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十几天前为“自己2011年底之前所写微博（包括推特上的言论）集结出版之际，向可能的读者和所有关心关注我的人，奉上截止于此时的‘我的自白’，也算是《陈平微博集》的自序”面世几天，收到最多的建议性反馈是希望我能够将仅三言二语写出、或许非常重要的、属于我提出的一些论断予以清晰阐述。这几天中，也或听闻或感受一些误解甚至恶意的反应。故利用香港往返东京飞行时间，补写此第二稿，借《阳光时务》二十四期发表。
第一稿已说，“之所以写此‘我的自白’，乃因太多的人对我以一己之私力、用‘直立行事’持续辛苦节省营商所赚之钱，几乎悉数投入从事一些‘不识时务’项目（具体而言，即《阳光卫视》、《阳光时务》和‘阳光纪录片’及‘阳光纪录片奖’）上的所作所为所追求不理解，甚至误解。藉此‘我的自白’，将截止于此时（因为我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行为不会变）我的所思所想，公开坦诚披露，作为对自己所作所为所追求之解答，从中也力图说清自己之目的”。然就这几天或所闻或感受到的误解与恶意反应来看，对一些人来说，在这么多年谎言与维护谎言为主流的环境浸染下，本末倒置、是非不分、指鹿为马、美丑互换、世上唯有敌我、凡事皆为功利、有奶便是娘，以绝对利己为绝对原则，置他人、置种族、民族、祖国、人类一切利害而不顾，已成做人的“本色”。以平常心、说真话、做人事，虽不敢称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忧今日中国人该忧之忧、思今日中国人该思之思、急今日中国人该急之急，倒反而会被那些实则利欲熏心、心底阴暗、丧失道德伦理底线之“恶性肿瘤团伙晚期病人”认为或被贴标签为不正常之“病人”、或异己分子、甚或敌对分子。可悲、可气、可怜我中华民族何以沦落如此地步！
可是，如果我以哲学思辨冷酷理性思考当今中国所谓体制内、权贵中、儒雅界、庙堂上，可以扩大至整个民间社会，司空见惯之不伦不耻、下流、下作、自贱自残自杀为常态的现象，不能不想到或许这就是一个应该逝去之文明的死亡模式。作孽之人、作孽之团伙，充当了杀手罢了。大概三年前以来，我曾经多次在阳光卫视《论衡》节目对话中和微博推特上比喻说明：只要理解癌症机理，就对当今中国大陆之体制及走向与结局，一目了然。当今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的全身扩散的癌症病人，并且是一个因自己用暴力讳疾忌医，当下此刻已几乎丧失所有医治条件与可能的重度晚期癌症病人。癌细胞任其本能驱动，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双暴掩护下，一切都是不由自主地，疯狂扩张挤压吞噬良性细胞生存资源、进而吞噬良性细胞，压扁榨干自己的宿主，当然自己也必然枯竭而亡。故用“自杀”二字就可概括当下中国大陆全部反常现象。话说回来，十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而不合时宜的文明体，其必须更新之文化、包括一些基本价值观，今日世上已无“它杀”之可能，若要新生、唯有“自杀”。再说古往今来，哪有永恒的文明！哪有不负代价的转型与新生。看看那么多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文明，今有几存？能够转型新生者，莫不脱胎换骨。岂不痛苦？近邻日本“脱亚入欧”，即是一种脱胎换骨。然从今天日本现状之困境来看，脱胎换骨尚不够；再一次从文化价值观与制度层面展开变革，在所难免。所谓的中国文明能够幸存至今，还有辛亥革命后被异族入侵而打断的、相对意义上的、极短暂的“民国复兴”；还有几年前所谓的、尽管是属自吹自擂和外人利雾障眼而花眼中的“伟大复兴与大国崛起”之短暂喧嚣：与历史长河中其它消失的只剩下凭吊遗址的文明及其种族相比，中国人已经很幸运、很了不起。当然，今日中国人之堕落、愚昧、无知、无耻之程度，也将“彪炳史册”、遗臭万年万万年！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但愿、我只能坚信这应该逝去之文明的丑陋肮脏的死法，将是这古老庞杂种族涅盘重生的必然过程和代价；祈祷在虽然已被盗贼、寄生虫、吸血鬼们，竭泽而渔、透支后代，折腾的一穷二脏（一穷即一切资源几乎榨干，二脏即环境脏和心灵脏）的大地上，孕育出一个更灿烂辉煌的可永续发展的新文明。这既符合一切皆有生死，又符合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挑战反应模式，也符合凡自然界生死之过程哪有干净漂亮之状态，又符合我情感上实在不愿提及之人----毛泽东的“不破不立”之说。中国人在劫难逃之宿命！
至于我为什么“以个人辛苦营商得来不易之钱财，从事前述不识时务之事”？我给出的答案，也是心中所想，即：工作赚钱的目的是基本需求的消费，之后即追求满足的消费，对我来说此类“不识时务”之举，等同于一些人的奢靡生活与狂热的奢侈品消费，本质上都是追求快感和满足感。我给出的以上答案，来自于不止一次对己心理活动进行严格解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在对人类需求与满足的心理学研究中，对此早有科学定论。
