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影响，国际、国内意见纷呈。本文试图以历史和政治视角，从解剖实力与霸权这对概念入手，分析美经济霸权的现状和前景。文章从时空条件、发展空间、国际信誉、支配渠道、军事拉动等五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冷战后美各种矛盾累积迸发的结果，美经济霸权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但因其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依然强劲，断言美从此走向衰落还为时尚早，美未来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变革。
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持续恶化。格林斯潘称华尔街危机“百年一遇”，奥巴马坦陈恶劣的经济形势“远未到底”，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成为当今最大的时代背景。曾经是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为何倏忽间情势变得如此糟糕？或者说，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如何？奥巴马变革能否挽回美国经济霸权的历史命运？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没有一致答案。本文拟以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从分析美国经济形势入手，对金融危机及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进行初步思考。
探讨美国经济霸权的意义，不仅在于准确解读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更在于把握美国总体实力或霸权地位的走势。如果把美国的霸权地位分解成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那么经济霸权的变数最大，也最可能决定美国霸权未来的命运。因为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无可撼动，以“单极”或“霸权”称之毫不为过；①美国科技文化霸权的基础也总体牢固，纵然受影响，绝对优势依然明显；美国的政治霸权则已然遭到挑战，呈现明显衰势，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在政治领域美国要维系单极纯属“无稽之谈”。②惟有经济霸权，其命运最难把握，因此最具不确定性。如果经济霸权出问题，必然冲击军事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加之政治霸权本来就在弱化，则美国整体霸权地位必然下降。相反，如果经济霸权地位依然牢固，辅之以依然强劲的军事、科技文化霸权，则即使政治霸权受到掣肘，也无碍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秩序。因此，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关乎整个国际格局未来的演变。
对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霸权地位，国际社会看法不一，美国国内的看法也大不相同。“金融大鳄”索罗斯、“股神”巴菲特、世界体系论大师沃勒斯坦等人，属于唱衰美国霸权者，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即看到美国霸权的泡沫、认定美国霸权的衰落；③而保罗·肯尼迪、福山等知识界名流，则阶段性发表不同看法，观点摇摆不定，屡遭美国“新保派”人士讥讽；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扎卡里亚等为代表的战略家们，则善于从国际体系和历史长河角度看问题，同时具有极强的捍卫美国霸权的意志力，因此一方面认定“后美国时代”即将来临(扎卡里亚)、“权势东移”大势所趋(基辛格)，另一方面认为美国仍有“第二次机遇”(布热津斯基)，重振霸权并非没有希望；另有相当一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坚定的美国中心论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前院长、现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劳特等，则认为在“网络状的世界”里，美国的优势依然明显，霸权地位仍很牢固。④
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霸权，中国学者更是意见纷呈，迄今仍争论激烈。综合而言，大体有四种看法。⑤第一种是“金融危机(而非经济危机)论”，多为长期研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不当、金融腐败、金融体制等方面，“是金融出了问题，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因为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在各国还是最好的。他们因此认定美国经济复苏会很快到来。第二种是“超稳定论”，多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学者，他们看好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偏能力、经济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以及美国军事霸权的“护航”能力，认为美国霸权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碍，因为“美国毕竟是美国”。第三种是“霸权衰落论”，又可细分成几类。有的从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找原因，有的则从政治体制找原因，还有人从文化、精神层面找原因，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制度甚至“美国精神”出了问题，因此认定美国霸权已从“根”上烂掉了，从“9·11恐怖袭击”到“9·15金融海啸”，这一总体衰落趋势难以逆转，“即使上帝也救不了美国”。第四种是所谓“阴谋论”，此论在中国网络、媒体、民间甚有市场。“阴谋论”者认为不排除当前状况是一种“偷天陷阱”，震中虽在华尔街，但最终遭殃者却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不仅不会有大的损失，最终可能还会因此受益。此论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更有论者认为，其实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是受害者，一小撮金融利益集团才是“幕后黑手”和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总体而言，较之美战略界和经济界对自身命运的忧心忡忡，中国学者似乎更加看好美走出困境的能力，更加警惕美金融危机背后的战略用心。这种认知上的反差除了美惯有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对美国制度的“特殊偏爱”及对美战略的“天然警惕”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外，恐怕也同缺乏对当前美经济霸权宏观的、历史的、国际政治及美国内政治的分析有一定关系。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似乎也存在将经济霸权与经济实力混为一谈的问题。
