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曾被尊为“孔子第二” 的杜威
八十二年前的最近几天，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夜，有一个美国学者来到中国，他就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鼻祖杜威。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又两个月，发表了几十次演讲，宣扬美国实用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宣传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他只是一介书生，没有炮舰相随，也不能逼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令今人深感悲哀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一开始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在他到达中国三天之后，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在北京爆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着革新的旗号，一开始曾对新思想，特别是西方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敞开大门。人们对杜威的兴趣曾一度很高，因为杜威以“民主”作为他讲学的中心议题。人们同样欢迎他试图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努力，因为他想在这个有儒家思想传统的文明古国施行他的实用主义。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杜威的宣传就遭到强有力的反抗。新文化运动开始无疑是反对儒教的，而且将杜威的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根本对立起来。让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杜威被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当作打倒封建礼教的工具，可是他曾被誉为“孔子第二”(Second Confucius)。那是一九二零年的事，这顶“孔老二”的高帽是一所中国大学给戴的，随之奉送的当然少不了一个名誉学位。这顶高帽戴在杜威的头上为时很短，原因当然因为他是洋人，孙中山跟他领导的国民党要求人民恢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民众自然也就不到这个洋“孔老二”那里去学习儒家思想了。
非常可惜，杜威在中国的影响是短暂的。杜威回国以后，不单中国，实用主义在整个亚洲都只有很少的人研究。在哲学界，以康德、萨特(Sartre)，海德格尔(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吸引着越来越多学人的注意力，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实用主义的影响大大地衰弱了。
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用主义在亚洲应当强盛，而不应衰败。因为美国的实用主义与亚洲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我当然承认，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思想长河，与年轻壮丽的实用主义激流，在本质上是各自独立发展壮大，而且互不相干的人文思想运动。关于她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后面将继续讨论。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汇合趋势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亚洲和美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一场儒家思想长河和实用主义激流汇合的文化讨论和文化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在社会操作的层面上，杜威实用主义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杜威实用主义拒绝全盘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杜威不断提醒中国人民，不要毫无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思想，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毫无批判地拒绝传统的中国价值观。他的实用主义体系虽然对大众民主理想进行了非常激进的重构，但是这对于正在寻求革命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在民众对实用主义最初的期望完全变成失望之后，主张对社会进行全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将在改革现实面前完全是小打小闹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挤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实用主义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至上个世纪末，前后半个多世纪。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杜威实用主义既不拥护资本主义，也不反对儒家思想，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看来，杜威的大众民主思想好象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反对儒家思想。当然，应当承认，尽管杜威和他的思想伙伴力图重塑北大西洋的民主，重建北大西洋民主制度，实际上，他们没有取得多少实质上的成功。如此一来，简单空疏的民主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就不足为怪了。可惜的是，正是这种过于简单的民主思想，占据中国民众的头脑超过半个世纪。
在杜威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制度。他坚持他的民主视野，认为民主态度的形成需要靠教育，强化民众的民主态度也要靠教育。这无疑是学者温和的人间情怀。可是，事过境迁，今天民众对民主的需要并不比八十二年前更为乐观。所以，今天那些兜售民主理想的人们想在社会操作层面上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在是荒唐可笑的。那些今天在中国兜售西方民主的人，似乎不约而同地求助于以下条件：中国国内农民和工人的不满、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造，来自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的压力，世界经济市场的要求等等。他们都一致错误地认定，这些实际因素能够起到杜威的睿智、耐心和远见卓识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独有偶，杜威实用主义在美国思想界也遭到残酷的清洗。战前，大批欧洲哲学家逃到美国避难，战后，美国学术界的哲学兴趣由于外来思想的力量发生重大转移。在美国知识界，精英思维模式逐渐为大众思维模式所替代。杜威实用主义，甚至整个实用主义思想运动，几乎被新的思想运动连根除去。