我认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之举，在中国人或称之为华人的社会中（包括中国大陆，也绝不仅限于两岸四地的大中华）是极有意义之事；这极有意义之事，说白了就是以坚持说真话、道真相、求真理为担当，力图构建一个能成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平台；而这样一种媒体平台的存在与发展，对属于“有家无人（我认为华人文明是小农经济家天下、官本位文明，从来就没有自然的、独立个体之人的存在空间。初始自然人平等价值观的牢固存在，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建立的前提。）”类、世俗传统文明的华人、华人文化、华人社会，能否转型升华进入基于自然人及社会人生而平等的民本位现代文明，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对为此“消费”而努力赚钱，心甘情愿无怨言。
我本身并不排斥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应该有商业属性；反而认为真正成功的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应该是在市场上更为成功的媒体。这也是我的努力目标之一。我不否认并且期盼“我的不识时务的投入社会公器媒体”之举，有朝一日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我所坚持的不外乎于事业征途中，社会利益、社会公器责任优先选择的原则。我当然期望在此事业上，也能获得商业成功；然面对目前现实世界之冷酷环境，我只有选择以消费之心而为之，方可持续坚持也。倘若有一天真能赚得丰厚利润，则君子用财当有道。
当然，我能取此态，因我会赚钱。这是底气之所在。我何以会赚钱？自以为，因我深知人性及其需求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并以这些实际不复杂的基本规律及构成这些基本规律的要素、结构、运动，作为我分析判断社会政治经济趋势，进而从中发现商机。
例如，2007年至2008年，当中国大陆“所谓的股市”虚旺、楼市疯狂之际，我于阳光卫视《经济学家》节目对话中以及和一些其后成为预言家的经济学家谈话中，一再告诫“中国经济增长已到达积极‘要素’耗尽阶段，世界经济泡沫也即将破灭，中国股市将进入长期的疲软、萎缩、衰退期，除非因出现由中共主动领导的和平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启动，或将大振人心、大振市气”。当一位这些年来盛名之下、其实也符的，我对其人品修养学识甚推崇的独立经济学家在和我午餐时，表示同意我的趋势判断，但认为中间会有一个“A股指数冲上8000点以上的高峰”；我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能守住2000点就万幸啦”。我对股市一窍不通，从来不感兴趣，因我认为对股民而言，其和赌场机理设计无异。我常对朋友说“赌场和股市的概率设计，必须是赌客输和股民输，否则哪有博彩经济赌业巨头、哪有那么多脑满肠肥的证券商”。我对股市的预测性判断，乃基于前所言及的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基础上的趋势判断。
又例如，自2009年以来，我一直公开说私下说，“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实质性衰退，投资环境恶化，东南亚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其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也会既优于中国大陆，又优于30多年前亚洲四小龙时期”。并指出“不要忽视东南亚国家已经初步完成、或正在进行将要初步实现的、由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我如此说时，绝大多数的响应皆怀疑否定。而我则坐言起行走向东南亚，寻找“我的活路和活法”。无论中国的学者、还是欧美的经济学家，今天已无人否定质疑我前述论断。而我得出这些论断的基础，是“要素”、“社会转型”和“相互作用的地缘经济板块”之分析。
再例如，2008年底开始，中共推出以“四万亿”之巨的经济刺激政策。我在阳光卫视《论衡》对话中坚决反对之；也在被请进中南海座谈会上，不识抬举地反对之、批判之并预测其恶果。不知当时看过《论衡》和参加那次座谈会的人们，是否记忆犹新。暂且不论当时的“四万亿”及相应的刺激措施和美国所行之救市措施如出一脉、异曲同工、利益同构，皆属损民众利权贵，以透支掩盖透支，以泡沫维持泡沫，只能起到掩盖、拖延、加重、恶化危机；在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权力、权利、占有与分配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状态下，只会将中国大陆各种社会结构推到更加严重的轻重倒置、扭曲错乱至无可救治的程度。并且，不仅对于实体经济有害无益，即使对于有毒的泡沫经济产业、如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也是一味剧毒吗啡。那二年（2009年至2010年）我除在电视对话上和微博推特上说，也向我所有认识的、接触到的房地产商和投资机构投资者，力劝其住手；身陷投资经营中者，应尽快借政府推动的最后的泡沫晚餐，金蝉脱壳。我大概于2011年中左右在微博推特上断言：18个月内中国大陆被强权暴力谎言泡沫所掩盖的烂经济，一定开始呈现再也遮蔽不住的衰退萎缩性溃败。并公开以自己的人格信用担保预言的准确性。相信我的很多朋友记得住这段话，因为我的一些朋友熟人当时都表示拭目以待。然那时听劝行动者无一人，听进半信半疑者半个人。当然，至2011年四季度开始，尤其是近数月，听进者听劝者众，无奈为时晚也。我做出以上今天被证实的判断，依据也不过就是决定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与衰退“要素”之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权利、资源占有和财富分配之“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之特性，还包括“相互作用的地缘经济板块”而决定的时空趋势。并且，当你真正既抽象、又具体、也能化繁为简地感知把握时空变化中的趋势，则也就具有了抓住商业先机的能力。
