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终结”或“哲学的死亡”的谈论其实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本世纪象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都一再重申这个断言。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更是一个毋庸怀疑的事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谈论“哲学死亡”和“哲学终结”的大都是哲学家。而这种谈论恰恰是他们哲学的一种方式。看来，诸多一再重复的死刑判决至少还未能立即执行。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缓期执行至少说明，哲学还有希望，人类还需要哲学。

问题是：哲学的活力何在？答曰：在于它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哲学”一词在西方起源于古希腊（中文“哲学”一词是上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原义是“爱智之学”。按照哲学这个原始定义，毫无疑问，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根本目的，哲学家应该以此为职志。哲学之所以曾经被目为“科学之王”或“科学的科学”，哲学之所以几度兴盛，都在于它的确提供给了人类以大智慧。不管今天人们对它如何不屑一顾，但孔孟老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哲学大师的智慧都是无人能否认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哲学今日的困境是由于目前的哲学本身缺乏智慧造成的。这种缺乏智慧首先表现在它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位置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根本作用是什么，哲学曾经有过的文化中心地位和今天退居边缘，从根本上看，应该从人类文化形态与状况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来理解。在人类文明的前现代阶段，知识与智慧并没有后来那么明确的分野，人们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在追求知识。那时，“智”和“知”往往是同一个概念。无论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还是对于朱熹来说，都是“知”就是“智”，“智”就是“知”。不是哲学家处心积虑窃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是人类自身的智慧要求和文化发生学的逻辑使然。

而近代社会理性化的过程不仅造成了文化各部门的专业化，也引起了智慧与知识的分化。从科学发展方面看，人类的知识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但人类的智慧却未成正比地发展。近代以来哲学景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哲学家面对新的文化处境，忙于给哲学重新定位。一些人出于传统的惯性，仍盲目迷恋以往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地位，一心想给哲学保住这种地位，但所有这方面的企图无不以失败告终，因为“科学”已不是过去意义的“科学”了。也有人承认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甚至优越性，但却不愿放弃哲学的知识地位，总以为哲学家可以就任何具体的问题提供最高层次的知识和意见，结果也总是除了留下愚蠢的笑柄外，反而损害了哲学的地位，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哲学家忘记了哲学应该定位在何处，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得起劲，这不是缺乏智慧又是什么？

其实，从一开始，哲学家的使命就不是给具体事务提供具体的知识和处理方法。在以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若不安于位，总以为自己可以对任何具体事务提供比这一领域或行业的专业更高明的具体知识和意见，以为非此不足以证明哲学的价值或用处，那就是在谋杀哲学。因为这样做除了使人们更加轻视甚至鄙视哲学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同样，人们也不能象要求科学技术或专门科学那样来要求哲学，期望它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万能的药方。不幸，一般人却正是这样来要求哲学，一旦无法满足，就对哲学横加指责或掉头而去。但这种外在的误解和轻视不足以构成对哲学的真正威胁。哲学目前的真正危机来自哲学家放弃追求智慧，而热衷于给所谓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答案或结论。时下关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谈论，就是这样的例子。道德体系并非经济制度或形态的配套附件，与经济形态相比，它要更为稳定；作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它只能是历史、文化、传统与实践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由哪个道德家来制定或建立；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时所依靠的道德资料并不是哪个启蒙思想家的杰作，而恰恰是基督教中世纪传统的价值体系。置这些常识与事实于不顾，希望拍拍脑袋动动笔就能有一个足以应付目前道德危机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道德体系，这究竟算是真正回答了现实问题呢还是根本缺乏智慧的象征？

当然，这决不是说哲学家应该钻进象牙塔（其实世上已无象牙塔），对现实问题不闻不问，去冥思苦索玄奥的哲理或高深的“体系”。恰恰相反，哲学脱离现实就是自杀。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古今中外真正的大哲学家无不始终关注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与人类的命运，虽然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可能是以哲学的语言与理论形式来表述，并且往往并不直接讨论现实问题，但无不以现实关注为他们思想与理论工作的最终目的，所以他们才能提供如生命之树一样长青的智慧，而不只是灰色的理论。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也许是错误或过时的，但他们的智慧却是人类精神永恒的圣火。在分工日细的现代社会，具体的问题应该让专家来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哲学家的现实感或哲学的现实性不在于轻易给现实问题开药方，而在于提供人们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哲学只有满足人类的智慧要求，才能真正摆脱危机。但这首先要求它自己要有智慧，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体现自己的价值，赢得人们的尊敬。相反，如果它不去追求智慧，而追求应用于现实，那只能导致自身的死亡。因为哲学的特点就是“无用之用”，而不是什么实用的科学。人类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无用之用，也就是智慧。现代的知识爆炸不仅炸不掉人类对智慧的要求，相反却刺激了这种要求。但哲学却正在这时似乎忘了什么是智慧。一方面，它竭力给出许多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答案和结论，但越是这样，它就越显得可笑和威信扫地，以至于人们对它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它又满足于前人的答案和结论，无数次低水平地重复前人说过的话，却没有自己智慧的思考与理解。这样，哲学不死，又待如何？