在杜威的祖国，后来的人们几乎完全误解了杜威的教育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教育改革实践没有多久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此后一直后继乏人。不但如此，杜威的民主思想从未成为美国民主思想的主流。在美国，如同在中国一样，许许多多本来可能重塑国家民主理念的机会统统稍纵即逝。
近年来，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想运动方兴未艾。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实用主义的重现当说是一件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杜威的民主社会视野，与传统的中国人对社会组织的理解，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今天，我的分析将要说明，杜威的民主视野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信仰与价值观有许多共鸣，杜威实用主义理应引起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思想界的充分关注。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投入到将杜威的思想引入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投入到重建中国社会民主的事业之中去。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事实上，在亚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人们对“亚洲价值观”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个思想运动包括了将世界各种思想资源引入亚洲传统思想的种种努力，从中我们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经验。欧洲、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学术机构与组织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展开各种讨论，这些讨论设想了“儒家民主”的种种可能模式。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总是寄希望于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和力量。但是，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将杜威实用主义引入儒家思想后所产生的文化活力，因为这种文化活力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与民众价值观的冲击，必将是持久而深远的。
我今天的演讲尝试展示一种思想沟通的方式，在这种思想方式中，杜威式的民主视野将大大有助于中国未来民主之希望。同时，我的演讲将再次证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有资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称号。
二、新实用主义和新儒学同病相怜的边缘化命运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今世界两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实用主义”(New Pragmatism)和“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是在美国和亚洲出现并兴盛的。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亚洲，这种现象都极其重要。“新实用主义”大力复活杜威实用主义和其他经典实用主义思想家的核心思想，新儒学在整个亚洲和美国都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拥护。这两种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文化运动几乎同时在美国发展壮大，有着两个最根本的原因。首先，立足美国文化的思想家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诠释，立足儒家文化的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释，都是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对各自文化有了深刻体认之后，所提出的最有根据的和最富创造性的解说。其次，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达成令人惊异的共识，那就是，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有许多几乎一致的重要哲学假设，正是这些非常接近的思想前提，使得它们尽管是不同文化的代表，却可以进行平等而且富于建设性的对话。
我们说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美国文化就是实用主义，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因为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大熔炉中，儒家思想在中国以及韩国、日本与越南文化的大杂烩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圈的特征，美国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利坚文化的特征。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如下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在当代的复苏，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物质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这些都不仅有可能削弱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儒家思想复兴运动，而且有可能削弱美国社会的哲学实用主义复兴运动。
在中国，美国实用主义一度被简化为“有用就是真理”，甚至许多学者都把美国实用主义仅仅误解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any-means-to-an-end)的思维方法而已。这样一来，实用主义哲学不但毫不精致，简直就毫无理智。受这种思想影响，普通民众错误地将美国实用主义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和技术狂热的粗糙派生物而已。其实，美国实用主义植根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与儒家思想的渊远流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拿杜威实用主义来说，杜威对欧洲经典的自由式民主所引出的原子个人主义一贯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诸如把人界定为带有权利的生灵这样的原则。杜威认为，人类群体是个人的权利的来源，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利是由他所在的群体赋予的。杜威指出，将民主视为资本主义和技术革新的副产物，这是典型的欧洲式的，尤其是英国式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考方式错误地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一定要有工业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由此出发，杜威的哲学实用主义和他的思想伙伴不把民主的发展解释成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他们甚至认为，社会民主的实现必须独立于任何经济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拒绝将社会民主与民众对财产权利的要求、对个人利润的追求相联系。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科学与技术不过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有助于实际目标的最全面有效的实现而已。很显然，技术进步一直与经典资本主义夫唱妇随，同时压抑着与技术进步相应的价值理念的发展，也就阻碍着价值理念在推进人类社群建设方面的作用。
