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劵市场制度改革、国际板上市等争论，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近期为东方财富网做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访谈；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表由他自己审定的这一长篇访谈的部分原稿，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

纵观中国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

记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韦森：我素来不怎么用“硬着陆”、“软着陆”这种带有情感的隐喻性词汇，总觉得这种说法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假定一国的宏观经济像架大飞机，总有一个航班“驾驶员”和“机长”似的政府操控和调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东方早报》记者曾给我做了一个访谈，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访谈中，我就指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后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应该认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财经媒体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将在7月份“见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下行将是一个必然和自然趋势，可以从三个层面讲。其一是表层的，即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其二才是根本的，即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三则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看来已过巅峰期，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记者：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韦森：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些下降），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 “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么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这首先和必定要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舍其似无他法），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折点上。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一会我还会从理论上再回头细谈这一点。

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经济增速进入下行轨道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本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记者：您在最近的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看待这个观点？

韦森：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记者：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就结束了。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后经过之后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基于上述判断，我最近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这篇访谈中，呼吁要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尽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我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因为，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记者：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项目，而其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

韦森：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摔”得更严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对今天的启示”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扩张之后，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是否在21世纪这一理论仍然适用？至少我观察可能非常适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多么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后。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账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了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 47.9万亿。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后积累有1.28元的贷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量错误投资或将经济推向大萧条

前段时间，中国大量项目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不可否认，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记者：前段时间发改委审批通过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项目，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您怎样看？

韦森：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项目，是中国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后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资也必须在靠银行贷款来启动和完成。最近全国人大预算法修订时关掉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可能渠道，这无疑又将会把地方政府逼向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窄门。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来建基础设施、开发区和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犹如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越抽越上瘾，长期难以为继。

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十几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负债只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只占2.2万亿，而汽车和消费信贷应该在中国银行贷款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光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有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来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过几年后还不会不出大问题？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项目”，正在给中国经济买下巨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的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想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自然法则而行的宏观刺激政策，必将在未来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记者：错误的投资将导致过剩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您怎么看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韦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上面所讲的从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皆存隐患、利润率下降以及从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缓慢下行的通道，只是从表层上来分析，而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在一个极其难得和独特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发生的。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技术、核能技术，乃至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要注意到，我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最近所热销的所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热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所区别，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发生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另一个在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意味着什么？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已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信部把实施工业信息业转型作为总体目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并将鼓励三网融合、物联网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同时继续支持对家电回收等节能减排项目推广。可以说对于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空前。

记者：对于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与扶持，您持怎样的观点？

韦森：近几年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

假设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原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这不是通过堂而皇之的鼓励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把企业推向了火坑？最后是害了一些企业家？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我这里是说，在我们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下，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才有了这个结果。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外，企业的研发，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国际上竞争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和创办，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如何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都会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根源。

目前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的“振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绑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商业银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让他们倒闭而已。听说近期“三一重工”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整个行业不景气，这对经济整体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征兆。但是，我到反过来觉得三一重工的管理层就非常明智，认识到经济的冬天可能要来了，先穿上了棉衣保护自己，这才是正确和理性的选择。

概言之，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利润率开始为负，最后都会在银行贷款坏账上反映出来，也会在中国的股市上反映出来。时间一到，一系列潜在问题都会浮出水面。因此，我最近一直呼吁，不要仅仅注意到政府的负债问题，也要关注企业负债问题，而且后者可能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缓慢下行是自然趋势

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在 2012年的盛夏之时，美国经济仍可谓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另一边，自去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 PMI)一直处于枯荣线(50)以下，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处在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外围国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并呈现出向金融核心部门蔓延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似乎也难独善其身。从近期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上半年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底部何时才能够出现，已然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否会较快见底？未来十年中国是否还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韦森：我已经说了，我不大愿意用“硬着陆”、“软着陆”、“见底”样的词汇，而是认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现在看来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很大，还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经济增速下行，总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许会继续下行。倘若没有经济大的危机出现，我们或许会像日本经济1975年之后的情况，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来中国，所带来的《2030年的中国》的发展报告，也是这样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的，尽管他们还是比较乐观，比较看好中国经济。

对我们来说，现在所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缓慢和渐进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而出现的大萧条。纵观自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首先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后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后到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了大萧条。我们真不希望未来这样的危机未来在中国重演。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行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问题，采取理性的和合宜的应对，而不是再逆这一大趋势而盲目扩张，再指望靠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系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样采取合宜的应对，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这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总量减税”将是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观政策

对于“宏观调控将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韦森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倘若把市场反应与企业反应都留给市场与留给企业，让他们自行解决，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也许不见得“衰”得很厉害，或许不会导致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记者：您曾经提出“宏观调控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而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怎样的调控手段？

