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如何解释埃及“一·二五革命”突如其来的爆发？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通过考察发现，埃及“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它让那些原本对政府心存不满但不愿冒险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的民众敢于表达自己反政府的私有偏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率先发起抗议活动，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用户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但“革命”后期已经超越了网络动员的层次。因此，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为一场“Facebook革命”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埃及 “一·二五革命” 信息瀑布 虚拟社交网络 “Facebook革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西亚北非政治剧变及其启示研究”( 项目批准号: 11YJCGJW022) 的阶段性成果。
2010年底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的政治剧变。“阿拉伯之春”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国际影响，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研究兴趣，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不过现有成果大多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很少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具体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没人预测到其出现，用著名社会；运[1]动理论家杰夫·戈德温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又一次)被阿拉伯之春所震惊”其次，Facebook、Twitter、博客等虚拟社交网络或新社会媒体网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吗？[2]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鉴于埃及“一·二五革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关于“一·二五革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我们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两个问题。[3]
一、问题的提出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是研究者与国际媒体远未预料到的。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前，国际问题研究者——尤其是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致认为，相对于其他地区先后被民主化浪潮所波及，包括中东北非在内的阿拉伯地区至少能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为了解释这种“伊斯兰例外主义”，学术界提出了“文化特殊主义”、社会结构研究、制度制约、战略计算、政治经济学、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分析等一系列研究路径。[4]有的研究者甚至指出了阻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具体障碍。如马里诺·迪安尼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主流范式——政治过程模型、资源动员理论与架构视角，[5]提炼出了对应于这三种范式的不利于中东地区发生社会运动的三类不利条件。[6]这三类不利条件分别是：(1)对应于政治过程模式的政治机会结构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社会抗议活动的高压态势给社会运动参与者带来了高额成本，不仅威慑人们不敢采取一般性的抗议活动，而且严重压缩了人们为协调进行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公开话语和公开沟通空间。(2)对应于资源动员理论的动员资源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它主要体现在反政府力量的内部分裂上。这种分裂不仅仅体现在左派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7]而且还出现在部落、部族、各派政治势力内部。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分裂，使得即使出现了社会运动也很难取得成功。(3)对应于“架构视角”的架构很难凝聚起反政府力量和普罗大众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主要围绕伊斯兰信仰进行动员，很少注意将它们与“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联系起来，喊出的口号主要是“伊斯兰就是解决方案”，基于此出现的社会运动也被称为“伊斯兰行动主义”(Islamic Activism)。[8]不仅如此，各种反政府力量还围绕架构主导权展开激烈的争斗，严重的内耗削弱了这些社会运动的号召力及其内部团结。这些不利于中东地区出现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条件的存在，让人很容易忽视有助于“阿拉伯之春”出现的各种深层因素。
不难理解，当“阿拉伯之春”出现时，人们的典型反应是错愕与震惊。马里昂·迪克森形象地指出：“对于阿拉伯地区出现的事件，绝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和该地区人们持震惊与疑惑的态度。”甚至在突尼斯“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仍然认为埃及不会发生突尼斯一样的社会抗议浪潮，因为“埃及人的特征就是容易相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9]即使抗议者们也未预料到“革命”能动员起超过100万人的抗议规模并取得成功。因此，“阿拉伯之春”产生之后，学术界、政界、西方情报界等均未能预测到其发生，已是人们的共识。[10]在此背景下，西方中东问题专家开始反思他们的研究为什么未能对“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予以准确的预测。[11]本文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在外部观察家、埃及政府与抗议者们都未准备好面对一场大规模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一·二五革命”的突然爆发？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其与“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有没有关系？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来回答上述两个主要问题。
二、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信息瀑布的形成及其运作机制
克服迪安尼所列举的在中东地区进行社会运动的三个方面的障碍，是埃及“一·二五革命”能够出现和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政治机会结构而言，2011年埃及面临的政治形势，如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造成的民怨，同一领导人的长期执政、警察与安全机构执法过程中的横行无忌与滥用职权、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与裙带关系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等内部因素，以及美国向穆巴拉克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带来的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都对“一·二五革命”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2]就动员资源而言，网民们在虚拟社交网络表达怨恨、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而且最早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进而吸引了政治反对派和劳工们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反政府力量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体现了较大的动员能力。