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解体之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情况正在起变化。

这些年来，诸如“社会溃败”、“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词语，一直被用来描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社会在“变狠”。而且，它是内嵌于社会结构里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说清楚，捕捉它的发生逻辑，警示它能带来什么。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狠化”状态作出诊断。

状态

《南风窗》：一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难免就会说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会让人情绪不太稳定，比如贫富的悬殊，二代的世袭。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这是中国社会向一个现在并不预知的未来演化时，处于某种阶段的特征。

可是仅仅是用这些现象来概括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难以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在今天的特征。我们毕竟感觉到，贫富悬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整个社会的状况，前两年和过去，今年和前两年并不一样，有最新的变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心态的影响，也许更为严重。您觉得社会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于建嵘：你说的没错。我们应对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再仅仅用“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词语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你刚才所说的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到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南风窗》：就是说，社会在变狠。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的时候，老百姓也变狠。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终于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化”。

于建嵘：对！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现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南风窗》：当我们发现“变狠”渗透于所有阶层，以及从制度到行为到心态时，似乎要对在社会演化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作出一个判断。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细致的量化的指标，这估计也难以做到。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原因

《南风窗》：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变狠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主要还是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利益失衡，这个好理解，还能有一些补偿机制，包括心理层面也有。规则失效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规则失效的话，我们会退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暴力法则就应运而生。暴力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因，只不过依赖规则的进化，暴力“潜伏”了下来。一旦规则失效，它就会开始复活。

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

来源: 南风窗（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