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民国灿烂若星河的教育家群体中，郭秉文因其迭荡起伏的教育人生，让人唏嘘、令人感叹：一方面，他是民初学成归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回国伊始，即广泛联络新教育社团、充分运用现代报刊媒体，培育新教育的“公共空间”，广泛传播新教育理念，推行新教育实践，思想与行动双管齐下，很快成长为民国新教育界引人注目的明星式人物，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教育的国际代言人；另一方面，当他正处于事业顶峰时，一场易长风潮却让他无端卷入政治漩涡，并被迫远离国内教育界，从此中国国内教育界难以再见他的声音与踪迹（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他还努力为中国教育代言）。这种巨大落差，难以在其他教育家的身上重现，因此，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其始也兴，其亡亦速”的独特景象。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位行动大于思想的人，所留下的系统大部头的教育论著并不多，其教育思想火花更多是一种实践性总结，散见于民国早期的各类教育期刊中。因此，长期以来，郭秉文这样一位很早就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其声音与踪迹却淹没在历史巨流中。迄今为止，除了郭秉文重要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史》等少数论著再版外，还没有一部收罗全面的《郭秉文教育文集》或《全集》公开结集出版。多年来，除了少数受他当年栽培的桃李外，其思想与业绩并不为其他后来者特别重视，有关研究亦多属纪念性的回顾。近十余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已有学者专门深入地讨论其办学的实绩与思想，并有专门的“郭秉文教育思想讨论会”召开①。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郭秉文的研究，仍多集中于郭氏本人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成就，尤其是其办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实绩方面，而对于郭秉文与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关联，鲜有全面的论述，仅有少数论文提及其与国际教育界交流。要想全面准确理解与把握郭秉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色与地位，学术的视域仍有待进一步放宽，只有将其置身于民国教育界之中，从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把握。

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只有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的教育大变革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地位与影响。张灏先生曾专门论及１８９５至１９２５年前后三十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体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主体———知识阶层出现。① 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界活跃的年代，正处于张灏先生所言转型时代的后半期，郭秉文深度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因素———新式传媒、学校与知识阶层的建设中，尤其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知识人。只有充分理解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的意义，才能充分认识郭秉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同时，笔者亦认为，郭秉文并非凭借一己之力来谋求中国教育的新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里，有一群像郭秉文一样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知识人，共同谋划中国教育的新生。因此，只有将郭秉文放置于这样一个群体中，从群体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所思所为的特别意义。换言之，需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场域”之中，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所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或者一个构型（ｃｏｎｇ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说得更为直接一点，“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在思考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的关系时，始终要考虑到以郭秉文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网络”问题，注意考察郭秉文师友关系中的地缘、业缘诸要素，并要围绕现代传媒（如《新教育》杂志）、新式社团（如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式学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和郭秉文时代的南高与东大），放宽视域，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转型的各种网络中，通过郭秉文所思、所言、所行，来探讨其与对民国教育界多重关系，来把握郭秉文在民国早期教育转型中的角色、作用与地位。需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一篇小文是无法对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作一全面论述，本文所能补充的，只是就前人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几个侧面，诸如民国教育界何以成为一个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场域”？郭秉文何以能成为民初教育界的中心人物，背后的资源何在？其办理南高东大，除了实际业绩外，对近代中国学术的派分等“虚”的一面影响若何？１９２５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当作何评价？对于前人研究相对比较丰厚诸如郭秉文的教育思想与办理东南大学的业绩等问题，本文则多作为背景作简单的引述，不再重复展开了。

二、媒体与社团：郭秉文与民初新教育界

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年代（１９１４—１９２５）正是中国现代教育界转型的关键时代，中国教育界面临的主要难题，正是新旧、中西并立与竞争的问题，正如当时教育家程其保先生所总结，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隐忧：新旧两势力的冲突；大小团体的冲突；真伪是非的冲突。［１］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教育转型关键时期，为各种教育的思想试验提供了难得的交锋机会与实践舞台。一大批抱“教育救国”理念的新知识人，充分运用清季以来现代报刊新媒体的新阅读空间，广泛地宣传与鼓吹新教育运动，其中留美归国学生为主体创办的《新教育》等新媒体更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为各种教育理念发布与实践总结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亦使教育的新理念得以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回应，使得一批留学归国的新知识人很快成为影响全国的教育公共知识分子，这一个庞大的群体为“新教育界”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可以说，民国早期，也是现代中国教育家群体迅猛成长的一个阶段，大都从这一时期开始推行其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民国教育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本人所讨论的主人翁郭秉文。

１９１４年郭秉文即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即被南京高师校长江谦聘为该校教务主任，因此由外而内全力投身于中国教育界，很快在中国教育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并成为其中十分活跃的教育家之一，个中原因当然离不开① 张灏先生对“转型时代”的表述范围有前后略有调整，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载《二十一世纪》总第５２期，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２９－３９页。）将转型确定为１８９５—１９２０。几年后，他在《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载《新史学》第１４卷第２期，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１－４１页。）修订为１８９５—１９２５。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６９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追求，此外如果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分析，还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教育理念及其毕业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郭秉文毕业的学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所大学正被誉为世界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机构，这所师范学院对中国新教育运动影响极为深远，有研究者称“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控制和指导”。［２］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随着哥伦比亚大学一批留学生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回国，很快传入中国，并迅速在教育界、思想界占据支配的地位，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新教育运动”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的改造和实践的训练、重视思维在教育中的突出地位，这些对中国新教育的影响尤其深远，成为当时其弟子们在中国不断宣传与实践的金科玉律。更为难得的是，他是留美第一个留美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民初崇尚西学的世风下，他的这一身份也为其在民国教育界大展拳脚提供了一个巨大便利。