简单说来，我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物质技术这些要素所主宰，那么，事实上，美国实用主义相对于西方主流思想形态来说，就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如果认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想形态决定着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现状，实用主义由于唱对台戏就必然被边缘化了。
在亚洲，情形就要复杂得多。儒家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所以它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控制力也要强大得多。虽然如此，在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在许多亚洲国家还是没法逃脱象实用主义一样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较说明，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一样，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作用微乎其微。
在国际上来说，欧洲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蓬勃发展贬低了亚洲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拿儒家思想来说，儒家思想一直被理解为一套空洞的道德说教和没有实用价值的行为伦理规范。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对盎格鲁-欧洲人思想的分析或深思就似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价值。虽然，最近几年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但是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传统哲学的大多数专业哲学家仍然觉得儒家思想索然无味，毫无实用价值，也就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
在当今国际社会，提倡儒家思想的学者的处境，如同提倡美国实用主义的学者的处境一样，在一片国际商务活动的喧嚣声中，微弱的呼告几乎没人能够听清。西方世界日益强盛的现代化力量，将美国实用主义与亚洲儒家思想都推向了边缘地位，迫使这两种对本族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同时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要说，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绝不仅仅限于她们今天在世界上同病相怜的文化地位。透过这两种思想表面迥异的表达方式，认真探讨他们各自的核心理念，我们将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重叠是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个我们应当留心的事实，这就是，无论是美国实用主义，还是东亚儒家思想，都不甘在新世纪的文化重组中屈居弱势，她们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中不屈不挠的努力表明，她们都试图摆脱自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当年引领风骚的雄风，对各自的时代文化思潮重新产生巨大的影响。无疑，在这两种不愿成为昨日黄花的东西方文化形态共同反抗她们同病相怜的命运的努力当中，我们将发现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支撑着这场中西文化的重要对话。
事实上，这场中西文化最新对话的序幕已经拉开。今天，美国人与亚洲人能够共同反思各自的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试图阻碍他们平等交流的思想障碍基本消失，现实阻力基本扫除，也是因为两种文化传统开始互相认识对方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这场中西文化的新对话包括美国新实用主义和中国新儒家思想。准确地说，“新实用主义”的含义相当狭窄，它特指理查德 ·罗蒂(Richard Rorty) 所持的哲学立场。一九七九年，罗蒂发表《哲学与自然的映现》(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该书大量吸收了杜威的思想。但是，如果将新实用主义用于一个宽广得多的理论视域，无疑要合适地多。我们在此将新实用主义理解为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总体复兴。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历史悠久的欧洲思维模式，被新兴的美国文化资源所替代。总而言之，恰如罗蒂这位新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所说的那样：杜威实用主义无疑是这场美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由其派生的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是这场文化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
三、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六个共通性
不论是美国实用主义，还是东亚儒家思想，都非常关心亚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近年来，越来越多认真严肃的讨论涌现了出来。今天，我们将在此勾勒美国新实用主义和东亚新儒家思想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为这场已经登场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体现出这场对话的重要价值。
我们这里进行的每一项具体比较都将证明，美国新实用主义与东亚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我们的观点征服民众，我们必须至少坚定以下这种信念：儒家思想长河与实用主义激流的汇合，很可能可以很好地提供各种资源，发展各种民主化的可能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不同于当前支配着世界发达国家的那些模式。
（一）、重视文化叙述，反对种族中心主义
