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〇年代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文学院刚刚开始办硕士班研究所，那时沈刚伯院长认为文学院的师资与图书都不够办博士班的资格，主张这方面的发展要慢慢来，刚伯师这种对学术负责，有所不为的态度，令人钦敬。后来，别的几个学校渐渐先有了博士班；情势所趋（或者说情势所逼），台大文学院与法学院也就办起博士班来了。但除了挂起博士班的招牌，招考了一些学生以外，一般的印象是，国内的博士班在形式上大致是采用美国流行的制度，但在实质方面，研究所究竟应该如何办理，却很少看到详切的讨论。
美国一般大学文法学科的博士班是不注重经典著作的研读的，影响所及，国内文法科的博士班也不注重经典的研读（中文系对于原典的研读似乎仍多不出训诂与学术史的范围）；然而，对于经典的思想意义的研读与探讨实是一个训练思想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认为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应该是有思想的学者，那么博士班就应该注重思想的训练。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创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注重经典的研读的，也一向注重思想的。即使像戴东原那样的人，他虽是考据大师，却仍认为“义理”是本而“考证”为 末，所谓泱泱大国之文化，此其一端。当然，过去以科举取士，使得俗儒把四书五经当作进身之阶，对于这些人而言，经典之内涵因形式化而断丧殆尽；这自然无助于思想的培育。不过，历代总有一些思想的领袖起来打破这些功利的局限．但白五四以来，学术界许多人士虽口口声声高喊“思想革命”，却因深受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的影响，他们先对中国传统典籍丧失信心，甚至加以藐视，继而以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所以对西洋典籍也无兴趣，再加上胡适等人引进“科学主义” (scientism)，把他们所谓的科学当作崇拜的对象胡缠胡搅了几十年，竟把“考据”当作“科学”，使得许多学术界人士，舍本逐末而自以为是，以致产生了在口号层次上仍强调思想重要性的教育界，却在实质层次上不注重思想培育的怪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青年即使希望在思想上深下工夫，事实上却得不到适当的指导与培育。
笔者以为我国文法学院硕士班与博士班的教育，当务之急是要注重思想的培育，所以，鼓励与指导学生就古今中外的经典详加研读是不可或缺的。十几年来笔者不时兴起向国内有心人士介绍一下与美国一般研究院教育极不相同、以研读经典为培育思想之方式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作为国内办理研究院教育的参考。但撰写这篇文章，就不能避免谈到自己，心中总觉有些禁忌，再加上这些年来我的工作甚为忙碌，这个念头，有时只是想想也就算了。两个星期前，学校放春假，心情比较轻松，假期的第一无，随便翻阅国内寄来的《中国时报》，在《人间副刊》上看到吴鲁芹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思想委员会”，我受那篇文章的刺激，便信手拿起纸笔写成了本文的第一段，后面的段落写得并不如此轻松，但如无吴文的刺激，拙文恐将不能写成，这倒是要向吴先生致谢的。
今天（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看到二月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在《人间副刊》刊出的吴鲁芹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访问，其中谈到贝娄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吴先生说：“社会思想委员会不是一个科系，不同于哪一个学院，贝娄的名义是教授，但是他并不授课，大约只是给硕士博士候选的研究生做做指导而已。”这些话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吴先生大概对“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性质不甚明了，却根据“委员会”三个字产生了联想，遂有这项误会。
“社会思想委员全”是芝大经济史家乃孚(John U. Nef)教授在一九四二年创立的（余英时先生曾以《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为题，选文介绍过乃孚先生的学术思想。此文收在余著《历史与思想》页三三九——三八〇）。当时乃孚先生有鉴于美国大学训练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生的方向越来越往偏狭的路上走，这样将要造成许多只认树木不见森林的“学者”，对未来的文化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他与芝大校长赫金斯(Robert Hutchins)、人类学家瑞德斐(Robert Redfield)和经济哲学家用鼎特(Frank Knight)一起几经商议，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创立了以培育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生为主，不收大学部学生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财源除经常费是由芝大担负以外，其他多来自乃孚夫人的捐助。她是出产风梨与其他水果耀头的道尔[Do1e]公司创业人的后裔。）乃孚先生本来希望这个机构在学校行政系统中能隶属人文研究学院。但当时该院的院长，亚里斯多德哲学专家麦奇思(Richard McKeon)对他的计划甚为反对。麦奇恩认为这等于在大学之上硬加上一个袖珍式的贵族大学，太“秀异”(too elitist)了一点。但社会科学研究学院院长瑞德斐却极为热心赞助这个计划，“社会思想委员会”遂在隶属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的行政系统中成立。
“社会思想委员会”虽然名为“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系。（芝大有不少名为“委员会”而实际上是独立学系的机构。）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本系专任， 只有少数几位是与别系合聘的。此系最大的特色，简单地说，大概可以用“学术享有绝对自由，一切采取精兵主义”十六个字来形容。分析地说，可综述如下：乃孚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少数具有原创能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观念来界定与指引这个时代的学术与文化，这种新的思想往往是源自新的问题的提出，而这种新的问题又往往需要跨越几个学科的知识与训练才能得到较为完善的解答。然而，具有成规的科系，通常都有它们约定俗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有关的问题，常被武断地认定是不相干的，在传统的科系攻读的研究生当中即使有人希望能研究这些问题，他们通常得不到鼓励，也得不到适当的指导。“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建立就是要给一些具有潜力、能够提出此类原创性问题的年轻人，一个接受科际整合训练与钻研自己问题的环境。