人非圣贤先知，在对于已暴发近一年的欧盟债务危机走势上，我原先断定欧元的解体不可避免。我认为不是金本位（我自三年前开始便经常呼吁：世界应废除信用不能成立的政府发行的“法币”，重新采取金本位或某种“本位”，总之一定要和所谓政府或人的权力权利信用脱钩的某种“本位”），根本就没有“本位”的欧元，在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税收、福利等各不相同的状态下发行，本身即属荒谬。除非欧元区向邦联或联邦实体发展，否则欧元怎可能撑下去。而我一直到近两个月前，还坚持认为欧元区向邦联或联邦发展的可能性极小。可是，近二月欧元区各国尽然认真地讨论起财政等主权的让渡。我为之大跌眼睛。虽然离实现欧盟邦联或联邦还很遥远；虽然欧盟国家的无厘头高福利，还不知如何回落理性水平；虽然欧债危机还会继续扩大深化。但是，仍然让我对欧盟人肃然起敬。并预测二十年后的欧洲，或许又如18至19世纪那样辉煌。同时又领悟到一条似乎是真理：自私的理性加讨价还价的民主制度，产出公共理性选择。说道欧债危机，使我对比性联想：欧洲受累于全民过分高福利，但还是有制衡；中国大陆则将被党国不受制约恶性膨胀的高官耗所拖垮；欧洲高福利虽过分，毕竟全民共享，促进内需消费，储存再生产能量，只是比例失调加催生懒惰；中国大陆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无边无际的高官耗，制造官民对立、刁难阻滞民生、压缩内需消费、吸干民间最后一滴血，杀人、自杀。前者或可救，后者定无解。
补写此“我的自白”当中：我去日本三天，眼观耳闻后，感觉日本或将又有与百多年前程度性质不同的“明治维新”；返回香港飞机上，看新闻得知美国到2020年将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不得了！唯我中华，等待我们的是悲剧！纵然我对民主政治改革或革命，必定不依任何人的意志而快速到来，充满信心；但是，经济上坠入相当长时期的苦难贫穷，却将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而避免和转移。造孽、欠账总是要还得！
纵论经济，然我自知非现行标准的经济学家。我的经济学修养，按科班要求而论，应属不及格。时尚的、走形扭曲的MBA和EMBA所谓学识，因己不屑一顾，更是半窍都不通。然而我却能在语言听不懂、文化也陌生的异国他乡赚钱。或者应该说异土、异国、异文他乡，凡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我更能如鱼得水地营商赚钱。反而在文化、环境、社情十分熟悉，人脉资源万分丰厚的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经商，倒是赔多赚少：因我自小不会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也厌恶关系经济和权力经济。个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好恶倒逼我深度认识市场经济之规律，强化在市场经济中依靠前瞻性和共赢商业链设计而制胜的能力。站在此角度，我倒是应该感谢2009年11月28日，阳光卫视在中国大陆被停止转播事件的发生。因此事件的发生，促使我毅然决然彻底移师海外，55岁再创业，背水一战闯出一条我以为是光明的从商之路。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做商人的尊严。更何况我和我的合作者们依靠经商努力不仅将阳光卫视坚持下来，还创办出业界好评盛誉的《阳光时务》电子杂志和“阳光纪录片”大奖，同时在商业运营上将会有看得见的、安心的、更大且持续的丰收。
坦白而言：就像我55岁海外再创业，真正切身感受到做人做商人之尊严，也感觉到即使在海外还是很不完善的民主宪政制度环境下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之欢快，其实是因祸得福，无意中被外力逼出来的一样。成为媒体老板，并立志做一位社会公器媒体之老板，又逐步构成自己继续经商赚钱之动力，其实是经商不够谨慎精明，掉入“赔本买卖”之陷阱，然又苦行曾般喜爱上这“赔本买卖”，一发而不可收拾，固执地走上如今这自以为是“圣徒”之路。命运使然也。
