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得到中国官方高调赞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改变阻碍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那些因素。刊发过莫言作品的《收获》杂志的一位文学编辑在微博上晒工资单，这份据称是今年4月和8月的工资单显示，这位有着20年工龄、拥有博士学历的资深编辑，实际领到的工资分别为人民币1952元、2462元，这比一线城市保姆的工资还低，而《收获》是中国最有威望的纯文学刊物之一。

这是中国式的文化体制，作家协会或一些文学刊物被视为政府体制内组织，享受着类似公务员编制的稳定性保障，但由于不完全的市场化，它们往往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包括这种滞后的工资体制。莫言并没有使得文学界这种低迷的状态为之一振，作家们、编辑们很清楚，那是莫言一个人的幸运，却没有撼动这位东方巨人僵硬的身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依然是贫困的。

文化管制阻碍中国提升“软实力”

然而，中国在文化体制方面显得僵化的远不止是体制内编辑的工资制度，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审查和控制。莫言曾经认为审查制度甚至有利于作家的创作——2010年3月，莫言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否认审查制度会对文学创作带来负面影响，他认为审查制度下，作家学会了怎样写得更含蓄、更委婉。然而，谁能保证这种因缺乏自由而被迫形成的“更含蓄、更委婉”的作品，不会因此丧失作家或艺术家地本意，进而丧失其艺术价值呢？

最近，曾被禁止拍电影达5年之久的导演娄烨又因其新片《浮城谜事》引起审查风波，并在博客上大胆地抗议电影审查制度，还张贴了与有关部门谈判的细节。娄烨称，虽然有关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只需修改“两下”，但这小小修改足以改变整个影片的含义，让整个影片含义走向可笑和完全的负面。

出了表示将继续呼吁取消电影审查之外，娄烨更进一步指出，审查的环境其实是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共同”构成的。当导演从审查者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预审时，即也成了审查制度的始作俑者之一。而这种自觉的审查显然也会对作品的艺术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而，中国的文化管制措施在可见的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松懈。因为源自对权力深深的忧虑——对所谓“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政府在文化方面的管制有时候会扩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诸如毫无理由地取消一些文化聚会、讲座等等，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维稳”措施，显然更加直接地扼杀着民间的文化活力。

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是出路所在

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媒体、文化传播等文化领域，中国政府在对内加强管制的同时，对外则正在大力投入有关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项目，诸如遍布全球的、由国家出资、官方色彩浓厚的孔子学院，还有国家级媒体在海外的巨资扩张，目的旨在与世界媒体抢夺话语权，打造中国崛起的形象。这个从2008年开始执行的扩张行动被称为“大外宣”计划，旨在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但是，中国文化体制的双轨制、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以及中国外宣媒体的意识形态僵化导致这个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似乎还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还是以电影方面为例，根据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在2011年中国生产的791部电影中，只有52部销往国外。

即使是这样，其中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联合制作的，不是纯粹的中国制作。娄烨日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时就此表示，土生土长的中国电影在国外处境艰难的真正原因并非好莱坞（的竞争），而是中国本身。“很多中国电影制片人和投资者不会让电影去反映现实生活，以避免被审查，你会发现中国市场很少有电影是讲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在短短数年中已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所分院的孔子学院，近来也已经放慢了扩张的脚步。除因其官方色彩而在国外受到一定抵触，自身人才资源储备有限等原因外，其推广的文化项目被质疑缺乏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究竟怎样才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彰显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显著差异之处，又能够真正在国际上具有吸引力，这对于受到重重审查，创新严重受阻的当代中国文化界而言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有人把中国这种对外“软实力”的欠缺困境归因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然而仔细观察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台湾文化事业的运作机制，就可以认识到此种观点是多么有失偏颇。台湾不仅没有如大陆这般严格的文化审查政策，相反因在文化方面更注重民间参与。

台湾有着无比活跃的各类民间机构、民间资金。当作家龙应台尚未就任台湾“文化部部长”时，我就亲眼所见她运作龙应台基金会时所调动的资源之可观。当她想为开拓年轻人的视野做点什么时，她不需要临时地去找政府要项目和资金，而是利用龙应台基金会所获得的企业支持和民间捐款，独立地运作基金会文化沙龙，也不必担心哪个沙龙会被“临时取消”。更值得一提的是，当龙应台离开以她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时，这个基金会的日常事务和文化沙龙一如既往地运作着，丝毫不受影响，这种自发而有序，稳定而长效也是长官意志色彩浓重，经常朝令夕改的政府文化管制制度所难以实现的。

台湾文化类的民间财团法人为盘活民间文化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持。像云门舞集这样的文化精品，就有专门的基金会——财团法人云门舞集文教基金会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支持，此类基金会并不完全市场化运作，而是带有公益性质，由大企业、大财阀捐助，达到有效的资源整合。

总而言之，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对外“软实力”扩展所遇到的困境，除推广活动本身官方色彩过于浓重之外，中国当代自身文化受管制，缺乏创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龙应台曾指出，“软实力”要包括创意源头、文化底蕴、开放社会公民素养、总体民众素质等等。相对于此种软实力，中国大陆显然还停留在追求巨大市场、庞大资金、以及权力集中等“硬实力”方面。只有减少文化审查，改变文化体制双轨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才能给民间的资本和艺术更多的发挥空间，才是中国真正提高“软实力”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