其二是郭秉文回国之初即得当时教育权势影响极大的社会团体———江苏教育会的支持。郭秉文回国后即担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并于１９１８年正式提升为南京高师校长。此外，他还同时在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基会等教育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很快成为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中十为活跃的教育家。众所周知，江苏教育会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相当重要的社会团体之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极为深远，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甚至称江苏教育会为清末民初为影响中国近代教育三大枢纽之一，其影响力更是“主导全国教育界”［３］。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教育界的舞台，背靠江苏教育会无疑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因子之一。此外，他亦为一虔诚的基督徒，与中外基督教教育团体关系密切，而民国早期教会在中国教育界势力大、影响广。如，１９２１年夏北美教育团体会议决定组织教育考察团，后英国加入，派出教育家来华考察，并邀请国内华人教育家参与其中，受邀请的大学校长只有两位，即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与南开校长张伯苓，个中缘由，除了南高的办学实绩与声誉外，亦与郭秉文的基督教身份有关。郭秉文兼具本土与外来两种人际网络资源于一身，这在民国教育界并不多见，这些因素无疑为其很快成长为民国教育界的中心人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当然，郭秉文之所以影响于民国教育界，根本还在于他的教育理念与行动体现了时代的脉搏，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正成为当时中国新教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呈现出以下的特色：

（一）倡导自由主义的新教育思想民国肇始，共和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逐步推行，新旧教育激烈冲突，尤其是袁世凯上台后，推行尊孔读经，一时旧势力颇具声势。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在教育界广泛接受。郭秉文走在时代潮流前列，与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一道，推行教育民主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的新教育理念，积极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倡导共和国民的道德建设，在教育实验中引导新科学方法的应用，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教育合拍的现代教育。在新教育运动中，郭秉文成为其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

郭秉文在归国初期，即撰写完成《学校管理法》一书，全面论述学校管理的原理体制和训练方法，其目的首先在于国民新道德的推行，建立起与共和新制配套的管理教育方法，积极推行共和国民的教育。归国初期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专题演讲中，明确呼吁教育家自觉地承担起培养国民新道德的重任。“夫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巩固民国之基础。非当今吾教育界之惟一大问题乎？共和国民不当以刑威，不可以法制，而宜以德道之。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道德之国民乎？是故当今吾国之教育家，如不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民国之基础也，则亦已耳。否则，此惟一之大问题不能竭尽心力以解决之，将谁负其责，而谁任其咎也？”［４］共和国民教育新理念，成为郭秉文一切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出民初中国社会转型对教育思想领域新的时代吁求，成为现代中国新国民教育的先声。郭秉文共和国民教育思想，在他办学的主要阵地———东南大学得到极大的发扬。

过去学术界有一误解，将东南大学的“学衡派”纳入保守主义的派别。其实，学衡派对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等现代性的政治观念并不排斥，相反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作为郭秉文办事东南大学的主要助手、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就先后在《学衡》上发表《共和国民之精神》和《杜威论中国思想》等论文，对于科学与民主等理念抱有和《新青年》一样的热情。刘伯明认为：“新文化之运动，确有不可磨灭之价值”，对于五四运动的原因和意义也有真切的认知，他说“五四运动”是“激于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为之舒展，自古相传之习惯，缘之根本动摇”，其意义在于“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声，日益喧聒”，结果使得社会发生“激烈之振荡，而后能焕然一新”。进而，他提出与五四运动相一致的“共和精神”，提出“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并主张共和国民应当同时具备自由和负责任的精神，即“余观之自由必与责任合，然后有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意任情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相系，则分崩离析，而群体迸裂。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军国民之训练而非民治也。”［５］显然，这些思想与郭秉文是一致的。此外，郭秉文对当时引入西方校友会制度时，亦借机发挥其国民教育思想，特别倡导“合群”精神，他在南高校友会杂志中提出“人者能群之动物也，其群或大或小，要必有共同之精神贯注弥漫于其中，夫而后其群可以强固，而遂其滋长发荣之能。学校者，亦群之结合也，故其盛衰兴废亦惟校内共同精神之有无强弱。”［６］“立会宗旨在崇尚情谊，砥砺道德研究学艺，修练才识，培养坚强之体魂活泼之精神。”［７］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浸润着共和国民教育精神。

学界共知，郭秉文新教育思想的主要源头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郭秉文从杜威思想中汲取较多的是以下两点：一是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美国大学与社会结合的思想。郭秉文曾多次强调知行合一论，如对于道德教育，他提出“非独知之且宜行之，是谓知行合一。”［８］８９１９１８年，他在南高提出“本校训育采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９］５４－５５同时提醒“吾国今日教育最后之一个重要问题不可不特别注意者，曰教育有关系于受者之生活问题也。”［８］８９暑期讲习所，一直是郭秉文所倡导的，他１９２１年在演讲中专门提出：“大家利用这机会，得新知识，并且大家可以讲道论理，把许多专家集合在一起，犹如一个总发电处，将来分布于各地，则是各个之发电池。”［１０］４ 等等，不时均可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子。在实际的办学中，郭秉文将杜威的教育思想转化为“三育并主”的办学方针。在南高师担任教务主任时，郭秉文就曾协助校长江谦制定了“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日后在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更将其不断完善，他主张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使学生“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和“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１１］