归结为命运使然也，好应付他人好奇，也好对付自身的反诘，实为敷衍了事。究己“命理”，我生在上个世纪被视为无上光荣的革命军人之家庭，本是读书人，自小幻想过长大做作家、思想家、修身齐家治世平天下的匹夫英雄，唯独就没想过做商人、也不爱财，羞于以富为贵、更耻于炫富为荣；也从没想过做媒体老板，更没想过做电视媒体老板，坦率承认还曾看不上认为肤浅的电视媒体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为改革幕僚后，唯以致力于推动祖国昌盛富强之改革为己任，并迷失于庸俗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中，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误信我的祖国可走先昌盛富强、后自由民主之路。然1989年“六四”悲剧的发生，才自觉再不可为 “臣”；故悲愤之余决然辞“臣”职，下海谋生，以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孰料我这从来不知口袋皮夹中有多少钱、至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个人银行账户之人，偏偏会挣钱；并且还早于上个世纪90年的下海经商之初，就鬼使神差、无师自通的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大陆近十年后才时尚开来的、被称为资本运作的企业或资产的收购兼并重组包括不良资产及垃圾资产的兼并重组，大赚其快钱。 然而，成功的路径，总潜伏着失误的陷阱；资本运营之路上，2004年马失前蹄掉进了“赔本买卖”。岂知这“赔本买卖”中厚重的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恰好正中自己士大夫情怀，便有了萌发于那时、而实践至今又越发强烈的“口袋渐瘪终不悔，势将公器做到底”的历程和信念！
自己更未曾预料到的是我这个毫无受过训练、五音不全、乡音难改之人，竟然会从后台走到前台，老板赤膊上阵充当起事前不准备、录像不化妆、随心无层次、随意无规则的电视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对话学者。并且“钱照赚、事照忙、进棚对话录像，权当哥们侃大山”；2008年9月始，足有一年多时间，一人客串，尽然担起二档半小时日播节目。是奇迹，也是胡来，但却大受中国社会各阶层欢迎，收视率大幅提高，阳光卫视的影响力也快速扩大。我似乎也成“明星”，还真有了众多的粉丝。其实，这种成功是中国大陆社会、乃至华人社会的悲剧。因为仅仅是摄像镜头前说了真话，卫星播出了真话。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说真话是最容易之事。所以，非我超人也，是所谓主流话语环境谎言当道也。
我之所以错位上前台，虽然表面上是被阳光卫视管理层以让我试试先顶着，找到合适人选后再换下来为说辞，哄进摄影棚；实质上是我自己想说话的内在冲动所致，同事们只不过顺水推舟一把。起先是2007年的《经济学家》电视对话栏目。因我从2006年已看出：世界经济的真实增长乏力，透支、投机、泡沫光环之下，实体经济式微、发展之目的扭曲，贫富悬殊不合理扩大至危险的程度，社会不公正日益增加。现存的民主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制度的历史性、时代性缺陷随着工业文明日渐不可持续的拐点临近而凸显。中国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只有简单劳动创造的低附加价值），竭泽而渔般利用“所谓国有的自然资源、年轻人口与城乡二元身份等级制度、廉价土地、生存环境、举国体制之专制又不合理的制度、跛足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保险的极度透支”之七大比较“优势”（可称之中国经济或者更准确称之为中共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七大红利）也将枯竭、或正在向劣势和负资产方向转化。故创办由经济学家对话的《经济学家》电视栏目，并客串主持兼对话学者，乃希望阳光卫视能发出“盛世危言”。何况那时的所谓盛世是假象、是泡沫。
如果说《经济学家》电视栏目是我在客串，那么开播于2008年10月的电视对话日播半小时节目《论衡》，则是我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主动为之。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揭开了我称之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序幕。在此我又一次重申，这是铁的规律。然我看到西方的权贵政客视不可逆大势而不见或故意视而不见。自危机爆发到此时，自欺欺人、自私自利，一直在以所谓“量化宽松”名义行转移掠夺大众财富为“拯救衰退经济的良方”，以继续透支解决透支、以加大负债拖延负债、以更大泡沫掩盖泡沫、以印刷货币发展经济。故经济危机远未缓解、更不会结束，世纪大破产、大衰退、大萧条离我们越来越近。全球性的社会动荡、社会革命又将成为新闻主流。当时我认为，我有责任将我的认识通过与专家学者的讨论说出来。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及其后的数月时间内，中国大陆正处于即将举办和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兴奋与狂喜的扬眉吐气过程之中。党国上下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什么“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无知愚昧之夸张言辞喧嚣尘上；有一小段时期，还以为并自吹自擂世上唯有中共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党国专制体制就是好，更有狂妄之说“拯救世界靠中国”。殊不知在这全球世纪危机中，最脆弱、人民受害最重的正是中国大陆。2008年8月8日晚，在北京我的靠近“鸟巢”的住宅的露天阳台上，看着奥运会开幕式的烟花，既兴奋又痛心的泪水夺眶而出久久不止。我因百年中国人扬眉吐气之奥运梦终于实现，而兴奋落泪；我又因理性判断到此时此刻的“党国举国体制”之盛况，正是我多难的祖国以极沉重代价、如芸花一现，短命崛起30年后，将走上新一轮衰落的开始，而痛心落泪！