事实上，实力与霸权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实力”大体是可以量化的，“霸权”则更是一种感知；实力是一种累积，霸权则是一种释放。经济实力是一系列综合性指数的总和，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目标可支配的总体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经济霸权则是将经济实力转化成影响、干预、塑造、改造、颠覆他国或国际体系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实力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对外行动的基础，是静态的，惟有通过某种战略将这种静态实力动态化，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对美国而言，经济实力的动态化即是经济霸权。因此，认识美国经济、把握世界格局，既要考察美国经济实力，更应分析美国经济霸权。
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即使遭遇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美国经济实力仍将无可匹敌。国内学者对这方面论述颇多，论据也很充分，兹不赘言。一向以分析严谨、低调冷静著称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新近发表的《2025全球展望》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到2025年多极化趋势虽难避免，但美国仍将是“惟一最强大国家”⑥。问题是，经济实力依然超强不必然意味着经济霸权依旧稳固，因为实力能否转化为霸权还取决于战略选择、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变量。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美国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大幅领先，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却已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除非“奥巴马新政”真正遵循救市(relief)、复苏(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并得到国内广泛支持，国际环境也总体有利于美国变革，否则这种“结构性衰弱”之势难有根本性逆转。未来十年，美国虽然仍是“一超”，但已无法“独霸”。冷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量变正因此而发生“部分质变”。
为什么说美经济霸权出现了“结构性衰弱”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谓“内在矛盾性”，说的正是“结构性问题”。只是因为美经济霸权长期存在，并历经困顿而坚挺，才导致人们往往忽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有时甚至不自觉陷入“美国例外论”的误区而对美产生某种“盲目崇拜”。就此次金融危机而言，它实则是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而导致的，这同以往传统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虽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历史视角看，当前危机是冷战后一系列矛盾长期累积而集中爆发的结果，它使美经济霸权在以下五个方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美国维系经济霸权的时空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战略机遇期”难以重现。回顾美国自二战后确立经济霸权的历史可见，美在二战后享有大发战争横财、收拾欧亚战后残局的大好时机，在冷战期间拥有号令西方世界的绝对权威，后冷战时期面临缺乏势均力敌对手的战略机遇期，并一度独享“冷战红利”、坐拥“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便利。美遇到的经济挑战，要么来自单一力量(如1950年代的苏联、1970年代的欧洲、1980年代的日本)，要么源于单一领域(如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滞胀危机等)。因此，美虽屡屡遭遇困境或挑战，却总能涉险过关，最终得以强势步入21世纪。反观当前的美国，则遭遇国际体系大转型和世界经济大变动下多个力量、多重危机带来的复合型挑战，这在其霸权史上是头一遭。“世界权势东移”、新兴大国崛起带来数百年未有之变局，冲击美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俄罗斯从战略安全领域挑战美国，欧盟从金融、经济领域挑战美国，一些中小型反美国家从政治上挑战美国，恐怖主义再掀新高潮则从心理上挑战美国。而俄强势复兴、中东欧渐被纳入欧盟体系，则意味着“冷战红利”已经慢慢耗尽。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正从“美国化”异化为“反美化”、“去美化”，美霸权成本倍增。诚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所说：“我们在过去20年依赖的很多增长驱动器正在消亡……我们将面临一个劳动力流动、资本和政治意志松懈的垮掉的10年。这与全球化相关。”为维系经济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对美国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完全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允许有任何美国的对手或威胁存在”⑦。现实证明，上述条件正在逐步丧失。
