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春节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特别流行“回乡记”题材的长短篇文章，甚至还出现了由一位东北记者的返乡见闻所引发的舆论“官司”。在阅读和反思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也对自己在家乡所见所闻的故事进行了梳理，进而寻找这些表象信息背后的深层问题所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乡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疾患，其核心表现就是金钱崇拜之风日甚，已经“异化了”的消费主义思潮正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伦理与道德秩序构成强烈的侵蚀，并引发了一系列心理（信仰）危机与社会冲突。

春节前后，是中国人“走亲串友”的最佳时机，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展了我的假期调研工作。在倾听各位亲朋好友的谈话时，我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些“关键词”——发财、赚钱、房子、车子、关系、门路等等，透过这些词汇及其编制而成的“话语”，人们关于人生价值和成败得失的观念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经济状况几乎成为了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而“政治资源”及其连带而生的社会关系网则被视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最便捷手段；因此，财神爷成为众神当中最受当地百姓欢迎的神仙，大年初四这一天也因为被命名为“财神日”而变得特别重要（当地在过去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我偶然听到一些村民这样议论到：“现在谁再讲什么清正廉洁，谁就是大傻瓜，这个党和国家（制度）已经烂透了，再为它考虑，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先捞到好处再说嘛，甭管通过什么方式，能搞到钱就是本事”；这些话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与金钱崇拜之风相伴而生，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乡村社会迅速兴起并走向异化，特别是在青少年人群中，这种现象显得特别突出。社会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金钱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外，其更大的功能可能在于凸显“社会地位”，原始社会的“夸富宴”应该就是这种观点的最佳注释。而如今，生活消费领域的“攀比”已经成为了金钱财富发挥社会功能的主要舞台，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那些能够享受高档消费的人群视为“成功人士”，并且努力地相互赶超，甚至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不惜寅吃卯粮，举债购置各种“炫耀性”家庭资产，比如建设大面积、新样式的住房（已经出现各种别墅式风格），购买名牌汽车（奥迪、奔驰、宝马都已经出现）。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从个人享受的角度，还是从获得社会地位的角度，这些高档消费都是值得的；当很多人都开始有车有房的时候，车和房的档次自然就成为了社会地位竞争的有一种标准，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此外，伴随着消费攀比之风的持续升级，金银首饰开始在当地广泛流行，很多中老年妇女也效仿年轻女性佩戴各种贵金属装饰，人们认为这可以体现其子女的能力与对老人的孝敬。

最引人注目的消费攀比现象发生在青年人的“婚姻缔结”过程当中：近些年来，当地的从定亲彩礼标准不断提高，从十多年前的两三万已经上升到目前的十万左右，所谓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人民币的各种颜色）就是对这个数字的形象统计，而在正式迎亲之前，“一动不动”（即房子和汽车）几乎成为必备的前提。按照当地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降低要求，不然就显得自家女儿“不值钱”，所以即使感觉不应该为难亲家，也不得不先提要求，然后再将彩礼陪嫁过去。更有意思的是，山东很多地方自古就有的传统——当老人66岁、73岁时（据说因为圣人孔子活到了73岁），近亲就会送肉和鱼，以示祝福——如今已经演变成为“送钱”仪式，人们会在自家的老人到这两个年龄时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会，接收数额不等的现金礼物，并备下丰盛的演戏接待他们；而在攀比心理的作用下，这项礼物的数额和宴席的标准都不断被抬高，已成为很多家庭的“社交负担”。同时，还有村民向我反映了一个更值得玩味的消息：从最近两年起，当地的葬礼上出现了“雇人哭丧”的现象，即通过花钱找人代替自己向死去的亲属“专业性”表达悼念和哀伤，这不仅可以营造葬礼的气氛，还能“彰显”雇佣者的特殊身份，这样一种最新的“消费形式”背后仍然隐藏有社会地位竞争的影子，而且，金钱在这中间再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金钱崇拜和消费攀比风潮的双重影响之下，“经济压力”成为了中国乡村民众的普遍感受，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遭受了重大的影响，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经常会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各种形式的纠葛。比如妻子抱怨丈夫没本事，甚至直接骂其“废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围绕老人供养等问题而出现的家庭冲突更是屡见不鲜，这些矛盾不仅发生在老人与子女之间，而且还会发生在老人的不同子女之间，他们很容易因“揣度”自己在供养老人方面“吃亏”而对其他兄弟姐妹产生不信任，进而导致一些家庭冲突。在这种严峻情势的提示下，加之当地的“男性择偶难”问题已经显现，自古以来追求“多子多福”的山东人也开始对这一传统信仰产生动摇，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变得“恐惧多子”；这主要体现在已经生育一个女孩的家庭大多都是义无反顾的准备生育二胎，而已经生育一个男孩的家庭大多都为是否生育二胎而左右为难。我调查得知，已经有夫妻因为已经生育了一个男孩，而又发现二胎也是男婴，最后选择堕胎，他们说“要么再生一个女孩，要么不再要二胎，但绝不接受再生一个男孩”。看到这些，想起十多年之前当地普遍发生的“堕胎女婴”现象，我们似乎看到了“自然规律不可战胜”这样种古训的魅力，十分值得世人警醒。

由于中国乡村已经深受严重精神疾患的困扰，导致其政治生活也变得暮气沉沉，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基层干部已经毫无信仰，沦为赤裸裸的“牟利型经纪人”；他们内心深处已经没有任何政治伦理和道德廉耻的生存空间，而只有“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导向在发挥作用。有朋友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N村里有村民在外地打工期间去世了，村干部参与了关于经济赔偿的交涉工作，但最后将讨要回来的“人命钱”扣留了两万，以作为自己的工作报酬；村民们普遍认为这有违社会伦理，但同时又认为“谁当官都是为了钱嘛！”似乎又默认了其行为的“合法性”。转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普通村民其实都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当官同样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种顽强的“腐败文化”下，国家强力推行的所谓“反腐”运动已经成为了“更换腐败血液”的一种方式，而断无可能改变腐败本身。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精神疾患还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事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为经济利益所俘获，村庄几乎不再存在任何“共识”，导致很多公共事务都难以顺利展开，维持现状成为了一种颇为无奈的选择。比如，过去根据人口变迁进行土地调整的惯例已经被打破，而受到现行土地制度的制约，自由市场又难以发挥作用，由此导致很多地方的土地利用效率极其低下，既难以统一规划，又难以进行市场流转。

在当前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变得日益“单纯”，除了物质利益，他们好像再也难以找到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利益天然具有“稀缺性”且极易引发对抗性社会竞争，这必然带来社会冲突的加剧。当既有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顺利化解这些冲突，而且还因为自身的腐败而制造出更多的“不公正”之时，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持就会变得格外艰难，或者演化成为一种受“丛林法则”支配的动物世界。在这样的生活世界里面，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各种权力，因此，社会伦理的重建注定十分艰难，这一方面引发了所谓社会“原子化”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又为新的“卡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传言：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了，上面的领导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再搞平均化，所以，毛主席的路线又要来了，上面要对有钱人“削尖”……透过这些信息，我们惊讶的发现，在中国乡村广大民众的内心世界里，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要么搞平均主义，要么就接受两极分化，而学界所讨论的西方宪政民主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国家能够摆脱“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历史循环。

孙立平先生曾指出，“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我对这个观点持高度认可的态度，但同时还想补充一点：乡村基层社会虽然不是改革的阻力，但也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健康动力，真诚的改革者在推动真正意义的改革过程中应该时刻防范“倒退”的发生，因为中国基层社会已经具备了“文革的基因”，它一旦迅速生长，就会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