《论衡》中以及之后的微博上，我一再大声疾呼：借危机、为转机，启动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还权于民、才能还富于民，只有还富于民、才能启动民需，只有启动民需、才能抵御世界危机、拯救中国经济；并且“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可能、还有条件，最后一次主动领导中国走上真正自由、民主、富强之变革的机会”。为此，我和上百位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将证明这是中国人历史上最后一代具有士大夫精神的读书人）在《论衡》中，或疾呼、或分析、或比较，引经据典、苦口婆心，论证中国大陆立即政改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和可能的超越性。
《论衡》开播后数月，以广义谈史为主的每天半小时电视对话日播节目《子夜》登场，《子夜》与《论衡》一样，广邀中国过百位优秀专家学者，百无禁忌、唯求真相，我作为对话主宾近一年之久。因近现代中国被掩盖、粉饰、歪曲、黑白颠倒的历史真相甚多，这不仅成为执政者的包袱、严重阻碍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进程，还毒化人民心灵、腐蚀社会伦理道德、摧毁社会诚信。严肃批之，历史为政治服务、为统治服务、为既得利益服务、为维护所谓的稳定服务，其实就是谎言祸国，实为种族文化解体自杀之行为。《子夜》的宗旨，就是要还历史之真相，解历史之因果，卸历史之包袱，释历史之恩怨、化历史之仇恨、重建诚实的中华文化。
没有官方的书面正式通知，也没有权威人士告知内情，我也没费一分一秒功夫去打听，但是关心者、关注者、好表现有背景有权威信息渠道者，皆说就是《论衡》与《子夜》这二档严肃而极富社会责任的言论节目，导致阳光卫视被中国大陆自2009年11月28日单方面取消有限落地转播合约。很多人为此愤慨、惋惜，多方人士表示帮助申述、沟通、寻求妥协缓解，然我选择不申述、不抗议、不沟通，平静接受，全部承受。当中国大陆还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时，阳光卫视过去所拥有的有限落地权，本身即是恩宠特权；当我选择阳光卫视以社会公器为本，不为喉舌“臣”之立场时，恩宠特权被取消乃顺理成章的结果。我承认商业利益、个人利益、包括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家庭利益的牺牲都是巨大的。由内地彻底移师香港、海外觅活路图发展是异常艰辛的。真正能将理想、责任、事业平衡一点个人利益，而与我及我的合作伙伴、这宁愿相对最大程度牺牲个人与家庭利益、为坚持阳光卫视而赚钱的老板、不等式地共渡维艰的高管同事员工，在如今这个时代、这片土地、这个种族中，也是凤毛麟角。我承认在这二年多来，数次几乎山穷水尽，数次几乎要被迫卖掉阳光卫视，如果不是商洽购买方太忽悠，也许如今已既易主又易帜。我承认在这二年多来，备尝来自我们这人伦道德底线已突破的种族同胞的世态炎凉，也感受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商人们的势利。其中辛酸苦涩有谁知，向谁诉！没必要诉，也不需要他人知！这就是代价，我与我的合作伙伴，无怨无悔接受之。今日能在此吐露心声。或许是熬过来了！扛过来了！这或许是天意。
我相信，相当多的当今50岁以上的中国大陆生长之人，都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篇影响甚广的报告文学，叫“人妖颠倒”。那时说真话的人，其真话仅仅口口相传或信件邮递，就一定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我这说真话的人，其真话还可以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生命与自由至今都未受威胁：中国大陆虽然还是一党专制，但社会进步、包括中共也进步之现实，应与承认。
2010年阳光卫视彻底移师香港后，虽然困难重重，还是又陆续创办了“阳光华语独立纪录片奖”和《阳光时务》全媒体电子时刊。坚持记录真相，说出真话，匡扶正义，推动进步。并且不以被打压而丧失建设理性，不以受喝彩而丧失公正原则。先人曾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也当为我辈立命之训。古人又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人当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非仅一党一派之中国；中国兴亡、中国人有责，我是中国人，当然我有责！