在推行新教育运动中，郭秉文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留学美国拥有新理念的教育新锐，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任教的学人，就有陶行知、陈鹤琴、孟宪承、廖世承、郑宗海等，这些新学人能聚合于南京高师，多缘自于郭秉文的新教育思想吸引。陶行知就是一例，早在１９１６年夏天，陶行知在与郭秉文接触后，服膺于后者的新教育理想，在美国期间就急迫地想尽早回国协助郭秉文工作。陶行知后来如愿进入郭秉文领导的南京高师，并被委以教务主任的重任，从此，陶行知渐渐发展成为新教育运动重要领导者。

（二）组织新教育社团，广泛联络教育界

郭秉文时代影响最大的新教育团体当属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出现是在新教育杂志社与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１９１８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中华新教育社”，并创刊《新教育》杂志，郭秉文被推举为几个主要的编辑之一，与刘伯明、陶行知、朱进一道成为该刊的南京高师编辑代表。该刊前后三位编辑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主要作者群陶行知、俞子夷、蒋梦麟、郑晓沧、胡适、陈鹤琴、郭秉文等，均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有学者统计在《新教育》杂志上发稿５篇以上的作者共３１人，其中哥大师生占总数的４５％以上，因此可以说，《新教育》杂志是留学生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同仁杂志”。［１２］该刊先后发行过“杜威号”、“孟禄号”，宣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阵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份杂志与南京高师关系尤其密切，不仅三位主编中有二位出自南高，主要作者群中大半亦出身南高，作为南高校长的郭秉文正处于哥大毕业生与南高同仁的交集点，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更是他人难以企及。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源头之二是实际教育调查社。郭秉文倡导“教育事业之改进，不能凭玄想与空谈，非先实地调查，洞察现状，严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无从进行。”［１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１９２１年夏，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７１郭秉文与当时中国著名的南北教育家严修、范源廉一起发起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社”，并积极推动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来华从事调查事宜，设计的范围包括：教育行政机关、各种学校、教师训练、学校经济、学校设备。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为联合国内新教育各机关，郭秉文与蔡元培、黄炎培诸先生一道促成实际教育调查社与新教育共进社及新教育杂志社合并改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郭秉文当选为九名董事之一，与当时著名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宸、袁希涛一道成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层。事实上，中华教育改进社很快成为继中国教育会（１９０２年）、中华职业教育社（１９１７年）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民间教育团体，出版发行《新教育评论》杂志，建立更为广泛的教育网络。《新教育评论》宣称其创刊宗旨在于：“根据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评论教育思想与实际两方面之问题，以谋教育之改进。”其办刊的方针：“（１）批评本国现时教育上之政策；（２）建议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３）介绍和批评外国最新的教育制度和学说；（４）报告各地教育调查的结果。”［１４］显然，这种新教育批评空间的建立和新教育实践的推广，对于民国新教育界的成长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新教育社团与媒体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高潮期相当重要的两大支柱，郭秉文都深度参与其中。

新教育的推广与普及是民国初期中国教育的时代追求与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时代教育的引领者，郭秉文对职业教育尤其关注。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日刊的发刊词中专门论及教育发展方向，他指出：“若今日国家社会之纷扰，则生计之压迫为之总因。根本补救，惟在职业教育。如裁兵问题，失业问题等，无不与职业教育有关。”［１５］在第一届苏浙皖赣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时，郭秉文聘任审查委员，提出两条标准：一有教育的价值，包括有创作之精神、美术之观念、技术之改良；二应社会之需要，包括增裕生活、有益社会。［１６］这种总结与提升职业教育的标准，引导社会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同时，郭秉文亦对教育普及十分重视，１９２０年他即在南京高师开办暑假讲习所（即假期学校），目的就是要利用假期的教育资源，以提高在职的中小学老师的素质，实现教育的普及工作。他亲自为学员上课，还邀请北大胡适、陈衡哲等名教授来校讲课，学员人数多达千人以上，遍及全国１７个省份，影响广泛。今日留下的《南京高师日刊》等珍贵的史料，就大量刊载南京高师暑期学校的消息。其后，南开大学等大学也跟进，相继开办暑期学校。在担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校长期间，他充分利用大学的雄厚师资和办学条件，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推广工作。为推广平民教育，郭秉文还义务举办“昆明学校”、“明夷小学”，为城市平民和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为推广农业改良，他利用南高和东南大学农科雄厚的师资力量，义务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不仅进行了一般性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还重点进行优良品种的改良推广，并引领其它学校跟进。同时，他还以东南大学位于上海的商科大学，坚持举办商科夜校、商业实习学校、补习学校，多为免费或近似于免费的义务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国早期极为活跃的教育家，作为媒体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对于许多社会文化热点问题，郭秉文多能从教育民主化（普及）等新的角度来谈及特殊的意义，如对于当时国语统一问题，他从教育家的立场出发，看到其巨大的教育普及意义，因此专门演讲推广，“推行国语用注意字母，使不识字的识字，教育可以逐渐普及，实在是很重要的。”“统一言语是强国的一种要素，而教育普及则更为重要。”［１０］

三、考察与交流：郭秉文与国际教育界

作为中国留学美国并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教育家，郭秉文认为知识无国籍，科学无国界，一个民族欲使自己的民主文化永立于世界之林，还须去陈布新、融合中西，创造和发展新文化。因此对于展开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他尤其重视。回国之初，他自觉地承担起介绍欧美教育新理念、新制度、新方法的任务，利用著述、演讲、报告等方式，向中国教育界翻译、介绍西方的制度等。同时，受政府与民间教育团体的委派，他先后多次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将国际教育经验带回中国，供国人参考。更为难得的是，郭秉文充分发挥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的优势，主动联络美国著名教育杜威、孟禄等思想家教育家来华考察中国教育，对中国当时兴起的新教育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郭秉文在国际教育界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成为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代言人。可以说在民国早期的教育界，郭秉文在打通国际与国内教育的联络渠道方面，发挥了当时其他教育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出国游历，考察各国教育