其次，“新经济”泡沫破裂后，“后新经济时代”美经济增长点迷失，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受限，维系霸权的创新优势也大打折扣。创新、人才、知识经济、高新技术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尽管从全球竞争力、企业实力、全球品牌、研发投入、高校排名等数据看美国仍绝对占优，但总体看，技术、人才两大优势已难现上世纪90年代的辉煌。新技术方面，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由于代表传统军工能源集团利益的小布什政府上台执政，加之“9·11事件”突发，迫使美将战略资源与战略关注转向安全领域，并随后不恰当地转向在全球扩展民主，结果使美未能沉下心来开发新的增长点，迄今尚未找到使其生产力出现革命性变革的产业。一度被视作“后新经济时代”增长点的纳米、信息通讯、新能源技术，终究未成气候，无法同当年信息、生物技术领先别国一到两代人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其中，曾被寄予厚望的纳米技术已然出现美中欧三足鼎立之势，⑧而新能源开发则同国际油价、国内利益集团、政府投入息息相关，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更有待观望。人力资源方面，高端人才外溢趋势明显。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海归”、“海待”现象被美国《商业周刊》叹为“重返中国综合征”。美低端人力资源成本大增，曾经构成美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一的上千万非法移民，如今抱团要权益、要地位、要待遇，在增加经济成本的同时，带来了政治麻烦、社会问题、文化挑战甚至认同危机，引发已故知名学者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深度忧虑；以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中端人力资源，部分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和消费文化泛滥的受害者，成为自由贸易的批评者和呼唤变革的生力军，创造力、活力亦不如前。总之，相对于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资源优势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力优势，美创新优势相对减弱。更重要的是，自1960年代末欧洲和日本打造出竞争力强大的工业体系以来，美国制造业即面对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1970年代美国连串的经济危机，即源于美国制造业走下坡。美国资本从制造业向全球金融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洞化、本土工作消失和工资下降等恶果。随后，美金融财团将从全球赚来的暴利带回美本土再投资，不仅没有产生以往刺激创新之效，反而制造了百年难见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并引发美汽车业的整体崩盘之虞。过度金融化的美国经济看来无法支撑美经济霸权的永续。新的发展空间何在？这正是美国经济霸权地位面临的深层挑战。
第三，维系经济霸权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21世纪美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金融霸权，其中信誉是根本。美之所以在“虚拟经济”和“双赤字”状态下行使霸权，靠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势美元、吸纳海外资金及将资金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和信誉。当前美经济暴露出的问题，狭义上看是因次贷危机、华尔街风暴所引发的五大投行沉沦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失信，导致金融信誉惨跌，包括美元信誉、信用评级信誉、政策信誉惨跌；而从“安然公司丑闻”到此次华尔街“麦道夫案”、AIG高管天价年薪等，人们对美整个金融界的黑幕有了进一步认识，“华尔街已不再是那个华尔街”。广义上看，是美国模式信誉受到质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曾被美誉为普世价值和济世良方，但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东盟质疑，“华盛顿共识”也受到拉美抵制。此次金融危机则使美英“盎格鲁-萨克森模式”遭到包括法、德、澳等主要盟国的诟病。美国政府此番超大手笔救市计划，表明美自身也不得不调整既有模式。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开始引发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认真思考。总之，对美而言，通过将全球纳入“市场+民主”轨道，进而借金融霸权和国际垄断牟利的套路越来越难以行得通。
第四，美控制或支配全球经济的渠道变窄、手段受限，制度霸权受到极大约束。美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支柱是所谓“制度霸权”，即通过美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机制呼风唤雨，或利用美强大的经济武器为所欲为。但这一局面正在改观。其一，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作用下降，集中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机构上。面对金融全球化下数万亿美元巨额游资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规模捉襟见肘，其苛刻援助条件也令一些国家望而却步，影响力处于历史低点，改革之声四起，“扩权”压力大增；世贸组织则在体制内迎来中印等新兴大国“变革性力量”，体制外受到俄罗斯等国挑战，欧日韩等盟国与美也并不同心，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从一个侧面显示美越来越难主导WTO进程。北美自贸区、南共体、东亚、欧盟一体化、“海合会”等区域贸易自由化挑战全球贸易自由化，使得WTO面临全球挑战；世界银行之改革呼声由来已久，新任行长佐利克本人也多次坦言，世行如不立即改革将难以为继。⑨其二，美对外经济制裁的效应明显减弱。要么成效有限(如对伊朗、朝鲜、古巴制裁)、要么投鼠忌器(如不敢对俄格冲突后的俄罗斯大动干戈)、要么雷声大雨点小(如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种种表现)。美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断言，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损人并不利己”。其三，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元地位尽管短期内无全球性挑战对手，但当前所遭遇的综合性挑战则是前所未有的，大体来自三方面：一是欧元地位依然稳固。2006年10月底，世界流通货币中欧元首次超过美元是个重要信号。⑩尽管在此轮金融危机中欧元与美元的较量有起有伏，但长远趋势看，欧元对美元的挑战是客观存在。二是美元贬值。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美元实际有效汇率2002年2月至2008年3月下跌34％。可以预见，美以发债券方式救市，必然会进一步引发美元贬值。三是多国纷纷寻求替代或减持美元方案。俄罗斯构建“石油交易平台”，决定启动“石油卢布”计划；伊朗决定以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完全停止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海湾六国成立联合央行，酝酿发行统一货币“海湾元”；美“后院”巴西、阿根廷两国决定双边贸易用雷亚尔和比索结算；中国则与香港、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超主权货币论”的出炉，标志新兴国家开始公开质疑美元国际货币的法理基础。