杜威实用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或终极的真理。实用主义容忍错误，力求客观。实用主义者既不承认存在看待事物的唯一尺度，也不承认自己是世界上的唯一真理。恰恰相反，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叙述。实用主义者也进而承认自己不过就是这个人类社群的普通一员。
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拒绝超越现世的观念，比如诞生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在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自然的规律，科学的原则，还是哲学的逻辑，都无法确定我们是谁，也无法确定我们的个人、社会和政治存在。不是任何超越现世的观念，而是我们的文化叙述，最终昭示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不约而同地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总是试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现代主义源于欧洲，并以欧洲为中心，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明显忽视异国风情，不但这样，现代主义还力图把他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普遍化，让其粉墨登场。西方人受这种所谓的普遍主义的蒙蔽，将盎格鲁-欧洲人当作现代人的标准，以为他们才是人之为人的楷模，盲目地模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都认为，文化的叙述是不可替代的。它们共同反对动机不纯的种族中心主义，共同撕下它虚伪的面具，揭穿它试图将一套短命的文化价值观当作普遍真理送给大众的真实目的。与此相反，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都赞同罗蒂的“良性的民族中心主义”(benign ethnocentrism)。不言而喻，罗蒂认为，我们的思想，行动和感觉必须从我们所处的境域出发。我们的起点是没法选择的，因为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经验积累作为出发点，并将其视为我们自我意识的中心。只有从这一无可选择的中心出发，我们才能向外活动，这种自我意识在延伸的过程中会与其他民族的自我意识产生融合，从而形成更加广泛的“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
（二）、人类社会沟通交流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一致之处是，她们都强调人类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在杜威看来，人类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参与和交流”(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整个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学说正是建立在杜威对经验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这样，经验体系的建立必然依赖人类在交流过程中互动生成使用(in use)的语言。经验既然是交流，就必然预设着交流的具体情境，这就是人类社群的沟通交流。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健康与否决定的。而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基本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沟通性如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否是一个“沟通的社群”(a communicating community)。
既然实用主义认为，交流是人类的基本经验，那么实用主义特别关注社会交往和群体互动，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由此出发，哲学家们对人们在社会交流中的种种方式进行了考察。交流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对特定对象的诉求，也可以是无目的的、纯美学的表达而已。交流的行动可能促进人类创造，也可能阻碍人类制度化互动交往的努力。总之，实用主义作为关注互动的人类社会的哲学，可以说成是一种社群主义的(communtarianism)哲学。
儒家思想同样关注交流的人类社会。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认为，人们不但要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尽量熟练掌握交流的工具。此外，孔子还说自己“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不仅仅是位传道者，是位教师，更是一位交流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孔子强调交流的技巧，才要求人们特别关注“正名”(proper use of names)的问题。
与启蒙运动高扬“自我”(cogito)截然相反，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认为，个人是为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些社会关系依赖有效的交流而得以维持。在这里，我引用杜威的一句名言，他说，完整的个性是“明确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协调功能两者的产物”。他的这句名言极好地说明了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基本观点。
在儒家传统中，社会交流关系与功能是通过“礼”来确立和维系的。\"礼\"的含义相当宽泛，它涵盖从个人与社会交流的角色到互动关系，从个人仪态姿势到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可以这么说，“礼”是儒家文化的决定性骨架，并在相当大程度上界定社会与政治秩序。也可以说，礼教是一种社会语言的文化。
（三）、自我修养
不少人将强调自我修养当作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实用主义同样强调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更关注正统思想(orthodoxy)，而儒家文化更关注正统行为(orthopraxy)，这其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比较。在这种流行观点看来，好象美国人对自我修养就漠不关心似的。其实，只要我们对这个问题认真地做一点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自我修养在美国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塑造美国精神有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有加尔文派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和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拉尔夫·爱默生等等(the Calvinist theologian Jonathan Edwards and the famous essayist, Ralph Waldo Emerson) ，在他们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自我修养问题的强调。