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该接受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不接受前人的智慧，哲学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智慧。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哲学著作”口气极大，动辄大谈本体、生存、历史、文化等大问题，写书比抄书还快，但这些东西毫无智慧。并且，几乎无例外的，这种东西的作者对前人的智慧知之甚少，更不用说用心消化和思考了。用那些其实自己也不清楚的概念来凭空构造的东西且不去说它，现在更常见的是不假思索地重复前人的一些辞句或命题，诚惶诚恐，崇仰备至，却无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更谈不上批评与发展。这样，前人的智慧最终成了一杯白开水，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任何传统都因理解与解释而活；因被奉为僵硬的真理和教条而死。传统的智慧也不例外。它只有在激发我们不断思考和与之对话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智慧的源泉。否则，任你再怎么将它捧上天去，仍不免智慧贬值，最终沦为培根讲的“剧场假相”的命运。不幸，现在有些人对待传统智慧的态度却正是如此，只顾一味赞美某个传统命题如何高妙深奥，圆熟无缺，似乎可以穷尽人类的一切智慧，却不知道哲学地分析其理论内涵，揭示其内在张力，以及其在当代语境中可能的含义与相关性，更谈不上揭示其必然具有的局限和问题，也不能与之进行建设性对话，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的智慧；却不知在将其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时堵死了自己创造思维的空间。这是目前缺少真正的哲学与哲学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经典的智慧还有一种类似的态度，就是不断重复其无可怀疑的真理性，却不能用它作为批判的武器来分析批评当前的问题。但真理如果不能在新的现实中不断证明自己，那算什么真理。如果不能将经典理论用来令人信服地分析和批评现实的问题与时代，又怎能称得上真正掌握了这种理论，遑论发展。

哲学既然要追求和提供新鲜的智慧，那它必须要不断地产生创造性思想，要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但现在人们都热衷给出种种结论，却少有能提出真正问题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在科学上提出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意味着没有怀疑和疑问，而任何科学一旦没有了怀疑和疑问，也就表明它丧失了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哲学产生于“惊异”，即感到困惑和疑问。哲学的智慧即来源于此。如果哲学自称知道所有的秘密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或不敢承认问题，在一个社会巨变，人们面临前所未有规模与程度的困惑时，它居然不存在问题而只有答案。那么这并不表明哲学的高明，恰恰暴露了哲学的浅薄和愚蠢，能不能立足于时代和未来，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是哲学有无智慧与有无希望的标志。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打开了一条新的思维之路和智慧之路。哲学应该从那些老生常谈，从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结论，从那些不知所云的语词操作中解放出来，智慧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而不是满足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毕竟，哲学的智慧是从理智的痛苦中迸发的火花，而不是庸俗肤浅的精神装饰。

哲学的智慧还表现在孟子说的“知言”上，即要能辨别和判断那些似是而非的诐辞，淫辞，邪辞和遁辞，并予以严肃的批判。在一个人们惯以价值多元和观念更新为标榜，象不断更换包装与广告那样发表种种见解的时代，哲学的批判尤其显得必要。哲学的批判并非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要在思想的砥砺冲突中增强人的理性与智慧。在这个现代传播手段可以轻易操纵人们的思想观点和舆论倾向的时代，哲学的批判尤为重要。哲学如果不能提供与众不同的思路与智慧，如果不能在举世滔滔之时保持智慧的清醒，它也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总之，哲学的出路在于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智慧。这不是书斋里的智慧，而是面向生活的智慧，使人类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世界，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智慧。这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体悟到的智慧。只要哲学有这样的智慧，哲学就不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