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微文化——正活跃并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它以新技术和新装置为手段，构成了全新的信息方式。微文化有一系列突出的文化症候，其中微型、快捷、海量和快感是值得注意的四个方面。微文化在生产并强化某种“超级注意力”，它与“深度注意力”相对，以转换、多样、刺激和容忍度低为特征。这种超级注意力的广泛流行正在实现微文化对主体的重构。微文化的后果是复杂的，微认知的习性化、对微装置的依赖、微主体的塑形和微政治的建构描述了这一复杂后果的深刻影响。面对微文化，穿越并重建多元总体性是一个可能的文化策略。
【关 键 词】微文化/微主体/微政治/超级注意力
几个月以前，我有机会访问了腾讯公司深圳总部。在那座摩天大楼式的总部二楼，有两块巨大的LED显示屏，向来访者叙说着腾讯正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个显示屏上正显示当时有3.8亿微信用户在线，星星点点不停地在五大洲闪烁；另一个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当时有1.2亿QQ用户在线，星罗棋布地在世界不同地方。这个令人震惊的技术奇观，在半个世纪以前，甚至20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英国地理学家哈维1990年在其成名作《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缘起的探究》一书中，描述了1850年代至1960年代这一百多年来，如何“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而使世界不断变小。①今天，面对如此快捷的通讯，我想哈维会把世界描绘为一个微小的点。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不啻是这个时代的寓言！不过，眼下我们所遭遇的情势已全然不同于半个世纪的麦克卢汉时代，它将以“微时代”来命名，以“微文化”来描述。无论微信还是QQ，许许多多的新技术新发明都在昭示一个不断加强的趋势：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变得越来越“微化”。如果说“微时代”是一个时间性界划的话，那么，“微文化”则是一个更加逻辑的概念，它揭橥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及其内在发展逻辑。更具体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微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微化”与主体性的重塑有何关联？新的微文化是否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政治？
“微文化”的文化症候
当我们用“微文化”来说明当下文化变迁时，其实隐含着许多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在英文中有一个“微(观)文化”的概念(microculture)，但它却是意指社会中具有独特语言、意识形态的小群体文化。②这一概念与眼下本土流行的“微文化”说法不是同一个意思。“微文化”乃是一个含义更加宽泛的文化形态，尤其是指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体而来的愈加碎片化的文化新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日渐衰微而人们愈发迷恋小微事物的文化。其表征从微信到微小说到微电影到微课程微摄影微商城到微一切……微文化的出现使人想起了过去的一个流行说法，“小的是美好的”，但面对微文化，还得补充一句：“小的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微文化确实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的难题。今天人们热衷于一切事物、文本、行为和思想的“微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在变，文化在变，技术在变，主体亦随之改变。
这一变化趋势最直观的现象莫过于碎片化了。碎片化是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特征的描述，这种现象在后现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社会学家滕尼斯曾在19世纪末指出，所谓现代乃是从传统“社群”向当下“社会”之转变，“社群”是基于血缘、亲密关系所构成的人群，他们共享某种本质意向；与此不同，“社会”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法律和规章。他的一个结论是，失去了社群有机关系的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导致碎片化。③20世纪初，另一位社会学家韦伯发现，现代性的出现打碎了传统社会的宗教—形而上的大一统世界观，由此造成了不同价值领域的独立，它们各有各的合法化根据。依据这一判断，现代社会是由诸多价值领域各自独立存在而构成的。④此后，本雅明又提出了一个很传神的概念——星丛，用以颠覆启蒙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这一概念深刻地触及到现代社会复杂而碎片化的状态。⑤自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思潮崛起，一方面是碎片化的趋势加剧，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家们对碎片化的论述更加复杂。库恩注意到科学知识爆炸性发展正在失去普遍的可通约性，利奥塔惊呼后现代知识的建构已告别了宏大叙事而转向了小叙事，鲍曼则发现现代性正从沉重形态向轻快形态转变，从固态向液态转变。⑥所有这些论断都揭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那就是日益告别总体性而趋向于碎片化。