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多部专著及多篇论文发表。这是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文革关系的论文，系作者文革论文系列的一篇。

在认为是其社会主义最重要实践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以打倒、选拔等方式选择了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唯有邓小平的选择最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戏剧性、悲剧色彩。

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并未收到很大的人身冲击，政治命运一直存在转寰的余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动荡后，邓小平被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者之一，由毛泽东直接点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再一次将邓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别了人间”。毛、邓关系贯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都能依稀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有趣味的课题，本文就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窥到一些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泽东确定接班人人选是在1953年底。1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各地方大行政区划的设置，将地方主要领导人调入中央，担任主要党政职务。其中，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不满，1953年3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削减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职权，让其只负责外交，高岗则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最主要的国家计划工作；2刘少奇支持的新税制改革、山西合作社问题、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而高岗则在这些方面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尤其是东北在支撑朝鲜战争与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现了出来。3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权力格局，或者说，毛对高岗并未完全信任，4毛泽东则是年底准备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搁浅，毛此种权力分割，实际主要是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其担任主要政治角色无人疑义，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却屡有波折。

“高饶事件”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渐趋明朗，但毛显然不期望以刘个人接班，而是扶持一个“班子”，即有一个集体成员，“防风林”，以防不测。5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军队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泽东始终将接班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培养，也始终将这些“接班人置于考察、待定的状态，权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权力如军队、组织权力的移交并未进行。到了毛认为他所进行的事业、他所需要执行的路线出现问题，他仰赖的权力体系出现了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时，他就要奋起反击，甚至不惜打碎一切旧的、他曾经扶持与建立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他就寻找、培养新的继承人，以取代旧的权力体系，毛泽东对此毫不犹疑，按江青的话说，就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7。胡乔木也曾委婉地说，毛泽东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深刻影响下召开的。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探索，如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9这一建议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10但毛此提议只在1958年初实现了一次，即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八大关于政治路线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及以速度为指针的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否定八大稳妥的经济建设路线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合法化。11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另一项党的领导体制重大变革是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这是其对接班人体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53年进行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分工的探讨时，遇到了挫折，但毛还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以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分开，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力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并使其相互监督。12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使其正式进入接班人群体。次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问题，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并表示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131959年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明确地推向前台。

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权力划分及一线、二线的分工不可评价过高，只是毛泽东某一时期或者说仅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冲击最为剧烈的两年（1956——1957年）的一个思考，在1957年毛泽东断然发动针对知识界的政治打击后，毛泽东重新高度专权，接连发动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对党内高层开展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斗争清洗。党史专家黄峥先生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为党史研究人物所重视、也为一般民众所熟知，似乎没有疑问，但毛在准备让刘接班的过程中，一直还有另一种准备，即如果不满刘作其他选择时，必须能有适当的候选者，这就是“防风林”，即接班人群体。所以，在其准备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仍然“顾问”着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动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毛对自己习惯且自信的领域十分在意，他一面进行文化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反右派”运动的“战果”，使知识分子完全服膺于毛的个人权威，曾经对其有所怀疑的拥有一定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遭到整肃，一度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空气被强行压缩，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依赖国家机器尤其是公共舆论的宣传、支持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引以自豪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极为看重，认为是功不在禹下的圣人事业，15是他经过严重努力而得来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为此，毛泽东不惜对前两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以严厉批评，甚至有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更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16毛泽东将原属国务院的职权集中于中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权独揽”。17毛泽东个人地位通过批判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得以“居高临下”，以前可能与毛商议、平等协商的气氛完全改变，毛泽东的绝对个人权威在党内由此确立。18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为毛泽东判断是否其路线的追随者还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后，批判彭德怀、批判邓子恢、批判刘少奇莫不如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以此为开端，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戏剧中主要指称“分田”，即是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单干风”。19

这期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对其“大跃进”等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防止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赫鲁晓夫式人物作准备。201958年整肃军队内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帅”刘伯承，1959年整肃彭德怀，都是出于对接班人的担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明确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听从毛的指挥，他当重新走上井冈山，“打游击”，作好解放军分裂的准备。21

毛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实验遭到空前的惨败，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不得不有所收缩，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让步，在政治权力上也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陈云主持工作，所谓一线、二线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成为一种被迫的事实。所以，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说：“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23

1961年9月，毛泽东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口，回答了为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毛之继承人问题。毛直言刘少奇就是继承人，说：“我死后，就是他。”24这是毛正式公开宣布刘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仅仅过了3个月，毛泽东就反悔了，察觉到刘少奇对其路线并不“忠诚”，尤其是对其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其倾注无数心血的“三面红旗”并无明确肯定、对“大跃进”运动的灾难严加指责的举动非常恼火，25紧接着的几个月是刘少奇全面主持调整工作的时期：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3月，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明确提出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主要错误及原因，并对“三面红旗”再次提出保留意见；265月，刘再次主持常委工作会议，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切实退够，以断然措施，准备慢；同时，也支持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关系的调整工作。这些调整措施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开始的“单干风”出现迅速扩张的形势和彭德怀要求平反事件，27已经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改革”的底线：“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质的定性和庐山会议不能翻案。于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出现了右倾，决定反击。28可以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的确定到此已经动摇，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防止刘少奇等的“修正主义”和对林彪的扶持上。29

针对刘少奇频频检讨中央决策失误，毛泽东也坦承自己的失误，但毛却是认为放松了阶级斗争，是“见事迟，抓的慢”，30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阶级斗争，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进行反击，正式在党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31在会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作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党内代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也被攻击得很严重，刘少奇言语不多，接受了毛的“反修防修”理论；32会后通过的会议公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断言“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33

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于接班人的选择，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这之前，毛于刘还有期待、观察甚至期望转圜的话，这之后，毛所做的重点就是防备刘的“修正主义复辟”和再选择更换刘的接班人。“四清运动”由此展开。于是，毛对林彪主持的军队工作一再加以肯定，树立了诸多的英雄模范和标兵典型，34对林的身体健康也一再表示关注，35对林巩固其在军队系统的权威、打击不服从的对手也给予支持。36林彪迅速地“走红”，坚定地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言语进行鼓吹，以符合百姓语言习惯、战士文化水平的方式造成对毛泽东绝对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使毛泽东成为军队战士唯一信仰的“神”；37极力宣扬“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源泉，并运用军队的舆论工具扩散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使得军队成为刘少奇纠正毛泽东激进左倾思想的一个“特区”。38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刘少奇失势恰成反照，是当时明眼人了然于胸的事实。

如果说，林彪是在军队领域出色地领悟、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的话，邓小平则是在外交战线“反修防修”即对苏联的论战得到了毛的赞赏。邓小平对于苏联人的强硬态度，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坚决批判态度，都得到了毛的肯定。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邓措辞强硬，毛泽东主动往机场迎接邓回国。39邓小平在书记处主管与苏联论战，并建立了一个“班子”，邓小平甚为倚重，其主要成员是活跃于60年代初中期的“理论权威”，后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依赖力量之一。40邓在此际的主要角色41，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深为毛所嘉许。毛对赫鲁晓夫主持国际共运的局面一直不以为然，也以自我居世界革命的导师与舵手所期许，赫鲁晓夫此时的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解、缓和政策受到毛的尖锐批评，以为修正主义的铁证之一。毛泽东曾经的盟友王稼祥的和平共处思想42即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反映之一一再受到毛的激烈批判。43