我们要说，强调自律和自我实现的精神是深深扎根于美国土壤的。爱默生在他一生的许多重要作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比如，他论述“爱”，“自立”，“谨慎”，“友谊”，“个性”，“英勇”，“行为”和“能力”等文章就反复提到自我修养。无疑，爱默生的这种观点，对杜威思考社会伦理问题和教育改革问题有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不仅爱默生和杜威将自我修养当作道德与教育理论的主题，而且罗蒂在他的哲学讨论中也同样非常强调这一点。在罗蒂看来，自我修养是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根本前提。
由此可见，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将自我修养置于个人道德品格教育的中心地位。她们在历史传统上的区别在于，儒家文化更强调培养民众领袖，也就是君子和圣人的品德，而美国实用主义更强调对大众的道德和美学教育，寄希望于自我修养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培养人才，提供环境和机会，让民众领袖得以脱颖而出。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和实用主义都视自我修养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支撑这一教育目的的社会(social)动机也同样惊人地相似，可以肯定地说，自我修养是儒家文化精神和美国实用主义充分交流的坚实基础。
（四）、劝谏的义务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谏”(remonstrance)的强调。在共同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时，臣子，也就是下级官员绝不能仅仅是帝王圣旨和上级官员的法令政策的传声筒，他们有义务随时随地提醒君王，为帝王献计献策。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也就是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叙述历史的文献中，曾经特别强调大臣和下级官员的劝进的义务，有时这对帝王确实是极为关键的帮助。很多时候，大臣一丝不苟地履行进谏的义务，态度远远比帝王要认真得多，所以历史上有许多死谏的故事，不少大臣由于进谏而身首异处，为了国家社稷的命运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支撑着大臣对国策的引导和核查，儒教社会就会很不稳定。
在西方各民主社会中，民众对领导人的进谏，理想化地说，是希望通过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对政府的施加影响来完成的。通常，这种影响以选票的形式，通过选票箱来实现，有时，也通过活跃的教育团体和志愿组织花样繁多的活动来实现。当然，现实有时并不尽如人意，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常常威胁到广大民众的合法利益。
与此相似的是，亚洲各社会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进谏的责任从贵族阶层转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知识阶层在亚洲一些国家曾经非常消沉，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知识分子重新开始作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劝谏力量而登上社会舞台。
今天，在东方的亚洲，和在西方的美国，学者、教师和政府官员间展开的对话，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撑着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是它们几乎一致的道德追求和社会关怀。很显然，无论在亚洲还是在美国，将来对社会领袖进行劝谏的力量必然要从中产阶级那里来，因为这些中产阶级能够较少受纯经济动机的驱使，而更多地认真考虑社会大众的利益。对这些劝谏力量的一个基本前提要求是，所有的劝谏者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从社会最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出发，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品德训练，对民众需求和社会问题非常敏感的中产阶级，才有资格充当社会的改革代言人。然后，在中产阶级的带动下，分散于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以及国际社会的成员们才能够更好地履行对社会领袖的劝谏义务。
（五）、传统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要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重合的第五个层面。实用主义，不言而喻是以个人实用经验作为出发点，以习惯、风俗与传统等群体经验作为导向。群体的丰富经验是一种巨大的资源(funded experiences)，所有解决问题的行为都从这里开始。当然，实用主义者对新鲜事物保持充分敏感，因为他们认为新鲜事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社群推陈出新的交流经验所致。在西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过分依赖过去，总是力图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必然导致隋性和僵滞， 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然而，实用主义却并不这么认为，其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随顺传统可以维系个体与群体道德和美学情感源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传统对于塑造和维持人的品格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传统，在实用主义看来，是社会组织得以确立的基础，也是个人与社会组织进行有效沟通的背景。同样地，传统，还是确定个人之为个人所有内涵的根据。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描绘知识的信念特征时，把知识说成是个人性情交织而成的习惯。罗蒂更进一步宣称，自我就是个人所有习惯的复合体，就是由个人信仰与欲望交织而成的网，而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自我这张网的中心。杜威的观点更加形象有趣，他说，我们的“思维是在我们的习惯的隙缝中，一点一点分泌出来的”。杜威关于思维和知识的观点，简直就有鲜明的儒学色彩。杜威实用主义跟儒家思想一样，认为只有随顺传统，尊重脱胎于传统的事物及其内在秩序，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才能称得上“合乎道理”(to be reasonable)。
在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中，合理性源于依照其所在传统延续下来秩序。“理”意味着“模式”(pattern)，并且是“连贯而有条理”(coherence)的。“合理”的传统的具体体现就是礼法制度。所以，传统通过支撑其构架的礼法制度，使整个世界变得富于意义，容易为身在其中的个人所理解。制度性的构架是世界上主要事物之间关系的代表，这些关系制约着每个具体事物，从而将世界联结成相互关联的网状模式。在传统中表现出来的世界网状模式中，所有的事物都被赋予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具体事物本身既是独特的，但又与其他事物共在的复杂连续体当中。可见，一切事物的合理性都是与其他事物同步的。