最后，维系经济霸权的军事保障力和拉动力明显减弱，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军事行动刺激经济发展的美国历史发展规律。超强军力是美国经济霸权的保障，无论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发起，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成为拉动内需提振经济的催化剂。即使越南战争，也是“输了战场，赢了市场”，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经济发展。(11)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以反恐为名进行的战争显示，美国消耗上万亿美元军费，死伤数万名将士，未换来国内就业、生产、经济形势好转，反而最终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分裂。这是因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战争形态和性质已然生变，大规模军事冲突、大国间战争可以避免，靠战争拉动内需的可能性大减；美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来去无踪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手”，拴住了人却让大规模武器派不上用场，难以实质性拉动内需。美国防部长盖茨近期决定冻结F22等先进武器生产，减缓军费增速，一定程度上是基于21世纪新战争形态的考虑。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美面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远非一般意义的经济问题，而是同美整个霸权地位息息相关、涉及美霸权根基的结构性问题。从大处看，它是冷战后国际体系变迁的应有之局，基辛格“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哈斯“无极论”、梅德韦杰夫“多极时代来临论”、萨科齐“相对大国论”等，都出笼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表明“9·15金融海啸”只是体系变迁山雨欲来大势的加速器而已。从小处看，则是冷战后美国几届政府耽于“单极独霸”迷梦、疏于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高呼变革口号的奥巴马之所以异军突起，最终得以高票当选美国总统，远非种族融合的胜利，而是美国人民已深刻地意识到，再不改革，美国霸权地位将难保。
美国经济霸权虽然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但也并非意味着其必然走向无法逆转的衰落。历史上，美至少遭遇过两次远比当前金融危机重大的历史性变局，均涉险过关并因此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城市化、垄断化、工业化、国际化从各方面冲击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导致问题成堆、矛盾激化，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中甚至提前宣告美资本主义的死亡。第二次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美经历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型，外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蓬勃发展和竞争压力，内则面临国民经济的整体崩溃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空前激化，全美弥漫一股悲观的没落情绪。但历史证明，美不仅成功渡过了两次危机，而且藉此分别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崛起和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究其原因，乃分别得益于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发起的“进步运动改革”以及小罗斯福进行的“新政”这两场重大体制性变革，并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再往后看，美国摆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危机，则归因于“里根革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及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冷战红利”。
冷战后，美处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型，并面临从“两极”到“一超”和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全新环境，但因沉醉于“赢得冷战”的胜利感和“一超独霸”的战略机遇期，并享受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实利，本该进行的新一轮体制变革未能展开，体制弊端被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和小布什的“反恐战争”所掩盖。事实上，“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在多种模式共存、“民主化”遭遇挫折的现实面前显得陈旧僵硬；过分强调自由放任而贬斥国家干预的做法违背“两条腿走路”的美国式道路基本规律；“极”化现象凸显、两党恶斗加剧、少数族裔力量上升，使美国社会和政治平衡遇到颠簸；“新保守主义”一度大行其道，打破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内在的平衡性；超前消费、“虚拟经济”、意识形态挂帅成为潮流，也绝非“美国精神”的应有之义。因此，从“两房”危机到华尔街海啸再到汽车工业遭遇重创，看似偶然，实有其必然性。其虽难比历史上那两次重大事件，但本质上也是某种体制性危机，即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时代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严重不协调所致。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呼唤变革的奥巴马得以异军突起。现在看来，奥巴马之胜选，与其说代表美国种族融合和党派斗争的胜利，不如说是亟须变革的美国人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奥巴马能否展开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经济霸权的历史命运。