对于苏共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判断其人是否属于自己阵营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最终决定在1966年5月正式公开启动打倒刘少奇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仅仅是其防备政变的兵力部署完毕44、倒刘系列人事措施基本完成这些重要步骤的完成，也是毛无法容忍刘在外交领域的“自作主张”。当时，苏共“二十三大”即将召开，中、日两党举行会谈，日共中央建议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不点名批评苏共中央，为刘少奇等接受；另苏共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彭真见开始常委会提出不出席的意见毛未明确回复，再主张告毛一主张出席的意见，并以“常委会一致同意”的名义。毛因此大怒，否决了此两建议，认为这是在原则问题上搞交易，是以“常委一致同意”来压迫他服从，于是在其召集的政治局最后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彭等严重警告，决定发动“文革”。王力即认为，此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因素”。45显然，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得分的，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反修战士”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重点栽培江青，让江青出面组织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大批判，担任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46。这是毛泽东最为熟悉、最为关注也最为得意的领域之一，一直是毛个人所独断掌握，也成为判断建国后阶级斗争动向的“晴雨表”。从建国初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毛泽东总是“心细如发”、“先发制人”。到了1962年，当毛泽东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问题出现阶级斗争动向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江青。毛泽东始终认为，江青有这个能力。47江青由中宣部、北京、上海的步骤开展思想文化界的政治斗争。48这样，一方面制造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和寻找毛关于修正主义危险性存在的合理性证据，另一方面则是物色阶级斗争“旗手”与“尖兵”，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文攻”闯将。

江青的努力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京剧革命，毛多次批示；关于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判断，毛有“两个批示”，进而挑起针对北京市委的“海瑞罢官”戏剧批判运动49；江青即明言，“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50后来在毛泽东批判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亦以江作为“冲锋队”，51与林彪联盟，成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力。关于江青的作用，林彪在文革全面爆发前的1966年3月19日，在批示中央军委的文件中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做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52应该说，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及内情是清楚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江青及江青势力（即“左派”）的崛起，为林彪、邓小平以及后来的其他接班人的最终顺利受权形成了变数。对待江青势力的态度，成为毛泽东衡量这些接班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53与江青关系的好坏，决定了这些接班人最终权力甚至政治命运的走向。

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留有余地

邓小平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谁不听话就要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54作为毛泽东在建国前17年培养、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有什么异同，在“文革”的风暴中又有什么不同的对待呢？

如前述，毛泽东于刘少奇不满，是在1962年，已经开始进行更换接班人的准备工作：在军队，认可、支持林彪的“造神运动”及整肃异己，形成支持毛泽东重新革命的“武卫理论”，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尊神”；55在思想文艺领域，江青开始“抛头露面”，频频“发现”、制造坚决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思想文化界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毛泽东需要的轨道；在经济领域，则是毛泽东选择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本是在“大跃进”之后，农民清算“大跃进”苦难制造者错误与仇恨的一种社会不满释放的方式，在惨绝人寰的“大跃进”灾难后，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痛恨达到顶点，农村一部分干部在“困难时期”的腐败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早由源，两者结合成为“安全阀”机制。56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持续4年而后又不了了之的政治运动中却发现这可以彻底解决与刘少奇分歧、矛盾、冲突与斗争的突破口。

刘少奇在中央主持这项政治运动。57在“四清运动”进入高潮的1964年，刘少奇神色严厉，严斥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支持中央决定，一路批评，58最后形成干部的“大下乡”，组织工作队，59并以其妻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作为样板，开始对基层干部的清理、批判，形成影响全国的政治运动。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发动“四清运动”的基本原因认识没有差异，都是认为基层政权的腐朽异质，在一个政治权力全面主宰社会的国度，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政治腐败不可避免，中共自建立始即依赖政治运动、革命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解决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形成政治决策失败——群众怨气聚集——政治运动批斗干部——群众情绪缓解——再次政治决策失误的冤冤相报的群众压力消解模式。60在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严督下，“四清运动”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61全面动员、全面批判的结果，使清算基层干部进而清理前几年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成为必然。一味与基层干部政治压力的运动方式触犯到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坚守，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基层组织的严重判断，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上层，这又与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生了冲突，表面上是对基层干部还是中央的判断，实质是对“三面红旗”还是对“三面红旗的纠正”的否定与肯定问题。在此，毛刘矛盾激化。所以，毛、刘关系中“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争执，是“四清四不清”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矛盾问题，没有大的原则区分，主要是对毛主持中央工作还是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评价问题。于是，夹杂在领导人之间的上下级干部成为运动的整肃重点，无论是在刘少奇的“四清运动”还是在反刘少奇“四清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论是整肃农村干部的“工作队”还是批判“工作队”的“造反派”，还是批判“造反派”的“老干部解放”。

刘少奇的激进做法使基层组织与上级工作组的矛盾激化，激起了基层乃至中央层面的强烈反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即明确表示对刘的做法持保留态度。62对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毛泽东始则未置可否，后见各地反映差异，9月初，指令停发，为此还对支持刘少奇转发王的报告的陈伯达非常不满，63于是，毛泽东另行组织了“小站经验”与“白银经验”。毛与刘的工作经验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张依靠基层干部进行夺权、造反，刘则主张以上级组织来制裁基层组织，二者思路的差异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和“红卫兵”的对抗如出一辙。

毛泽东依靠刘少奇提供的基层阶级斗争严重局面的情况汇报，64得出符合以前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判断，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此期间的剧烈动荡，65毛泽东加深了对接班人的忧虑，毛泽东愈发感觉中共中央上层乃至最高层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1962年对刘已然不满的情况下，通过这两年的观察、观望，毛泽东在1964年底与刘公开冲突，二人接班人关系就此破裂。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始，毛已经对刘心存疑虑，到西楼会议、“包产到户”及平反冤假错案，毛在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警告，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让步政策”，是产生资本主义（毛将党内的“资本主义”命名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不可避免，这是毛对刘少奇调整各种政治关系的严重警示，但刘显然没有认识到毛的“良苦用心”。66

随之，“四清运动”在全国铺开。毛泽东先拟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宣称“四清运动”（当时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在进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时不在国内，回国后，刘则主持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愤然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67

而且，刘少奇对田家英传达的毛泽东旨意未置可否，却在8月1日的向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讲话中点名说毛的调查方法过时，说不参加“四清”、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这令毛极为恼火。68于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根子在上面”，当时，毛即假借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报告对刘报告持反对意见时，要求邓小平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开会，“重议”刘的意见。698月底，中央局第一书记召开，毛泽东公开指责刘的做法是“倾盆大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刘亲自指挥，作为对刘8月1日批评的响应。70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放手”让刘主持“四清运动”，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江青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文化届阶级斗争运动上。71但是，毛也不断地或隐晦或公开地警告刘少奇或者说向中央其它及地方领导人预警72；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并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五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73

9月23日，刘少奇对按其要求检讨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做出回信，指斥江以前在省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教条主义的讲话”，指出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话“不完全正确”，应该是“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在信中还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显然这与林彪在军队激烈支持的对毛个人崇拜相去甚远。74

接着二人在年底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发生争执，这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与毛公开争执后，第一次的与毛的公开抗辩。自1958年成都会议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后，毛在党内已是“一言堂”，容不得任何的争论，刘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与毛一再冲突，毛极为恼怒，75后来，毛一再说，是在此时决定将刘彻底打倒。765日后，毛泽东设宴过生日，但毛在寿宴上情绪激动，先指责李富春主持的计委搞独立王国，又指斥刘少奇所言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临别，毛泽东还对与会的曾志说：“现在井冈山的没有几个人了。”77显然，刘少奇不能算是井冈山的“战友”，林彪则是其“井冈山的嫡系”。28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穷追不舍”，拿着《党章》、《宪法》与会，对刘少奇、邓小平要求党员权利和言论自由。78会后，毛泽东与江青分别对一些信得过的省市领导人打招呼。791965年1月3日，即刘少奇当选共和国主席的当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刘少奇进行严厉指责，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无奈，只好召集党内生活会，作检讨，并由陈伯达向毛泽东逐日汇报。80但毛泽东已经绝然，刘的努力无果。