就架构建构而言，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都明确将运动的诉求集中在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这一问题上，响亮地喊出了“下台、下台”的口号。尽管抗议者们在“一·二五革命”中也提出了别的政治诉求，如呼吁出台新的宪法、解散国家民主党、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下属等，但“下台”无疑是抗议者发出的最明确的政治信息和压倒性的呼声。[13]也就是说，“下台”构成了“一·二五革命”的“主架构”(main frame)。[14]架构的集中，避免了反政府力量与抗议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二五革命”，可以发现埃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运动中抗议者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社会运动参与者就运动目标达成了基本共识，共同促发了“一·二五革命”的出现与成功。[15]不过这些因素仍无法解释“一·二五革命”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一问题。为了解释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等突发事件，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模型。[16]“信息瀑布”是指“当某个人在观察到他之前许多人的行为后，不管自身的信息而追随那些人的行为、且这种追随是最优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出现了信息瀑布”。[17]在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中，信息的获得极为关键，而这种信息是指其他行为体是否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在“信息瀑布”形成之前，观察者往往察觉不到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而他们明确表达或通过行为得以体现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行为体的真实偏好是“私有偏好”，而通过行为或声明表达出来、外人无法判断真伪的偏好是“公开偏好”。在高压环境下，私有偏好与公开偏好往往不一致。这种现象，被蒂穆尔·库兰称为“偏好伪装”。[18]而当行为体得知其他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信息或直接观察到他们的集体行为后，原本不敢或不愿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体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偏好，尾随这些人参与或协商进行社会运动，从而实现社会运动规模的急剧扩大。这是因为动员人数的增多，使个人参与骚乱的成本降低，从而有助于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集体行为的“门槛”，[19]进而激励更多的潜在参与者转化为实际参与者。值得指出的是，与勒庞所说的由非理性行为体组成的“乌合之众”[20]不同，尽管“瀑布效应”或“门槛”效应也体现出了社会运动参加者的从众心理，但它仍是理性的。简而言之，“信息瀑布”通过两种运作机制让那些突发性的重大社会运动变得可以理解：一是打破了信息霸权对信息的掌控，让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传播、扩散变得可能；二是社会运动组织可以让社会运动的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社会运动的门槛，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动员。[21]这两种机制带来了一种结果，那就是通过信息的流通，不仅让那些本来就享有共同偏好的行为体汇聚在一起，而且还改变了那些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让他们走出沉默，通过话语或行动表达诉求。[22]
“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卫报》2011年2月12日的报道对埃及“一·二五革命”的动员过程作了比较精炼的概括：“归根结底，穆巴拉克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最先掀起抗议的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本身不足以制造一场革命；然而当大批入不敷出的贫穷工人、失业与遭到政府排斥的大军加入到抗议人潮中，然后再促成穆斯林兄弟会的参与，最终也是决定性的——普通军人替下了警察，而且拒绝遵守镇压抗议者的命令，革命也就瓜熟蒂落了。”[23]这一过程与苏珊·劳曼对“信息瀑布”形成机制——“形式化的信号模型”(formal signal ingmodel)所做的描述相吻合。劳曼强调的不是传统信息瀑布模型所重视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数量本身，而是群众对于参与社会运动的预期累计人数与实际参与人数之间出入的观察。劳曼区分了四类人群，一类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即使面临高额的参与成本也会参加的那些人群；一类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依据自己对政府态度的私有信息来采取政治行动；一类是“冷漠的温和分子”，这类人群支持政治变革但不会主动掀起政治抗议活动；最后一类就是“坚定的现政府支持者”，他们出于各种考虑不希望政府垮台，更不会参与反政府的社会运动。[24]在“信息瀑布”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群不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而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前者相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只能是少数，而“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所以这类人群是否参与社会运动往往影响到社会运动的成败。当社会运动由一群温和行动主义者而非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发起，而且吸引了超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众多行为体参加时，将对社会舆论和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25]在“一·二五革命”中，首先发起抗议活动的并非穆斯林兄弟会、埃及国民党与阿曼·努尔领导的明日党(Al Ghad)等政治倾向明显的反政府力量，而是“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等温和的行动主义分子，他们比穆斯林兄弟会等坚定的反政府力量更有利于吸引其他社会阶层的埃及民众参加“革命”，这是“一·二五革命”出现信息瀑布的重要前提。
问题在于形成“信息瀑布”的“信息”即社会抗议潜在参与者的私有偏好如何才能揭示出来？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家的集权主义环境下，人们即使持有反政府或对政府不满的私有偏好，但因为担心这种偏好一旦公开会遭到迫害或压制，所以才会通过言辞或行动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表现出拥护政府的公开偏好。这种偏好伪装的现象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一种虚假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26]在“信息瀑布”研究者看来，私有偏好往往是通过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而得以揭示的，所谓“行动比言辞的声音更大”。[27]当原本处于温顺状态的行为体奋起反抗政府时，对政府统治同样具有负面感受的其他行为体会产生共鸣，在一定条件下会参与到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去。[28]除了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大众私有偏好的获得还有其他的渠道，如小圈子的信息共享、社会网络中信息的流通、通过对其他行为体社会困难的感同身受，等等。“信息瀑布”研究者对社会网络揭示私有偏好作用的强调，与创新技术扩散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相符合，这些成果认为“口口相传的学习过程能够显著地影响技术扩散进程。通过运用计算机和其他沟通网络，信息产业投资者能极大地加速常规学习进程”。[29]社会网络，无论是人际社会网络还是虚拟社交网络，都属于典型的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机制。由此可见，在信息瀑布形成过程中，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辞”，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形成、流通和揭示的渠道。