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视为一部权威性著作。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后，德国之声记者与在北京的顾彬进行了电话联线。

德国之声：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莫言。您认为莫言是理应荣获这一最高文学奖项的世界一流作家吗？

顾彬：我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他简直就是我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因此，首先我要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为中国感到高兴，为中国文学感到高兴。但我的批评依然是有道理的。

人们在莫言那儿读到了什么？必须说，莫言有本事写出畅销小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德国之声：您批评莫言的核心是什么呢？

顾彬：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他讲的是整个故事，而自普鲁斯特（Proust)和乔伊斯（Joyce)以来，写现代小说就不能这么写了。公平起见，我现在必须说，世界上没有受众，德国也没有受众还接受詹姆斯·乔伊斯。受众希望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是人们说的传奇，里面有祖父、之后是父亲，然后是孙子，一讲就是30、40年。现代小说是以比如说几年前荣获毕纳西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为代表。他讲了一个人的11天，集中讲一个人物。而中国小说家却不这样，因为这里的受众-德国受众现在也一样-希望眼前就像在放一部电影，而不是集中描写单独一个中国人的心理。

德国之声：莫言被批评家-您刚才也谈到，他只是提出体制内的批评。有的批评家还指责他说，和共产党也靠得太近了。

顾彬：看过"红高粱"的人就知道，里面出现了极力对中共加以赞美的人物，这非常令人难堪。不过，先不说这个。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

德国之声：您认为为什么诺奖委员会会把文学奖授予莫言？

顾彬：公平而言，必须说，过去一再有根本不应该得这项奖的人得了奖。或者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会说，这些获奖者也许并没有特别到应该得这项特别的奖。我想，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而不是比如说优秀得多，具有更多更多代表性的北岛，他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个奖会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吗？

顾彬：只是从坏的方面。因为那些小说家-除了为数不多的好的小说家外-讲的都只是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杂志和文字中，我也是这么介绍他的。但作为先锋派作家却无法盈利。自从市场在中国完全占主导地位以来，人们想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卖得好，在西方卖得好。然后人们认识到，如果回到经典的、传统的中国叙事手法，就像过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样，就有受众。也就是说，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就能够成功。现在，不仅是中国市场，连美国和德国的市场也被这样的小说家左右。他们相应也就代表了中国文学。但其实也有完全不同的、好得多的中国文学。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来源：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