自此，毛泽东期望发现更全面展开经济斗争的方式、必须更换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运动和依靠力量，于是，林彪在军队系统、江青在思想文化界的活动避开了刘少奇的领导，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坠落了。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也主要是毛清扫外围的工作，到1965年底，毛泽东准备工作就绪，“文化大革命”自然就开始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冲突，到底为何，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细究起来却大同小异，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1．夺权。按毛泽东自己的解释，首要一点，是大权旁落，他要夺权，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重建“无产阶级司令部”。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即明确说：“那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81毛泽东在“文革”开始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去坏的，留下好的”82。先扫除外围——书记处、北京市委及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再清理“司令部”——刘少奇与邓小平，重在变修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所以，文革的第一期工作在鼓动造反派的夺权，使首脑人物彻底下台（毛泽东谓之“擒贼先擒王”83）；到了1967年，毛泽东号召“全面内战”，也是大乱求治，“全国夺权”，到1968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的使命基本结束，所以有“九大”的召开；在组织上，毛泽东仿照中国历代通用的“以内制外”的政治策略，使用身边能够体会其意图、得到他信任的秘书人员，组成权力核心，取代国家与党的常态领导体制，以行使“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确保毛个人意志指导政治斗争的顺利展开，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84林彪在“文革”伊始，也一再强调“文革”是夺权，并认为，毛泽东在1966年前半年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85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政治势力，“一国二公”的局面导致他的话失去了效力。而刘本人也羽翼丰满，不听指挥，在他头上“拉屎尿”，因此，它必须反击。毛泽东先是频频指责书记处、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文化部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阎王殿”；后更指刘少奇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

“四清运动”最早是毛泽东号召干部蹲点，但应者寥寥，刘少奇指示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如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省地委书记、部长和司局长，马上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下去蹲点，毛知道后，多次说：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86

1964年8月，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直指毛泽东一直引以自豪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方法“过时”，87对于毛泽东要将协助刘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转达关于正确对待基层干部与工作队集中的意见不以为然，88这两点后来都遭到毛泽东的反击。89

毛泽东认为，曾经是他信任的人开始“投靠”刘少奇。1962年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包查到户”问题，受到毛的呵斥，毛责问田是个人意见还是其它人的意见，田语塞表示是个人意见，但自此失去毛的信任；90陈伯达的态度也遭到毛的怀疑。91

1965年11月，毛泽东离京，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92

2．毛泽东需要一场全面发动的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期望依靠现存政治组织，批判基层的干部组织。

毛泽东在1962年后将主要精力专注于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界的努力“证实”了毛的判断，对于“问题成堆”的知识界，毛并未过多的在意，但于广大的农村，毛期望已重新塑造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办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问题，而且1962年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也使毛对于农村经济的政策调整充满了警惕。毛对于基层干部肯定的成分并不大于刘少奇，但对于上层变修的担忧使毛急于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更为急迫的修正主义“大本营”——中央甚至更高层，所以，毛的政治运动的核心区域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刘少奇则将阶级斗争的重点指向农村，因“大跃进”的切身之痛，刘对于基层组织充满不信任感，但处于一线领导层的刘则不可能将斗争矛头指向一直受其领导的高层，所以，对于毛的政治指向，刘的反感、反击是顺理成章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首先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主持的“三面红旗”的保留态度，次在当年一度风靡的“包产到户”风潮，93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已经难以容忍刘对其的轻侮，两人冲突终致爆发。刘少奇在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尤其是出任国家主席后，对毛也不是一味退让，特别是在1961年回湖南调查后，对“大跃进运动”有切肤之痛，94基层群众的苦难，使刘在一些政策上固执己见，不再轻易地改变、不轻易检讨，这与周恩来有较大区别，但在毛看来，是骄傲及不尊重自己的表现。95

尽管毛一再指责刘政治运动的过火行为，但即将到来的“文革”运动，其规模、残酷程度、涉及人数与持续时间，都远较“四清运动”为烈，所以此种分歧只是表面现象。

3．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冲突。

刘少奇在党内的资历来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提拔，对于一直处于战争环境的中共来说，军事成就（战功）是权力核心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显然，刘在此方面不具优势，在1954年的“高饶事件”中，高岗对刘的批评一度集中于此；刘与毛相识较早，96但二人相知的程度却未随时间的流逝而强化，胡乔木即直言，毛与刘关系始终不是很亲密。97

刘少奇不轻易检讨，个人生活严谨，与党内同志关系多是工作联系，且久处高位，严厉有余，缓颊不足，易于招怨，这与彭德怀等个性相似。但在1964年底的公开冲突后，刘向毛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但毛并未领情，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说明毛已横下心来，打倒刘少奇只是时间和何时准备好的问题了。毛泽东在会上还怒斥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98

也就是在这次会后的三届人大上，刘少奇继续当选国家主席，江青则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正式公开走向政治的前台。

“文革”爆发后，主要针对对象是刘少奇。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遭致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反映毛政治斗争的一贯个性，借一件具体事情开展政治运动，刘少奇此时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工作组的分歧只是强化毛的恶感而已。1966年8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刘再次发生争执。毛批评刘在北京搞专政，刘反问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叫专政呢？毛批评刘为什么害怕群众，刘答道：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无非是下台。99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刘再次发生争执，刘以“五不怕”对待毛泽东的批评。100毛泽东即于次日写出一张“大字报”，扭转了会议的日程，刘、邓下台成为定局。101

毛泽东发动“文革”，解决刘少奇的“继承人”问题，在运动初始基本达到目的，但毛为何听任将刘残酷迫害，最终悲惨而死102，其原因如何，历来争议很多。以前有说，毛不知内情，似乎证据不足；103有人认为，是刘所谓历史问题（如叛变问题）引起毛的恶感，亦是猜测。（1）以毛与刘40余年的了解，刘个人历史当不是置其于死地的原因；（2）毛所信任的“文革”领导人中，有历史问题的并不少见：备受其信任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七大”审查时即有“不坚定”的结论104，江青、张春桥的个人历史几乎尽人皆知，毛也信用如故105，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这样分析说，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106这是颇有见地的。联想以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及彭真、罗瑞卿等的际遇，刘的结局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就在刘少奇被彻底打倒时，同被视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的生活遭遇却要平静得多。邓下台的理由，被公开指斥为“修正主义路线”，但邓的长子邓朴方却明确提出，是给林彪让路107。

毛泽东对邓的批评，是严厉而克制的，在林彪确立接班人地位后，毛对邓又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降为政治局常委第八位，但邓却反升一位，居第六，虽然邓的处境已严重恶化，但至少在公开场合，毛反邓的态度未趋明朗；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邓直接批判的与会人员反映寥寥，毛泽东则表示，邓对他很为冷落，不向他汇报工作；108在邓向会议的检讨上，毛的批示显然与对刘少奇有别，加了几句“积极”的话，表示“在自己经济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109毛还要邓找林彪“搞好关系”，但邓与林的谈话，不欢而散。110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11刘、邓的处境恶化。但毛对二人有别。