这两种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在埃及社会抗议活动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行动”而言，2000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其中规模较大者就包括2005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受够了”运动，2005年的反对政府冷漠对待苏丹难民的抗议活动和法官抗议活动，2006年的反对警察迫害面包车司机艾穆德·埃尔—卡比尔(Emad El-Kebir)和反对性侵犯的抗议活动，2008年与2009年的“四·六”大罢工、2010年反安全机构迫害哈利德·赛义德的抗议。[30]这些社会抗议活动尽管没有实现迫使政府改组和垮台的目标，但让民众意识到埃及民间反政府情绪的存在情况。至于“言辞”，埃及有三种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分别是反政府力量联盟、反政府力量联盟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由博客、Facebook、Twitter、Myspace等社交网站构成的虚拟社交网络。这些社会网络的功能在于：既能招募人员，还能通过“信息瀑布”改变行为者的私人偏好，它们都有助于社会运动中信息瀑布的形成。接下来我们集中研究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中的具体作用。[31]
三、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中的作用
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虚拟社交网络是指博客、Facebook、Twitter、Myspace、Flickr、MSN、LinkedIn等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这些网络平台本身具有即时性、进入门槛低、使用便捷、费用低廉或免费、多对多、可参与互动、跨越国界等特征。从技术来看，虚拟社交网络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工具，不是富人阶层的专利，而是一种以水平为特征的自我表达或互相交流的媒体，它为每个参与者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是均等的。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作为“替代性沟通网络”的虚拟社交网络“并非一种有机组织的结构，没有一位核心领导或决策者，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或等级制。所有人都是网络，所有人都在诉说和倾听”。[32]虚拟社交网络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包括：提供和分享信息，记录不公平的社会事件激发人们的愤怒情绪，就动员事件进行沟通，在网络上就抗议方式、时间、地点、口号等进行协商，降低动员与抗议的风险，突破政府对信息的封锁，等等。根据戴维·法里斯的研究，虚拟社交网络能影响到促使社会运动形成的几个核心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快速传播信息，影响到社会运动领导者对动员资源的估算；通过对相关含义和象征的传播，有助于社会运动领导者、支持者、潜在参与者就运动的意义达成共识；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强度不够的联系纽带，有助于激励潜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重新权衡举行社会抗议的可行性、成功的可能性。[33]不仅如此，虚拟社交网站有助于在社交网络用户之间形成以团结和信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既维持了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弱关系——如分享信息、提供相关生活机遇，同样有助于增强那些为网民们提供情感支持并维持彼此间团结的强关系，如维系原本可能因为距离等原因而产生疏远的社会关系。[34]更重要的是，用户的发帖或转帖有助于信息的扩散，从而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组织和协调抗议活动，并有可能形成信息瀑布。[35]据此，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在威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中，虚拟社交网络都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民主化效应。[36]
然而，虚拟社交网络在2011年之前埃及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并不令人乐观。不可否认，在埃及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中，虚拟社交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的确具有重要的赋权效应。[37]比如在兴起于2004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埃及“受够了”运动期间，通过博客这种当时主要的虚拟社交网络(Facebook出现于2004年、Twitter出现于2006年)，“受够了”运动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38]这种通过虚拟社交网络进行动员的“网上动员”(cyber activism)方式，极大地放大了“受够了”运动的力量。[39]而当Facebook、Twitter等新的虚拟社交网络出现以后，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如利用这些新出现的虚拟社交网络，埃及的民权主义分子和反政府力量不仅开创了新的政治议程，而且通过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成合作关系，有效地促进了信息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也产生了更大的政治影响。[40]其中比较典型的是2008年埃及发生的“四·六”大罢工。为了对埃及马哈拉(mahallael-Kubra)工业城国有纺织厂纺织工人的罢工活动进行声援，埃及的博主们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用户们积极在网络上进行政治动员，宣布要在埃及举行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以抗议飙升的物价和官方虚假的经济统计数据。自2009年3月Facebook用户创建声援纺织工人的Facebook群以后，不到两个星期该群就吸引了7万Facebook用户，而当时埃及的Facebook用户总共才79万。这些Facebook用户也被称为“Facebook党”或“四·六青年运动”。[41]尽管“四·六青年运动”的确组织了一些实际的抗议活动，并通过与一些传统媒体的结盟吸引了埃及国内与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该运动却以失败告终。正如一份报告对其表现所做的评论：“Facebook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上线同情者联合起来，但一旦下线却无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Facebook是一种有用的沟通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42]事实上，在2000年至2010年间，埃及各种社会抗议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未产生“信息瀑布”，这实际上反映了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抗议活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43]
然而，在“一·二五革命”中，埃及的Facebook、Twitter用户却再次动员起来，而且“革命”还取得了成功。那么，“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是虚拟社交网络带来的吗？毫无疑问，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它通过首先组织自发的抗议活动，揭示和激发了埃及民众表达自己反对穆巴拉克统治的私有偏好。21世纪以来，埃及曾经发生过多次社会抗议活动，而且2005年之后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越来越以推进埃及的政治改革为目标。如“受够了”运动的兴起，显然有助于展示埃及民众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偏好，其他社会运动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然而，在“一·二五革命”产生之前，人们并不清楚这种私有偏好的广泛性及其具体分布。诚如美国国会在“一·二五革命”后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许多埃及人，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受过教育者还是文盲，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无论是世俗人口还是宗教信徒，都对家族继承持普遍的反对态度。然而，直到2011年1月，几乎没有什么渠道去验证这种反对的程度，或者去评估积极分子抗议穆巴拉克政府的意愿，以及这种反对是否会出现。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许多埃及人都希望穆巴拉克辞职，希望他的儿子不要继承权力。”[44]也就是说，在“一·二五革命”之前，埃及民众反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信息的具体分布并未得到揭示，因此各类社会抗议活动也未能形成信息瀑布。