通常来说，推理是将事物的普遍本质在具体事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思维过程，而对“礼”的认知则截然相反，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具体事物上找出支撑传统作为关系模式的相关细节。因此，“思维”是一个意识的澄清过程，这个过程的对象是，一切事物身在其中的关系模式和为此模式隐藏的模糊的可能性。具体事物所在的关系网络，能够赋予该事物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思维在由具体事物与事件构成的世界网状模式的背景下展开，在各种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空隙里不断推进。世界网状模式正是从传统中派生出来的。
（六）、将实用主义引入儒家民主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最后一个共通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共通点，这就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杜威实用主义无疑是民主的(democratic)，而且是无法用现在的民主概念说出来的。令我们惊讶的是，杜威的民主观念，与基于儒家思想的对民主的理解相比较，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那些将儒家思想与民主观念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一词中，“儒家”与“民主”是完全矛盾的人至少犯了两个主要的理解错误。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儒家的“权威”思想包涵着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美学内容。儒家从其一开始形成时就关注个人的自我修养，尤其关注君主与臣属关系中的自我修养。在现实政治中，儒家思想的推行要求统治者以模范德行感召天下。而这一点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必须只有在统治者自己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文化的制造者的前提下。另外，儒家的“正名”思想的提出，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如果父亲的行为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他就不应被称为“父亲”；与此同理，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他就不能被尊为统治者。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儒家社会的内部冲突的调停和解决，并不是通过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来完成的。健康的儒家社会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这说明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支配政体。正是这个支配政体维持着人类社群的基本和谐稳定，并在最需要的社会操作层面保障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儒家权威的形成，也是依赖了这个最基本直接的操作层面，因为，在此层面上，权威的一致性方得以形成，并得到系统化的表述。在没有达到大众拥护的君权时，儒家社会的自我调节的情形大抵如此。
那些把儒家思想和民主观念对立起来的人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来源于他们相信这样一个信条，即等级制度与民主观念水火不容。这一信条的错误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民主观念就是以独立个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机械地在民主观念与这种个人主义之间划数学等号。
民主社会的实现，必须以人类社群沟通的存在为基础，这个人类社群沟通的实现，要求极大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是无法在依赖单一等号来界定的特定历史境域中实现的。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非常需要在现实的等级制度下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伙伴(parity)关系，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个人都和谐地共存于传统与现实交融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又很好地衬托出他们独特性，以便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说，实现了这一独特性质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的民主认同人与人之间在知识、品德和承担责任等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即使如此，对教师、牧师与官员的尊敬并没有取代“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信条。这段历史说明，始终如一地依靠并认同文化精英，在全社会范围内给予他们特别的尊重是确立民主和平等的最有效手段，这充分防止了人类社群的沟通不至于走向单调乏味的千篇一律，这种千篇一律仿佛就是数学式的机械平等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中的翻版。
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上，儒家思想的目标是要建立沟通的人类社群，这个人类社群其实就是家庭的延伸。非常清楚的一点，在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的等级是绝对分明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制度的理想情形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过程性概念。人处于不同角色和社会关系中，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展开过程中，既给予他人一份尊重，同时自己也获得一份相对程度的尊重。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自己对我的教师职业的尊重会使我在一定时候被学生尊重。人类社群的沟通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社群中的施惠者与受惠者的角色常常是随时互换的。即使在等级社会中，这个含义没有改变，我们不能总用僵硬的老观念来思考等级，我们的民主理想正是要给等级制度注入活力。
毫无疑问，我今天的演讲旨在说明，儒家思想与民主观念绝不矛盾。事实上，东亚儒家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已经不能生搬硬套当代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而是到了将美国实用主义引进儒家思想的时代了。（中国文化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