4月，在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后，邓致信毛求见，毛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告邓：（1）要忍，不要着急；（2）刘、邓可以分开；（3）如果有事可以给毛写信。不久，毛召见邓，明确表示可以找汪，也可以直接给毛写信。112这与刘少奇一再请求见毛而不得的情况显有天壤之别。这年7月16日，毛召见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113此时，刘少奇已被抄家，与妻子王光美遭到连月揪斗。

这之后，毛泽东多次批示，要将刘、邓分开，并对对邓提出批判、开除等严厉措施持保留意见，“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114毛泽东对邓的人身安全也有妥善安置，不准红卫兵进行肆意的揪斗，不许林彪、江青等极左势力插手，只容许汪东兴一人及汪负责的卫戍区部队全权负责，并保留与邓的单线联系，保证邓个人情况不致与毛中断；115对邓的项目审查也仅附设于“贺龙项目组”，116对此，邓小平之女毛毛说：“毛泽东在对其（指邓小平——引者注）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117所以，在“九大”上，毛泽东再为邓小平“辩护”就不奇怪了118，也可以理解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曾提议邓进入中央政治局119，也能够体味江青所言将林彪写入党章是防备他人的“觊觎之心”的指向了120。

综观在这段文革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邓小平较少受到外界暴力冲击而遭致刘少奇、陶铸121、彭德怀122、贺龙123等悲惨命运，全身而退，显然毛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能够在林彪、江青等的追责下，政治命运留有一线希望124，也是毛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深意所在。

“文革”初始，毛泽东确定了林彪为其接班人，但毛对林并不十分信任。林彪个性刚强，遇事决断从不做检讨，沉默阴鸷，不露神色，与毛大开大阖气质迥异其趣；林彪军事将才突出，却未展示政治驾御和经济领导的能力，没有地方、政府工作经历，与党的领袖所需全面才华显有差距；林彪在军队中鼓吹、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固然可为对抗刘少奇的利器，但毛对这种不切实际、登峰造极的做法有其考虑；林彪用人多为军队旧部，对其他系统的干部不热心，对不服从的干部恶意打击，也使毛有拉拢、架空的反感；而且，林历史上与毛几次的争执，如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东北决战时的攻打锦州问题、朝鲜战争出兵问题、高饶事件问题，都使毛难以释怀；尤其是林彪的身体状况，虽然林小毛14岁，但林身体欠佳且迷信中医是高层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放心，可能是在当时无奈的选择，因此，对林也一直在考察之中。对此，久处高层的李雪峰议论道：毛考虑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林在历史上与毛的分歧，“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虑的。”“主席对林彪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125

在这些方面，邓小平均有所长。邓小平打过仗，其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并最终站稳脚跟、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及二野解放南京和大西南，都是赫赫战功，仅次于林彪；邓主持西南的剿匪、土改、稳定物价和铁路建设，取得很好的成绩，博得一致赞誉；邓主持书记处工作10余年，有党务工作经验，且在反修战场也大得毛的肯定，所以无论党、政、军任何一面，邓都是合适人选。126

当时中国国际环境恶劣，与苏联、美国关系十分紧张，毛泽东选择接班人，首先考虑是具有武略文才的全面型人才，纯粹的“秀才”顶不住，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所以一度毛属意张春桥，127但也仅是一种考虑而已。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对毛始终置邓小平于其接班人视线之内的原因，就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矛盾的激化。

林、江势力本是毛发动“文革”的依赖力量，在反对刘少奇的政治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但刘下台后，两个集团却渐成水火之势。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讲了一些欧洲“文艺复兴”的内容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江青竟指斥林讲得不妥，使林极为气恼，李作鹏认为，这是林、江矛盾恶化的开始，128黄永胜等“军派人物”与江的“左派”更是格格不入129，在“九大”的人事安排中，林、江集团斗争的局面已经形成，江青提名的温玉成政治局候选人被林彪在最后一刻拿掉130，而林彪提名黄永胜进入常委遭到江青的全力抵制131，“九大”去掉“中央文革小组”就有叶群、黄永胜及陈伯达等的建议。

面对林、江日益激化并最终将摊牌的局面，毛泽东显然有所准备。对江青“左派”的态度，往往决定着毛泽东对其选择的接班人的最终态度，邓小平此时未远离毛泽东视线和日后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都与此大有干系。

三、邓小平东山再起

1971年林彪事件是毛泽东接班人选择的一次大挫折，毛泽东精心安排的人事布局被毛重新打碎，林彪及其党羽被清洗迫使高层领导人再次大排队。在九大确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6人或死或囚，并涉及到更多的高层人选。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得不重用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派”，让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32。

但周主持的以解放老干部为核心的“纠左”工作，未得到毛的长久支持，当毛认为周的批判极左触犯到对“文革”的评价时，毛断然制止了周。周以毛泽东理论反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努力功亏一篑，毛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坚守，是林彪事件后毛的主要课题133。一方面，毛对已经持续5年的“文革”的错误有所省悟，期望周对其有所改正；但另一方面，毛拒绝否认其“巨大成就”和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思想的“正确性”，“文革”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利器在毛看来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是阶级斗争方法未骤完善的结果，因此，所谓纠正，是对“文化大革命”不完善处的补充、发展，决非重新“另起炉灶”、批判“文革思想”，在此方面，毛认可了江青等对林彪等背叛毛、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错误只能是极右的定性，而且始终支持江青“左派”继续领导“文革”政治运动的展开。

在1972年还有两件事对毛的晚期接班人选择产生了影响，一是毛在2月21日突然休克，昏迷近半小时，使毛真正感到时日无多；二是周恩来罹患癌症得到确诊，134老一辈领导人包括象征性的朱德、康生、董必武的年迈多病，促使毛必须尽快选择接班人。

当时，毛泽东的人事新局是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开展，以“老干部派”为主，经济、冤假错案的平反及协助外交工作；江青“左派”主持思想战线的政治运动，继续批判斗争；还有就是“文革”中选拔的地方中青年干部，是1938年后担任基层领导工作，“文革”初已出任省委书记职务的“稳健派”，这是毛以制衡“左派”、“老干部派”的“第三种力量”，代表人物是前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书记纪登奎、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及安徽省委书记（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以及辽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

“第三种力量”的选拔，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135即使在林彪副统帅地位已然确立的状态下，毛泽东仍对这批地方调任的领导人以特殊的信任，在摧毁林彪以军人为主干的政治集团时，他们成为毛依赖力量之一。当1971年8月中至9月初，毛泽东巡视南方到达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时，特地在湖南召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还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华国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广西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通报与林彪的分歧，“吹吹风”，明确提出要对林彪警惕，并由华单独向周汇报，136毛的提前警告使湖南省委及广东等省避免过深涉及林彪集团的活动，这实际上也为以往长久盛传的所谓林彪先逃广东、另立中央的计划提供了反证。

时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9月12日下午1时许，被毛泽东特地通知到北京南郊丰台车站，毛破例在此停车，向他们详细讲解与林彪集团的政治斗争，并明确告知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只是初步，还有“黑手”。137会见后，138毛还单独交代李德生，调38军1个师到南口以保卫毛泽东；139随之，在“九一三事件”中，李德生为周恩来直接指派到空军指挥室，代周坐镇指挥；140吴德在于9月13日凌晨3时许赶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亲自下令北京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吴德、吴忠负责卫戍区执行。141

对于林彪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后来委以重任的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如时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王洪文，在毛泽东巡视到杭州时，为毛泽东特地找来谈话。毛对王关于庐山会议的评论、关于陈伯达“六号简报”的批判，显然是满意的，并要王请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吃饭喝酒；142对林彪事件处置的参与也是这些人得到重用的重要政治资本，他们也基本成为了中央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成员。143

