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经过几年养病的“韬晦”，观测研究党内的政治风向变化，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对进行政治投机的手腕颇有心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在党内有不容置疑的领导核心地位。林彪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投其所好，并视其为玩弄权术、以逞私欲的要诀。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更加注意观察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和一举一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面目出现，摆出“紧跟”的姿态，以如何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来决定他的言行。
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请人讲课和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语录)。他读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像中外历史书、各朝代的演义、军阀混战资料、文史资料以及历代开国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对曾国藩、袁世凯、张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过研究。他请专人讲授历史上的政治枭雄们的权谋，驭下与奉上的手腕，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学习卡片。林彪对学习政治权谋很有兴趣，他和叶群还记了一些笔记。
林彪读书的着眼处，不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治国之道，而是醉心于政治的权谋之术。想以知识来提高政治投机的伎俩，滋养出的只能是权力欲膨胀的个人野心。
在他散记的批注心得中，可以窥见林彪在极力对毛泽东歌功颂德背后的内心世界。摘取几例：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按：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坚持“左”倾高姿态。
在叶群的笔记中，有对付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一项。内有：
面带三分笑。
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抓一号(指毛泽东)活思想。
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向他报告)那里去。
从这些记载时间不一、闪烁其词、断断续续的小注、眉批、笔记中，隐约而又清晰可见林彪夫妇玩弄权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阴暗心理。这种阴暗心理加上个人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误党祸国的结局。
林彪一接手军委工作，就在神化领袖、制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大作文章。
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宣扬：“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进而又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发明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 “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
林彪还亲自下基层部队宣传他那一套，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 用 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道的“三十字方针”。
林彪还指示《解放军报》要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天根据版面内容，在报头上刊登毛泽东语录。到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授意，又将毛泽东语录汇编成册，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本，发给全军官兵，掀起学“语录”的热潮。到“文革”时，《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上下人人必备的“红宝书”。
在部队建设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东西。1960年，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两次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照他的“串数字”的习惯，发挥成“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作为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对于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四个第一”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是林彪“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林彪还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口号。在林彪的提倡下，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
这些形式主义标新立异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军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令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从部队推向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在60年代初对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有所批评，独对林彪褒赞有加。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
1963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境反击战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林彪的做法，“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
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违背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专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为目的，是现代造神运动的滥觞。当他把领袖制造成神时，他也就是最最忠诚的护卫天将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在他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包藏着极龌龊的个人私欲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泽东的手段，又是他制造出来的从事权力斗争的棍子，一切不顺从他的人，他都可以用这个棍子无情地横扫之。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发言，又一次使毛泽东感到了林彪的忠诚。
七千人大会是针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这是个史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发扬民主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的讲话，分析了几年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总的来讲，成绩是七，错误是三。但有些地方则是倒三七。这对庐山会议后，党内不敢坦言错误的风气是个突破。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在会议上检讨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各省市主要领导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撇开总参谋长罗瑞卿给他准备的讲话稿，自己亲自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的发言。他的发言和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毛泽东当即对林彪的讲话称赞“讲的好”，要他整理后，“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亲自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林彪处处揣摩毛泽东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毛泽东在1964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赞扬林彪的做法。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我们从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的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再联系到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表明毛泽东已经摆脱了过去担忧军队出问题的阴影，要倚重军队做中国的政坛支柱。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左右手和护法的尊神。
毛泽东发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更加无产阶级化。
林彪正是在党内民主毁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风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玩弄权术，迎合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领袖神化，在全党、全军中制造出了“高举”、“紧跟”的形象，成为中国政坛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