教育史专家田正平教授已考察出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间，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教育考察人员的统计情况，其中１９１４—１９２３年间就多达１４次［１７］１７１－１７２，其中郭秉文参加了其中重要的三次。

根据现有的材料，郭秉文开始系统考察欧美教育的制度现状，是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４年夏，受江苏教育会的委派，郭秉文学成归国之前，与俞子夷、陈容等在美国与英国进行教育考察，考察内容涉及范围广泛，重点在新的教学法应用方面。回国后，他将考察各国教育情况向教育界报告，为国内教育的变革提供国外经验的借鉴。他曾在江苏教育会作专门演讲，系统比较英美德法等国的学制，提出教育界应集中关注于改良课程、开展儿童卫生、改善学校经济三个“共同关注点”。［１８］通过教育报刊与教育社团，他即时将欧美教育家的重要思想与动态等信息传播到国内教育界，其中重点引进、实践推广教学法，尤其是道尔顿制。

第二次是１９１７年１月８日至３月，历时两个月。受教育部的委派，出任教育考察团团长，率领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成都高师校长韩振华、武昌高师校长张渲、江苏教育会长黄炎培，以及实业家聂云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余日章等赴日本、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回归后重点推广职业教育。

第三次是１９１９年３月８日至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受全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及各省教育会的委派，与陶履恭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他们广泛游历欧美英、美、法、意、瑞和日本，考察各国教育状况，每到一地，则与当地教育界谘询，“其关于教育事件，则载之笔记，用为他日讨究之助。”此次访美期间，他先后调查檀香山教育概况、访谈美国教育局长克勒士顿博士（Ｄｒ．Ｃｌａｙｔｏｎ）、考察美国教育会议的缘起与事功等。他特别注意到美国近期日益兴起的职业教育，关注了美国教育家倡导的教育宗旨之一是“预备将来谋生之法”，重新理解美国教育宗旨与生活的密不可分［１９］，这为他们大力倡导杜威等美国教育家的思想，提供了实践的背景。

在日本期间，他与陶行知一道，会见日本教育家与主持教育官员，重点访问日本文部省教育调查会，重点考察日本教育改革进步之举。［２０］并且将日本教育考察的报告刊登于国内教育媒体，指出日本近期教育改革进步表现在以下四点：初等中等教育之科学教授大加进步、体育加意讲求、女子教育之增高、推广职业实习教育。［２１］其中不少内容成为中国新教育仿效的目标与方法。在日期间，他促成了杜威访华计划的落实，此事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深远。回国后，马上整理将与各国访谈成果，向教育当局提交报告，除演讲外，还发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系列考察报告，汇列刊布以供国内教育界参考，为中国新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郭秉文的国际教育考察与报告，成为对照中国教育与国际先进之间的重要尺度，他撰文专门指出：“自欧战起后，世界各国对于教育咸起疑问，以前之方针，是否符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之需要，无不希望在此改造期内，详慎研究，俾无遗憾。”由于中国今日教育的改革，不唯关系中国前途，而且因人口众多，教育方针制定必然影响世界，因此他提出中国教育变革要密切注意英美教育界这一动向，“我国教育上之政策，亦应注意是否适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如其未敢自信，则于教育上之改革，宜应极力研究。”［２２］有鉴于此，他其后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国民教育以及增设国立大学的倡议与倡导学术研究，

（二）邀请外国教育专家来华考察教育，谋求中国教育新进步

民国早期是国际教育界来华考察的重要时期，据田正平先生的统计，民国早期（１９１３—１９２２年）外国来华教育人士来华考察讲学多达十次，其中主要是美国（占其中八次）。［１７］１７６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杜威、孟禄、罗素等来华。

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家来华的推手在民间，当时影响极大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郭秉文等留美归国学生则发挥联系、接待、陪同、宣传等的全程工作，对中国新教育的推进起了积极参与的作用，其中杜威与孟禄的来华更是与郭秉文直接推动相关。杜威先生自１９１９年４月至１９２１年８月来华对中国十余省进行教育考察，并在华发表二百余场演讲，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初动议并邀请杜威先生来华的正是郭秉文。当时机缘巧合，郭秉文正受教育部的指派，前往日本考察教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７３育，正值杜威先生在日本游历，于是当即邀请杜威先生到中国来，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给胡适的书信即称，“今日接郭秉文先生的信，他说到日本已经见过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并不是帝国大学的交换教授，不过游历的时候带着演讲是了。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２３］

事实上，郭秉文一行到达日本第二天即与杜威先生接洽，得到杜威先生首肯后，一方面代表中国教育界与母校美国哥伦比亚校方协商杜威来华事宜，另一方面与国内的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接洽接待事宜，郭提出由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三方代表共同邀请之法。［２３］３４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拥有郭秉文、陶行知等众多弟子，亦是新教育运动的重镇，自然南京高师是杜威来华讲学行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对于郭秉文的促成之功，有教育家如此评价说：“公为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甚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２４］