对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清理，使中央权力层出现真空，也必然使曾经遭到批判的一批“老干部”得到平反、“解放”，特别是毛一度确立的林彪接班人权力布局被打破，毛需要重新部署、安排新的接班人格局。对于新的高层权力安排，毛确立了几条原则：

（1）认同、接受、贯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政治态度的考量既有对其历史的一贯态度的认识，也要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此，就是对周恩来工作的基本态度。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委托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工作，周在1972——1973年的“纠左”，包括解放“老干部”、经济、文教与外交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复，这种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恢复工作实为行政权力行使的惯性与必须，也是周在60年代初期纠正“大跃进”灾难性局面时采取措施的另一翻版，但为江青“左派”所不容，也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而主导一切工作所左右。惯于以具体事情破解全局的毛泽东抓住两个事件对周展开了严厉批评，使周的工作时断时续，也使周政治生命注入了沉重压力：一是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的来信事件，1972年12月，王致信毛表示赞成周批极左、不赞成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但毛认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扭转了周批林整风中批判极左的方向；144二是1973年12月，周恩来在送别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未及时报告毛泽东，毛极为震怒，要求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江青即称此为继林彪事件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45

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基本职能完成必须的领导行为，为毛限制性的认可或基本否决，固然有毛对周不满的表现146，但更多的是，毛以周作为判断对“文革”态度的标尺，考察、划分“左派”还是“右派”的标准；也是毛对其他人主持中央工作的一种警告，不能偏离毛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所以，对周工作的限制性态度是毛考量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在1972——1974年周主持工作的中国政坛，出现了两道泾渭分明的现象：一边是周对国家政治秩序的恢复，一边是针对周政治运动的展开：批林批孔运动，“三箭其发”与“放火烧荒”，反击右倾复辟回潮运动。

（2）老中青的结合。鉴于他及其为核心的老一代领导人普遍的年迈多病、力不从心，毛泽东此时选择接班人时加强了对年龄、身体的要求。在初步确定年轻的40岁的王洪文147进入权力核心层后，毛也期望培养中年阶层对王等的支持。当时，在毛认可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确患癌症不治之症，朱德、康生、董必武都是年迈、多病，已长期处于修养状态；148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则属于介于39岁至60岁的中年，149这些在“文革”期间从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大都兼任省军区或大军区领导人）任上调到北京的“地方大员”，毛泽东更多的需要是他们的行政经验或从政阅历，其人脉体系显然不如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

所谓“老中青的三结合”，表面看是年龄层次的考量，实际是对“左中右”三股力量的平衡、驾驭。在毛泽东的权力布局中，“老干部派”以周恩来主持的政府人员为主，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叶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得到毛的信任，成为江青“左派”攻击的重点对象之一，1974年发生的“放火烧荒”与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即是针对叶；江青为首的“左派”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和后来选拔的王洪文，因为他们都从上海起家或者与上海有密切关联，被毛界定为“上海帮”，还有在1973年“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阶层或能接近毛泽东的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他们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控制意识形态、思想宣传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发源地”，也是最为毛泽东“放心”的阶级斗争战场。毛虽然委重任与“左派”，但对于他们的政治领导能力尤其是人事控制能力很不“放心”，对他们与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之间的矛盾、分歧和冲突也使心知肚明，毛可以容许他们对周的批判，但不允许打倒周；可以容许周对“左派”的批评，但不允许批驳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与土壤——“文革”思想与权力体系。在这二者之外，毛即寄期望于“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是由毛一手选择的，对“文革”政治并无太大的恶感，但对于江青等的极左政策、过于跋扈的个性及唯我独革的用人标准啧有烦言，与江等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对周等基于历史的情感，虽然碍于毛的左右可能会批评周，但善意情感的累积仍使他们从情理上偏向周，而且长期地方工作经验使他们乐于接受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健做法，毛希望由他们调和政治局与权力高层左右冲突的努力，在后期猫感到力不从心或在毛百年之后的政治变局中显然超越了他的想象。毛对于“第三种力量”个人能力的体认并不积极，即使是他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毛也是“厚道人”、“不蠢”等相当中庸的评价，这时候，毛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辅佐他收拾乱局，且将已显混乱的“文革”局面稳定下来，这就是他一直在思考、犹豫的邓小平。

（3）能力。毛泽东选择接班人，当然注重他们的能力，以前的刘少奇、林彪包括邓小平个人能力，都经过历史的检验，也得到党内一致的认可，对他们的能力很少出现不同的声音，但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看到再选择接班人，能力的要求却成为难以达标的缺憾之一。

关于接班人的能力，毛泽东认为，应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150，具体体现在驾驭全局的能力，能够较为全面的、灵活自如地处理党内纠纷，在左中右派别冲突中超然地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全面的政治领导力，包括行政决策能力、军事指挥能力、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决策能力；洞察力，较强把握时局、理解毛意图的能力和对国内国际大势的预测能力，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首先选择的王洪文显然不孚其望151，就是后继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也使差强人意；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包括后来的毛远新在党内的资历和个人声望，都是不堪大任，左派核心江青的人望，更使毛深为担忧，因此，在选择王洪文、华国锋、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后，毛泽东还是“请出”了邓小平。

与前述毛泽东考察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

（1）政治思想强。虽然对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事业有诸多疑虑，但邓小平还是企望主动地跟上领袖步伐，尽力领会其“革命”意图，尽可能地按照毛的指导思想进行，即“老革命碰到新问题”。152邓对毛泽东要进行的“反修防修”事业并无成见，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革命军队控制国家政权及社会秩序的做法也是赞同的，而毛在晚年始终将“反修防修”视为“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毕生从事的志业153，邓小平只是对“文革”的方式有保留意见，尤其是对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邓与毛的思想有距离，邓强调经济秩序的恢复，这种恢复从本质上也并没有脱离毛倡导的计划经济轨道，但毛强调阶级斗争优先或者笼盖一切、其他就是“唯生产力论”，其区别仅在如此。对此，毛也是清楚的。所以，毛在引介邓再次入主政治局时，一再提到邓的坚定反修立场，如在邓“出山“前的一个关键批示中（即1972年8月14日毛对邓3日的来信批示）说，邓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54并认为这是邓建国后最重要的“好事”之一。

（2）人才难得。毛对邓的治国能力从无怀疑，在1956年“八大”前夕介绍邓小平之时，即将邓与自己比拟，说他这点象我，并极力向中央代表推荐，不遗余力，这在毛泽东的领袖经历中，非常罕见。155邓小平在主政中央书记处的10年间，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之一，邓的工作毛大体上是满意的，所以在1974年底毛在确定由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再次说邓是“人才难得”。156