只是这个“我有责”，“责”之落点在努力经商，继续当一个坚持暴露黑暗、鞭挞丑陋、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启蒙社会之社会公器媒体集团的好老板。如有余力，则兴办我心目中的不是双语，而是中文为母语的、重在人文素质与学习认知思辨能力的国际学校（2010年9月我的一对双胞胎外孙、外孙女诞生以来，办学冲动越加强烈，因我还未发现满意的做中国人的学校）；再有余力，则创办智库并花三分之一时间潜心研究学问。故本人自2011年11月底始，在电视上（准确说2010年下半年电视上就不说了）再也不说，微博推特基本不写。因为中国大陆形势之发展，我已看不见哪儿还有增量改革的空间；现存僵化、恶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必然演化成如今并将日益严重且无回头之能量的窒息经济、榨干人民生产再生产资源的极端晚期“社会恶性肿瘤”；除非冒险进行“军管官”下的存量再分配、明确民主化路线图的政治经济改革，否则没有外在强力是“动不了手术的”。所以我认为革命不可避免，不论具体形式怎样，存量改革就是革命。我过去几年之所以又说又写，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执政者能够选择增量改革，尽量减少社会因改革而付出的代价，尽量多保留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成果。如今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个人再说再写的动力，也就自然消失于哀莫大于心死之中。写此“我的自白”也是对自己过去几年又说又写的一个相对系统的交待。自己的今后，还是选择沦落海外为富商，做点力所能及公益事罢了。
很多连续看过《论衡》与《子夜》节目的有识之士对我说，“你是有思想体系的”。对此我不否认，也不能完全承认，因我自知体系尚不完整、缺陷甚多，仍处于研究探索中，又常感功底太弱、时间精力也有限，欲完善之、却力不从心。但是支持我在《经济学家》、《论衡》、《子夜》对话中所说的，以及微博推特上所写的，确实是由以下这些支离破碎的、可能与人不同的思想见解所阐发。
就人类文明而言，对于前人们的研究成果暂且不论， 假若我们能够超脱于人类中一份子的角色，像我们研究其它生物一样研究人类社会，或者假想自己是外星智慧生物，观察一个叫做地球上的人类，粗线条、高度归纳分类，本质上就只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至今一部人类文明史，如果我们依然用“文明”这个概念的话，又可简单并按发展时序归纳分类为：原始生态文明，农业（广义的，包括种植、畜牧、捕鱼等）生态文明，工业科学文明。后者即人类作为群体性生物的社会组织形态，任凭想象力的发挥，责权利合理稳态、能够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姑且继续用制度概念表述）也只能有二大类：家天下和民天下，用约定俗成的概念就是“君主”和“民主”。家天下包括部落首领制，君主制，帝王制，领主制等。民天下就是脱胎于家天下的、近几百年发展出来的，还很不完善、还正在发展的基于人人平权和神圣不可侵犯私有产权的、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权的、多党议会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总之是行政、立法、司法等互为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共和制度。
原始生态文明和农业生态文明，已成过往也。虽然冠其为“生态”，符合作为生物人与自然万物互相依存、多维链条的自然法则，理应可持续，然因其不能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即基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文特质的发展需求，终为工业科学文明所覆盖。
工业科学文明是违背凡生物都不可能逾越的广义自然生态规律的，但它又是极大地满足人类合理不合理、需要不需要由想象力而创造之欲望的“文明需求”。工业科学文明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注定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段短命的文明型态。我在工业与文明之间加进了“科学”二字，乃因这几百年来这“科学”二字被赋予太多太神圣的光环，其实这“科学”乃有限的“科学”，舍本求末的“科学”，是促使人类冒犯神圣自然、破坏自我物种生存繁衍之母的精神鸦片。但是，工业科学文明是人类文明长河中必然要有的阶段，只是如今已进入其衰退的时代。所以，我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再公开强调“这次危机，不是人们所经历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危机”，并于2009年上半年出版了我的经过大量“被删减”的电视谈话言论集《衰退的时代》。那时，我就在书中预言人类正在走向科学生态文明的时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痛苦、混乱、漫长的时期。
