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丁·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时期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之时，他的同事讥讽道：“君从叙拉古来？”———这是美国学者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有关海德格尔的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也为中国人所知晓。这句话影射的是柏拉图三赴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希望年轻的国王戴奥尼素皈依哲学和正义的典故。这个典故的梗概是这样的：当叙拉古城邦的僭主老戴奥尼素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小戴奥尼素继位。这距柏拉图第一次去叙拉古已是很久的事了。一个名叫迪恩的年轻人，他既是新国王的好友又是柏拉图的“粉丝”，他写信告诉自己的偶像，这个年轻的国王与他老爹不一样，他喜欢哲学和正义，并恳求柏氏能前来指导这个年轻人。柏拉图虽有迟疑，但最终还是前往了。然而，这个年轻的国王并不是真的喜欢哲学和正义。用柏拉图的话说，新国王并不想生活在阳光下，只是想晒晒太阳。失望的哲学家返回了雅典。六七年后，哲学家再次受他的“粉丝”之邀前去叙拉古。哲学家怀着与他第二次一样的希望之路踏上了“推销”哲学和正义的叙拉古之旅。结局是可以预料的：驯化君主的事业彻底地失败了。哲学家除了自责，一无所获，又屡遭不幸：被卖为奴隶，还险些送命。事实就是这样：驯化君主既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又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诱惑！

人世间的事如此巧合：几乎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端，一个老人乘坐的木车在寒风刺骨的茫茫大地上艰难地前行，天荒地老，目标依稀可见：那是同一个诱惑———另一个“叙拉古”。凛冽的寒风无法浇灭老人胸中的热情。那是被作家张炜称作“木车的激情”的热情。这个热情的老人周游了许多个“叙拉古”，希望用“道义”和“仁爱”教化那些贪婪残暴的“戴奥尼素”。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那个被戴奥尼素们赶出“叙拉古”的老人，与他的弟子们在莽莽的狂野上燃起篝火，相互偎依取暖。落寞的老人在寒风中用颤抖的双手取出他的琴。凄凉的琴声与那莽野交回，阴沉呜咽，诉说着一个民族的不幸。他虽无性命之忧，但那些戴奥尼素们和他们的同党给这个老人的努力使用了一个恶毒的修辞：“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恶毒的侮辱是只有恶毒之人才能享有的专利。十多年过去了，疲惫的老人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洞阅人世，尽窥天道的老人，回到了他的书桌前，用他的睿智写就了一部书。那是一部大书，书中隐藏了寻找历史的密码，那密码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会发现。

又过了两千年，一个自称是这个老人的学生的人，从他的家乡来到了“叙拉古”。他无法拒绝叙拉古的诱惑，于是，与他从未谋过面的老师一样，以帝师自诩，干起了驯化君主的事业。然而，这个要被驯化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乾纲独断的帝王，只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都包办的老婆子。孩子听从了老师的教诲，希望为自己的城邦找到一条好路。但老婆子却是不好惹的。那个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孩子最终也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师。而那个苦命的孩子自己，被夺走了心爱玩具的同时也被关了终生禁闭。

那个流亡海外的老师最终也活着回到了他的故土。作为历史学家的美国人史景迁这样描述了这个心仪“叙拉古”的中国老人的临终情景：“康有为过完了自己的七十大寿，开始写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文字———一份感谢逊帝溥仪送来生日礼物的长篇谢恩折，书写的方式完全依照前清的宫廷礼制，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称谓的，高两字；他自称‘老臣’、‘微臣’，而且也按清朝礼制要求；凡是提到自己时，字写得都很小。1927年5月的最后一天，康有为把他的前清朝服铺在床上，依礼沐浴后，在朝服旁正襟危坐，半小时后死于脑溢血。”

让我们再回到海德格尔。这位不光彩的哲学家之所以被讥讽为“从叙拉古来”，是因为他在1933年体制下做了不光彩的事情。这说明，被叙拉古诱惑的多数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柏拉图和孔夫子的“爱欲”———哲学之爱，智慧之爱，也许是因为别的。抱有普世思想的知识分子，基于柏拉图意义上的“爱欲”，家国情怀，天下胸襟，而出世入世，以期拯世救世，是在以心性书写历史；然而政治运作中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时则花明柳暗，间或骤风暴雨，需要的是通达明透，机锋权变，是在以心智演绎历史。心性与心智，事业与职业，彼此纠结冲突，荦荦大端，庸庸凡世，碌碌你我，孰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