毛说邓“人才难得”，是指多方面的能力，①有驾御各方面（毛称为“派”、“山头”）的领导能力，比较公道；②有军事指挥能力157，能够打仗，这是第三种力量特别是“左派”最为欠缺的，而毛泽东此时对国际局势的判断相当严峻，时刻提醒要准备打仗，两相权衡，轻重立判158；③有外交决策能力，能够妥善领会、发展毛泽东的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战略理论，即联合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与江青“左派”的一味斗争、“唯我独革”主张有别，也与周担心苏联压迫过甚、主张缓和与美国关系的“务实”思想有差异，所以毛对邓的外交能力一直寄予厚望，即使在1976年邓被打倒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仍让邓专管外事159；④有领导经济的能力。在“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是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必须维持在一个可能的范围内、不可能持久保持狂热的激情，毛泽东在“革命”3年后，虽然不情愿，但仍然不得不做出让步，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面对“文革”的乱摊子，需要高屋建瓴的决策能力、大刀阔斧的决断能力、破釜沉舟的大无畏魄力。160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毛的支持后主持的整顿，综合体现了这种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经济秩序的能力，即以整顿积怨甚深、派系林立入手，不惜以军事管制为手段，强制解散派系，逮捕派性头目，以点带面，立竿见影，促成整顿工作的顺利展开，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军队的整顿莫不如是；⑤团结各方面，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老干部的尊重及对极左政策的调整。在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是社会舆论的导向标，“文革”晚期，毛泽东个人权威趋于且有加速度下降的态势，对知识分子、老干部的“解放”、松绑势在必然，所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领导者必备的前瞻意识，邓以逆“文革”潮流的胆略、甚至超越毛泽东能够容忍的限度，在文艺政策的调整、干部解放和一定程度冤假错案的平反上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认同和支持，获得了基层民众对其领导的合法性基础，这既是后来邓再起的民意积淀，也是邓领导能力的体现，江青的“左派”从根本意识上是反“缓和”、“调整”政策的，而“第三种力量”则囿于定规难于突破；⑥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经过林彪事件后，一般民众尤其是高层干部对“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有较深切的感受，对“文革”遭难的“老干部”普遍有较深切的同情，邓小平再起回到权力中心地带，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同。161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对邓“出山”持积极态度，“第三种力量”对邓也无恶感，此前对邓多有批判的谢富治已经离世162，与江青为首的“左派”开始尚能共事，应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理想人选163。毛对江青最大的不满就是不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蛮横跋扈。164

（3）邓小平的身体。邓尽管此时已年近70，165属于毛所说的老年，但邓身体健康却是党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文革”中由于毛的保护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肉体摧残，在邓即将“解放”的前夕，邓表示，自己身体非常健康，可以再干20年。166而且，邓小平表示愿意改正以前的“错误”，对毛的批评表示接受，167在江西“重游”过程中的系列谈话，表明了邓对毛泽东的忠诚，显然这是令毛格外关注而满意的。于是，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正式在邓揭批林彪的来信上作出批示，解放邓小平。168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正式复出。当日，周恩来正式向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69；3月29日，毛泽东在住处接见邓，提出并由政治局当场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重要政策问题，由此，邓正式恢复在国务院的副总理工作。170

邓复出是毛泽东关于“文革”晚期接班人考量的重要步骤，但并非唯一的选择。毛在观察、思考、综合考虑。在这前后，毛选择了一些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并正式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公布。此时，毛泽东希望直接选择一批工农兵干部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王洪文和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入围。171其中，王洪文最为引人注目。王引起毛的关注主要是王的工作经历“丰富”，有做过工、做过农、当过兵，且是“文革”崛起的“新生力量”。在“九大”上，王即作为工人代表成为9位发言代表之一172，并成为主席团成员，在1971年9月毛的南巡时，召见了王；1972年9月，王洪文“参加中央工作”173，半年后，被宣布正式参加政治局工作。174在“十大”上，王为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后，成为毛的第三位接班人。175

对于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邓小平女儿毛毛的分析颇有见地。她说：“他（毛泽东——引者）先选刘少奇，后选林彪，相继的失败，使他难于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也再不会把权力相对集中地赋予任何一个个人。如果说，以前他也曾注意过在他以下的权力的分散与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此时，他就更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勇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毛泽东从来信奉对立的统一，在他的晚年，在驾御政治问题上，他更把这一信条用于实践。”176

在“十大”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群体中，毛泽东还安排李德生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锡联进入政治局，这就是毛安排的“第三种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比较“九大”，增加2人达9人，这是毛泽东主党时期人数最多的政治局常委会177。在常委会中，除毛外，“老干部派”有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朱、董身体欠佳，仅具象征意义；另一常委康生（亦为中央副主席）自十大后即称病不出；178属于江青“左派”阵营的则有王洪文、张春桥（常委）及江青、姚文元（政治局委员）。毛的这种人事平衡，实际上是强化了江青派的政治权力。179

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来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邓小平，却仅当选为中央委员，属于被“解放”的“老干部”群体中的一员180，显然，毛对邓还在考察。

从后来历史进程看，毛泽东对于“十大”的布局显然是不满意的。十大的召开相当匆忙，人事安排更多的是填补林彪集团覆灭后的权力真空，等到局势变化后，毛立即着手接班人的选择，主要就是对邓小平和王洪文的比较上。这一时期的局势波诡云遹，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毛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加快了步伐，下列几件事情对毛泽东接班人的抉择、对毛邓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1）周恩来连遭批评，政治处境险恶。

如前述，在林彪事件后，毛一度委托周处理善后事宜，对周十分信任，但周主持的批判极左思潮却遭到毛的否决；十大刚过，曾一手协助毛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周却在外交政策上遭到毛的严厉指责。1973年11月，周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直率地言及战争爆发时，中国可能遭受美、苏联合进攻的最坏准备，但毛认为参与会谈的周、叶（剑英）犯了右的错误，要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会谈的错误。自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叶，江青并有周“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严重语言出现，江还提出，改变“十大”常委会，增补她和姚文元为常委，这遭到毛的否决，但毛认为江等其他批评是正确的。181紧接着，就是12月12日，毛对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821974年初就有“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183连续高强度工作184和抑郁的心情，使周不堪重负，癌症再度复发，住进305医院，直至生命的终结。

对周的持续批评，在“文革”发生以来是仅见的，说明毛对周主持中央工作不满意，认为有“右倾”倾向，希望将来接替周工作的接班人能够引以为戒，在各方面体会到毛容许的底线，也是毛看待继承者对文革路线忠诚程度的最低限度，但毛又需要周稳定经济秩序的努力，不期望国民经济继续恶化，而且也不希望周被彻底打倒，毛对周“既不满意，又离不开”的关系185，与既抓革命又抓生产但以革命为主的思路贯穿毛晚期的始终。革命与生产，毛委托周（继任者邓）、江分别主持，这成为政治局权力斗争的主要格局。186

但是，在“左派”看来，周所有恢复经济工作的努力，于文革政治路线（阶级斗争）是背道而驰的，江青即始终将周恩来是为文革的主要对象187，邓小平后来继续周的务实路线，与江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2）毛泽东对国际、国内环境的严重估计。

中美关系的改善，主要源于毛对中国四面为敌现实的反映，苏联在中国陈兵百万，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恶化，毛越发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毛一再警告全党要准备打仗，且做出最坏的打算188；在对国际局势的严重估计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也是忧心忡忡，尽管清查林彪集团的政治运动基本完结，但毛还是对掌握军队的高级将领颇为担心，先是公安部长李震突然自杀189，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莫名其妙的死亡，当时中央估计为敌人的暗害，并作了应变准备；随之是李德生被突然解职190，毛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立即对调，且进行背靠背的检查，对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批评，“实际上是对怀疑与林彪集团有某种牵连的司令员采取背靠背弄清事实的办法”191。这些非常事件强化了毛对于阶级斗争严重化的判断，似乎也确证了毛关于“政治运动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断的正确性。对于周纠左努力的担心，对国际国内严重局势的忧虑，对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的无奈，对身边领导人能否继承其革命事业的深深疑虑，使得毛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愈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焦虑感，这必然使其判断易生反复，政治运动的连波发动也就可以理解了。192