Facebook用户在“一·二五革命”中率先发起的社会抗议活动，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通过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前后扮演的角色展示出来。埃及“一·二五革命”毫无疑问受到了突尼斯“革命”成功的激励，但事实上它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动员过程，其中作用最突出的是两个基于Facebook网络的群体——“四·六青年运动”与“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群体。2010年，“四·六青年运动”从2009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后Twitter用户通过虚拟社交网络进行抗议活动的经历中受到启发，曾计划围绕2010年11月埃及议会选举展开抗议活动。尽管该组织在社会抗议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如从伊朗抗议者那里学习如何避免网络服务器遭政府禁止的经验，如何在骚动的环境中使用各种新的媒体工具快速、准确地报道抗议事件，向抗议者传授如何躲避警察追捕和殴打的技巧等，然而，“四·六青年运动”组织的这次抗议活动是以小规模和零零星星为特征的，并未吸引许多埃及人参加。[45]“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群体是2010年才出现的。2010年6月6日，一名叫哈利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埃及青年摊贩在亚历山大港的一家网吧外遭到两名便衣警察殴打致死。警察部门宣称赛义德携带毒品，在他们对其进行搜查时自杀身亡。赛义德死后五天即2010年6月11日，谷歌公司北非与中东执行官瓦伊勒·加尼姆(WaelGhonim)用Elshaheed(即“我们都是赛义德”)的名字申请了一个Facebook账号。至2010年6月中旬，已有13万网民点击了该网站；到6月底，该网页已有50万的点击率。[46]埃及警察与安全机构滥用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但“赛义德事件”的相关视频被上传到Facebook后，随即引起了网民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构成了“一·二五革命”爆发的“远程”导火线。
利用“赛义德事件”，“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群与“四·六青年运动”启动了“一·二五革命”的信息瀑布形成过程。加尼姆通过在“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网页上不断上传与此事件相关的照片、视频、新闻，而且构建出富有情感煽动性、互动方式良好但又不具备明显政治性的页面，吸引了广泛的Facebook用户的关注。尽管为了敦促埃及政府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以及扭转埃及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Facebook用户也组织了一些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活动并未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然而当突尼斯“革命”于2011年1月14日取得成功后，这些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复制突尼斯“革命”成功的经验，加尼姆向“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的35万名粉丝发出于1月25日在埃及进行抗议活动的邀请。之所以选择1月25日，是因为这一天是埃及的“警察日”，其寓意是指出穆巴拉克政府的腐败和警察、安全机构的滥用暴力。对于这一倡议，粉丝们可以选择点击“会”、“不会”、“也许会”这三个选项。结果，三天之后，共有5万名粉丝点击了“会”。[47]面对这一数字，加尼姆等人只表示谨慎的乐观，因为按照埃及以往社会抗议运动的规模，很少有超过数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选择“会”参与1月25日抗议的Facebook用户是否真的会走上街头，加尼姆等人并无把握，他们预计参与人数会在5000人至7000人之间。[48]尽管之前协调者们宣称1月25日将在埃及内务部大楼前集结，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哄骗严阵以待的警察们所使用的一个花招。实际上，通过Facebook与Twitter等网站，一系列新的抗议集结地点已经通知到潜在参与者那里。[49]1月25日这一天，在没有政治组织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的成员开始走上开罗街头进行抗议，加尼姆也从其迪拜家中飞往开罗。当天大约有2万左右的民众参与了抗议活动。[50]受到这一抗议规模的鼓舞，25日之后的抗议人数持续增多，到1月28日，抗议人数达到约10万之众。参与人群除了虚拟社交网络用户——“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另外还有四支反对派力量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来：已经与穆斯林兄弟会分道扬镳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主要由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左派分子组成的埃及“新左派”，由1月27日回到埃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领衔的“埃及变革协会”，以及由在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的人权分子组成的群体。[51]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埃及政府切断了手机服务和因特网接入服务。尽管手机短信服务第二天就得到了恢复，但因特网接入一直到2月2日才恢复。埃及在这段时间抗议规模的大小，为我们判断“一·二五革命”是否是一场“Facebook革命”提供了依据。如果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是促使“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的唯一决定因素，我们将发现1月28日后的抗议人群会急剧减小；如果情况并非非如此，我们可以判断“一·二五革命”并不足以称为一场“Facebook革命”。
事实到底如何呢？尽管1月28日后埃及的因特网服务被切断，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呈急剧扩大之势。到2月1日，抗议规模达到100余万人。正是迫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在1月29日至2月1日之间，穆巴拉克政府被迫向抗议者做出一系列让步。1月29日，穆巴拉克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第一次露面，虽然拒绝辞职，但宣布解散内阁，任命情报机构负责人苏雷曼为副总统(此职位30年来一直空缺)。1月30日，抗议者重新涌进解放广场，由于抗议活动在埃及全国蔓延，埃及也因此陷入完全的无秩序状态，1月28日奉命调往解放广场的埃及军队是唯一的权威机构，他们负责保卫中央银行、信息部、博物馆等重要机构与建筑。1月31日，迫于压力，穆巴拉克不得不再次任命新的内阁，军队总司令坦塔维被任命为副总理；军队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认为使用和平手段表达观点是得到法律保障的。2月1日，100万埃及民众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包括亚历山大城、苏伊士城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穆巴拉克虽然仍然拒绝辞职，但宣布不再参加于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52]由此可见，尽管在1月29日至2月2日这段时间因为埃及政府切断了因特网接入服务，使得在线的虚拟社交网络已不可用，但社会抗议活动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扩大了。可以认为，到1月28日或2月1日埃及“革命”已经形成了信息瀑布。虽然虚拟社交网络促使信息瀑布出现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还有许多别的渠道促使信息瀑布的最终形成和出现。如另外两种社会网络(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得到恢复的手机通信服务、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固定电话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用。