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微文化在进一步加剧碎片化的同时，把碎片化的程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用一个更加确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发展，那就是社会和文化的“碎微化”。借用鲍曼的术语，如果说碎片化是“水流”态，那碎微化则呈现为“水滴”态，后者比前者更加细化、微化和碎化。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说，“碎微化”都是现代性的碎片化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在于信息生产、传播和接受的高度“碎微化”。微文化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有待阐释的微现象：微生活、微事物、微消费、微叙事、微思维、微心理、微情感、微主体、微民主、微政治，等等。
对微文化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角度。在我看来，从信息方式的角度来审视微文化是一个有效的路径。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通过“生产方式”的视角来观察的，它有力地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今天，在生产与消费高度融合的社会条件下，在交往与信息变得日益重要的条件下，从“信息方式”的思路来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是很有针对性的。⑦微文化说穿了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信息方式”转型的某种征兆。它有几个主要特征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其一是信息构成的碎微化。说得形象点，微文化是以微型的碎片化信息为其基本形态，因此，微型、微小、微量的信息方式成为微文化的外在特征。以微信为例，短小但数量惊人且快速传播的信息充斥在各种媒体和网络中，那些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关联的信息不再是人们传递的主导信息形态。其二是信息传递的实时极速。本雅明在上世纪30年代曾预言，机械复制技术可以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里传播艺术品，但今天微文化的出现已远远地超出了本雅明的想象。还是以微信为例，它是微文化最典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无线网络的技术条件下，信息超越时空距离的实时点对点传送迅疾而广泛。微文化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其信息传播速率和范围远甚于历史上任何传播介质，如印刷、报纸、广播、电话、电视等。前微文化的信息传播多有固定的程序和规范，信息的采集、检验、审核、编辑、发稿、传送等复杂环节免不了要耗费相当时间。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催生了传统媒介传播体制之外的各种草根传媒，由此颠覆性地将传统媒体的规范程序简化为点对点的信息实时直接传输。今天，无论何处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在微文化中得到实时的有效传播。其三是信息的海量传送与接收，这也是微文化有别于此前任何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微文化中海量的内容庞杂且未经检核、整理的信息在网络和界面间极速“裸奔”，海量信息的混杂、破碎和断裂彻底解构了信息的总体性和语境化，给人们的信息系统把握和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认知难题。除了以上三个特征外，微文化的第四个典型症候是高度娱乐化。当代微文化迥异于传统的民俗文化和现代的严肃政治文化，带有明显的消费文化特性。在讨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时，一些文化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所谓“信息娱乐化”(infotainment)。⑧这个概念是英文中信息(inform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两个词的拼合，意指高度娱乐化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无论新闻报道抑或政治事件抑或知识传递，都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被不同程度地娱乐化了。看报、看书、看电视、看新闻甚至读课本，一切都趋向于娱乐状态，而娱乐化的一个心理指标就是信息接受过程的快感化。一切艰深、费解、复杂的信息都趋向于简化和有趣，吸引眼球的视觉愉悦成为微文化的微信息和微叙事的基本构成方式。
概括地说，第一个特征说的是微文化信息方式的微尺度，说明其“微”在何处。在微文化中，一切都趋向于微小化，信息、产品、活动、交往等均如是。第二个特征则指出了微文化的信息方式的传播交往特性，彰显微小化的信息交往的实时性和高效性，它同时昭示了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高速特点，快捷与方便是微文化最具吸引力的功能。第三个特征涉及微文化的信息方式的量，海量的原始信息不加区分、审辨地全方位流动，导致了人与信息的关系颠倒。不是人在追逐信息，而是信息在追逐人，是新的技术装置不断逼迫人去关注和接受各式各样的信息。最后一个特征是对微文化的质的描述，其娱乐性和快感化彻底改变了文化的游戏规则，它必然要求所有信息、事物甚至知识，从生产到传播到接受都依从娱乐化快感原则。以上四个特征互为条件，彼此交缠，共同构成了微文化的现实结构。
微主体的建构
