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八旬的老人成为改革的旗手。他们的代表是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和茅于轼、法学界的江平、社会学界的资中筠。他们的言论既警示改革的迫切性，也给出了改革的药方。

近年来，以“摸着石头过河”自豪的中国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学者甚至将过去十年归结为“改革已死”的十年。2012年适逢邓小平南巡20周年，社会上不乏再来一次南巡的呼声，只是“世间已无邓小平”。于是，对改革不进则退的焦虑感在弥漫。

之所以说改革陷入僵局，并非杞人忧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现象上。

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

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之和。政府财政收入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击花钱已成常态。地方政府更成为当下房地产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价调控始终投鼠忌器。

再次，由于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权力，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不仅落马官员个个“钱多、房子多、女人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是靠关系而非创新赚钱，导致“仇腐”几乎等于“仇富”的尴尬局面。

最后，政府体系日趋庞大，公务员考试成了“中国第一考”，五级政府，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四套班子，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须知，政府是“非生产性部门”。“大政府”不仅意味着人民沉重的“养人负担”，更意味着更大的腐败风险。

可以说，“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与公众对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高度相关。眼下，中国不仅面临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还面临被极左民粹主义思潮绑架的危险。

在中国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刻，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人成为改革的旗手。他们的代表是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和茅于轼、法学界的江平、社会学界的资中筠。他们的言论既警示改革的迫切性，也给出了改革的药方。

1、改革为何停滞？

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相应的压力和动力。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国企逼近破产，不改革就是死路。但现在，央企的高额利润，反倒成了继续改革的路障。正如吴敬琏所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候的认识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改革决议的落实情况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吃改革老本吃得太舒服了，甚至觉得不用改了。”

改革出现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弃过大的权力，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吴敬琏指出，“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2、改革的迫切性

在权力不断干预经济的形势下，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吴敬琏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亿-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

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资中筠女士感叹：“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遏制蔓延。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

强势政府，也扼杀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中筠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但是，靠寻租发财的企业家注定没有安全感，这是出现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时代背景。吴敬琏回忆说，“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

缺乏监督的权力，也导致了社会的阶层凝固化。厉以宁说，“靠本事成功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儿子、孙子还是农民工。这种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到了下个阶段肯定会职业世袭化。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回到计划体制，也不愿进一步改革，形成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论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可以说，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上访、群体性事件，都在警示我们改革的迫切性。吴敬琏严厉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在权贵资本主义），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3、摸着石头过河，还是要“顶顶层设计”？

改革至今，一些过去的提法已经变得不再合适，甚至是误导。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现在已经到了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局面。此外，眼下的改革也出现了方向上的模糊，这与顶层设计的缺乏有关。吴敬琏说：“现在还说中国还摸着石头过河，我不大认同。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作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识之士好评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事实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现在的确到了需要再度明确目标的时候了。

4、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

现在，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了政治改革问题。吴敬琏近年来也在诸多场合疾呼推进政改，视之为首要任务，“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江平教授感叹说，“法治离不开政治，我们党政分开做得并不太好；宪法权利，特别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都没有任何进展。自从所谓司法体制改革以后，不提司法独立，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个很大缺陷。加强法制不能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

5、改革需要坚强的领导力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重组，意味着巨大的阻力。改革，也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政治周期，是改革的头号敌人。正如吴敬琏说言，“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无疑，改革需要强大的领导力，而正直和勇气则是这种领导力的核心要素。前总理朱镕基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6、改革的误区

只喊口号没有行动，或者打着改革的旗号扩权，是最危险的改革倾向。吴敬琏批评说，“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对此，不少学者提议恢复“体改委”来设计改革方案，以突破现在各部委的利益本位主义。

对此，吴敬琏有着切肤之痛的反思，“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7、如何改革？

改革时不我待，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拖延。其实，改革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孟子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吴敬琏说得好，“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约束和民众监督，舍此别无他途。最近一年的事态表明，中国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识正在增强。在他们的督促和参与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改革新局面。”

江平教授也提醒说，“30年前，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谬论；30年后，又有‘两个谬论’，里面包含了很大的危险：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

这些可敬的老人，“烈士暮年”，没有含饴弄孙，不去游山玩水，而是为改革呼吁奔走，代表了一代人“历史深处的忧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吴敬琏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我们不能让这些可敬的老人一再失望。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