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下场景：你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他把你的大脑从身体上切下来，放到一个充满营养液的缸中维持生命。他又把你的大脑神经末梢和一台超强计算机相连，如果你想抬起手，计算机的反馈就会让你“看到”并“感到”你抬起了自己的手。持续传输的电信号让你感觉一切如常，但实际上你的大脑在缸中，身体早已毁灭。

若缸中之脑的设想是可能的，我们就无法回避怀疑论的古老诘问：“你怎么知道世间的一切不是虚幻的？”据称电影《黑客帝国》中的“矩阵”设计即是受到了此思想实验启发。

这一绝妙构想，出自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名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毫无疑问，普特南是一个充满奇思异想的哲学家。

他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实验是“孪生地球”。人们一般认为，大脑中所发生的一切思想确定了语言的意义。比如我们所能想到的有关水的一切特征，就是“水”这个字的意义。普特南让我们想象：“孪生地球”上的水在外观特征上和我们所看到的水毫无区别，那么我在地球上说出“水”的意思与另一个我在孪生地球上说出“水”的意思就完全等同，都指称同一种物质。然而真相却是：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H2O，孪生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XYZ,这种不同是我和孪生的我在掌握“水”这个词的意思时没有把握到的。由此可知，意义不在大脑之中，而是由外部世界确定。

此外，普特南最重要的贡献大概要算在心灵哲学领域中提出的功能主义。当时流行的心灵-大脑的类型同一论主张，心灵状态是某类特定的大脑状态。这意味着只有具有特定类型大脑的人类才会具有意识经验。普特南则认为，像疼痛和信念这样的状态完全可以“多重实现”在老鼠、海星、蜥蜴甚至外星人身上。这并非一类具体的大脑状态，而是一种功能状态，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物理构造上。类似计算机的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环境里运行，不用考虑硬件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明眼人可以看出，普特南的灵感源于计算机原理。

普特南更广为人知甚至遭人诟病的，是他多变的学术风格。一开始，他坚持形而上学实在论，面临达米特等诸多批评转而接受内在实在论，最后又转向直接实在论。

有人批评普特南善变，普特南自己则总结：“我总是不断批判自己的立场，这是我得以进步的原因。”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纳斯鲍姆教授在纪念文章中也盛赞普氏的自我转变。在她看来，大部分哲学家都是立场大过论证，普特南是例外的例外。

普特南1926年7月31日出生在芝加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他的父母曾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普特南从小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直到晚年才皈依犹太教。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央中学读书时，普特南遇到了晚他一级、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乔姆斯基，两人从此成为终身的挚友和思想上的对手。迟至2015年9月，普特南还在博客上撰文批评乔姆斯基的内在语言说。

1951年，普特南师从科学哲学大家莱辛巴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执教，1965年移师哈佛，直到2000年退休。在美国几大哲学重镇执教长达半个世纪，他见证了美国哲学的风起云涌，堪称美国哲学界的“活化石”。

除上述所述思想实验与功能主义理论外，普特南在哲学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俗成就：早期他以数学和计算机研究起家，对希尔伯特的“第十个问题”做出了实质的贡献，与马汀·戴维斯一起为布尔满足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斯-普特南算法”；在语言哲学领域，他和克里普克先后提出了语义外在论，有力地拒斥了笛卡尔-弗雷格已降的内在论传统。因其突出的哲学成就，普特南1965年入选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1976年受邀在牛津大学做洛克讲座，同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除了学术方面的成就，普特南还热衷于政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反对美国参加越战。1965年他加入进步劳工党。该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反帝斗争，拒绝承认苏联。在哈佛执教时，一次他竟因参加学生游行而迟到了应该出席的博士论文答辩，引起校方不满。

上世纪70年代他退出进步劳工党，68岁时皈依犹太教。晚年他的学术也从注重逻辑和科学的哲学转向了关注价值和信仰的哲学，越来越关注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中的话：“当哲学不再是处理哲学家难题的工具，而是成为由哲学家培育出来的一种方法，用来处理人的难题，哲学就恢复其本色了。”

去年秋天我在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访问，恭逢盛会。望九之龄的普特南西装革履，精神矍铄，一个小时关于实在论的报告，毫无衰态。社科院哲学所陈德中研究员邀我有机会访谈普特南教授，我一拖再拖。谁成想，2016年3月13日，普特南教授病逝于芝加哥家中，享年89岁。

普特南学术思想、政治立场一生多变，变中的不变大概就是所谓追求真理之真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