要对微文化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是很难的。正像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文化的碎微化也是一把功能多重的双刃剑。一方面，碎微化导致了总体性的消解，给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微文化给中国社会民主化和公众参与所带来的新契机。大一统的严格管理的信息流动被碎微化的信息点对点的实时传播所颠覆，微文化中出现了种种微权益、微民主与微政治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在微文化为公众自由表达意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微文化的潜在负面功能。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深究，比如微文化的碎微化与现代公民的理性主体性建构的复杂关系；再比如，公民自由表达与反道德、反社会的信息杂音传播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在碎微化的非关联性信息中建构对社会和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如何避免社交媒体中的“螺旋上升式的沉默”，等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网络、电脑、微信等新技术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潜在影响。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德国的一些研究都指出，人们浏览大部分网页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0秒钟，浏览时间超过2分钟的网页不到十分之一。网络资深设计师尼尔森得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的结论：“网络用户在网上不阅读！”十年后，以色列的一项研究(2008年)通过对全球上百万网站的数据分析，得出了更为精确的结论：人们对每个网页浏览的平均时间是19-27秒，这还包括内容载入的时间，其中德国和加拿大人每个网页的平均浏览时间是20秒，美国和英国人21秒，印度和澳大利亚人是24秒，法国人25秒。如果说这一发现还只是针对普罗大众的话，那么，同年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则专门考察了对英国图书馆和英国教育协会两个网站的专业用户，看看他们是如何阅读学术期刊论文的。结果同样令人惊异。他们一目十行，通常只阅读某个文献的一两页内容，只关注标题、页面、摘要等，这一研究的结论是，一种新型阅读已经出现——“强力浏览”。⑨
同是2008年，美国学者海尔斯在对加州大学的大学生学习的认知方式变化的研究中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媒体一代”，他们与前代人有显著的差异，由此她认为存在着某种认知方式的代际转换或代沟，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及其文化应运而生。“媒体一代”有何新的特点呢？海尔斯认为特点就体现在这代人所特有的“超级注意力”(hyper attention，或译作过度注意力)上：“超级注意力的特征是在不同作业中迅速转换焦点，偏爱多样化信息流，寻找高度刺激性的东西，对单调状态的容忍度较低。”⑩她认为，从认知方式上说，与超级注意力相对的是另一种注意力，她称之为“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其特征是持久地聚焦于某一事物(比如狄更斯的小说)，忽略外部刺激而沉浸其中，偏爱单一信息流，对长时间关注单一焦点的单调具有忍耐力。海尔斯发现，当代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发展，青年人越来越远离深度注意力的认知模式，而日益青睐超级注意力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超级注意力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最为流行的认知模式。
如果我们把超级注意力的理论引入微文化研究，无疑可以揭示这一文化的某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早些年，我曾提出“读图时代”正在取代读文时代，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性。现在看来，新的发展趋势不仅在于读图对读文的僭越，即使文字阅读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深度注意力”为标志的传统阅读方式，正在被上面所讨论的各种“微阅读”所取代。“微阅读”的核心乃是海尔斯所揭示的那种“超级注意力”，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它的四个特点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微文化信息方式的碎微化趋势，揭示了微文化在何等程度上重构了主体性及其认知方式。注意力焦点的迅速转移这个特征，其实是当下整个文化的病症，从专业学术研究，到社会热点新闻，到各种八卦轶事，人们已习惯于迅疾转换聚焦点，而不再是持续地、长时间地关注某一事物。“十年磨一剑”是一个很过时的做派，人们越来越功利地行事，因此短期行为成为普遍的首选。热衷于多样性和刺激性的信息，这两个特征，仔细辨析起来是对焦点迅速转移的补充说明。前者说的是超级注意力对信息的多重性的量的偏爱，后者则是对超级注意力在信息的质的方面的描述。多样化的海量信息除了会导致认知方式的破碎之外，还有可能使得信息接受的有效性下降。微文化的行为主体喜好有刺激性的信息，乏味平常的信息不再吸引眼球并受到关注，这就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信息的娱乐性期待，时下所谓的“大V”和“标题党”很有市场，恰恰是这种刺激性信息期待的产物。不刺激不足以吸引眼球，不刺激也不足以形成人气，这就导致微文化充斥了大量无意义的耸人听闻的冗余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些信息交往活动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无法忍受单调状态，乃是对超级注意力内在心理动因的揭示，前面三个特点均受制于这一心理动因。持续关注一个事物会刻板乏味而难以忍受，所以不停地变换焦点、寻求多样信息流尤其是那些高强度刺激性的信息。