[53]事实上，当1月27日加尼姆被埃及安全机构带走并遭到拘禁后(2月7日获释)，为了维持“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账号的正常运行，加尼姆预先通过信件而不是因特网将该账户的用户名、密码、其他关键信息邮寄给其朋友。[54]这充分说明了传统信息沟通渠道在“一·二五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正如某位媒体记者所评论的：当穆巴拉克政府最终切断因特网服务后，“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下线并走上了街头。在那里，运动被那些一生之中从未见识过Facebook网页或从未发过一条tweet信息的人们所推动。此时再去遏制为时已晚。”[55]“为时已晚”的原因就在于信息瀑布已经形成，在埃及政府公信力破产而军队又不愿意对抗议人群进行镇压的背景下，下台已经是穆巴拉克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激发信息瀑布的形成方面。通过1月25日发起抗议活动并成功吸引约2万人参加，“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等网络积极分子成功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当这些抗议活动传递出即使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也持反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偏好时，那些“坚定的反现状分子”毫无悬念地加入到抗议队伍中来，正如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巴拉迪领导的“埃及变革协会”的行为所表明的。当反政府力量联盟动员其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普通的埃及民众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时，偏好伪装的机制被打破，信息瀑布真正形成。这是因特网服务自1月28日被切断之后抗议规模于2月1日达到100余万人的内在原因。而当信息瀑布得以形成，原本隐藏在幕后、只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抗议的埃及最大的反政府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也趁势于2月3日宣布参加社会抗议。此时，“革命”发生之前那些无法准确预测的问题——如埃及反穆巴拉克政府私有偏好的分布及其深度——就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展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虚拟社交网络虽然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它并不是导致信息瀑布形成的唯一甚至是主导性的因素，传统社会媒体、反对派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口口相传，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信息传递和流通渠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承认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以致持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四、结语与讨论
埃及“一·二五革命”形成了信息瀑布，这是其出现让人们始料未及的重要原因。在“一·二五革命”形成信息瀑布之前，有多少人反对政府统治、有多少人愿意为推翻这种统治而参加社会抗议活动，都属于人们的私有偏好。在埃及长期以来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往往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通过言辞和行动表现出来的公开偏好，则是经过了偏好伪装的政治观点。在“革命”发生前，埃及维持了高度稳定的政治假象，许多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正是据此认为埃及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如果社会不满是由偏好伪装而得以掩饰，那么由此维系的社会稳定无疑是非常脆弱的。正如埃及“一·二五革命”所表明的，当原本属于温和的政治力量冒着遭到政府镇压的风险而进行抗议活动时，信息瀑布的形成机制就可能启动，持观望态度但同样心存不满的民众就有可能走上街头。无论是通过其他人参与社会抗议产生的示范效应，还是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等渠道交流私有偏好，信息瀑布一旦启动，除非通过强力手段将其镇压，否则很难被遏制。在埃及“革命”中，由于丧失了合法性与公信力，埃及政府发布的信息无人采信，穆巴拉克当局在抗议浪潮声中撑了不到18天就垮台了。
在“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的过程中，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次“革命”本身并非一场“Facebook革命”。虚拟社交网络用户率先走上街头，从而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但随着穆巴拉克政府1月28日切断因特网接入服务，其他社会网络和传统媒体接过了促使信息瀑布形成的任务，它们对信息瀑布的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成为一场“Facebook革命”，高估了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意义。事实上，埃及2011年以前的多次社会抗议活动都借用了虚拟社交网络，然而它们并未形成信息瀑布，由此可见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网络动员并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政治行动，这也是虚拟社交网络动员最致命的问题。[56]一旦脱离现实行动，网络上即使民声鼎沸也无济于事。如威尔·S·法哈米通过对博客在“受够了”运动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社会运动空间中，“博主们的替代性新闻网页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地点，通过它们，持批判观点与掌握信息的成员得以形成；然而，这些新出现的虚拟抗争空间的范围与效率是有限的。街头，仍然是让集体身份变得为人所知的最为重要的场所，这就好比年轻的活动分子与博主们需要在城市中的咖啡馆、工会与联合会天天见面一样”。[57]戴维·法里斯集中研究了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自2003年至2008年间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明确指出，没有实际的具体行动予以支撑，虚拟社交网络对社会运动的最终结果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58]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虚拟社交网络可以形成虚拟的集体身份或虚拟社区，但它具有重要的“破碎化”特征。虚拟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千差万别，既有支持动员的信息，同时还有反动员的信息。信息的混乱与众多，再加上缺乏有效或等级制的筛选机制，使虚拟社交网络面临无法形成集体身份、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做出决策等难题。[59]即使行为体就即将进行的社会运动达成了共识，然而谁也无法保证网民们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如经验研究成果所表明：Facebook、Myspace等在线社交网站，即使能在网民之间形成信任和信息共享的意愿，这种信任和意愿也并不足以保证和自动引导他们进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互动。[60]因此，在重视和注意研究虚拟社交网络在“阿拉伯之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同时，[61]应该对那种技术决定论和“网络乌托邦主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62]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信息瀑布的形成与“革命”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截至目前，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波及的国家中，只有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巴林与也门等几个国家形成了信息瀑布，而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则没有形成信息瀑布。