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者按]本刊编辑准备了一些问题专访钱颖一教授——这位多年来活跃于比较制度分析和转轨经济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我们的问题涉及回顾观察中东欧和中国的转轨经济，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理论。运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前沿的框架来比较转轨的改革道路，向中国经济学界以及关心转轨经济发展的读者做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评介，同时在此基础上谈谈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值得关注的三个地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两个10年，在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第3个1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3个地区的经验或教训对中国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头的当然是美国。除了市场和资金以外，它们拥有最领先的技术特别是在信息和知识方面。随着美国近年来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非常持续的增长，还没有通货膨胀，这一块值得研究。
第二个和我们休息与共的地区是亚洲，特别是亚洲的金融危机给经济学无穷的研究源泉。比如在我们周边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是印尼，它在人口上是世界第四大国，在过去的30年里，印尼是世界银行推举的发展样板，成绩确实显著真实，它在减少贫困方面甚至做得比中国还好。这样的国家可以毁于一旦，不仅在经济上倒退，在政治上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再比如日本，它在80年代发展得令美国人惊慌失措，现在却陷入10 年衰退，这也值得研究。
第三大块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所谓的转轨国家，转轨国家将近30 个左右，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它们与我们过去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们与其他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看哪个国家有更好的经验和教训。从俄国的危机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想，重点围绕转轨经济来讨论。
转轨经济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改革已经有20年了，东欧从1989年来算，也有近10年了。这些年这些国家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过程，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一年前有些人说，东欧国家的转轨很快就结束了，但 8月份俄国的丘拜斯说，“过去我们以为向市场经济转轨需要四五年，最多需要八年，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俄国的转轨需要几十年”。的确，转轨还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有大约30个欧亚国家，涉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按人口分，最大的5个转轨经济是：中国(12亿)，俄国(1.5亿)，越南(7000万)，乌克兰(5000万)，以及波兰(4000万)。其他国家均不足2500万人。从GDP来看，最大的3个转轨经济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波兰。这三个国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分别位于3个有代表性的地理区域：亚洲，前苏联，以及中东欧。到目前为止，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表现最好的转轨经济是中国，而东欧转轨经济中表现最好的是波兰。到1997年，波兰是所有东欧转轨国家中唯一的按官方统计的GDP恢复并超过1989年水平的国家，其他的国家仍然低于1989年水平。俄国的表现相当不理想，虽然还有比俄国差的国家，但俄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本来1997年已有一些起色，但1998年和1999年肯定是负增长。这是转轨国家的基本概况。
最近转轨经济研究中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由过去的简单的转轨公式化即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有的人把前面的这种认识说成是“华盛顿共识”，把后者说成是“后华盛顿共识”，这是一种说法，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样说法。从简单的三化公式转变为注重制度建设和微观改善，这一转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观察到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虽然过去都按照这“三化”做了，结果表现却低于期望，特别是俄国成堆的问题。所以人们开始怀疑，所谓的这种“华盛顿共识”可能存在毛病，至少这些条件是不充分的，不足够的。
这种经济学的传统认知出了什么错？经济学家可能犯了两个基本错误。
传统经济思想的第一个基本失误
第一个，经济学家对现实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有基本上的缺陷。
经济学家在谈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们是懂得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在解释价格机制运行方面是有非常好的研究，相对而言，在制度作用、激励机制、政治经济学影响和历史的作用方面，特别历史为什么对往后是相关的，其实，直到最近，才开始理论的研究。所以，有的经济史学家说，经济学家以为他们知道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很有限。在很大的程度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视这些制度为当然。也许经济史学家除外，比如诺斯在1997年的文章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例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的模型就没有信息不对称，并假设了私有产权的前提。哥伦比亚大学的米什肯那本金融与银行业的教科书，每一个本科生要学金融和银行是都要学这本书的，但是这书对道德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版才加进。我在9月份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大家向该作者提出此问题，为什么这么流行的书直到最新的版本才加进去金融危机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也是刚学会的”。在市场经济里，许多交易的完成是需要靠一系列法律的力量来保障或实施的。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须打官司，因为法律的威慑力量已经足够了。在对策论中称之为“均衡之外”的路径，你不会走到那里，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走到这一点时，你就违反了法律，就会有人告你，所以一定程度上人们不做违法的事。这在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里，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有多重要，但实际上它非常重要。而对于转轨经济国家，你不能假定这些隐含的制度自然存在，所谓“转轨”就是要创造这些制度，支持许多常常未予觉察的“均衡之外”的“点”。确实，在转轨经济里是不存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虽然在1990年，萨默斯和斯坦利?费舍写的文章曾说过，转轨需要法制等等，但对制度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确是事实。经济学家要么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要么特别天真地认为，这些市场经济的制度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比如萨克斯曾经说过：“一旦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僚们腾出了场地，市场经济就会自然萌发。”