在我看来，如果微文化说的是客观的文化现实的话，那么，超级注意力则是对这一文化的主体的认知习性的说明，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知道，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有一个培育的涵义，文化就是对人的濡化或熏陶，所以微文化的客观现实总是在塑造相应的主体。反过来，新的主体又推助和强化新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以超级注意力为代表的认知模式既是微文化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助和强化了微文化。由此我们便进入了微文化的主体性范畴，不同于此前的文化，微文化所塑造的是一种新的“微主体”，尤以“媒体一代”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微文化在改变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主体及其认知方式，认知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主体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我想强调的是，微文化不仅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注意力模式的重构，更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实践主体及其实践行为的重构。即是说，超级注意力的普遍流行不仅昭示了微文化的认知模式，同时也预示了某种微主体的形成。
微叙事以及微政治
“微主体”这个说法是相较于微文化时代以前的主体性而提出的，其主体性特征呈现在“微”字上。如果说此前曾有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的时代”，有过启蒙运动笛卡儿式“反思主体”时代的话，那么，在今天通信技术和媒介文化高度发达的境况下，“巨人”和“反思主体”的建构条件已荡然无存，而平民式的“微主体”应运而生；如果说“巨人”和“反思主体”们曾生活在理性逻辑的三维深度空间里的话，那么，今天的微主体则生存于理性衰退的随机性二维平面中，后者从思想到行为都更加地碎微化和感性化。我以为，微主体是通过其微认知来建构社会及其主体性的，而微认知的基本话语形式则是某种“微叙事”。从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可以说“微叙事”比利奥塔近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小叙事”更加碎微化。微认知及其微叙事所构成的微主体所实践的是当代社会特有的微政治。微主体有赖于微认知，而微认知有赖于微叙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微认知及微叙事的特征做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微文化中的微认知的习性化。如前所述，微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信息的碎微化，海量的未经筛检和处理的原始信息充斥在各种界面和媒体上，大到各种重大事件或传闻，小到家长里短奇闻异事，这些碎微化的信息构成某种独特微叙事。借用利奥塔在分析后现代知识形态的术语来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是“小叙事”对“大叙事”的取代。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利奥塔所说的“小叙事”如今已被“微叙事”所取代。“微叙事”不同于以往的叙事，它有自己独特的句法学、语法学和语义学规则，其典型形态往往是三两句话，掐头去尾，片段成章。微叙事的句法其解构性远甚于其结构性，其语法因信息压缩而往往造成语法规则的越轨，其语义由于过于凝缩会彰显某些片面性、煽动性而丧失整体性。不难发现，微叙事的基本话语策略是把信息从特定的语境中抽离出来，信息之间的关联和构架被解构了，突兀孤立的信息错综纠结地自由流动。这样的信息一方面有可能歪曲或片面地反映社会和文化的真实事态，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信息接受者简单化和偏向性的解读，激发接受者瞬间的情绪反应。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微叙事将信息碎微化并有助于实时迅疾大范围的传播，却是以失去信息的完整性和语境化为代价的，有可能给接受者造成信息接收中的译解误导和认知障碍，并有可能导致接受者理解力和判断力趋于偏狭。俗话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这里的小中见大是指小的信息或征兆与更广大的信息或征兆关联着，因此可以从局部探究到整体，微认知却由于碎微化的信息失去了语境的整体关联，其认知的可能性是以微见小，甚至是以微见微了。如果说微叙事还只是对认知形态方面的描述的话，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样的认知习以为常后就会形成微认知的习性化。这里我们不妨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来解释。依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研究，人的认知是在不断交替的同化与调节之间发展的。