至于人类社会组织型态，老实说“家天下”、即广义的君主制是符合人类的第一属性，即生物性的，是自然法则的产物，也是符合生物进化论的。有谁见过凡群居社会性之动物，是平权，平等，个个都是王、都是主？猴有猴王，狮有狮首，总是强者为王，适者生存。人类不愧为万物之灵，不仅强者能者为王，还发明了王位或皇位继承制。便有了动辄几百年长治久安、日益完善、强盛发达、文化璀璨的王朝。如果人类社会一直在农业生态文明中，或许君主制万古长青。也正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其想象力、创造力从一开始便与生俱来有超越自然法则的特质，又不能满足于农业生态文明的供给。况且任何生物个体也皆有的平权平等需求的一面。突破君主制的桎枯，追求人人生而平权平等，更大地发挥地球人类独有的想象力、创造力，满足工业科学文明之社会分工对自由、独立、平等个体的需求，也是人文历史应有之题。但是君主制家天下是天然的，超稳定的，世界上各主要种族、尽管分割发展，语言文化各异，甚至基本没有交流联系，都不约而同形成并延续了几千年君主制家天下，其所创造的人类文化，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性的潜移默化的主流。若不然，当今世界各地无论是建筑、还是用品，凡为表示高贵、豪华、尊严等，大多都标榜什么“君”、“王”和“皇”。故梁启超百年前考察欧洲时言“世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即指世界由君主向民主之变。这一“变”是天翻地覆根本之“变”，是十分艰难之“变”。虽然民主共和制度结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几百年，在很多国家似乎很牢固、很天经地义，然实质上依然远未完善。君主、封建、帝王、贵族等及其文化观念和行为逻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尚处童年的民主文化。
从另一方面说，广义的君主制度家天下属自然法则，所以是天然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制度民天下是“后天的”，需要通过复杂的结构与程序运行来实现。我们知道，虽然工业科学文明社会已经非常发达，但是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在信息的获得、发布、交流等方面，受时空环境之制约，基本权力是事实不平等的，信息是没有对称条件的。故法律上平等的民主权力，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中运行，即使现存最发达的民主制度国家，民主制度运行的结果，多数也还是远离真正的公平公正。
在此并非要将“我的自白”写成人类文明历史哲学专论，也不是要写出经济学论文，费不少笔墨是要证明，我在电视对话中和微博推特上，关于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性贫富差距扩大、精英权贵至今还是皆以损民利己举措为“救市”之原因的原因。另一逻辑目的是要又一次强调指出，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具备了向更理想、更公平公正民主制度变革的极重要的物质条件，就是互联网与互联网终端技术的进步及广泛应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可能性讲，人人都有信息对称的条件。这种变革一定会发生，并且将作为人类向科学生态文明转型发展极重要组成部分。
由人类文明论起，至上段结束，谈得都是全人类的话题，在我的电视谈话和微博推特中，谈论中国大陆的问题，一定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对当今一党专制制度的危害及批判甚多。可是我又多次说：“一党独裁体制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中国共产党员也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国称谓和体制首先是由国民党提出并推行之的”；并且“辛亥革命后，中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原先都是为建立自由、富强、民主新中国而奋斗”。我不同意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者，就说国民党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党、野心家，包括近些年也发现孙中山是开启中国辛亥革命后现代党国专制的人。我也不同意反对共产党专制独裁者，就说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原先所说的民主目标，都是事先想好的骗取中国人民支持的无耻谎言。从我在军队医院中出生，小时候相当长时间在部队大院环境里成长的经历中，我认为那一代打江山的共产党人中的绝大多数，不是为谋私利或主要为谋私利、或因投机而投身他们认定的革命。有多少人会提着脑袋去谋私利，去参加随时被抓、被关、被杀头的“非法政党”？至于1949年后所谓参加革命的乖巧的干部和各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尤其是文革后积极入党做官者，则另当别论。在我成长经历中，对他们似乎更加熟悉。对于国民党与革命党人的看法，与共产党与共产党人的看法，我基本相同。