韦森：我之前曾提出，货币政策在中国开始无效了。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同意我这一判断。自2009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的。按照央行的数据， 2009年为9.7万亿，2010年为7.5万亿，去年又是7.8万亿。但我自己得到的数据是，实际贷款量远高于这个数据，过去3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超过30万亿。中国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靠释放银行贷款，这次看来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贷款有时是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往往是无效的。

现在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已不再盈利，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他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了，也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亟需贷款，是一个个再贷多少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越紧缺资金，越要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因为，这样会把资金再错配到地方政府和频临清算的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无底洞中去了。这只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埋下更大隐患，把中国推向一次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大萧条。

因此，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要真正想寻求合宜的宏观政策，要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可能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在国际上恢复竞争力了，订单多了起来，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国际竞争力都在下降，关键是企业的税负太重。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会贷款，才会增加投资。再说，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征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因为，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了。在我们汉语中，有两个成语，叫“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利润下降了，经济活动趋冷了，一些企业开始不生产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前一个因素也恰恰说明，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整体上已在理论上接近“拉弗曲线”的拐点了。

因而，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当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级政府税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各级和各地财政税收部门完成计划指标和上级指标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财政支出缺口还很大，还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减税几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不管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说，只有减税，等企业活了起来，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会导致一个良性循环。反过来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业凋零的情况下进一步横征暴敛，进一步打击工商业，才导致民怨四起，最后到社会动乱，最后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政府税收和工商业凋零之间的恶性循环，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警醒与反思？

扭曲货币政策导致国普放高利贷

深圳银监局4月发布《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引》，提出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放宽至5%的指导性标准，并首次明确差异化监管指标。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是“继温州金融改革之后，又一金融改革的标志性突破”。盘点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创新内容，内容包括将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扩大代办股权转让试点和创新债券市场发展等。纵观前些时候从温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创新试点之路，一方面将促进银行经营模式转型，进而改变银行信贷规模无度扩张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匹配与协调。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努力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记者：您怎样看前一段时间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区普放高利贷的现象？

韦森：你认为目前温州缺钱吗？在中国，钱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温州，据说温州的存款余额就高达8000多亿元。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放高利贷？这是决策层的极其扭曲的货币政策的结果。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息率调控货币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会降低；而准备金，则调节着货币供给，准备金提高，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前段时间，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贷款基准利率为6.5%，准备金率则为21.5%。而实际贷款利率，应为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或言“自然利率”，这样才能构成正常有效的实际贷款利率。

假如通货膨胀率为3%，平均资本收益率为5%，此时贷款利率应制定在8%才较为合理。而去年通货膨胀率为5%上下，企业边际利率在5%～6%，其贷款利率应超过10%才为合理。而前一段时间，央行所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才为6.5%。这就导致货币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均衡。货币供给奇紧，货币需求特旺，那还不会在全国出现普放高利贷？正是基于这一推理，去年我FT中文网上发表一篇“市场的逻辑与政制的张力”的长文中才指出，温州、鄂尔多斯乃至全国普放高利贷，一些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是决策层的这种极其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给整体上来看依然偏紧。在此情况下，央行似乎又采取了违反市场逻辑的货币政策。货币偏紧，为什么不再降法定准备金反而降息？且在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这不是使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说，降了法定准备金，供给增加了，才会真正降低市场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准利率，几大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不正好说明逆市场运行的逻辑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现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样做决策的，为什么在这种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这是为房地产开发商考虑？还是为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负债负担考虑的？

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

7月12日，央行发布了2012年上半年中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92.5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末高出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为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465亿元。

记者： 通过数据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并不算大，而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却居高不下，您怎样看这样的现象？

韦森：要真正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了。去年出现了一波CPI快速上涨，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乃至社会各界，都在骂央行，说通胀是央行超发货币的必然结果。应该说这一普遍观点是错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数据和公报，就会发现，近三年来，央行并没有真正超发货币多少。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这整3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内的M0从3.42万亿增加到5.1万亿元，才增加了1.7万亿元不到。这就是人们所通常所说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钞票。除此之外，就我所查到的资料看，尽管2009年广义货币M0遽增了13.1万亿，增幅高达27.7%，但是央行向市场净投放资金很少多少，全年净投放才2130亿元，实在是少得惊人！2011年，尽管从表面上上来看上半年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资金净投放也只有8895亿元。2011年，尽管央行给人们的印象是货币政策步步从紧，曾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但实际上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还真不少，全年高达1.9万亿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这三年时间里，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总共才差不多正好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1.7万亿发出的现钞，总共才4.7万亿元。这应该是这3年央行全部增发的“货币”数量。但是，这3年期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从47.5万亿增加到85.2万亿，净增了37.7万亿元。这之间33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差额是怎么多出来的？