毛泽东因“反修防修”而发动“文革”，但建设“新世界”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到1974年“文革”的第八个年头，国内经济模式、所有制结构、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分层形态基本没有大的改变，这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对社会不公、等级差别的愤概，对权力腐败的仇视与对一般民众地位平等的期待，使毛渴望以其巨大政治权威来尽快实现理想政治，即以集权专制的政治权力实现平等、民主的公民权利，手段、目的的矛盾使这种空想往往衍生为政治灾难，但在1970年代的毛泽东，却是生命最后时期的重要使命之一。在经济形态的变革遭遇空前灾难后，毛对轻易更新所有制形式及工农业发展模式持慎重态度，但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试验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期待，使毛十分倚重江青“左派”对毛阶级斗争观念的阐释、发挥和实践，江青等的价值在毛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3，又使毛在批评江的胡作非为、变本加厉的专横跋扈的同时，以容忍、劝告和警告的态度从轻发落，并且不许其他人越过他对江进行批判。这种袒护一方面使江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使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江积怨日深，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本来对待江青“左派”的态度是毛衡量接班人对待“文革”态度的标尺，却变成中央集体中因与江青的距离远近而是否成为政治盟友的最好标准，毛泽东扶持“左派”的努力最终失败，只得尽量求得政治平衡的全力格局能够顺利交接，这也使得毛最终选择的接班人只能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庸人物。

（3）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失望与对江青的严厉批评。

王洪文在“十大”上荣升中央副主席，处于两位“老人”毛、周的第三位，接班人地位昭然若揭，但毛始终未公开宣布王的这一“殊位”，这也使得王的身份充满变数。毛始则对王充满希望，对吴德等公开提出要辅助王的工作194，并要王协助周工作，实为学习其政府工作经验，在1974年6月周住院后，王开始独当一面195，主持中央工作，但毛很快失望，发现王仅是江青的“应声虫”，无主见，更无创见，且其生活奢华、活动限于小圈子的毛病，也与毛要求“五湖四海”的领袖素质相去甚远；对于经济工作、军队领导，更是了无建树，到1974年底，毛连续批评江青等人，实际上是对王的警告，到1975年7月，已对王失望至极的毛指示王告假回浙江、上海指导运动，“帮助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6自此，王再未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对“文革”事业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是对“文革”继承人选择的犹疑，也是对江青命运的担忧，面对四面树敌（毛说“积怨甚多”）197、锋芒毕露、跋扈蛮横的江青，毛既有愤慨，也是无奈，多次对江青表示，“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198江青好为人师，喜怒无常，且常以恶意度人，几乎招致所有人的反感、恶感和仇视，而且江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凌驾政治局之上，发号施令199，稍有不从，即以各种政治手段进行打击。毛在1974年1月，江青越权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后，终于天庭震怒，连续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江的“形而上学”、“片面性”；7月17日，毛在即将赴南方修养前夕，专门召集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小宗派”，并宣布，江青不能代表我，只代表她自己。这是毛第一次点出江的“帮派”问题，也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点名批评江青。200毛还无奈地提醒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201联系到以前毛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可说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毛对身后这位得罪人过多的夫人已经仁至义尽。11月，毛疗养湖南长沙，实是进行白内障手术与了却回家乡的愿望，但此时关于国务院人事的权力纷争白热化，202江希望在政府、人大常委会系统安排“左派”人物，尤其是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出任第一副总理或直接担任总理职务203，实为阻挡邓的升职，此时，江已经知道，她的政治对手是邓小平。毛拒绝了江的部分要求，同意周的人事部署，也使江的部分人马进入了政府、人大系统。204于是有了长沙会谈。

（4）邓小平成为接班人。

12月23日——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沙会谈，是毛晚年人事安排的一次重要决策，也是毛对接班人的抉择。毛明确告示王洪文，邓的“政治”强于他，以邓出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增补邓为中央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周的这次长沙汇报，是冒着生命危险，邓榕即认为，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后的一搏”；205时周大便隐血，医生要求立即检查治疗，但周仍决意南下，叶剑英即叮嘱医务人员，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206周在行前拟定人事名单时，亲笔书写委员长、副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的名单，印刷时，要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送国务院印刷厂印刷，完毕烧掉原稿，确保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207

由此，毛开始安排邓公开露面，陪同接见外国客人，释放中共高层人物变动的政治信息，将以前经常陪同的王“束之高阁”。1975年1月30日，邓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是邓在文革初被打倒后再次回到中国政坛中心的标志。时常委会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不久，周病倒住院。2月2日，毛批准由邓代理重病的周主持国务院工作。208到7月初，毛接受叶剑英提议，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主持，邓的接班人地位再次凸现。209

邓此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且居于邓前面的周，已是病入膏肓，身体不支不久于人世是不争的事实，毛身体也是江河日下，毛也自知辞世难免210，这样几乎集党政军权力权力于一身的邓，超过了在“文革”初所担任的职务，甚至至少在表面上超过了刘少奇、林彪曾担任的职权。但是自林彪事件后，毛不再信任任何个人，尽管有将最高权力交付邓的打算，但毛还是建构了一个权力格局，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格局在1975年由邓主持全面工作后，毛一再强调是它的稳定，他不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打破它。

四、邓小平再被打倒

1974年底，在对“四届人大”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斗争中，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叶剑英的提议，决定邓小平出任并代理周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树立了邓接班人的核心地位，这是毛邓关系的高潮部分。为了邓能够重建政治权威，积累接班威望，毛也支持邓的工作，开启了“文革”后期的邓小平主导的整顿运动。

邓的整顿，实质是继续林彪事件后周恩来1972年的批左、恢复经济的工作，强调恢复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注重经济民生，尤其是对于关系国家经济最为关键的重工业、铁路运输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用力尤多，对过左的科技、文艺政策做出调整，缓和社会矛盾。这些力争在旧的经济、政治环境中生长活力、寻找动力的体制内努力，取得了相当快的成绩，整顿使这一年（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211。可以说，从体制的选择而言，邓的整顿与周的1972年整顿一样，并没有突破毛泽东制定的“文革”政治、经济体制，这也是毛在初始阶段相当坚决地支持邓的主要原因。

支持邓，必须约束反对邓主要力量——江青“左派”对邓的攻击与批判。1975年3月初，张春桥、江青等发起批判“经验主义”的运动，没有得到毛的积极回应，运动不了了之；在身体好转回到北京后的5月3日，毛特地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再次批评江青，表示对邓的支持，还以历史事实为例，说邓是“毛派的代表”212；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等人，这是自“文革”以来仅见的批评江青“左派”的会议，这是毛为使邓安心整顿工作、树立邓的权威的重要步骤213；并迫使王洪文、江青向中央政治局检讨，214下放王到浙江、上海“帮助工作”，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移交给邓215。邓的权力至此达到顶点。

但是，毛对江青等的批评是一种挽救式的、恨铁不成钢式的，是为邓的工作制造一个环境、减少干扰，并非要打倒江。216毛对江青不满，在1974年有增无减，似乎与他对“文革”继承人的忧虑、对其百年之后江青的命运的关切有关。江青太过骄横的个性和制造的众多冤狱，使江成为众矢之的，而“文革”的灾难也必须由一部分人承担，所以，毛在江身上感到的是无奈、愤懑与担忧；对于江对“文革”思想的理解、坚定的态度，毛是肯定、欣赏的，关于江“政治上敏锐”的判断，毛也是终生未改。而且，作为妻子，毛也是信任的。在晚年，而且愈到晚期，毛最终信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其亲属217，从文革初期的江青、李讷218，到中期的王曼恬219、王海容220，到晚期的毛远新221，莫不如是。毛的信息渠道是多方面的222，其中他认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还是一些亲属和身边合作人员223。这些非常态的政治沟通、信息传递，既是毛不太信任中央领导人的一种表现，也是个人专制权力下的正常政治生态使然。