其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同时身兼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的孟禄来华亦有郭秉文之功劳。在２０年代，全力推动孟禄博士在华的主要机构为实际教育调查社。如前所论，该社发起人主要由当时中国资深教育家严修、范源廉、袁希涛、张伯苓及郭秉文等组成。郭秉文因与孟禄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孟禄曾专门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作序给予高度评价，自然联络孟禄来华的实际工作就由郭秉文来担任。孟禄自１９２１年８月来华，在中国展开实际教育调查，先后历时４月，对于中国教育的批评，引起社会巨大反响。郭秉文亦在不同场宣扬孟禄的教育思想，他借孟禄之口，重申“中国教育发达最大之障碍，为不良之政治。”其后他进一步申论：“孟禄此言，可谓药石。政治与社会事业，休戚相关，决无废其一而举其它之可能也。故政治不良，教育实无从发达。近年教育界，鉴于政治活动之罪恶，又尊职业之精神，多专力经营教育，目光悉注社会事业，以政治活动相戒。驯致政治之黑暗愈增，而己所从事之教育亦被其害。经此番孟禄博士之提撕警觉，教育家当不忍再漠视其参加正轨的国家政治活动之天职。遇重大政治问题，当本其纯洁之意趣，缜密之思考，发为正当之言论或行动，为社会倡导。至于盲目的奔竞，或仕途之觊觎，则与教育家职业的精神相背驰，自不取耳。”［２５］

显然，对于教育与政治的思考，正是郭秉文时代中国教育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此外，郭秉文利用其师友关系，说服其导师孟禄先生同意由“国际教育会”每年派遣教育专家来东大讲演或开设讲座，使郭秉文领导下的南高—东大的国际学术交流活跃，“几成为东西文化、学术交流的热点，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演、讲学，几乎必来南高、东大。”［２６］

（三）代表中国教育界，活跃于国际教育舞台

万国教育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教育界决定在纽约成立组织万国教育会议，作为了解国际教育之间的补充。郭秉文很为敏感，即时将《万国教育会议》宣言等教育资料翻译成中文在国内杂志刊登，贡献于国人［２７］，培养教育上的一种开放学习的风尚。正是由于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巨大的成就和影响力，郭秉文亦被国内教育界推举为国际教育舞台上的主要代言人。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６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万国教育会议。这次万国教育会议出席者有６０国之多，中国政府与民间教育团体十分重视，推举郭秉文为首席代表出席大会，并提交《中国代表团报告书》。在离开中国前，郭特别指出这是国民外交的重要举动，他在上海商科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此次参会目的在于传播中国近年教育状况，报告中国教育的进步。［２８］开幕之日，郭秉文即发表主题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应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演说，因主旨鲜明，态度诚恳，颇获好评。［２９］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世界教育联合会”［３０］，他当选为二位副会长之一，这是中国教育界在国际得到极大肯定的一件大事，陶行知先生称：“到会者实有五十余国之多，而我国代表，竟得此荣誉，实为空未有之举。”［３１］７月２日，他在万国教育会议太平洋组上专门发表《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的演讲，进一步倡导和平教育理念，提出具体的方法为：“所谓交换教授、交互留学、交互参观、交换出版社物、发起合办教育事业、增加外国文明之课程、研究国际问题、培养大同主义之精神，以及组织万国大学联合会皆是。”［３２］

在２０世纪二十年代，郭秉文连续三次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的副会长，成为中国教育界在国际教育界舞台上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亦为中国教育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较高的声誉。即使因１９２５年东大易长风潮而被迫离开中国教育界后，他仍在美国创办华美协进会，７４ 　教育学报２０１４年努力传播中国的教育与文化。可以说，在１９２０年代的国际教育舞台上，郭秉文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主要代表。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一批象郭秉文这样的教育家矷矷于中外教育交流，通过人员的外联内引，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引入中国，推动中国新教育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亦将民国初期中国教育改造成一个开放的、具有现代性、国际性的“场域”。

四、郭秉文与“双峰对峙”下的南高学风

如果就教育实绩而论，接办南京高师和创办东南大学毫无疑问是郭秉文教育事业的高峰。郭秉文筚路蓝缕，将“寓师范于大学”理念变成现实，创立现代中国第二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并成功将美国的大学模式引入中国。在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他长袖善舞，在军阀割据、教育经费奇缺的年代，成功地将东南大学办成与北京大学齐名的国立大学，二者之间形成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大学特有“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如有研究者称北大与南高的学术文化之争称为民初教育界的“蜀洛之争”［３３］，这种现象对民国教育学术影响深远。

学界对郭秉文执掌东南大学的曲折过程及其思想已有相关深入的研究①，这里笔者认为，要认识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还须从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场域”出发，采取比较的视角，将郭秉文所创办的南高—东大与北大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注意这两所大学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学术风格的竞争与交流，从更为长远的时段中，才能真切把握郭秉文对民国教育界的影响力。因此，这一部分笔者有意简略郭秉文办理南高－东大的实际举措，而重点分析他与南高学风形成的关联，及南高学风对于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东南大学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中国学界迅速崛起，并成为现代中国学术重镇，毫无疑问与“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息息相关。郭秉文办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是个人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自由的教育思想分为向内与向外两个向度：向内而言，即对于学生的教育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其要点为：一是在教育目的上崇尚个性主义，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典型的表现在学生训育方法上，１９１８年他提出六条原则：利用天性之原则、触发统觉之原则、引起趣味之原则、应用暗示之原则、选择思想之原则、养成习惯之原则。［９］５５当然这种对内自由的教育方法，他是有限度的，特别是从过去严厉管理制度过渡到学生自治时代，“其过渡当以渐，庶无放纵扰乱之虞。”［８］９０