所谓同化，就是用现有的认知格局或范式来理解当下的刺激或现象；所谓调节，就是当下的刺激或信息与现有的认知格局或范式相冲突，是认知主体无法理解或把握当下信息，于是引发了现有格局或范式的变化与调整。(11)我想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由于长期耳濡目染日益碎微化的微叙事与微信息，与之相应的认知格局或范式就会趋向于强化，久而久之便被这样的格局或范式所支配而难以自拔，最终形成了微叙事的认知习性。用皮亚杰的术语来描述，就是微叙事的特性导致了现有认知格局的转变，因而出现了所谓的“调节”。这一调节的后果是与微叙事相适应的新的微认知格局的建构。随着这种格局的确立，遂又进入了“同化”，即认知主体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微叙事，就越来越同化于这样的认知格局。最终的结果是认知格局的不断强化。这一原理可以用来解释海尔斯所说的“媒体一代”的“超级注意力模式”的形成过程，解释由此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代沟”。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发现，当代社会一些青少年人群不爱阅读长篇小说，(12)没有耐心专心于一个枯燥的科学难题，这表明他们已经习惯于受超级注意力的支配，热衷于各种微叙事，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浏览那些碎微化的微信息，沉溺其中而养成了微认知习性。
其二，微主体的塑形。大时代造就风云人物，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叙事是其基本形式。今天，微时代及其微文化通过微叙事塑造了微主体，这是一群在思维、情感和行为格局上狭小并沉醉于其中的男男女女，他们习惯并热衷于微文化的碎微化认知方式，缺乏广阔视野和整体建构力。一般而言，微主体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其认知格局的碎微化，他们喜好并追逐各式各样的微信息，偏爱并沉醉在形形色色的微叙事里，持续地受到超级注意力的支配，因而慢慢地会失去对大叙事和大问题的把握力和兴趣。二是由于微文化的信息碎微化具有区隔功能，微文化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微事物，在不同类型的微事物基础上，微文化又把主体们区分为许多虚拟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一般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他们意气相投，沉浸在同一个虚拟网站或虚拟社区里而志得意满。因而对小群体之外的其他事件和信息缺乏兴趣，造成了某种文化人格的相对分裂：一方面是对微文化小群体及其事物的高度热情并持续投入，另一方面则对外部世界重大问题漠不关心。这两个方面造就了微文化时代的碎微化的新主体性，其特征体现在微认知、微思维和微情感。晚近流行的许多文化主体性概念，多少都与这种主体性有某种关联，从“文青”到“小资”“小清新”“屌丝”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微主体的特征。尽管无需从价值观上简单化地对微主体做出判断，但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是，微主体的主体性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和与现代公民性建构的复杂关系。在中国这个正处在深度转型的社会中，公民性的建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中国现代社会公民性，需要的是某种具有整体把握能力的理性主体，这样的主体应该具备对复杂性问题的完整理解力和判断力，需要超越传统总体性而建构新的多元总体性的理性能力。而从以上分析看来，微主体似乎无助于建构这样的公民性，无助于建构这样的理性主体的整体性理解力与判断能力，反而有可能对现代公民性的整体认知结构形成造成某种障碍，使人趋向于简单化的判断和情绪化的过激反应。
其三，对微装置的依赖。微文化的出现也是信息传播硬件和软件技术革新的结果。换言之，文化的碎微化依赖于各种新技术以及相应的装置，从手机到电脑，从电子阅读器到DV摄影装备，再到各种新奇的界面和炫目炫酷的信息技术，都越来越趋向于便携、移动和微型化。微文化在技术上说到底是各种移动和传播技术新装置的产物，这些新装置在推出并广泛社会化的同时，不只是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技术哲学意义上的“装置范式”功能。(13)这些技术性的装置不但是一个有使用功能的装置，同时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范式塑造者。习惯于某种装置的使用者会在潜意识中对此种装置及其背后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亲近感，对其技术设置会有某种上手感，由此形成对某种技术装置的依赖，并最终形成对某种技术装置的“上瘾”。这种“上瘾”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从硬件方面说，就是对各种技术装置的着迷或追捧，就像流行的说法“器材控”一样，热衷于微文化的人一定越来越对微装置感兴趣。一代装置培育了一代消费者，他们习惯了某种装置也就培育了对该装置的依赖，而新装置的出现会在看起来微小的变化中进一步强化他们对此一装置的依赖。更有趣的现象是，一代又一代的新装置效率会越来越高，功能会越来越多，使用会越来越便捷，但它的使用周期却会越来越短，一代又一代的产品在向消费者召唤，导致使用者对新的微装置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越来越强的“上瘾”。对装置范式的软件“上瘾”是对各种操作系统和界面的痴迷。微文化有赖于各种装置把人与信息关联起来，界面成为个体进入这样关联网络的一个通道。界面借助于操作系统帮助人选择、思考和感知，就像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描述一样，界面也成了“人的延伸”。各式各样的界面看起来给人以多种操作的选择，其实所有选择都是预先设置好的，它们是某种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配方”。一旦使用者进入某个界面，他或她就必须依照某种“配方”来行事，碎微化的思维、情感甚至行为方式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固化和强化。对某种界面的使用伴随着看不见的“上瘾”，越是熟练地使用就越是深度地依赖。而主体对微装置的硬件和软件越是着迷，就使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也就越趋向于碎微化。