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没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事后大家来检讨，为什么象俄国、捷克等国家，稳定化做了，自由化做了，私有化也做了，却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这是当时经济学家确实对制度建立重视不够。
传统经济思想的第二个基本失误
第二个重要的失误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
如果忽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目标与过程混淆是非常自然的。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制度化全是最终目标。前面讲到，我们对最终目标的认识是有欠缺的，即使你对目标完全清楚，也还有一个过渡问题，怎么去到达目标？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罗1990年时曾说，没有人告诉你转轨应该怎么走。哈佛大学的弗利曼说，制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我们都弄不清楚，在转轨经济中，怎么建立这些制度我们就更不清楚了。所以，哪怕经济学家确切地知道目标在哪里，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是另一个问题。可惜，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建议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关于怎样达到目标。比如萨克斯的书名就是《波兰跳跃到市场经济》，所谓“跳跃”就是没有过程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对转轨的衡量标准都是用最终目标来作贴标签式的评判，其方法是“非黑即白”。只要你做的事情与美国的经济模式相比有差距，就是不够正确的。我认为这就大有问题了。比如你的开放程度类似于关税、资本流动等只要没有美国开放，不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模型，就一概被视为不行的。许多人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不能认识在过渡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在过渡过程中与目标相比一定是不完美的。他们不去研究在转轨的细节，不知道在转轨过程中与目标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会有许多的“次优”选择，既然是“次优”就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而恰恰这些次优选择在转轨体制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反映了起点是扭曲的，过渡是在制度不完善、政治妥协和历史延续中进行的。相反，看上去完美的东西，也许带来的是不好的结果，因为其他制度没有建立。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忽视它们，而且因为它们的不完善而批评它们。
以上两个失误合起来可以将这些经济学家称为“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 “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带来的问题使许多转轨经济受到损害。
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
有趣的是，科尔奈在七八十年代批评过东欧的“天真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他们认为只要取消了直接命令式的计划经济，而以间接调节取代，就可以模拟市场。国内经济学家都知道所谓的从1A到1B。既不要市场价格，也不要所有制改革，只要模拟市场。他说自己在50年代也是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匈牙利的改革证明这是走不通的，东欧国家早先的改革尝试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真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与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都没有给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带来太大的成果。
在东欧，波兰是一颗明星。一些波兰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正是1993年起波兰放弃了 “休克”方法。当然还有另一派观点。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本世纪末大多数转轨经济国家都不会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例外的是波罗地海的几个小国家和波兰、匈牙利等积极加入欧盟的国家，而多数国家，包括前苏联的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经济上依然非常衰弱。所以不能把波兰一个国家拎出来就说转轨成功了。转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成功还早着呢！这些年来的成本相当高，现在来责备什么人或抱怨并无大的意义。关键是俄国真的是人民受苦受难。当然，历史不可逆转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反思。
对失误的反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误，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们错了？
总结一下，尽管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的知识有限，但多数提供政策指导的西方经济学家觉得他们有答案，他们认为转轨是很简单的。更糟的是，东欧转轨经济中的改革者们真的相信“顾问们”有答案。只要他们告诉转轨国家的改革者转向市场经济的神丹妙药，改革就能一蹴而就。事实证明这是危险的，一边是有人自己觉得有答案，一边是其他人觉得西方真的有答案。