王洪文从接班人地位失落，是毛认为他作为党与国家的领袖，无论从威望、能力还是资历言，均不合格，尤其是王与江青纠合一起，对江、张言听计从，使毛泽东觉得他难以容人，不能团结最大多数，与党的领袖的素质差距过大。毛需要的接班人必须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将他晚年布下的权力格局延续下去，不致出现血雨腥风的交接局面，显然王的能力无法让毛满意，即使江青对王也是多有不满224，但毛认为作为“文革”新生力量的象征性人物，王洪文并没有被毛排斥在政治局领导层之外，即使在确定华国锋出任接班人的1976年的2月，王仍排政治局常委会的第二位；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毛最为欣赏的人物，但张长于理论而短于实践尤其是经济工作、军队工作经历的缺失，使毛觉得张还只是一个“文人”，且与江青过于密切的权力连接，也无法担当接班人的重任，张曾经纳入毛接班人的视线，但在九大、九届二中全会上所遭遇的几乎一致的反对，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的态度，使毛迅速改变了对张的看法；姚文元是毛“文革”理论的阐释者，毛对其信任有加，但作为接班人，显然没有资历资本，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毛从来不屑于所谓理论家。

所以，毛一方面批评江青等人，但另一方面，对江青又是保护的，只允许适度的批评，是在肯定其作用基础上的“帮助”，绝非要打倒，225而且对于他们提供的政治信息也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江青所拥有的特殊角色，周恩来、邓小平是清楚的，因此，在毛泽东提出帮助江青等的时候，周要等注意适度，邓也要求政治局“能讲多少就讲多少”，这得到毛的称许。当毛不能容忍邓的整顿深入时，毛立即重用江青，并在关键时刻，调入与江亲情十分密切的毛远新充当政治局联络员，排斥了与周、邓关系友好而不满江的王海容、唐闻生，可以说，毛远新到达毛泽东身边，是毛对邓接班人地位不满的最重要转折。

1975年5月3日，当毛泽东对江青进行严厉批评时，毛又表示，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226次日，深谙毛泽东心理的周恩来在起草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的草稿中，明确表示，“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227实际上为此次批江定下了基调。1月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并向毛报告，得到毛的认可，认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228

此时，毛泽东还在邓小平与江青之间安排了一次会面。毛要江主动到邓家拜望邓，希望二人私下的谈话能够冰释前嫌，但毛的愿望落空，邓后来对这次见面评价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229毛的此一安排显然是别有深意，作为两大斗争集团的领头人物，江、邓关系将影响中国政局的走向，特别是在毛风烛残年的此刻，毛期望二人相安无事以使政权平安过渡，但江、邓形同水火的个性使此次见面不欢而散，的确使毛很是失望。联系到在1967年初毛在打倒邓之前要邓拜会林彪的故事，这次安排的寓意更是意味深长，毛知道，他必须在邓、江之间进行选择，脆弱的权力平衡格局迟早会被打破，因此，在邓小平整顿工作进入关键时期的7、8月，也就是江青等“偃旗息鼓”3个月后，毛泽东对邓“频频示警”，连续发动了对《水浒传》的批判运动和毛远新进入毛身边充当联络员事件。

毛不满邓，在于邓的整顿与毛坚守的“文革”思想难以相容，邓以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整顿，与“文革”政治特别是与其指导思想又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强调建设民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先性，毛认为，现存的经济基础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必须以调整甚至重建生产关系的政治运动来主动适应，现实的各种制度、规章和规则是旧有制度的残存，制度的选择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是毛在“大跃进”失败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抉择。所以，毛一再表示对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230，对自己社会主义理想缺少回应、共鸣而惆怅、愤懑，因此，对于邓的整顿，他是有限的支持，是一种观望。

邓在整顿过程中，要发挥秩序的效力，就必须强化制度的刚性，对于所谓以“批判”开路、强调思想建设一马当先的浪漫“革命”必须进行必不可少的制约，对于处在一线的“革命派”不得不打击，对于经济建设必须的按劳分配制度、8小时工作制度、生产纪律等也必须一再强调与重申，而这在毛看来，恰是应该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复合，是 “文化大革命”曾经打破的旧制度的“反攻倒算”，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1972年周恩来批极左，毛说林彪是极右并以此批周加以断然制止，实质也是如此。如今已经超越周的工作231的邓继续深入整顿，自然难于见容于毛。

随着整顿的深入、经济工作展开后，必然涉及到教育、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这在“文革”时期基本上是江青的禁脔：邓要求教育在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恢复教育的本来功能，以实现它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知识为主，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邓信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前冲锋陷阵，与“文革”得宠的“左派”如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清华大学革委会谢静宜及一直以教育改革主导者自命的毛远新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邓认为，既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就应以时不我待的迫切进行总体整顿，于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在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之外，填补“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符合整顿的内容，以使全面整顿取得合法性基础，这在毛看来就是“多中心论”，是削弱甚至反对“文化大革命”核心思想的原则斗争；而且，在整顿深入到军队、党两个系统中，过多的人事纠葛和“左派”权力的削弱使毛也不能容忍“务实派”坐大的局面，权力平衡的人为破裂显然是毛不愿看到的，但基于对苦心经营的接班人格局的珍惜，也是对邓之外领导人能力整体的不满，毛还只是一边提醒，一边警告，直到他认识到邓“死不改悔”，唯有最后摊牌，毛才不得不打倒邓。可以说，邓小平在1976年4月被宣布彻底打倒时，“文革”的历史也事实上结束了，因为即使在“文革”体制内以释放旧体制动力空间的整顿都与该体制及支撑它的思想体系水火不容，那么面对民穷财尽、国力凋敝的现实的改变，只有对其彻底的改革，舍此别无生路。

毛首先对邓提出警告起源于1975年8月14日评论小说《水浒传》指示的公开。如前所述，毛泽东善于以具体事情破解全局，此次亦不例外。有人认为，毛对《水浒》的评论是随意谈话232，似乎理由不很充分，联系到前1日即13日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揭发迟群、谢静宜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方面问题的信，更可看出毛此举非同寻常。迟群、谢静宜是毛非常信任的“文革”新生力量，谢是毛指定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职，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周恩来曾提出由她任人大副委员长23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革命样板”“六厂二校”的典型，向为毛所珍视。刘冰当时将信分送邓小平和吴德，邓转交与毛，吴则将信压下，只是找迟、谢谈话，透露了刘信的内容。234显然邓误解了毛对他的信任程度。

毛惯于在历史陈迹中寻找现实世界的斗争依据，阶级斗争的敏锐使毛直接得出《水浒传》的意义在“投降”，在宋江对晁盖权力的剥夺（“架空”），这立刻使江青等嗅到了另类的气味。江以此大做文章，攻击邓小平，显然其来有自。对此，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过的胡乔木在次日即15日即提醒邓，评论《水浒》是不是有所指？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你架空毛主席。但邓并未在意。235实际上，早在邓主持中央工作初，就有人向毛反映，邓是复辟，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236周恩来对此是洞若观火，9月中，他断然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237在10月中旬邓再转交刘冰的信时，形势更完全逆转。于此，邓与胡乔木有过这样的谈话。胡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答道，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238

毛对邓不满的第二个事件是毛远新调到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是在9月中准备参加庆祝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由沈阳路过北京的。在27日面见毛泽东时，毛远新汇报辽宁“文革”情况并对邓整顿的理解时说，邓的整顿比1972年周批极左还凶些，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239此日，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要全面整顿，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文革”最大的禁区之一，充满不测，邓此时发表极易为人所歪曲利用的谈话240，显然邓对24日毛严词批评江青的形势估计太过乐观了。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