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GuySalvatore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梁漱溟研究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汉办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人大举行，著名汉学研究专家艾恺与会。会议结束后，艾恺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专题讲座。趁着访问客人的空隙，记者采访了这位梁漱溟研究专家。
意外的“发现”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66年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的博士班，艾恺所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五四时候，主流的思想都是要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而他还在为中国固有文化做辩护。”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出门前，曾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却投净业湖自尽。此外，梁漱溟为农民说话顶撞毛泽东等经历，都让艾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时，西方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去台湾继续学汉语之前，艾恺去看史华慈，他对史华慈说，自己想写关于梁漱溟的博士论文。史华慈说，好啊，你觉得和当下有关系吗？艾恺回答说，非常有关。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来不了，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而艾恺促进梁漱溟著作在台湾出版的过程也颇富戏剧性。在1969，1970年的台湾，梁漱溟的书列于禁书，不许出版。他一个周姓学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当训导主任，开有一个书局。艾恺从美国带来了梁漱溟差不多所有著作的复印本，周先生准备重新出版。印刷装订好之后，却被周先生在大学里的一个对手举报，结果书都被没收。
过了不到一年，有一位知识分子把梁漱溟的《中国民主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出版了。在那本书里，梁漱溟把蒋介石和袁世凯放在一起，经常有“现在的军阀如袁世凯和蒋介石”一类的词，所以，他就把书中蒋介石的名字抠掉，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艾恺成了头几个访问美国的中方代表团翻译，忙完这些后，艾恺开始做博士论文。他对梁漱溟的风骨敬佩不已，怀着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他定义为一个注重实践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看做是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伯克莱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了艾恺一个奖学金，让他到加州州立大学写论文。1975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把论文寄了过去，看过的人觉得很好。此时，对中国具有深厚感情的谢伟思，正在加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工作，想出版艾恺的论文，艾恺拒绝了，后来又忙里偷闲，加了三章。这本《最后的儒家》于1979年出版，并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几番曲折几番离合
此后，艾恺曾到大陆，提出要见梁漱溟，结果没有回应。他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但只看见碑座，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后来，艾恺才知道，梁漱溟1966年挨斗以后，原来住的房子被占了。当时，梁先生和太太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书桌，也不许他见客人。
艾恺的著作出版没多久，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个老学生打来的，他刚从中国回来，并看见过梁漱溟。他告诉艾恺，梁先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是梁漱溟新居木樨地22号楼的邻居。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并将书寄给他，同时另寄了一本到政协。梁漱溟收到后，写信邀请艾恺来大陆访问他。
接到梁漱溟书信的艾恺大喜过望，他立刻想办法来华。令他惊喜的是，这个人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直到此时，他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最后的儒家》抓住了梁漱溟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第一次见面后，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在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艾恺每一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的两边坐下，一支麦克风对着梁漱溟。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
艾恺在访谈中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这些，在1986年的第二版中得到了纠正。
艾恺将梁漱溟称作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没有否认，当艾恺追问他是不是“圣人”时，梁漱溟否认了，他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
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以《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为名在中国出版，并成为了畅销书——这是艾恺没有想到的。
1984年9月，艾恺再次来到中国时，与91岁的梁漱溟第二次对话。他发现，梁先生的健康状况和上次见到差距不大。这次对话历时一个多星期。后来，他在1986年第二版《最后的儒家》中加了一章。
1985年之后，艾恺与梁漱溟多次闲谈。1986年春，艾恺在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邹平考察回来后，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向其讲述了所见所闻并录音。回美国后，他给梁漱溟写信，梁漱溟将其来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以1984年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也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版。但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艾恺三四天之后才到达中国。至今，他仍然为此感到遗憾。有学者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艾恺说，梁漱溟认为是成功的，而他自己在邹平的考察也可以认为，“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没有失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弘
【书摘】
艾恺论梁漱溟：王阳明的隔代传人
他在担任北大教授的时候做学问，写了书才出名了，成为学者。但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实践的态度。他总是要想办法实行他的思想，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的，为了学问而做学问。
他不只要表达他的思想，反而，他一直觉得光有理论而缺乏实践是没有用的。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则，他的儒学思想属于王阳明派的传统。就是这个原因，他最欣赏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杜威，他一样重视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他自己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的确如此。他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学问。
他一辈子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
梁漱溟究竟是否属于某种学派吗？是的，我想他应当属于王阳明的学生所创立的泰州派的一分子。梁漱溟一辈子就是知行合一，这个自然和王阳明派重视实践的特色相关。梁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有任何儒学思想家可以被当成他的思想导师的话，那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和朱熹不同，他不是一个象牙塔里头的哲学家，大半辈子都以行动闻名，从事各项行政管理专职，包括军职。梁先生从来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在加入政协常务委员会之前，他当然属于一位行动派人士，他甚至经历军事历练，他曾在抗日前组织了邹平县民团)。和他的导师一样，梁漱溟同样重视实践和行动。
（整理自艾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