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1号，那一年我在部队仍是现役军人。

领袖逝世后的两天。部队领导给我和小张一个任务，让我俩去托一下朋友关系，买一台电视机。

小张是干部儿子，应该是红二代子弟。他在兰州有干部关系网。本来这任务是给他一个人的。但小张无论干什么事，总要拉上我。我俩是西安的兵，又全在创作组，住一个房子。我俩好的没法形容。

我俩接受了任务，去找兰州铁路局公安处长。（现在升为局级单位了，因为一个铁路局管辖的面积太大，太长，像兰州铁路局东西长度就是近三千公里，她的路段是东自陕西的宝鸡进入秦岭山区，也进入了甘肃境内，而西面要到河西堡，再往前一大站为哈密，如此的长度由数千干警执勤，数不清的铁路小站全有铁路公安派出所。一个处长是管不过来的。各个铁路分局设有公安分处，兰州路局下设公安局，为副局长单位。）

小张的父亲在三十多年前是西安铁路局公安处长，还是一位建国后就转业至地方上的老资格的处长。他爸是八路时期的干部，随着彭德怀和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一路打下去，解放西安后铁路上军管，他爸就留在了铁路军管会，再之后他爸就转业至铁路局当了干部一直到他离休。

他爸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公安处长全熟。而铁路和部队差不多是一个管理模式，无论电话再难打，铁路系统的全国电话不会断，也不敢断线了。

我俩出了部队师部大院门。匆匆地往兰州铁路局公安处走去。

出了门，小张就有想法了。他眨巴着眼睛，看我。

我俩当时是以眼神交流，我俩的眼神对方全能看懂。

我说，咋着，有想法？

他说，这任务完成不了，咱趁机回老家一趟？

我说，哦，想你老爸老妈了？

他点点头。他也知道我同意了，立即捶我一拳头，说，我请客，咱吃牛肉面去？

我俩就兴奋地去吃牛肉面了。那年我二十二岁，小张二十岁。我们当然想回老家，也想老爸老妈了。部队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想老爸老妈那日子太难熬。

此前小张总让领导布置任务买火车卧铺票，小张也完成过数不清多少次任务，为部队领导买回来不少卧铺火车票。

那年头的干部子弟们全是夹着“尾巴”活人，全不敢说他们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说了就得倒霉。当年的干部子弟让归入了另类。好在他爸七二年就让“解放”了，仍是任现职公安处长，仍是管理着西安铁路局的数千干警们。

所以小张的背景只有我知道，也只有领导知道。他谁也不敢说，怕给他自己惹事儿，更怕给他爸惹事儿。

小张总比别的兵干得多，也聪明还有灵气。他的一手行书钢笔字写的潇洒飞快，让我跟着学了数年，但就是学不像。我也极快发现写字是功夫，有窍门儿，得有人指点，用笨方法学，不灵。我把小张写出来的行书字儿，全拆开了掌握一类规律，把他的字儿偏旁部首及间架结构搞通，就学得有些入门儿了。现在我俩的硬笔书法能拼一下，那是在部队相互切磋出来的。

有一次吃了晚饭，他拉着我出了部队大门，说给领导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去排队买卧铺票。我俩穿着军大衣，冷，得排队一夜呐。

我俩就真的排队买了几次火车票。郭冬林演的小品《有事儿，你找我》，和小张及我的事儿一模一样。不过我们比郭冬林的小品真实生活“演出”早了二十多年。

小张明着答应了人家部队首长能买火车卧铺票，但实际却得可怜巴巴地排队去买。

小张咕哝说，铁路局又不是我家开的，我用人家铁路公安处三次以上就不灵了，现在不敢去了，去了人家一准躲我。

所以我俩得排队给部队首长买卧铺票。谁让我俩年轻呐？我们当时是小兵娃子，稚气未脱，领导和首长的话是命令。

我俩掂了两个部队学习坐着用的小马扎，在寒冷的夜晚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睡在地上，排队。

饿了一人回去让炊食班烙饼炒咸菜，再跑着回来包着热饼和咸菜，吃的极香。我们部队设在兰州的总部某地距离火车站只有几站公交车的路程。我们的总部大院就在市中心，总部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也处处是草坪和前苏联专家设计的楼宇。

到了第二天早上卖票的开了门，我们能买上两张票或者是四张票。

回去了给领导汇报，说再别让上面的首长让小张买票了，领导听了才说，我真没办法，咱官儿小，上面的首长让身边的干事来布置差使，我敢推？咱谁也推不掉。

而1976年9月11号这天去买电视机这样的差使，还是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非得买一台电视机不可了。因为9月19号领袖追悼会实况转播，我们部队宣传队的全体人想在电视机前观看。