从执政百日看，从推出超大规模救市和经济复兴计划到厉行新能源开发，从抛出“无核世界”倡议到奉行“巧实力”外交，奥巴马政府的确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并正全力推进。然而，同老罗斯福时代的“进步运动”和小罗斯福时代的“新政”，甚至同“里根革命”相比，奥巴马变革显然面临一系列新难题：一是两党内斗加剧，变革的力度和效率受到影响。“进步运动”之成功很大程度归因于罗斯福和威尔逊两位总统虽不同党，但在改革的大方向上同心同德且相互补充。而“新政”之推进，与小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的特殊条件息息相关。反观奥巴马政府，两党执政理念、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大不相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扯皮，“奥团队”本身的团结性和效率如何也有待检验。二是倚靠转嫁风险的做法来摆脱危机难度增大。美在德国、墨西哥、日本、东南亚曾屡试不爽的以非军事手段制造危机、从金融领域搞垮对手的“阴招”，目前似难复制，其原因既在于全球化时代美与他国利益之捆绑达到新的深度，也在于他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防范措施更加到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超主权货币论”的适时提出，即是对美试图以滥发国债转嫁风险的一种警示。三是新能源开发前景不明，以此作为美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看来寄望太高。四是以战争摆脱危机的风险难以承受。如果没有“一战”和“二战”使美国发战争财，“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结局可能被改写。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高烈度局部战争也很难打响。奥巴马目前倾力打造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与其说是想通过在阿、巴开辟第二战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以防止恐怖主义高潮再起从外部冲击美国霸权的根基。指望战争手段刺激经济复苏，恐将得不偿失。
总之，美经济霸权的“结构性衰弱”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来医治，奥巴马能否担此大任，尚需继续观察。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威胁多元化的21世纪，美真正走出危机的良方是放下架子、收缩目标、压缩战线，与他国和平共处、合作协商。也即勇于实现从“霸权”到“领导”的角色身份转变，并以开放的胸襟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包容不同制度、文明的发展。果如斯，美享有“平等中的第一”(first among equals)地位的时间还会拉长。毕竟，美经济霸权虽遭遇重创，但其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至少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仍将大幅领先；而世界也似乎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一个“无极”时代。从奥巴马变革思路看，他似乎正在朝此方向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姿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是策略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有待历史检验。更关键的是，这种变革方向是奥巴马的，民主党的，还是全国性的，也未可知。至少从目前看，奥氏变革虽努力改变美维持霸权的方式，但尚不足以改变美霸权的本性。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奥巴马变革的未来四年甚至八年，国际政治格局与经济秩序，世界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势将发生深刻变化。
*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在邦、江涌、刘军红、张继业等多位学者的帮助，在此致谢。
注释：
①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奥巴马上台的新背景下，美国防部长盖茨近期向国会提交的2010财年国防预算仍然高达5340多亿美元，足可表明这一根基不会松动。
②[美]约瑟夫·S·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③例如，索罗斯说：“美国已经深深陷入远离均衡领域的状态，以至于不能恢复均衡状态。”参见：[美]乔治·索罗斯著，燕清等译：《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2页。
④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9.
⑤这四种看法是笔者对近期有关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霸权论述的大致归纳，因篇幅限制，这里不一一列举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只意在大体归纳当前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⑥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 2025:A Transformed World,iv.
⑦[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张鲲译：《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⑧"China's Giant Step into Nanotech",The Guardian,26 March 2009.
⑨Andrew Ward,"Zoellick Urged to Reform World Bank",Financial Times,October 26,2007.
⑩“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流通货币”，http://newbussiness,zftec.gov.cn/gjmy/gjmyyw/T179537.shtml.
(11)王毓敏：“论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9年第5期 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