没有形成信息瀑布的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同样形成了信息瀑布的国家只有埃及、突尼斯、也门相对和平地实现了权力的转移，而巴林和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利比亚则演变成了内战？坦率地说，信息瀑布机制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瀑布强调的是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一规模足以打破人们是否会参与反对现政权的偏好伪装机制。然而，信息瀑布形成时抗议规模具体指多少抗议者？它又具体在什么时候出现？是无法予以准确衡量和量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信息瀑布与“革命”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仅仅能解释“革命”爆发的突然性和表征“革命”的动员能力。如果要解释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必须寻求别的解释变量，如抗议活动是否实现了跨阶层的动员、军队在社会运动产生后对待抗议者的态度、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应对策略的差异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63]我们认为，在承认目前不可能准确预测革命的发生时间和演变轨迹的同时，学者们仍有必要理解这些突发性的非暴力革命是如何突然产生的，从而避免将它们的出现简单地断言为“历史的必然”。事实上，无论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还是2003年至2005年发生在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事件，都一再以它们的始料未及提醒人们在预测此类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时，社会科学显得无能为力。[64]然而，即使我们只是在事后对它们的突发性做出一定的解释，社会科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注释：
[1] Jeff Goodwin，"Why We Were Surprised ( Again) by the Arab Spring"，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7，No．4，2011，pp． 452 -456．
[2] 在使用"革命"一词时我们打上引号，以示使用该词时可能存在的争议。在英文文献中，人们认为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均出现程度不一的"革命"，然而在某些学者看来，现在将"阿拉伯之春"称为"革命"还为时尚早。因为"革命，归根结底，不是根据其推翻了什么来判断，而是根据其带来了什么来定义。仅仅改变执政者个人，而没有对既有的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重构，那么只能称之为叛乱或政变，而不能称之为革命"( Jon B．Alterman，"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 34，No． 4，2011，p． 103) 。
[3] 将埃及政局变化称为"一·二五革命"的成果，可参考Jeremy M． Sharp，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 C．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Report 33003，February 11，2011。
[4] Oded Haklai，"Authoritarianism and Islamic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Theory-build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 11，No． 1，2009，pp． 28-36．
[5] 关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过程及理论流派，可参考裴宜理、阎小骏: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4 期;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 框架与反思》，《学海》，2006 年第2 期;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6] 可参考Mario Diani，"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Grassroots Coalition in the Middle East"，Paper for the 2008 ASA Meeting，Boston，August 1-4，2008，pp． 15-16。
[7]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可参考Maha Abdelrahman，"'With the Islamists? Sometimes． With the State? Never!'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Islamists in Egypt"，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36，No． 1，2009，pp． 37-54。
[8]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Asef Bayat，"Islam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26，No． 6，2005，pp． 891-908; Ziad Munson，"Islamic Mobilizati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 42，No． 4，2001，pp． 487-510; Carrie R． Wickham，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Activism，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Quintan Wiktorowicz，ed．，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 倪云鸽、胡雨: 《试析当代政治伊斯兰的生成机制---一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4 期;胡雨:《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政治伊斯兰生成机制》，《国际论坛》，2009 年第3 期。
[9] Marion Dixon，"An Arab Spring"，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 38，No． 128，2011，p． 311．
[10] 可见Angela Joya，"The Egyptian Revolution: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mocratic Politics"，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 38，No． 129，2011，p． 368; Erin A． Snider and David M． Faris，"The Arab Spring: U． 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Egypt"，Middle East Policy，Vol． 18，No． 3，2011，p． 49; William A． Gamson，"Arab Spring，Israeli Summer，and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Liberation"，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7，No． 4，2011，p． 463。
[11] F． Gregory Gause III，"Why Middle East Studies Missed the Arab Spring"，Foreign Affairs，Vol． 90，No． 4，2011，pp． 81-90．
[12] 可参考《外交评论》2011 年第2 期、《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3 期、《西亚非洲》2011 年第6 期、Survival ( Vol． 53，No． 2，2011) 、Foreign Affairs( Vol． 90，No． 3，2011) 上的专题文章。此外还可参考贺文萍: 《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社会观察》，2011 年第3 期; 张维为: 《浪漫"革命"之后: 埃及困境如何破解》，《社会观察》，2011 年第3 期; 秦天: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因后果》，《国际资料信息》，2011 年第2 期。
[13] "Mubarak Won't Run Again，But Stays; Obama Urges a Faster Shift of Power"，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2011，p． 1; "A Million Voices，One Message"，Inter Press Service，February 1，2011．