其四，微政治的出现。“微政治”是文化碎微化的必然产物，从微主体到微认知到微装置，微文化在造就某种新的文化政治——微政治。所谓微政治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形态而言的，已全然不同于以往那种靠面对面沟通形成整体性的社会动员，以及由此形成的广泛的社会实践运动，因此它更多地呈现为局部性和技术性的诉求，碎微化或片段式的网上争议和权益的表达。微政治的功能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复杂的问题，这些局部和碎微化的诉求在何种条件下会形成整体的社会实践，乃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一方面，微政治在社会和文化中创造了更多的表达缝隙、空间和可能性，但这些缝隙、空间和可能性如何形成相关性和结构性尚不清楚。另一方面，微政治由于分散性和碎微化，因此它与社会总体性实践的关系也显得很复杂，其社会动员的范围和强度有时会超越传统的社会动员，因此又隐含着巨大的潜能，所以对微政治的政治潜能难以预测。再一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当人们沉溺于碎微化的海量信息，痴迷于各色新奇的刺激时，热衷于传播、分享、体验各种各样微信息，被微文化区隔为不同的狭小社群圈子时，微政治又隐含着使人们忘却或遮蔽那些重大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可能性。
此外，微政治与“螺旋上升式的沉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依据德国学者诺伊-诺依曼的发现，在社交媒体中，公共舆论或压倒性的看法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挤压不同意见，这是因为一旦某种看法或舆论占据支配地位并形成广泛影响之后，人们便会从众性地跟随主导意见而不愿发表异议，因为发表异议面临着被孤立或不被尊重的危险。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规律，其见解得到传播并被人们所接受的人，往往会在公众中表现得非常自信，而且会持续地发表见解。这就会对那些了解这一情境的其他人造成影响，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加保守和随大流的做法。这一现象的结果是，起初发表见解并形成影响的人会不断言说强化自己的见解，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则被迫保持沉默。后者的沉默强化了前者的强势，前者的持续言说又反过来强化了后者的沉默。这就构成了所谓“螺旋上升式的沉默”。(14)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今天的互联网通讯条件下，“螺旋上升式的沉默”普遍存在，微信所形成的微政治也难以逃脱这一后果。
所有这些问题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微文化所形成的微政治是提升还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表达和想象力呢？
非结论性的结语
以上，我们初步地描述了微文化的症候与可能的后果，其实微文化向我们所展现的复杂性和潜在可能性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信息方式，微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行为和主体性，也提出了一系列崭新且迫切的研究课题。本文对微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涉及了其中的一些方面，然而，现在就对微文化做盖棺定论式的评判尚为时过早，它还处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复杂的后果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无论微文化朝什么方向发展，也无论这些发展会导致什么后果，面对当下总有一个如何选择有效策略去应对微文化的问题，这成为我们反思微文化的又一重要课题。如果我们把建构公民性作为当下中国理性主体建构的基本目标的话，那么，一个需认真考虑的策略是如何有意识地克服超级注意力的局限，避免微认知和微叙事的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微文化的各种有益因素来实现理性公民主体性建构的目标。在此，我想借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语来描述一种可能策略——“穿越”。所谓“穿越”就是以某种整体结构力穿越那些分离的微文化碎片，穿越主体的微认知范式和微装置范式，最终穿越离散式的微主体，把各种微能量聚集并关联起来，在碎微化中重新建构新的总体性，从而达到对社会和自我的系统认知。换言之，“穿越”意味着一种碎微化状态下新的主体性，它是主体理性地把握总体性的自觉意识和认知能力，具体包括三方面的认知能力。其一，语境化的能力，亦即善于把碎微化的信息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能力，这样，信息就不再是无所依据的“流言”，而是在特定语境中被重构。