这样的日子我记得准确，我从十六岁一直坚持记日记，我坚持了四十多年了。

此前我们哭过数次，为领袖逝世。军区布置了好几个灵堂，在大军区一次，我们排队去哭；在省军区一次，我们仍是排队去哭；在我们师部集体一次，有几个小战士还有我们宣传队一位女战友哭晕过去了。

在领袖追悼会全国转播的时候，我们想集体再沉重悼念一回。

但是，当年我们印象中师部基地仅有三台电视机，一台是师首长们看的。放在政治部大办公室；一台在师部大院的卫生所，这里总有首长打吊针得看电视，首长家属们也想看，这台电视机就放在了卫生所的楼道大厅里了；另一台是师直机关党委大楼里，这里的干部战士们只能在重要节目转播时，才把电视机搬出来，干部战士排列整齐地坐在党委大楼的小礼堂里看。

我们宣传队要是有一台电视机，那就是师部大院的第四台电视。

这个任务就太不一般，太重。它是政治任务。

而当年买一台电视机，要凭“购机票”。这是特殊购物卷，这票太难搞，有了票还得等待，什么时候到货，是接到通知，有了通知拿上票和通知及款项，去一个特殊交易场所才能把电视机搬回来。

那时候每个省会城市全有一个特殊购物处，这个购物处是专卖店形式，但比今天的“专卖店”气派也神秘，还阔大。

这类特殊购物处在中国大城市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十年左右，也大约是自1973年至1983年。

这个地方专卖控制烟酒、食用油、白糖、各类罐头、过年节时还供应冷冻的肉食品。

后来人们给这类特殊购物处简称了，叫做“特供处”。如果搞不清这样的名称还以为是个“特务机构”或者搞地下活动的场所。

当年谁要是有这里的特供品购物卷，那很神气。这里只供应紧俏物品和食品，后来把进口电视机也放在这里供应，再后来这里供应飞鸽、永久、凤凰等名牌自行车，再后来这里供应进口摩托车、冰箱，再后来这里就供应进口也来路不明的汽车了。

当然这里一直是特权人士购买物品的场所。

再后来特供处就顺应时势地关门了。

到了1985年之后，我们国家珠三角及长三角一带把这里的所有物品翻了几十倍生产全卖给了原产国，似前苏联和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和非洲一些国家饱尝了我们在生产这样的物品及食品方面的万分厉害。中国的制造业一旦放开，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她占领的地域不是中国，是全球，她所暴发出来的能量让全球惊讶，全世界的小商品制造业只要和中国产品遭遇，一准得关门或者转产。

我当年就和小张到了兰州特供处转悠了一圈儿，了解些信息，回去了。到了特供处才知道电视机根本买不到。而一张购电视机的票证当年转手就可以卖五十元，五十元当年一家七口人可以吃一个月。

那年头的黑白电视机只有从日本进口，国内还无法生产。一台黑白17寸的电视机售价为五百元左右。

给领导汇报了，说买不到。小张立即自告奋勇说，回西安就能买到。

领导听了眼就亮了，说你们俩立即上火车，买去。

就这么轻松，我们可以回一趟老家西安了。

领导让炊食班紧急烙了葱油饼，炒了咸菜，我和小张背着黄色军挎包，也背着水壶，去了火车站。

几个西安的战友争先恐后地送我俩，他们全有东西往家里带。但也不过是信、口信儿、军用鞋、发的军用毛巾等小零碎。当年物资太匮乏，没什么可带的。但有些钱让我俩给西安的战友们家里带去。

这样我和小张仍是轻装，没什么东西。给战友们家里的带的钱和买电视机的钱我缝在了大裤衩里面了，那是巨额款项七八百元之多。当年没有百元伍十元及贰拾元的票子，最大面额是十元，那是一大摞钱，掖在裤裆里鼓鼓囊囊的。我到现在还是喜欢穿大裤衩，军用大裤衩结实肥大，总也穿不烂还好洗。而我们的军裤也肥大更结实，往内裤里藏些钱谁也看不出来的。