因此除了下文将要提到的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系列自己拟定、经委员会同意、称作“基本课程”(The Fundamentals)的经典的研读，以便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以外，此系繁文缛节，几等于零。学生可以选修本系与外系的任何课程。只要选够校方规定的学分数目并完成博士论文，即可毕业。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学生可在导师的指导之下毫无拘束地拟定为了解答他的问题所需要的选课计画，然后按部就班地到各系选课。博士论文的专题，如本系教授不能指导，可由本系礼聘外系或外校杰出的专家组任主要指导人。如果是外校的教授担任博士论文主要指导人，通常系中会赞助学生到该校去，跟随这位外校的专家两、三年从事论文的撰写工作。
然而，除了提供上述的环境，使得青年学子能自由地追求为了解答自己的问题所应获得的各项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与训练以外，系中必须提供基本训练以培育学生从事原创性的思想工作。系中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由独当一面、世界性的、在自己专业中有重大贡献的一流学者带领着学生精读有深度、浓度与涵盖广的经典巨著。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世界文化某些面的基本特性（研读的著作也可包括非西方的原典），因而不必依靠别人间接的解释，同时可对别人的解释加以批评并可能进而产生自己的解释。这样可以突破依赖“二手资料”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接受思想工作的基本训练。第一年的研究生通常在开学不久须与系中各位教授商定“基本课程”的书单，这个书单大约包括十五、六部原典。书单因人而异；通常是依据下列两个原则拟定的：（一）不包括自己将来专业中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是笔者于六〇年代在该系攻读时的情形，不知现在是否仍是如此）。因为，自己专业中的原典，系已假定学生早晚是要精通而且会有自己的解释的，故无需指导。例如，如果学生的专业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那么这个学生的书单虽然可包括不是他的专业范围之内的文学典籍，但却不会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另外，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培育青年学生原创能力的最主要的途径不是在他学术生涯中使他尽早变成一个对几件事情知道很多的“学者”，而是使他能够在他学术生涯的形成时期（研究生的最初几年）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能力。这种视野与能力的培育不是一开始就让他局限在本行之内所能达到的。（二）书单中通常要包括哲学（形而上学、知识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宗教、史学、文学、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原典。易言之，研读的原典不可只限于一个科目之内；一个希望献身哲学研究的学生，他的书单中要包括文学、史学、宗教与社会学的原典，一个准备钻研史学的学生，他的书单也要包括许多非史学的著作。（这种办法可说与一般美国高等学府训练研究生的方式正好相反。一般科系通常一开始就规定学生在其专业范围之内研读，例如一个研究美国政治史的学生，可以对美国文学不甚了了，遑论世界古典与欧洲哲学及宗教的典籍了。）具体地说，每个研究生所拟定研读原典的书单，通常是从下列各书中选出：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The Republic)通常是要放在书单上，有的人除了《理想国》以外，尚选读一两本其他的《对话录》。系中的教授们，无论赞成或反对柏拉图，都同意怀海德 (A．N．Whitehead)所说的那句名言：“对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描述是：它是一连串对柏拉图的注解。”）、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诗学》、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家(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的悲剧、修西帝底斯的《比罗奔尼苏战争史》、《论语》、《庄子》、《吠陀书》、圣多玛(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学》(Summa Theologiae)、马基维利(Machiavelli)的《王权论》、笛卡儿的《论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斯宾诺沙的《伦理学》、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休谟的《人性论》、卢梭的《民约论》、康德的三大批判、托克维尔 (Alexisde Tocquevtlle)《美国民主》或《旧政体与法国革命》、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自由史与其他论文》、柏克哈恃(Jacob Bur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史坦道尔(Stendhal)的《红与黑》等。从上面所列的原典，我们知道“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们，虽然彼此的意见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但他们的识鉴力却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所谓世界文化中的经典著作 是指那些确实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因任何时代之风尚而增损其本身价值的巨著。换句话说，这些经典著作都有一项辩证的统一性：它们那是对其著成时代之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的著作，而它们的内容却又都有超时代、永恒的意义。就上列的西方典籍来说，它们是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它们也是构成我们对西方人的了解所需之知识的核心。每个时代都必须对这些著作加以重新探究，当新的著作对这些经典中所提示的命辞与答案挑战的时候，这些经典不但不会因遭受挑战而失色，相反地，却会因之而得到新的意义。
