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鲍曼的“社会”是一个现代性的残缺，是一种被“废弃的生命”，那么吉登斯的“社会”却又在这样的逆行中得以对“社会”自身的圆满交付，他的社会更多的是在一种行为与互动的层面中达到“结构的二重性”（时间与空间），而不仅仅局限在于“现代性的后果”之上。但是，基于这样对于“社会”不同观测的角度而言，同时代的鲍德里亚却不再用社会学的前辈们，如孔德，涂尔干，斯宾塞等人的研究观念，扬弃了所谓的社会静态与社会动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科学化的社会学理想，从而给予了“社会”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与策略。
的确，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与贝克的“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现代性的社会很好的予以了注释。现代性的后果所导致的社会，的确在“消费社会”与“风险社会”得以原装性的呈现，譬如说现代社会的消费理念，包括对于身体的消费在内的整个社会行为都注定现代性所带给社会的一种刺激感，这样的刺激就是在人与社会之间，以消费作为身份象征与自我与社会互动的形式，来表达对于尊严等的诉求。然而，却在一种交织的社会网络中，又得以被乔治·奥威尔所描述的“动物庄园”所进一步的解释，故此具有政治风险在内的“风险社会”必然会对现代性中的各个主体与个体，进行吉登斯所言的“本体性安全”的骚扰与激化。这样的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讲社会的诚信机制与自我本身的社会运行机制僵化，甚至是产生了社会信任自身的怀疑。
步入二十世纪，“社会”被一次次的演变为现代主义的附庸，甚至在集体平庸与社会扁平化这一情景下，“社会”得以自全性的保卫自身。同样，在“社会”的边界上，基于风险社会与消费社会的腔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位移，仅拿网络社会的发展而言，这对于实体性的社会自身是一种冲击，更是对这样的边界线进了一次彻底的突破，甚至有一种颠覆。往往人们的活动在这样的边界扩散后得以更大范围的行动，行动在结构中的各个主体，因为步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不再仅仅是费孝通所言的“熟人社会”，故此，往往就加大了风险性的额度，进而本体性安全进一步退却到一个边陲地带。同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遭受到的颠覆何止是一个“网络社会”的阻击，更加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整个思潮的变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一种演变。基于这样的前提，利奥塔，鲍曼等人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在外围中的德里达等人的“帮助”下，“后社会”就好像成为了事实。事实是，“后社会”与“社会”自身是存在分裂的，就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存在决裂的一样。无独有偶，“后社会”在谢立中等人的感知下，于多元化话语分析与后社会学史为前提，以既定性存在为基点，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概括。但是，遗憾的是“后社会”并未被精彩的交代出其自身的特点与性质，往往只是将这样的一个研究视角点化为进入“后社会”的一个捷径，抑或是一个门槛。在此，我们完全有必要深刻的反思后社会的真实感，就如我们在反思现代性的话语建构是否真正的被后现代性所否认一样。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二元在原先的“一元真理论”面前，是否会尴尬无比。这让人不得不想起贝克的风险社会是否正在加大，或者是这样的风险是否应该重新去定位。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非既定性的实在”，而以往却是可以有“确定性”的对象。同质性微微减弱的情况下，我们的也在其中变得更为的不确定。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把自身当作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一员来进行自我防卫，从而增加在例行化的社会面前多么一点本体性的安全，那么我们往往是犯了一定的错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犹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样，我们对于社会的参与与自我的呈现，变得退却和模糊。而有效的方式，仿佛还在酝酿，在此我们便无处可寻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价值与位置。甚至是“我”之“我们”自己，都难以去肯定。面对种种不确定的风险与偶然性的调戏，社会中的每一个“不断在社会化的个体”往往就出现了焦虑与恐惧的情绪。这是社会转型的一次很好的后果，却不得不让每一个有着一定组织性依附的个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成本固然是重要的，但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彼此放弃，导致自我的一种迷恋性的迷失。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被现代性荒废的过程中，生命的个体变得焦躁与不安，而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往往会完成的更快，更加安全。不利于自我安全的因子貌似就很顺利的交付给了“欠发达的国家”，而他们的现代化与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而之所以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对于现代性尴尬的层面上来说这样的问题，还是在于“社会”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意味着一种利益，意味着一种活法。或许，对于现代性而言，它那一瞬间的“转变”，就注定了很多人的不幸，有可能是从不幸到另外一种更加不可思议的不幸。其实，这样的不幸并未得到围困的境地。往往我们可以从先辈那里寻找到一丝安慰，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这样的预想，或许就给了这样的“转变”一个戈夫曼的“拟剧”。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否真正的得到对风险社会的避免与对不确定的逃避。于此，埃利亚斯似乎就一直在“文明的进程”中寻找一丝线索，以满足性的提供给社会一个答复，或者是一次完美的交付。但是，他失败了。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最多也可能看到一个“社会的影子”，以及这样的“社会”是如何抵达到那样的“社会”的。故此，出其不意的是像艾森斯塔特与玛尔图切利等人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我们该不该在这样的“社会”中得到一次生活的机会，而我们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会过的快乐与满足。不然，很多时候现代性又是否在逃避这样的群体的质疑，总是以一个娇弱的女子一般，羞涩却又胆敢的对于自身，有一种被避免于歼灭性的自我保护嫌疑。它拒绝社会学者对他的开导，并且还拒绝哲学家的邀请，从而让其自身能够留在接下来的“社会”里。但是，这却是一种妄想，当人们开始反思“废弃的生命”，反思“作为思想的他者”的时候，现代性就注定要接受一次结果已经是失败的挑战，它也情不得已的面对这样的挑战。
矛盾的是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来完成我们的夙愿，或者是改变我们对于这样的“社会”的愤懑。于是，第三条道路，在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的场域中得以被吉登斯呼之欲出，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欢呼。这恰好应征了这样的不满情绪得到了一种满足。每一个帕斯卡尔的“芦苇”都在沉思，起码有两点是不可怀疑的，就是我们该不该去踏入这样的一条道路以及我们踏入进入的结果与未来是什么。这样的风险机制，对于还并未完全能够达到本体性安全的每一个个体和共同体而言，都是一个美丽的疑惑。故此，我们就又陷入了一次“推—拉”的尴尬之境。到底是该如何选择，人们从迷惘的世界里寻找到了秘密，那个秘密就是“我们该迷惘着”，而随着这股大流，无论是做“废弃品”，还是做其他，都可以。陷入混沌的个体，在不断原子化的状态中，在异形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变得痛苦与不定。
故此，围困在社会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就此放弃了希罗尼·塔罗所言的带有政治性意味的“抗争”。束手就擒似乎是每一个不愿意去脱离“政治的围裙”之人的选择。更有甚者，干脆在社会剧变中选择放弃生命，而不等到现代性对生命的“废弃”的那一刻。而我们该如何选择，这当然是具有对生命的支配权之我们的一次“站队”。但是，不得不提醒的是，假如这样的组织依附性与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在消费社会中继续徘徊与在风险社会中继续游离，那么这样的“现代性后果”将会和很好的解答“后代性的后果”是怎么样的。所以，后现代社会，也难以愈合现代性社会给每一个个体造成的伤疤。甚者，有一种向伤口上撒盐的作用。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定稿）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