我认为百年中国所发生的由民主向党国专制的反动，是有极其深刻悲壮的历史与环境原因的。国民党、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作为传统君主帝制文化喂养成长之人，有帝王思想、有独裁性格很正常；他们有人有之、其也有之的恶，也很正常。他们成为独裁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品格，而是因为他们顺势而为，恰好又满足了他们的恶。只不过他们所顺之势，从历史大趋势看是逆流，然从苦难中国百年情形看又不是逆流，并且有其悲壮的合理性。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义勇军进行曲，如今的国歌，开唱第一段：“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誓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史无前例、极其残酷并且剥夺人们一切权利的超级极权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制度能让人以血肉铸长城？”别真以为觉悟、激情靠得住！惜命爱财才是人之本性。这里的极深刻道理，就是现代历史学权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的挑战反应模式；还有我的世界各种族文明板块相互运动之结果，犹如地球各地壳板块相互运动之结果。我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以及再往上一两代人，总体来说比我辈和下一辈要具有牺牲精神，也更有传统情操。我们的今天，是他们从各个不同方向用力下的集体选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在此并非以这种大历史观，为上几代人包括可能还健在的人，所做之恶事、所犯之罪行、所造之孽、以及开历史之倒车，开脱责任；反而我认为“恶”就是“恶”，“善”就是“善”，“罪孽”就是“罪孽”，人类社会一定要有一些根本的、跨国界、跨时代的，恒定的是非善恶标准。所以对于还历史之真相并予以评判、清算是必须要进行的；我深信对百年中国历史真相的评判清算，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展开。我想提醒的是，切不可忘记或者不顾历史的真实情景。
君主制家天下在辛亥革命后当代中国，死而不能复生，国家的所有权便只有、并必须在民。然而西方、北方、东洋板块挤压下，民主制度社会组织资源几处空白，救亡图存又为第一要务，百年历史上的中国人只有无奈地重新捡回传统中华专制组织资源，再加上公有制的忽悠和共产主义乌托邦革命旗帜下的诱惑，于是选择或接纳了“真主”（家天下或民天下）虚位状态下的“党主”,其实这个“主”是不能成立和不存在的。就如所谓公有制企业，所有者、所有权是缺位的，又拒绝一切外界的监督，高管经理阶层拥有了无须负责任、也不会负责任的几乎绝对的支配权、享用权。如果此时有外界巨大的、关乎生死的挑战，或者处于崇尚信仰的时代，或者这个种族、在这个时期有着特定且强烈的崇高或悲壮的目标，社会精英成为“党主”领袖或“党主”精英为之升华，成为种族中为理想而奋斗的领袖或领袖集团。这是最激昂的年代，这是“党主”具有充分正当性、合理性的特殊时期，这时的党国乃出现举国体制辉煌的优越性。然而这不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这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之举。一旦社会进入和平正常世俗时期，“党主”精英英雄们若不能见好就收，“党主”名号便仅是把持了国家统治权力，实际数量很少的一伙又一伙刑不上大夫的流水官人私权力的挡箭牌。官吏、官商及其依附群体日益臃肿庞大，从社会管理服务者，堕落到社会运行障碍制造群体，人们大众的压迫者、剥削者，最后成为一个无主、无责、无是非、只有权利的特殊朝代的终结者。
具体而言，假设中国共产党那代精英在1989年“六四”，顺应民主潮流、控制激进行为、主动领导民主政治改革；假设2008年底借奥运盛势、中国崛起之幻觉，利用世界经济之危机，中国共产党这代领导人主动领导中国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如今会是怎样？
1979年之前我自认为是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1979年第三遍细读《资本论》，因发现马克思理论本身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其所定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自己又成为新的、必然会导致其思想的实践者由天使到恶魔的历史唯心主义。故自那以后，我成为共产主义的批判者。但是依然承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本人之伟大；也始终承认给予我思想与智慧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
2000年之前我几乎全部认同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2000年科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导致我由盲信走向非彻底否定的理性之批判与建设中。
又要落笔“我的自白”，思如泉涌，数次欲强停笔又继续。然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总要结束的。
陈 平
2012年07月23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