就对外而言，则主要是教育要脱离政治，即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学术自由，要求学术超然于政治和宗教，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和教学研究自由；从总体上看，郭秉文担任校长期间，一度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学校远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渐渐趋向政治上的保守，对于２０年代国民党势力的日益扩张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作为第二个国立大学的东南大学，与第一个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区别主要有二点：一是与北京大学效仿德国模式不同，东南大学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二是东南大学崇尚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而北京大学力主新文化。两所大学地处南北，办学风格迥异，学术风格上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东南学风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北大新文化一起构成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学术格局，影响深远。东南大学创办后，郭秉文对于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有引导之功，其办理东南大学理念中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大学与社会协调的平衡，即“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也就是“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和“国内与国际的平衡”。［３４］

其中对于中西文化，他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应当作更深入的研究。在郭秉文的倡导下，一方面，校园内涌现出了史地研究会、学衡派、国学研究会等校园人文性学术社团，出版发行《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等新报刊，广泛地传播人文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在郭秉文的大力吸引下，创办于美国的留学生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也转移至东大校园，其成员如竺可桢、胡刚复、杨杏佛等进入东大，倡导科学研究。① 除前引冒荣先生专门著作外，其他还有校史类朱斐主编的《东南大学校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等，拙作《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１９９１—１９３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亦有论及。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７５这种聚合人文与科学于一炉的办学理念，日渐催生于强烈的南高学风：朴实刚毅的学风、中西文化兼顾、人文与科学相融。

３０代中期，南高学人自己就对郭秉文时代的学负进行总结时，将其归纳为：保持学者的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３５］显然，南高学风的形成，正是郭秉文“四个平衡”教育思想在南高—东大开果结果的表现。就整体而言，南高学风的形成多少有直接针对北大学风的深意。新文化派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全国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以群体运动的方法提倡文化，并在全国的青年中引起巨大共鸣。① 当时东大的学衡派对北大的新文化派的提倡新文化（尤其是新学术）的动机与方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动机而论，梅光迪称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他认为：“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３６］就方法而言，学衡派尤其反对新文化派用所谓运动群众的方式，运动青年学生传播伪学，认为这种学术平民化的趋势只会导致学术文化倒退：“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供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党徒，无所不用其极。”而事实上学术之事则多依赖于少数个人天才大师，“故倡学大师，每持冷静态度，宁守而有待，授其学于少数英俊，而不汲汲于多数庸流之手，则误会谬传，弊端百出，学术之真精神尽失。……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职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的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３７］针对北大新文化派的活动，梅光迪提出真正学者的标准：“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３８］柳诒徵其后专门撰文，批评当时者多专营“术”而忽视“学”，并对当学者产生之法进行分类，“学者产生地有两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而自居于最高尚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见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３９］根据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将学者区分为二类，前者难而不显，后者易而实惠，批评锋芒所向，尤指北大新文化派胡适一系有术无学。学衡派诸人对北大新文化派学风的批判，得到东南大学史地系学生的极大响应，他们批评说：“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浮浮在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诸学，亦仅及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故他们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促进实学之研究”。［４０］学风的出现实际上表明一所学校传统的形成，若从人员构成而言，则形成所谓“派”。

正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有人回顾总结说：“国内大学，大都有一种传统观念，故每一大学，有其特殊之系统。近之所谓‘北大派’、‘师大派’、‘东大派’、‘高师派’等等，虽为不幸之名词，但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一种之事实。观念既深势难得彼此融会之利益。”［４１］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地缘与派分，造成了二十年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南北两峰对峙的格局。自南京高师成立以来，北大南高（含东大）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重镇。在学术风格上，东南大学持其所特有的古典主义风格，倡导文化民族主义，逆北大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潮流而动，独树一帜，在学术文化上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成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形成轨迹十分类似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聚结。如果说北大“新文化派”派的出现与蔡元培的用人之道不无关系，那么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出现与郭秉文的办学原则和刘伯明的引进人才有直接渊源。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原则，聘请陈独秀入北京大学，陈独秀招引胡适到北大，从而形成北京大学内的《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群体，并引导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同样，郭秉文以“四个平衡”为办理东南大学的基本方针，尤其注重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既注重大学里的人文与自然两大学科的平衡，又在引进西洋文明的同时，注重提倡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刘伯明聘请梅光迪入东南大学，继而梅光迪招引吴宓，并主持《学衡》，进而形成与北大新文化派抗衡的学术文化派别。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北大与南高在学术上的分歧，给世人留下学分南北的印象，其中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与学术研究理路诸方面，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和整理国故中的南北异趣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证。两所大学倡导的文化风格相异，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新潮》为主的杂志提倡新文化，而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人以《学衡》、《史地学报》为中心提倡古典人文主义。

正如美国学者傅乐诗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关系时称：“大学造成了各团体的结合；大学为此结合提供了大部分的参与者，并给他们同样的社会地位和影响。”［４２］张其昀后来在台湾华冈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时，回忆北大与南高竞争的这段历史，作过这样的比较：“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有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南高则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提倡正宗的文化。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一字，一般译为经典，南高大师们称之为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学期间，正当新文化运动风靡一世，而南高师生，主张融贯新旧，综罗百代，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神，俨然有砥柱中流的气概。南高北大成为民国初期大学教育的两大支柱，实非偶然。”［４３］这多少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北大东大并称，还在于二者同为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其分歧也只是在“新”之下的分歧，决非所谓“新旧”之分可以概括得了的。