一问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多数学过一些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的人，马上就会不假思索地说：这好理解，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和增发的钞票并不多，但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货币乘数在加大，故央行印出的钞票和资金净投放不大，但广义货币增加了。错！完全错了！几乎所有的研究数据都表明，最近几年，中国的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的流通速度都在下降，货币乘数在减小。那么，这么巨额数量的广义货币（净增33万亿元）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要理解这一点，单靠货币外生供给的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完全不能给予解释了，而只能用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的“内生货币”理论，才能给予解释。要真正理解和接受信用货币尤其是“电子货币”时代的货币内生理论，并不是容易。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华尔街日报》我的“经济学如诗”的专栏文章中去读一下我的“和田玉的故事”上、下篇。在那两篇专栏文章中，我用一个假想的例子说明了这样一条凯恩斯经济学（且注意，我说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二者有很大差别）的通俗道理：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是央行主动在发货币，而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字积累在银行中，就主要构成了广义货币。从这个角度理解M2，我们就会发现，目前在中国经济体中92.5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说到底只不过是由所有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政府等在所有银行存款数字所构成而已。

理解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内生说，就会认识到，控制不了商业银行贷款，在经济扩张时期，一个人或商家的贷款就会变成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从这一视角，我在去年发表的十几篇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并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发货币，而是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的结果，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已经变成一个次要的因素了。根据这一认识，可以用一点稍微专业点的术语来说：过去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财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

房地产交易创生大量广义货币

据统计，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扬，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购房的贷款表现出快速的上升趋势。

记者：商业银行贷款急剧膨胀能理解为主要是由房地产所带动的吗？

韦森：近几年房价的快速上涨，房地产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购房贷款的快速增加，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广义货币被创生出来，由此我悟出了一个新观点：过去十几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房地产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创生机器。

具体说来，前些年房价疯狂上涨，购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过昼夜排队贷款购房，旺盛的需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而激励着房产商持续不断地开建新楼盘。在此过程中，多数购房者需要通过银行贷款预交首付，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其首付会越来越高，也为房产商带来更大的利润。房产商将这部分贷款转存银行，到了他们的银行存款账户中，就在央行的统计数据库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

另一方面，地产商在获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银行贷款。据统计，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通过银行贷款，地产商获取资金，转给政府进而获得土地，政府又将这部分贷款存入银行，又转而投入其他更大的开发项目，最后又变成了一些开发商的银行的存款，最后政府的投资，又变成了一些开放商和建筑商的存款，最后又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汇集而成“广义货币”存量。

这样一来，在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的繁荣时期中，在房价快速上涨的热潮中，银行对购房者的巨额贷款变成了开发商的存款，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又变成政府的存款，政府从银行贷款的投资又变成了其他开发商的银行存款，最后汇集到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数字中，被央行统计下来，就成了广义货币。再说一遍，广义货币M2，说来不是钞票，它实际上绝大部分由有存款所构成，因而实质上仅仅记录了市场交易的结果，仅仅是一些数字而已。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到，如果央行现在放开乃至鼓励银行信贷，如果全国的房价、低价再来一轮快速上涨，也必然伴随的一个结果是，广义货币又会快速增加。如果今年银行贷款超过10万亿，中国的广义货币会轻松地超过100万亿元。这个天文数字的货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老百姓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总理、我们的央行行长，我们的政府决策层想过没有？中国经济这样下去，将奔向何方？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等房价、资产价格、古玩市场等价格破灭了，谁又来收拾局面？

房地产调控核心是管理预期

去年至今，中国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购令、房产税等方式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扬。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商品房价格上涨23.2%，2010年上涨7.5%，去年上涨6.9%。而近期，国土资源部就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进行部署，要求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坚决防止房价反弹。

记者：对于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措施，您怎样看？您认为房地产调控将何去何从？

韦森： 中国的房价已经高得十分离谱，已无法与我们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随着劳动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增加，房价必然也会有下跌的时候。

目前，中国的股市不景气，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严重阻碍甚至堵塞了中国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渠道。中产阶级没有有效的投资渠道，多数家庭资产又很难且不大愿意将有限的资产转移到海外，故一看到房价有抬头，觉得房地产有投资机会了，就会纷纷转头涌入楼市，进而造成房价上升，进一步吹大房价的泡沫。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央对房地产的调控的手段合适吗？