[14] "主架构"的概念，可参考David A． Snow，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51，No． 4，1986，pp． 464-481; 戴维·A·斯诺、罗伯特·D·本福德: 《"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载〔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151-176 页。
[15] 可参考周明、曾向红: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6 期，第1-33 页。
[16] 有关"信息瀑布"模型的较早研究成果，可参考Timur Kuran，"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World Politics，Vol． 44，No． 1，1991; Sushil Bikhchandani，David Hirshleifer，and Ivo Welch，"A Theory of Fads，Fashion，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0，No． 5，1992，pp． 992-1026; Abhijit Banerjee，"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07，No． 3，1992，pp． 797-818。关于"信息瀑布"模型比较全面的介绍，可参考Susanne Lohmann，"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Leizig，East Germany，1989-91"，World Politics，Vol． 47，No． 1，1994，pp． 45-48; David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Social Media Networks and Regime Response in Egypt，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0，pp． 35-52。
[17] Sushil Bikhchandani，David Hirshleifer，and Ivo Welch，"Learning from the Behavior of Others: Conformity， Fads，and Informational Cascad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12，No． 3，1998，p． 992．
[18] Kuran，"Now Out of Never"，p． 17．
[19] Mark Granovetter，"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1978，pp． 1420-1443．
[20]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0 年。
[21]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pp． 22-23; Deva Woodly，"New Competencies i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Blogs，Agenda Sett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ublic Choice，Vol． 134，No． 1-2，2008，pp． 111-112．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p． 46．
[22] "The Brutal Rule，and Sudden Fall，of The Man Who would be Pharaoh"，The Guardian，February 12，2011，p． 6．
[23] Lohmann，"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p． 51．
[24] Ibid． ，pp． 53-54．
[25] 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可参考Kuran，"Now Out of Never"，pp． 25-33。
[26] Bikhchandani，Hirshleifer，and Welch，"A Theory of Fads，Fashion，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p． 996; Bikhchandani，Hirshleifer，and Welch，"Learning from the Behavior of Others"，p． 163．
[27] Kuran，"Now Out of Never"，p． 30．
[28] Xiaotong Li，"Informational Cascades in IT Adoption"，Communication of the ACM，Vol． 47，No． 4，2004，p． 96．
[29] 埃及1998 年至2008 年抗议活动次数及劳工抗议次数，见Amr Ismail Ahmed Adly，"When Cheap is Costly: Rent Decline，Regime Survival and State Reform in Mubarak's Egypt( 1990-20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47，No． 2，2011，p． 309; 上述除2010 年外的社会抗议活动的具体情况，可参考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Chapter 2 and 3。法官抗议活动也可参考Sarah Wolff，"Constraints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Egypt: Insights from the 2005 Judges' Revolt"，Democratization，Vol． 16，No． 1，2009，pp． 100-118。埃及近年来的劳工抗议活动，可参考Joel Beinin，"Worker's Protest in Egypt: Neo-Liber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21st Century"，Social Movements Studies，Vol． 8，No． 4，2009，pp． 449-454。
[30] 关于另外两种社会网络的特征、成员组成及其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考周明、曾向红: 《埃及社会运动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第15-16 页。
[31] Marion Hamm，"Reclaiming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Indymedia London at the Halloween Critical Mass"，in Hybrid Space-How Wireless Media Mobilize Public Space-Open，Rotterdam: NAi Publishers，2006，p． 106．
[32]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p． 35． 从法里斯的论述来看，虚拟社交网络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明显对应社会运动研究三种主流范式的解释机制。
[33] 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可参考Dmitri Williams，"On and off the Net: 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1，No． 2，2006，pp． 593-628。
[34] 可参考Kristina Lerman and Rumi Ghosh，"Information Contag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pread of News on Digg and Twitter Social Networks"，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2010，pp． 90-97。
[35] Lenhart，"The Democratization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s"，Pew Internet，Washington，DC，http: / /www．pewinternet． org; Deborah L． Wheeler，Empowering Publ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Lessons from Internet Cafes and Beyond，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Research Report，No． 11，July 2006．
[36] 虚拟社交网络影响社会运动的具体机制，可参考Woodly，"New Competencies i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pp． 118-121;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p． 35。