事实上当时南北大学的学术文化之争，集中反映出当时学术自由的一面，正如《新教育》评论说：“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袖，自动的领袖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议论自由之养成之。‘大学学问自由’（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之主张已成为欧美先进国学问之大宪章。”［４４］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南北两大学之争，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派系之争的先河，３０年代初《大公报》就有一评论：“民五以前，教育界原无党派之分，从事教育者，共皆纯洁自守，孜孜以熏陶青年为职志。别无利用青年之念产，更不杂些政治意味。民六以后，北大声誉日著，渐有笼罩全国之势。当时东南学阀，虽在地方暂露头角，隐操学权，而与北方之北大领袖人物尚能保持协调，维持南北策应之局面几及十年。”［４５］虽然话语中充满了国民党上台后对郭秉文与江苏教育会的诋毁之意，但也部分反映了民国十余间年中国南北教育学术的基本格局。事实上，五四新文化之后北大与南高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合作协调的一面，这当是理解当时多为南方出身的知识界复杂多面的关系一把钥匙。

的确，在探讨北大、东大学风竞争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还有一大批教授学人不曾参与学派其中，而游移于派系的门户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尤其二者同为民初倡导新教育运动的两大主阵地，无论其成员的籍贯、地缘，还是教育理念，均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只是到了北伐以后，南北大学地位转换，时人回首观察此段历史时，往往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分歧，以致留下南北学术完全对立的印象。郭秉文时代塑造的南高与东大，与蔡元培时代塑的北大，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代表，其学术风格与地缘派分影响及于整个民国时期。兹举一例来说明，１９６２年胡适在台北去世，社会各界纷纷撰文纪念，南高毕业生张其昀回忆说，１９５４年他出任台湾“教育部长”时，胡适曾对南高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４６］胡、郭二氏一谐一庄，语及“南高”、“北大”及“门户”等语，实牵涉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的一桩公案，即民国时期北大与南高－东大－中央大学风的歧异与竞争。这一史实影响到１９４９年以来学人对海峡两岸学术文化走向的评价，其中曹聚仁所言颇具代表性。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曹聚仁就有一观察：“过去三十年的‘世变’，真是伟大，其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７７波澜之壮阔，比法国大革命、苏联大革命还要奇丽些，从文化的波澜，好似今日的中国大陆，乃是‘北大’系的天下，而台湾则是‘东南’系的世界，因此，学衡派的思想正在左右草山的风雨。”［４７］姑且不论曹氏所论是否确切妥当，其所揭示的“北大系”与“东南系”则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界不可忽视的两支重要力量，而二者的形成正是在郭秉文主政南高之际，因此可以说，民国早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离开了郭秉文，实在是无法厘清的一段历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讨论郭秉文与南高学风的形成关系时，不能简单地将南高学风的形成归结于郭一个人的贡献，而旨在补充说明，作为校长的郭秉文如何在办学方针与人才引进等方面对南高学风形成所起到的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郭秉文被迫离开中国教育界后，南高学风使得他的影响力能长期发挥。五、结语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形成，新式传媒、现代教育团体及新式学校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教育界开始形成一种具有“公共空间”现代性、开放性和国际性场域，郭秉文不仅直接投身于这一场域的构建，深度参与其中，无论是在新式教育媒体、现代教育社团还是新式学校中，郭秉文都在发挥着积极的推动者、建设者的关键角色，在许多方面都留下其个性色彩的个人烙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郭秉文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界”这一公共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郭秉文也是这一公共领域的极大受益者之一。他不仅在场域中获得巨大的声誉，更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民国早期的教育公共空间中，郭秉文处于留学生、传统教育会等新旧权力资源网络的中心位置，能极大地调动各种教育资源，如人力上的留学生，物力上的地方实业精英、国际上的教育名家，在与多方的互动中将其教育理念逐步落到实处，他亦成长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界“显赫”的权势人物，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影响力透过传媒、社团与学校，不断影响到整个教育界，使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处于一种不断寻求变革与发展的轨道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郭秉文与民初教育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既是时代使然，亦得益于他所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背景。就前者而论，民国初建，共和制度与观念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界，新旧思想观念、力量交锋激烈，新文化运动展开，随着留学生大批归国，新教育运动亦成教育现代性追求的主要特征。郭秉文学成归国正赶上这样一个教育革新的时代，使其所思、所学有充分发挥的舞台。就后者而论，郭秉文归国之初兼有学缘、地缘与业缘等多重关系网络优势，如第一个拥有世界新教育中心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头衔，得到影响全国教育界的江苏教育会青睐，这双重资源成为郭秉文领袖群伦的重要资本。一方面，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中，留学生更是主导了其思想与进程，其中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毕业生更是其中的引潮者。另一方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更是新教育运动的中心，正如日本教育史家阿部洋先生所指出：“当时留美归国学生集中于南京高师及后来的东南大学，形成新教育的中心。”［４８］作为前后两所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更是拥有了其他学人无法拥有的教育资源，这亦是郭秉文深刻影响民国教育界的两大原因。

正因如此，回顾郭秉文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关系，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给郭秉文做出如下的历史评价：他是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实践者，亦是民国早期教育界极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是中国教育界在国际上主要的代言人。他所创办的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不仅成为教育运动的中心，而且对于现代大学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郭秉文在中国教育极为活跃的年代（１９１４—１９２５），也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思想文化界极为活跃开放、中国教育变革积极有为的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教育极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各种教育思潮与实践在传播与试验，其中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与试验毫无疑问是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一支。民国早期的教育界亦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时代，这与民国早期中国政治生态格局息息相关，那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教育的经费常呈现奇绌的景象，但政治势力对于教育界却无力顾及，因此造就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界与教育界，郭秉文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关系也只能存在于这样一个时代。随着国民力量的崛起，在教育界大力推行“党化教育”，郭秉文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潮流走向了终点，１９２５年发生在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即是郭秉文被迫离开中国教育界的象征。１９２５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就其实质而言，是国民党人侵蚀地方自治力量的结果。１９２５年元月郭秉文的免职，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中国内部政治发展过程中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结果。①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郭秉文免职之事的意义已超了郭作为“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个人悲剧范围，对这样一位现代教育思想主要输入者的政治攻击，亦代表着新教育运动的终结。［４９］

