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关系学界的“两张皮”现象因何而起

本次会议缘起于美国学者杰夫•柯根(Jeff Colgan)在著名的《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来自研究生训练的迹象”(Where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ing? Evidence from Graduate Training)的论文。柯根在论文中批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生的教学和主流学术期刊的发表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认为学者们应当通过机构和教学改革，将理论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重点，而不应过于偏重实证导向和定量模型的研究。

无独有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也面临着理论建构与政策实践之间日益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一方面，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议尚未有定论;另一方面，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还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已引发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辩论。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两类学者之间彼此抱有偏见、难以对话已众所周知：政策研究往往被等同于判断国际形势，入行门槛低且缺乏专业性和独立思考，有过于追随官方政策的学术投机之嫌;反之，理论研究则被批评为言语晦涩，为概念而概念、脱离现实。外交学院的林民旺副教授毫不讳言地指出，偏见根植于两类研究在目的、重点、方法和旨趣的差异。理论研究所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性问题，寻求以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宏观现象，以思考为乐趣。政策研究则着眼于具体的国别或地区，注重以“移情式的人文体验”理解具体问题的特殊性，以逼近真相为要务。

尽管国际关系中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有着迥异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前者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而后者力图进行“复杂的综合”，但在现实中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在拥有“旋转门”机制的美国，不乏小约瑟夫•奈、康多莉扎•赖斯这样将理论与政策融会贯通的学者和外交官。那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的“两张皮”现象又源自何处呢?

在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执其牛耳者大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甚至著名的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美国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还曾经共同主持过“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项目。然而，国际关系不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也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却在理论建构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缺乏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被视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水平滞后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缺乏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学者参与政策制定和外交运作的机会寥寥，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低。

中国社科院徐进副研究员通过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学术争鸣，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造成“两张皮”的症结所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争鸣围绕着三个方面、十一个议题展开：第一个方面涉及中国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包括时代主题、国际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中国实力与身份、中国外交目标和中国外交原则六个议题;第二个方面关注中国如何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三个议题;第三方面聚焦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主要围绕如何构建“中国学派”以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两个议题展开。

上述学术争鸣中有九个议题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相关，学界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呈现为四种情况：第一，中国政府推出的新政策塑造学界争鸣的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的学界主流;第二，学界不同的理论、观念和建议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选项;第三，决策者因有意改变现行政策，主动选择与其一致的学者观点来证明新政策的合理性;第四，与决策者不一致的观点，即便是学界主流，也不会导致政策转型，但会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阻碍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独特的“政主学从”的学科发展模式，决策者对学者的影响力更大。这一模式的产生，既是由中国外交政策依赖小团体决策+专业精英主义进行决策和执行而形成的相对封闭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育不成熟所造成的，主要表现为大学学者和智库专家分工不明，并且缺乏足够多的、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类智库。

二、弥合“两张皮”需要研究、教学、实践的三环相扣

自十八大以来，从创立“国际安全委员会”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再次发力推动外交转型，给人以“政策意外”层出不穷之感。对此，复旦大学张骥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已超前于理论发展，表明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理论、政策和人才三方面的供给不足：

在理论供给上，中国学者需要回答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崛起在国际社会中是特殊性还是一般性的现象，中国的古代智慧能否适用于今日现实等一系列问题。

在政策供给上，一方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有不熟悉内政的先天不足，对国内政策决策中的政治权力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削弱了政策建议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受政府导向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过于重视对策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尤其是近十年来出现了国别研究的式微，在研究方向上存在着重领域、轻国别，重大国、轻小国，重外交、轻内政社会的偏差。学界的理论功底不坚实、掌握信息不充分制约了政策研究的能力。

在人才供给上，国内高校的学科设置中，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分家，也未能传承“一本书(阅读经典)、一国文(精通外语)、一支笔(勤于写作)”的优良教学传统，缺乏知己知彼的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实务的人才。

因此，改善国际关系学界中的“两张皮”现象，需要从研究、教学和实践三方面共同着手推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良性循环。

在研究方面，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所长刘鸣研究员、复旦大学任晓教授等资深学者们强调，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必须不断往返于理论、历史和现实之间。理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历史和现实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必须回到历史和现实中加以检验，完全脱离现实的理论缺乏生命力。青年学者们则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在摸索沟通理论与现实的各种方式。有的学者主张，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回应当代的新事实、新问题和新政策，但也要避免忽视基础理论和长期问题，在知识型理论的研究上应力求客观，而在行动型理论的研究中则需体现国家利益。有的学者则专注以实证检验的方法推动理论假设的完善。也有学者采取“现象驱动、困惑先行”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特殊性现象来推进理论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加强预测研究着手实现理论与政策的结合。

在教学方面，青年学者们致力于从内容、方法到目标着手来改善当前国际关系教学中存在的经典与前沿隔离、规范与实证隔离、教学与实践隔离的现状。他们认为，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兼顾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前沿，而且应立足于国际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实，引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逻辑学、统计学等相关基础学科的课程和教学力量。在教学方式上，则应从传授知识为主的介绍型教学转向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并鼓励学生们学以致用，为其创造更多的在国际组织等实务部门实习的机会。在教学目标上，国际关系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在夯实理论基础、钻研问题领域和专攻国别方向之间实现有机结合，以精深的专业知识、崇高的职业理想、远大的政治抱负、广阔的国际视野、流利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务实的实践能力为目标，才能在学者和外交官之间自如地切换角色。