“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们除了正式开课以外，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带领学生读选定的原典。系中习惯上称之为“导师课”(Tutorials)，通常是一位教授与一个或两个学生单独约定时间在教授研究室中每一周或两周会面一次，共同讨论书中的问题；有时每周需写一篇小文，有时教授规定每季交一篇较长的论文。（这种施教的方式不可能多收学生。六〇年代该系共有教授九人，除了在外校撰写论文的四、五个学生不计外，当时在系中就读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别人批评“社会思想委员会”太elitist了一点，也不是毫无道理。）“社会思想委员会”培育学生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经由这种类似学徒制的“导师课”而进行的。学生借此受益无穷：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那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热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生受用不尽的。这其中的原由可用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的知识论加以解释。博兰霓区分人的意识为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无法表面明说、在与具体事例时常接触以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但在这种过程中，“支援意识”所发生的作用更为重要。博兰霓说：“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育方式之下，学生研读经典著作时自然容易对这些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与解答问题的论式产生相当深入的认识，无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自己是否同意，他在研读的过程中实际上会学到一些艰深而涵义广的问题的内容及其解答的方式。如果他在“集中意识”中发现自己研究的题目与某部（或几部）指使过的典籍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可与这部（或几部）典籍界定问题、处理问题与探究答案的内容与方式参照．以便使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获得更完善的答案。但更重要的是：经由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们亲自指导和在他们的耳提面命之下，与具体的经典相接触的过程是一个能使得自己的“支援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增进灵活性与深度的过程。当研读原典的时候，原典的内容是自己“集中意识”的一部分，但当自己专心研究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表面上与过去所研读的原典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当初与研读原典有关的那部分“集中意识”便已转化成为“支援意识”的一部分，“支援意识”因此变得更为丰富而灵活，由这种“支援意识”支持下的研究工作自然比较容易深入。即使后来对当初所研读的原典的内容细节已不能逐步复记，自己的“支援意识”则仍与之息息相关。具体地说，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不容易接受一般或流行的看法，同时对自己临时找到的答案也容易觉得不满意。在这种资源比较丰厚的探索中，只要锲而不舍，是比较可能达到有深度的原创思想的。相反地，如果没有丰厚的资源做支持而锲而不舍地硬努力，却并不见得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学生在通过考核他们精选原典之成绩的博士资格考试以后，可对任何言之成理的题目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这方面可说是绝对尊重学术思想的自由。正如创办人乃孚教授所说“每一个预见圣火的人必须自己找寻点燃它的道路。一个教师只能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理想的形成，在旁边鼓励他，跟他说他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在这个“典型在夙昔”与享有绝对思想自由的环境里，每个学生的心情是既兴奋而又沉重，再加上系里的老师从来不催促学生赶快写完论文，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地养成了“比慢”的习惯。正如张永堂君给我的信上所说：“比慢是一种为学运思的严肃、艰苦，而又乐在其中的过程。”这种心情主要是源自对于知识的严肃好奇心与“有所不为”——不甘于在原地兜圈子，不屑于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的心态。在没有想通自己的问题、在没有得到使自己满意并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研究与撰写的工作自然会慢下来了。这种“比慢”的工作并不是故意做的。想不通，之所以还要想（写不通，之所以还要写），是因为的确知道自己的问题还未想通，但却又觉得可以想通，既然觉得可以想通，而现在又确知自己实在尚未想通，所以不得不继续苦想下去。（请注意这种“不得不”的心情，没有这种“不得不”的心情的人是无从“比慢”的。）如果没有对一些问题在豁然贯通以后所得的心灵欢愉的经验与对一个问题尚未想通的时候确知尚未想通的思想境界来支持，这种过程是无法继续的。因为大家都在“比慢”，所以研究生的生涯通常都需要八、九年才能结束，有的人竟然化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不过一旦撰成，其成绩大多没有辱没“社会思想委员会”创立时的理想。在此，乃孚先生“开辟新途径的远见”，与在行政上遭受干扰与阻挠时百折不回的精神，是应该特别提出来加以颂扬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原裁《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一年月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