韦森：在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预期”。对于房地产，在一定时候确实需要政府“管理预期”，不能大家都相信今后房价仍会继续上涨，无限的上涨。倘若大家预期房价会上涨，纷纷抢购住房投资或把资产保值，房地产泡沫就会越来越大。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来看，我们坚持市场需要自行运作，不能由政府来时时调控物价。政府的最大责任，不是限购令，不是行政手段控制房价，而是需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房价相对于普通居民收入，已经是很高了。在金融市场中，人们长警告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现在要让中国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风险，投资也须谨慎”。且房地产一旦投进去，当泡沫破裂时，想像股市那样尽快“斩仓出来”，可不是那样容易！等到大家都要买房套现时，你是很难“斩仓”出来的。

在房地产方面，我没多少研究，不敢乱说。但是，我看到的资料是，中国人的自有住房率已经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了，中国的房价，也差不多是世界最高的了。如果从一胎化政策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我觉得中国的房价似乎是不能再上升了。现在人人有房，家家有房，甚至不少家庭有数套房。且奶奶爷爷有房，外公外婆有房，爸爸妈妈有房，岳父岳母有房，且老人家们又帮助我和太太买了房，我也贷款给儿子或女儿先买了房。但是大家现在大都就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世了，等爸爸妈妈老了，岳父岳母老了，我们将留给儿子儿媳几套房？到那时候，中国的房子将空闲多少？谁来住？租给谁？那还有不跌的时候？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Fred E. Foldvary，中文可以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弗雷德?福德怀雷”吧！这福德怀雷老兄，可真是一个奇人！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页的小册子（第二版），书名就叫《2008年的大萧条》。给他聊天之后，我马上从他的个人主页上挡下来了这本小册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发现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预测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衰退的著作。这位长期研究商业周期现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警告世人，现代社会的大萧条，起因都是房地产泡沫。福德怀雷把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与Henry George等经济学家的土地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惊人地发现，自1818年以来美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中，每次经济衰退（recession），尤其是大萧条（depression），都是与房地产的“实周期”有关，且都是在低价、房屋建设和房价的最高峰后一两年之后发生的，200多年来，几乎没有例外。与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经济学家一样，福德怀雷也发现，在过去200多年间里，美国房地产的实周期大约是18年，之后一两年肯定跟着一个大的经济衰退。根据1990年美国发生了一次由房地产“实周期”引发的一场小的经济衰退，他在1996年就预测大约在2008年美国会有一次大的经济衰退，并在2007年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明确提出这一点。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遽下滑，GDP总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缩了16％还多。刚读过他的这本小册子，一方面为他的发现所震惊，一方面也心里直发怵。当中国的这一轮地价、房价和房地产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又将是多少年？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服务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处复杂多变、各国正处于政策面临抉择的关键时期，而中国“三驾马车”止步不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怎样的发展将帮助中国在走出全球经济阴霾上发挥作用，并以此点燃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记者：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都已基本耗尽了，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您怎样看这个观点，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韦森：回顾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三十多年改革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国三次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逐年下降，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快吃尽了。

去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的这种由政府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犹如“抽鸦片的瘾君子”一样，长期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依靠贷款推动铁、公、基投资，以求以此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不但可能走不远了，可能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蕴生大的经济危机。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我觉得发展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70%左右，墨西哥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以去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5万亿多一点，而中国GDP按现下汇率计算大约为7.5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汽车产量、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都远高于美国，但为什么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国家的未来增长，不应该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中去追求了，而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其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倘若有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将能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一元GDP有一块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这3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的募集资金两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在萎缩，目前大致还不到70%，下降了一半还多。

股市的萎缩，也自然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在萎缩，如果股市繁荣，中国的证券化率就会提高，进而带动GDP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决策层好像还没弄明白，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按照我的好友陈志武教授的一项研究，早在1880年，美国的金融票据证券总值与GDP之比就超过了200％，到2005年后，已经达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据证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的金融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这个比率可能也不低于800％。这应该是虽然美国许多制造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没有中国大，但是GDP却仍然是中国的两倍的主要原因。由此来看，我们讲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占大头的经济增长方式。服务业的发展，也应该与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尤其是中国家庭的资产收益的增加连在一起。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的增加，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望能在未来走向较稳定的长期发展轨道。

但是，发展服务业，有一个严苛的条件，那就是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很多，甚至一点也不缺，但法制却有很大问题。严重的法院和司法腐败，像毒瘤一样正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机体。没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国建设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服务业又怎么能有较快的发展？法制说到底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连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期望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个大幅度的增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说1978年到现在三波经济增长（土地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后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主要是靠我们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所推动的话，那么，未来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增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红利”来推动了。但是，这可以就是一个要对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大事了，目前看来还只能说是我们所希望和期盼着事。因为，一个体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维系的力量很强大，或反过来说改革的张力也很大，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真正难题。

（摘要发表于《东方财富网》“财富观察”，采访记者为东方财富网记者郭唯玮，作者近期出版《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一书。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