[37] Nadia Oweidat，et al． ，The Kefaya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a Grassroots Reform Initiative，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2008，pp． 20-24．
[38] Marc Lynch，"Blogging the New Arab Public"，Arab Media and Society，No． 1，February 2007，p． 5．
[39] 可参考Al Ezzi，et al．，"Cyber Activism in Egypt Through Facebook"，Paper Presented to IAMCR 2008-JRE Section，pp． 1-25。
[40] 相关情况可参考Courtney Radsch，"Core to Commonplace: The Revolution of Egypt's Blogosphere"，Arab Media and Society，September 2008，pp． 9-10;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pp． 115-127。
[41] Tina Rosenberg，"Revolution"，in Marc Lynch，Susan B． Glasser，and Blake Hounshell，eds．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Tunisia，Egypt，and the Unmaking of an Era，Washington，D． C． : Slate Group，2011，p． 127．
[42] 当然，强调虚拟社交网络自身的限制，并非否认埃及政府的镇压措施对社会运动失败带来的影响。埃及对待网络动员的反制措施，可参考Melissa Y． Lerner，"Connecting the Actual with the Virtual: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the Muslim World-The Cases of Iran and Egypt"，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30，No． 4，2010，pp． 568-570。
[43] Sharp，Egypt: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p． 8．
[44] Maryam Ishani，"The Hopeful Network"，in Lynch，Glasser，and Hounshell，eds．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pp． 143-148．
[45] 关于这次事件在Facebook 上引发的讨论及其动员活动，可参考"Movement Began with Outrage and a Facebook Page That Gave It an Outlet"，Associated Press，February 5，2011。
[46] Mike Giglio，"The Facebook Freedom Fighter"，Newsweek，February 21，2011，pp． 23-24．
[47] Hazem Kandil，"Revolt in Egypt"，New Left Review，No． 68，March-April 2011，p． 20．
[48] Ashraf Khalil，"January 25: Tear Gas on the Day of Rage"，in Lynch，Glasser，and Hounshell，eds．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p． 74．
[49] Kandil，"Revolt in Egypt"，p． 20．
[50] Ibid． ，pp． 21-23．
[51] 埃及这几天及"一·二五革命"整个"革命"过程中的大事记，可参考周明、曾向红: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第8-9 页。
[52] Alexander Kazamias，"The'Anger Revolutions'in the Middle East: An Answer to Decades of Failed Reform"，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Vol． 13，No． 2，2011，pp． 146-147．
[53] Giglio，"The Facebook Freedom Fighter"，p． 25; Jon B． Alterman，"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pp． 103-116; Mohamed Nanabhay and Roxane Farmanfarmaian，"From Spectacle to Spectacular: How Physical Space，Social Media and Mainstream Broadcast Amplified the Public Sphere in Egypt's'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Vol． 16，No． 4，2011，pp． 573-603．
[54] Ishani，"The Hopeful Network"，p． 148．
[55] 见娄成武、刘力锐: 《论网络政治动员: 一种非对称态势》，《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2 期，第74-86 页。
[56] Wael Salah Fahmi，"Bloggers' Street Movement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 Re) claiming Cairo's Real and Virtual'Spaces of Freedom'"，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Vol． 21，No． 1，2009，p． 97．
[57] Faris，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especially chapter 6．
[58] Natalie Fenton，"Mediating Solidarity"，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 4，No． 1，2008，pp． 45-48．
[59] Katia Passerini，"Trust and Privacy with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Myspace"，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mericas Conferences on Information System，Keystone，Colorado，August 9-12，2007．
[60] 有人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展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见Simon Cottle，"Media and the Arab Uprisings of 2011: Research Notes"，Journalism，Vol． 12，No． 5，2011，pp． 647-659。
[61] 对"网络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见Evgeny Morozov，"Technology's Role in Revolution: Interne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Futurist，July-August 2011，pp． 18-21。
[62] 可参考《族群性与民族主义》与《瑞士政治科学评论》上的相关论文，这些成果能部分回答以上提到的问题。见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Vol． 11，No． 3，2011，pp． 509-578;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7，No． 4，2011，pp． 447-491。用单一的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抗议活动带来不同后果的研究，可参考
[63] George Joffé，"The Arab Spring in North Africa: Origins and Prospects"，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Vol． 16，No． 4，2011，pp． 507-532。
[64] 明确承认这种局限而不致力于提出一种全面性解释框架的成果见Mehdi Mabrouk，"A Revolution for Dignity and Freedom: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o the Tunisian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Vol． 16，No． 4，2011，pp． 625-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