郭秉文命运的起伏，恰似中国新教育改革历程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标志着民国早期新教育革新运动的结束，中国现代教育进入到一个“党化教育”的新阶段。从此，作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基本上远离了国内教育界，再也无力直接引导、参与中国的教育实践，但他仍以两种间接的方式继续对民国教育界发挥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一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在海外透过华美协进会等媒介，在其有生之年继续为美中教育与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亦更为重要的是，郭秉文时代所形成的南高学风，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及于整个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界、学术界，直到今天的中国依然可以看到他长久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１］程其保．教育界的隐忧［Ｊ］．中国评论，１９２５，１（１１）：１３－１４．

［２］许美德，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Ｍ］．朱维铮，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７５－７６．

［３］桑兵．大学与近代社会———栏目解说［Ｊ］．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５９．

［４］郭秉文．学校教育法（在江苏教育会演讲之讲义）［Ｊ］．教育杂志，１９１４，６（１２），“演讲”：１．

［５］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Ｊ］．学衡，１９２１，１０．

［６］郭秉文，发刊辞［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１９１８，１（１）：３．

［７］郭秉文．校友会成绩报告书［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１９１８，１（１）：１１．

［８］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郭秉文讲，华超记．暑期讲习所及国语统一之重要［Ｊ］．教育杂志，１９２１，１３（１１）．

［１１］郭秉文．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Ｍ］／／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５．

［１２］周晔．〈新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５（１）：８９．

［１３］郭秉文．十年之教育调整［Ｊ］．新教育，１９２，４（３））：３６９．

［１４］伟大的教育界舆论机关［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１９２５，１（４）：８５．

［１５］郭秉文．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Ｊ］．新教育，１９２２，５（３）：７２９．

［１６］郭秉文．第一届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审查委员会报告书［Ｊ］．教育与职业，１９２２，３４：２５．

［１７］田正平．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从士教育教育考察———以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为中心［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４（３）．

［１８］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５９．

［１９］郭秉文．记欧美教育家谈话［Ｊ］．新教育，１９１９，２（１）：４１．

［２０］郭秉文，陶履恭．调查教育通信［Ｊ］．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３５５：附张．

［２１］郭秉文，陶履恭．调查日本教育报告［Ｊ］．教育潮，１９１９，１（１）：８５－８８．

［２２］郭秉文．战后英美教育近况［Ｊ］．新教育，１９１８，２（４）：５．

［２３］陶行知致胡适（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１日）［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４］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２０２．

［２５］郭秉文．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Ｊ］．新教育，１９２２（４）：６７６－６７７．

［２６］郭秉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Ｍ］．上海：上海申报馆，１９２３：１５２．

［２７］郭秉文．欧美教育新资料［Ｊ］．新教育，１９１９，２（１）：７７－８０．

［２８］郭秉文赴世界教育会之谈话———中国方面之准备［Ｎ］．商大学生欢送郭秉文［Ｎ］．申报，１９２３－５－３０、１９２３－６－５．

［２９］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与世界教育会议［Ｊ］．教育杂志，１９２７，１０．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吕芳上：《学阀乎？党化乎？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台北《国父建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二集，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２７－１６０页。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拙作《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３７）》第一章“东南大学国立化与地方社会、政党”对该风潮的起因与经过亦有详细探讨。第５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７９

［３０］世界教育会议我国代表之活动［Ｊ］．爱国报，１９２３，４：３４－３５．

［３１］陶行知．陶行知全集［Ｍ］．第１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３９．

［３２］郭秉文原著，沈振声摘译．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Ｊ］．教育与人生，１９２３，５：４．

［３３］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３９．

［３４］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国立中央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央大学七十年［Ｍ］．台北：七十年特刊委员会，１９８５：７５－７６．

［３５］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Ｊ］．国风半月刊，１９３５，７（２）：１－４．

［３６］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Ｊ］．学衡，１９２２（１）．

［３７］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Ｊ］．学衡，１９２２（２）．

［３８］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Ｊ］．学衡，１９２２（４）．

［３９］柳诒徵．学者之术［Ｊ］．学衡，１９２４（３３）．

［４０］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Ｊ］．史地学报，１９２２，１（２）：２．

［４１］程其保．论大学校长［Ｊ］．时代公论，１９３２（７）：１０－１１．［

４２］傅乐诗．五四的历史意义［Ｍ］／／周阳山．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７９：２９３．

［４３］张其昀．华冈学园的萌芽．张其昀先生文集［Ｍ］．第９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部，１９８８：９０３８－９０７９．

［４４］高等教育与思想及言论自由［Ｊ］．新教育．１９１９，１（２）：１．

［４５］整顿学风［Ｎ］．大公报，１９３０－１２－８．

［４６］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Ｍ］／／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１９８２：３２４－３２５．

［４７］曹聚仁．学苑思故．天一阁人物谭［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２１６

［４８］阿部洋．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协力的教训［Ｍ］．霞山会，１９８６：９．转引自前引周晔文，８９．

［４９］Ｂａｒｒｙ　Ｋｅｅｎａｎ．Ｄｅｗ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作者简介：许小青（１９６９—），男，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大学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大学与社会”（批准号：１２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９）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