到了火车站，我和小张眼直了，只见火车站像是巨大的难民营。我俩没票，想着上车补票的，这车怎么上呐？

好像是和战友们议论了几句，这么多的难民们往外跑，去哪儿呐？又是在领袖逝世的举国悼念期？

但是没有结论。当年的火车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满员也加倍超载。

没时间了。我们是临时决定走，也决定上立即出发的列车。

挤。

刚开始挤，几个逃难一样的老乡就埋怨我们，说解放军叔叔，你们别挤啦，让我们先上车！

小张和我全让挤出来了，那列车没办法挤上去。

战友们有办法，立即决定往前跑，上另一节车厢。

但见人山人海地挤，一个战友扒开了一个车窗，喊叫让我们俩从车窗里爬进去。

好在当年年轻，我们立即从车窗往里钻，几个战友从后面把我俩往里使劲推，进去了，也占了两个靠近车窗的座位。

车开了。车厢里面挤得瓷瓷实实的，人和人全是站着也得站直了，把它的了——不敢想那些年的挤火车。我后来在全国到处出差，已经挤出了“经验”挤出了窍道，我不怕。我上车就找三种人，车长警长和餐车主任，见了这三种人悄悄地塞钱立即就补上卧铺票了。

我和小张觉得坐了个座位挺兴奋。

可我和小张压根坐不实。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硬是往我们身边挤，他的男人扛着极大的包袱，像是准备把家搬到另一处逃难的地方。当年的流民及盲流们就是这样四海为家，哪儿能混饭吃能吃饱就在当地扎下根不走了。

孩子哭喊，我和小张无奈地让座，人家是妇女，还有孩子。

把妇女安顿好，我和小张就挤得一身汗水了。

热，汗水味儿，烟味儿，脚臭味儿，加上孩子的哭声和火车的噪音，让人回忆起来无奈加上不耐烦。

就那么闷着，熬着，也像是思索着什么的神态。但是那年头的国人充满了耐性和被封闭久了的麻木……

这满满实实的一车出门旅行的人去往何方？不知道。他们只是寻求活路吧？

我有些埋怨此行了，小张也叹气，说哪儿知道这么挤？咱要是晚走一天，我得托人给咱买上卧铺票。

倒霉了，遇上了，下车也下不去了。

又硬撑了几个小时后，我实在站不住了，浑身抖，我缩下身子钻进了车厢地板。我从座位下的缝隙中钻了进去，下面还有地方，能躺平了，不敢抬头，但那样躺着比人挤人站直了稍为舒服一些。我拉了一下小张的裤角，他也照我的样子钻了进来。

我们让了座位的那一对小夫妻这时也帮忙，让我俩躺舒服了。

就这样躺着吧。我说，我们这样窝着，实在像狗啊！

小张说，当狗就当狗吧，熬过去这一夜，没办法。

咣咣当当声，混杂的车厢齬龊味道弥漫开来，我们躺着的地方味道越发刺鼻也几乎让人窒息，好在那时候年轻，身体倍儿捧。

但是却饿了，吃，也喝水。我们有干粮还有不错的葱油饼和水壶。

就那么躺在身子不敢翻的车厢地板上，我俩吃喝也说笑。

而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虚构，就是实写也觉得还没写出来味道，但车厢里的味道实在不敢回想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小张下车就迷迷怔怔地找一个值班警察，咕哝了几句就让警察带着我们去了车站铁路公安所。我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俩穿着军装，但和难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身的脏污，满脸的让煤烟薰出来的灰头土脸那样的神态，那有损军人形象但也像是经历了一番战火硝烟地出了列车。我俩跟着警察去了进了铁路公安所。也有警察立即打了电话，小张他爸立即知道我们回家了。

我俩进了公安所先找厕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哪儿有厕所啊？厕所出了咱所的门往右跑五百米远再钻一条巷道出站到候车室上二楼左边才是男厕所……哎呀算了吧，来来来，先在这儿方便吧。说了那位干部拿了一个痰盂放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间屋里。

门关上了，我俩开始尿，我俩全憋毁啦，那泡尿把一个痰盂尿满了还没有尿净，小张端了溢出了痰盂的盆子出去把尿水倒进了下水道。之后跑进来我俩继续尿，外面的干部喊叫说，咋呀？这是黄河发水啦？

我俩在里间屋里边尿边窃笑。

之后我们在公安所洗脸刷牙，还把身上的脏污整理一番，立即有一辆三轮摩托警务车就把我们送回了小张的家。

小张的父亲是一位乐呵呵地永远笑着的慈祥老干部。

他看到儿子像个逃难犯人一样回家了，一直在乐呵呵地笑。小张说到了买电视机的事儿，他父亲就不笑了，说，提前打个电话回来么孩子，电视机不是几天就能买到的。

但小张一下就发现了他家里摆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是一台日本原装黑白小电视机，红色的外壳。