其二，结构化的能力，就是将不同的信息碎片关联起来的能力，使信息碎片不但还原为语境的产物，而且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信息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化的结构图式，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信息的主旨。其三，总体性的能力，即在一个日益碎微化的时代，主体超越碎微化而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把握能力。这个能力也可以看作是前两种认知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民的现代理性，通过推理、论证、反思和批判等理性认知，最终建构出对社会和文化的总体性认知。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社会的碎微化限制和压抑了公民的这种“穿越”能力的建构，把对碎微化的种种认知行为习性化了，因此，提倡“穿越”不只是一个策略，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
在飞速发展的微文化面前，穿越还面临着娱乐化与政治化的二难选择。到底是娱乐政治化还是政治娱乐化，这是两条全然不同的路径。我以为，通过娱乐来实现政治诉求是合理的，但将政治娱乐化则是危险的，因为过度娱乐化将把娱乐本身的政治功能消耗殆尽，或是潜藏着以娱乐来解构政治的可能性。最后，穿越还面临一个碎微化与总体性的重构关系。碎微化是对总体性的有效颠覆，但碎微化却又造成了离散性的去中心化。穿越的目的旨在通过文化的碎微化去颠覆传统的同一性，通过微文化的多样性资源，在新的构架中重构某种具有文化多样化的多元总体性，由此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现代化。
注释：
①[英]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缘起的研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1页。
②参见维基百科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roculture.
③[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德]韦伯：《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⑤[德]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李双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分别见[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美]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⑦“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概念为美国学者波斯特所创，他模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提出了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其“信息方式”是社会和文化构成的重要层面。详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⑧[美]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⑨以上诸项研究均参见[美]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⑩N. Katherine Hayles, "Hyper and Deep Attention: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Cognitive Modes," Profession(2007), 187.
(11)“同化”(assimilation)和“调节”(accomondation)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他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人的认知能力是在不断地同化与调适的平衡过程中发展的。同化是解释者现有的认知图式对熟悉的刺激的接受，是以现有的图式来理解和解释刺激；调节则正相反，它是新的刺激引发了图式的调整和适应。参见Jean Piaget，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London: Routledge，2003，pp. 8-9.
(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做了一次网络调查，以“死活读不下去的图书”为题调查了三千多位读者，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死活读不下去的图书”前十名中，《红楼梦》高居榜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未能幸免，外国文学名著《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瓦尔登湖》等也都赫然在列。参见网页：http://baike.baidu.com/view/11636944.htm?fr=aladdin.
(13)“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是美国科技哲学家伯格曼提出的，他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装置范式的社会，装置范式在提供便捷和效率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观念、行为和人际关系。参见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14)See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