育上的改革，这一原本文化上的事情，容易变成物质利益分配的争夺，使教育的目的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在“吵架”的状态下，只有对各自既得利益的维护，而是不会有教育的真谛。我主张在认识上要先行，在行动上要渐进。教育改革最难的是人事制度的改革，我十分同意“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中老年教师依然按照原人事制度处理；中年教师新旧制度各半；对青年教师则完全放开，采用新制度。这样随日月推移，自然实现改革。对于不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改革，完全可以加快步伐。我对教育的改革总结出19条，线条很粗，并不是成熟的东西，只是一个方向，是离开教师岗位的幻想，我现在有了做梦的条件。
(一)实现政教分离：
1.学校不再是政府有关部门管辖下的一个“单位”,而是独立的办学机构。
2.减少对各种民办学校的限制条件和审批手续，要为自己出钱上学的学生和投资教育的人提供方便。
3.政府对教育主要是监管，所设立的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保证对教育的拨款，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防止国有教育资产的流失。在教育理念上把握基本的国际准则，防止极端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教育，教育不能为政治服务。
4.对学生的考试、考察和毕业证的发放，以及招生，都属学校的自主行为。学校对在校学生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价，政府保护学校的这些正当权利。
5.学校实行校长责任制，公立学校校长应公开招聘，应聘校长应在当地报纸申明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好学校的措施。
6.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应注意招收附近学生就学，学校、家长、教育监管部门和社区负责人要定期联系，共同商讨教育中的问题，同时通过媒体对学校教学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
7.政府应每年公布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和对学校的拨款情况。政府给每个学龄儿童发放有价“教育券”，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办学经费。公立学校要定期在当地报纸公布办学经费支出情况。政府应该每年提高教育经费的支出。
(二)关于教师
8.应该恢复教师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教师不再属于国家干部。
9.教师的工资待遇和聘任期限要由教师和学校协商决定。工资待遇主要以按劳取酬和年功长短决定，取消凭职称领取薪金的制度，职称主要是一种“名誉”。
10.凡是有师范大学本、专科学历，或在主要注册学校已经任教三年，本人提出申请都应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简化颁发教师证书的手续。教师有义务和责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11.在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下成立当地的教师联合会，维护教师权益，协调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建立教师间的友谊和互助。
12.学校应鼓励教师在生、老、病等个人问题上自助，同时主动为教师办理养老、疾病、失业等保险。
(三)关于教学
13.国家仅制定教育总纲领，鼓励学校具有各自的特色。
14.允许出版和使用深浅不一，侧重理论或实践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书。
15.成立民间学科协会，对教学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
16.除去义务教育阶段，学制应是灵活多样的，本科、专科、高职等没有法定的意义，使用“连续受教育年限”的提法。各种学位由学校决定授予，同时也仅仅是一种名誉。
(四)关于招生
17.各级学校间应建立良好的信誉关系，招生以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招生情况要在当地报纸公布。
18.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主要以就近入学为主，当地政府有责任对此进行协调，十六岁以下少年儿童的失学是政府的责任。
19.成立不隶属于学校和政府的服务性考试公司。该公司对学生通过考试做出公正的学科评价，但没有强制通用的意义，同时向学校和个人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保密和公正是公司首要的职业道德，同时避免成为垄断性行业。
结束语
诗经有语：“知我者，为我何忧；不知者，为我何求”。退休了，这里只是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做一个了结，余生也就少些牵挂。物理学家帕斯卡说过，“人是一根芦苇，很脆弱，但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我一生喜欢物理，很感谢物理学对我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