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改革，中国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在1984年隐约交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此次第展开，尽管其中充满了曲折

整整30年前，1984年的春天，56岁的朱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在这所以工科见长的大学里，经济管理学院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个按照学科建立的学院。

作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朱镕基在校期间学习的是电机制造专业，但是在毕业以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还一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开放以后，朱镕基经常回母校作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

“在中国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年度”，现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这一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国改革对于经济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让一大批经济管理学院应运而生。

彼时，大批学者和青年学子负笈欧美，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就在198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钱颖一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耶鲁，钱颖一认识了由国内来进修的吴敬琏，从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1984年5月吴敬琏回国后，开始深度参与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与决策咨询等工作中。“吴老师告诉我，他正在搞什么材料，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有关。”钱颖一回忆道。

也是在1984年，柳传志、王石等人下海，海尔、万科、联想等公司相继成立。在看似巧合的背后，是激荡的改革东风点燃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创业的梦想。

由于改革，中国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在1984年隐约交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此次第展开，尽管其中充满了曲折。1994年，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的时候，朱镕基写下他对这所学院的期许：“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还专程回到清华大学参加庆祝活动，临别之时，他突然转身对同学们说，“你们每个人搞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在此前一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90年代波澜壮阔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启。经济学成为“显学”，各高校里培养经济人才的经济和管理学院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从此中国大踏步融入世界。这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和市场化改革一起，为此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一年，朱镕基辞去了担任了17年之久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此前，为了推进清华经管学院的国际化，他邀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管理者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出谋划策。在离职演讲中，朱镕基建议聘请世界一流教师来这里讲学，“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国际交流中很快就提高了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的水平，”作为第四任院长，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30周年前夕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在社会科学的学科里，中国的经济学走得非常快，可以和国际同行直接对话。”

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汇集众多经济学家的清华经管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钱颖一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连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在新一轮改革中，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固然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中国未来的核心命题。要实现这一“更重要的现代化”，“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大部分是依靠其他学科的思想，它们不能贡献的话，那怎么行呢？”“我认为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时代。”

不久前，柳传志、王石等企业家和钱颖一、樊纲等经济学家聚首清华经管学院，共同“致敬1984”。当探讨中国未来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丘吉尔的那句名言：“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

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

《财经》：前不久，清华经管学院举办了“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呢？

钱颖一：在中国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年度。30多年的中国改革史上，一共有四个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第一个是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然后才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要，它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广到城市。四通、联想、万科、海尔等著名企业都在那一年创立，成为中国市场改革的实践先锋。因为中国改革亟需大量经济管理人才，包括清华经管学院在内的一批经济和管理学院也在那一年建立。还有“小平您好”也是1984年国庆群众游行时打出来的标语。简单的四个字，表达了当时国人的心声。为什么？因为当时人们觉得改革无比美好。

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发展非常快，农副产品供应充足，社会清明，没有污染，没有腐败，没有通货膨胀，农民的收入大幅改进，基尼系数下降，城乡差距缩小。

《财经》：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风潮，是否和这种美好记忆有关？

钱颖一：有关系。其实这里也有偶然因素，因为当时城市还没有改革，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冲击。一旦改革推进到城市里来，人们才发现改革是有成本的，腐败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随之凸现，通货膨胀也开始出现了。

显然，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代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不管是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还是普及、传播现代经济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都和中国改革的进程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和改革进程共起伏。当改革高歌猛进的时候，发展空间就非常充分；反之，当改革进入低谷的时候，大家也遭遇压力。例如，1989年之后清华经管学院就受到了压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则进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

《财经》：但过去十余年，由于改革迟滞，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遭遇了质疑。

钱颖一：确实，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学家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为什么大家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评价普遍很高？一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听上去很简单，其实话语权完全不一样了。

从字面上说，“决定性作用”和原来表述的“基础性作用”似乎没有本质性区别。但放在过去十年的大环境中，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绝对有重大的意义。那么，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经济学家发挥了巨大作用。

“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

《财经》：很显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改革是同步的。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钱颖一：只有对比，才能发现历史的进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使用的完全是一套计划经济的语言。甚至连“竞争”这个词都不能提，只能说“竞赛”，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搞“竞争”，社会主义搞的是“竞赛”。可是在今天，“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等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了，竞争是好的、垄断是不好的、产权必须保护等理念也深入人心。另外，“有限政府”、“法治”等概念的传播也与经济学家有关。

无论是大众对于经济问题的认知，还是在经济改革政策制订上，经济学家的贡献都非常大。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表述，没有多年的经济学积累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财经》：你认为经济学在中国社会如此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钱颖一：一个是因为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相信结果主义和功利主义。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宗教是超越于功利主义的，是有价值观的。当然，功利主义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基于计算结果的成本和收益。不过一定要意识到，功利主义是有限度的。奉行太注重结果的功利主义，将来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会更多关注自己的权利。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过去人们不管过程，只看结果。现在人们会说，这个不行，因为我没有参与过程。有时不仅仅是因为对结果的意见不同，只是因为没有受到尊重。

《财经》：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比起来，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超前的。经济学的发达是否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环境有很大关系？

钱颖一：确实，经济学的空间比较大。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没有人反对学习现代经济学。不过，在给定的空间中，一门学科是不是做到了极致，是不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空间，这也是有差别的。过去十余年间，由于社会生态的变化，经济学家虽然也经受了一些压力，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学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经济学仍然在发展。

经济学家推动改革，改革也给经济学发展创造了机会。例如，经济学界早已不再争论要不要国际化，而是努力想着怎样更好地国际化。在经济学内部，大家都在以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逻辑在对话，包括和国际经济学界对话。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

《财经》：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起步几乎是同时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都有学习现代的热情。当时经济学界引进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引进了一大批现代学术经典。

钱颖一：现代知识的引入，对于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引入的不仅仅是方法，还有思想。我觉得，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分叉。经济学仍然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深入改革的设计、操作层面，而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等基本上就去做纯学术了。

有学者概括说，80年代是“有思想无学术”，90年代以后是“有学术无思想”。现在经济学也有点“有学术无思想”的味道，特别是年青一代更偏于注重数理模型等方法。但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经济学家仍然很强调思想理念。

“中国改革需要思想的引领”

《财经》：作为一个研究转型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您认为目前转型国家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钱颖一：很不一样，分化得很厉害。像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已经完全融入欧盟了，如果有问题，也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俄罗斯情况较复杂。

对于转型国家的评价，关键是用什么指标度量。过去我们总是用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来度量，今后要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事实上，很多以前不那么实际的东西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PM2.5。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但生活质量要提高。

《财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于中国转型意义重大。《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新一轮改革期许很高。在未来的全面改革和社会转型中，经济学家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钱颖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该写的写了很多。问题在于，未来改革如何推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和上世纪90年代比起来，现在中国改革的非经济因素增加了，气侯、环境、法治等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额外的因素加大了改革进程的不确定性，操作层面上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因此，经济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宽广了。

《财经》：是否可以说，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完成了？

钱颖一：如果是这样，那就完成了。但是，现在国有企业的庞大体量、政府干预的程度、法治的脆弱，等等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改革任重道远。

在我看来，《决定》里最重要的还不是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句话。这是中国未来核心的命题。

以前我们提出过“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更重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光是经济治理，还有政治治理、法律治理、社会治理、民族治理等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内容？这是需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者共同研究探讨。这就要求多学科协同共进，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繁荣。

总之，中国转型远未结束，中国改革还需要思想的引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之外，借用科斯的话来说，中国还需要“思想的市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时代。

来源:《财经》

作者：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