来自复旦大学的任晓教授和陈玉聃讲师还特别强调了加强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在建构基础理论上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国际关系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应用性学科，有较强的现实关怀，但原创性理论较少，而回溯思想史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不仅沟通古今，且能中西互鉴。任晓教授提出，目前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最为薄弱，需要加强研读中外经典原著，尤应重视《论语》、《盐铁论》等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政治智慧，并将其纳入到教材之中。

在实践方面，任晓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春研究员基于参与外交实务的亲身经历，探讨了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之间的区别及其互补之处。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外交政策的实践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都以国际事务为对象而有内在联系。从事外交实务的一线人员本身就是外交过程的一部分，他们熟悉情况、经验丰富，但是忙于应对日常的具体事务而欠缺思考和总结。相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工作者对具体的政策过程了解有限，但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得以对以往的国际事务进行细致的分析总结和理论抽象。目前，中国已在积极尝试让外交官和学界进行双向交流和实践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也可以通过召开政策咨询会、参与外交调研等多种形式促进双方的互动。

中国迅速崛起所带来的繁重复杂的外交事务，对学界的智力支持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除了在制度层面形成“旋转门”之外，也需要从事国际关系的学者在国内的外交政策决策和国际议程的设定两方面都强化参与实践的自觉意识和能力。为此，学者不仅需要增强对中国外交实践的自信，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对中国已走在现有理论之前的实践创新加以合理、有效的总结;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学术反思，进行严肃、深入的“冷板凳”研究，从而为中国外交提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

此外，国际关系学者的实践方式并不仅局限于成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囊。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李开盛研究员认为，国际关系学者的实践还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维度，即成为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有专业性、批判性和责任性。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面对的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等诸多热点问题上，在媒体和民间的舆论热议中不乏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有简单主义甚至反智主义的倾向，其突出表现就是对各种利益争端动辄寻求诉诸武力，对意见相左者动辄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因此，当前急需有国际关系学术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以专业的分析、大众化的语言，引导民众全面、理性地看待国际热点问题，通过营造理性的舆论环境从而间接地服务于政府的外交决策。

此外，随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量企业、民众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国际关系知识的需求也日益上升。国际关系学者可以通过为企业、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服务，通过举行讲座、研讨会和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方式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三、“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西方经验提炼而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分离是“两张皮”现象最为核心的问题。那么，为适应中国的外交需要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就意味着另起炉灶建设“中国学派”?“中国学派”是否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显然一次研讨会并不足以让学者们达成共识，但在辩论中迸发出不少思想的火花。

黄仁伟研究员认为，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内学界已从以往单纯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迈向了新的学科建设阶段。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建构呈现为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由外交部等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和推动的官方主流话语体系，致力于形成服务中国外交战略和实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二是主要由国内学者推动的学院派路径，在改造和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用和转换西方概念来阐述

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涵与外交实践，并对官方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由战略界、军事界和学术界共同探索将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加以现代化，寻求一种古为今用的建构方式。这三条理论建构路径各有所长，而青年学者则应博采众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深化、拓展并逐渐实现三者的融合，最终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形成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刘鸣研究员则认为，当今世界的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前所未有，而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这一新现象时存在着诸多不足，显示出理论的苍白。目前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已不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需求，亟需改进理念和方法，培养出思想先进、理念创新的战略决策者和外交官来引导中国的外交。这既需要保持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独立性，也需要强调政策实践的重要性。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尤为需要从中外经典中汲取思想，以摆脱权力政治的思维桎梏，并有意识地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已有的国关理论之中，而不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范式。

有此同感的任晓教授尖锐地批评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教条化现象。在他看来，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普遍化的陈述。如果现实中出现了不符合理论所陈述的“例外”，即对理论提出了反诘，就需要研究者对理论进行反思并进行修正。如此，学术研究才得以发展。但是以往中国学界在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尤其是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几乎被三大主义格式化。这种机械照搬西方话语的学习和研究模式，凝固了学者的思想而导致理论创新的停滞。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有自主意识以“跳”出西方理论的窠臼。

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学科和理论的崛起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当前，中国正日益崛起于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产生的大量新问题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和推动力，必然会出现随着中国崛起而崛起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目前，“中国学派”还是一个努力的目标，但其形成只是时间问题。

但也有青年学者提出，中国的国关学界在致力于建立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仍需继续探索这些新理论或新范式在概念体系、表述方式和思想资源上的普适性问题。2015年，《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世界权力的转移》、《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和《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等著作和论述在不约而同地问世，意味着中国学者已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尽管这些著述都是强烈的中国关怀的产物，但是作者们在理论构建上采取的研究路径和汲取的思想资源各有千秋。有的学者将解释国际关系中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范式革新视为“中国崛起的知识维度”，而有的学者则侧重在吸收和批判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话语和经验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以超越西方理论体系的束缚。因此，“中国学派”是以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新理论范式为目标，还是以致力于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己任，仍有待学者们通过不断地的讨论和研究让答案水落石出。

也许，本次研讨会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一点清晰的共识——学术研究应当恪守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在当前急躁浮夸的环境中，青年学者尤应坚守人文精神，进行走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超前思考，超脱现实利益制约的研究才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才能为维护国家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