小张就和他父亲小声咕哝，他母亲听见了，说，那台电视咱家等待了快半年，你瞄上了？

小张心里有谱了。说饿了。

他父亲立即让送我们回家的警察手下带我们出去美美地吃了一顿羊肉泡。

我俩当年怎么那么能吃？没有商量一人吃了两大碗，八两。

当年西安到处是防震棚。唐山大地震搞得全国紧张，全国的省会城市几乎全在搭建防震棚。

我家住平房，没搭防震棚。小张家住楼房，他母亲让他帮一下他家里，也搭一下防震棚。小张回答的极为利索，说我们的事儿太多，是办公事回来的，家里的私事儿帮不了。

之后我们骑着自行车满西安市跑战友们的家，问候也送钱，忙得一塌糊涂。

闲下来我们就磨着小张的父亲，让他打电话托人买电视机。

他爸就到处打电话。那年头一个有实权的干部家里，标志也就是有一台电话机，是手摇的，得让铁路局的总机转接别人的电话才能通了。再一个标志是有一台电视机，摆在了显眼处，罩着也是红色的罩子。而他们家的住房是二十九平米建筑面积，这个我记忆太清楚，因为我转业回来就分配工作到了小张家的对门，我和小张成了邻居。他们的住房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他爸从战争年代当红小鬼一路走过来，管理着铁路局的数千名警察，但当年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办公事的时候乘坐一辆破吉普，那样的吉普车我坐过，防震性能太差，没有空调，只是对付着能比自行车跑得快一点儿。

我很怀念那个年代的干部，像小张的父亲这样的干部，乐呵呵地笑，见了我总是摸着我的脸问长问短，亲切也可敬。后来我结婚了他见了我的妻子也是拍着她的脸，慈祥的像是父亲一般。再后来我的女儿出生了，他见了我的女儿立即抱起来直奔一家小卖部，给我的女儿买小零嘴吃，还是乐呵呵地笑。像小张的父亲这样的干部什么也没有赶上，只赶上了挨整挨批苦干实干也把儿子送到部队磨练，刚刚有了现代干部“甜头”的时候，他离休了。他现在整天柱着一根拐杖坐在马路沿上看天儿，见了熟人还是乐呵呵地笑。

当年他爸打了无数电话，才对小张一挤眼儿，小声说，没指望了，你把家里的电视机搬走吧。咱家才看了不到两个月。

我们回兰州了，真把小张家里的电视机搬回去了。但我们部队领导说了一定要付钱。因为五百元在当时就是一笔大数目的钱。

那年头的干部子弟也是一身正气一身纯情总是想着部队想着大家也想着一定得完成任务。我想我和小张要是活在了战争年代，也压根不是共和国的长子身份，我们也会一样的抛头颅洒热血，因为我们全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回兰州的时候就舒服了。小张的父亲部下一路照顾，乘警是前后跑着对我们极客气，我俩也有吃有喝还有卧铺睡觉。

那台电视机真让我俩买回去了。

接我们的战友们兴高采烈。我们一群战友真跟抬一个新娘一样把电视机搬回了我们宣传队驻地。

领袖追悼会的全国实况转播我们看上了。

此前我们有两天的调试时间，我们宣传队有的是人才，我们舞美队的战友们除了不会生孩子之外，个个是全活儿啊。他们把天线搞得极为夸张，编织得像蝴蝶一般伸展在空中。战友们在我们驻地的六楼平台上支了天线，大呼小叫着调试频道，实际当年也只有一个频道就是中央电视台，各省的电视台全在试验播出，信号极差。

1976年9月19号，我们看到了全国追悼会的实况转播。

我那天的日记中记录：今天我们战友们全体聚集在大排练室看电视，胸前别着小白花，胳膊上戴着黑纱，每个人全是泪水满脸……

还有我那年的9月9号日记记录是：下午全体干部战士们收听广播，是伟大领袖逝世的重大消息。我们全体干部战士全哭了。我们的领导只说了一句话是，今后再没有人……给我们指路了……说完，我们全体干部战士哭得更痛了……

而现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我的心情显得异常复杂，整整三十七年前的回忆，人恍惚之间过了几辈子？国家也像是经历了几个世纪？我们没有穿越，我们只是对那个年代深恶痛绝，但是领袖时代的巨大阴影依然笼罩着天空和人心……

我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写这篇短文，我知道失眠了，我得完成这篇受煎熬的文字，也翻阅过去的有些发黄有些灰色的日记本，直到天亮。看外面的空中布满了阴霾，电脑中的天气预报标明了今天仍是重度污染。但楼下已经有了市声和人声，养了宠物的主人已经出来溜狗了，有狗叫声极为亢奋和另一座楼厅里出来的狗们相互呼应……

2013、6、29、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