然而，我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经济学家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最大利益，往往并不是“钱”，也不是政治利益，而是他们的“信仰”，即一辈子相信的“理论”，他们要捍卫与之相处终生都感到舒坦的理论，如果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那将是他们不可忍受的痛苦。比如，8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使得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哈佛大学的沃茨曼就说过，日本的经济发展挑战了本来完美的西方经济理论。当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于困境，他们不见得是幸灾乐祸，但是他们是那么舒畅，因为他们终于可以说，你看！我们的理论还是对的。对于东欧的转轨经济也是如此，经济运行只能是一种模式，按照我说的一定对，如果没有按他的做又取得成功，就会使他们很不舒服。中国是其中让他们特别不舒服的一个重要的例子。
除此之外，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些人是首先要问“姓资姓社”的，有些人真的 “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前几年俄国所有做的都是好的，任何中国做的都是不对的。俄国通货膨胀控制到每月百分之十几是伟大的成就，而中国通货膨胀在百分之十几就是非常糟的。它批评中国不敢搞私有化是因为害怕失业，说应该看看俄国，俄国的私有化做得好，好的都没有失业，它不知道这恰恰是俄国私有化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意识形态可以是非常之强。只要是私有化什么都是好的，只要不是私有化的什么都是不好的。
经济学家们对一小套在正常条件下被证明有力的理论过份有信心，例如价格理论。他们把它们视为“经济学常识”。然而，它们恐怕只是在最终目标上是常识，在转轨时期则不是。例如，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提高价格就会降低需求并不正确，尽管它被称为常识。
但是，经济学家们从“政治因素”那里找到了安慰。经济学家有一个“解释”他们的政策建议没能达到预期结果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愚蠢的政治”。经济学从来不会错，只有政治会错——或者因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或者因为改革者作出太多让步以致犯了错误。政治经济学教授温加斯特曾说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要人们在经济决策时追求自我利益，在政治决策时则别这样。
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成功不能理解。抛开意识形态不论，中国的成功与已有理论的许多方面相违背。面对中国的成绩，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第一是数据错了。中国的增长被高估了，东欧的衰退也被夸大了。这里隐含的是理论不会错的，一定是数字错了。俄国的衰退的数字是不对的，因为有很多增长的因素没有被统计进去，因为改革前计划经济的成就是高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一定是被夸大了，通货膨胀的数字是被低估的，增长的数字被高估的。
第二，虽然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改革比东欧容易，甚至说中国是发展问题，不是转轨问题。
第三，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农业和出口，没什么了不起的，与其他东亚经济一样，中国没有教给我们新东西。
第四，中国虽然做的不错，但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中国要听从西方的建议，比如早早开始私有化，现在搞得一定更好。
第五，中国是不能维持的，早晚要崩溃，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转轨理论的新认识
但是也有一些人看到了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回到国家干预的“国家发展论”。那种市场与政府是相互替代的，或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或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简单分析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应该更注重制度的建设和转轨的次序。转轨经济理论的新认识指的是，必须弥补华盛顿共识中忽视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的作用。第二是政治经济学，所谓对改革的政治或社会的支持，说的是改革需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改革中不受太大的损害。经济学家只看效率，看“饼”有多大，而不管分配。政治支持指的是不仅看饼有多大，而且每个人得到的那一块不能减少。如果减少，就会有人反对，改革的起步就得不到支持。俄国就是实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是还给西方银行家钱，缩减国内支付，这导致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就要降低，这在政治上就没有得到支持，这样的改革就要失败。第三是历史的作用，即路径依赖。一国的历史是很重要的，转轨要考虑历史条件和状况，波兰与俄国不一样，中国也与别国不一样，经济学家老是认为经济学是全球通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做法不一定。目前这三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
可以看到，我绝对不能认同从新自由派转到了国家干预派看法，而是要在分析中加进这三点：制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作用。
回顾：从“次优”的角度看中国改革的历程
对中国的评价是两个极端，一种认为中国很糟糕，因为你把中国任何一个方面来与理想状态比较都相距甚远。比如中国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与公司制相比那是很不规范化的。还有一种认为中国的改革很有特色，就得这么干。他们也没有看到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一个过程，过程中的东西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应该继续往前走。所以我更期望的是第三种观点。中国一开始对制度很重视，很多的制度是有它的次优性，次优性包括了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给定你的起点，给定你当时的许多限制，你这样的安排有相当大的改进和相当大的道理在其中的。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乡村集镇企业，从所有制上说，既不是私有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填而且产权也不规范，但却补了空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二个例子，中国对金融的管制，对利率的控制，不许银行自由进入，对工业企业的进入非常宽容，对金融是很严厉的。这对中国的转轨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俄国收不上税，中国也收不上税，但由于中国对金融控制得很严，而且奉行低通货膨胀政策，人们不交税，但是把钱都存在银行中了。我们虽然批评银行干了许多财政的事，但从经济整体上看，却正因为此保证了中国财政和金融的稳定性，虽然这样的体制没有效率。俄国就是因为财政金融的崩溃而产生危机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价格双轨制，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双轨制作为过渡性的措施最大的好处就是赢得了政治支持。中国领导当时说，“我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保证了既得利益不受到特别大的损害，由此比较容易启动，市场的一轨放开了，一下子就走到了匈牙利前面。匈牙利搞了那么多年，始终没有市场那一轨出来。双轨制虽然在经济上有不少问题会产生，但为了政治支持可以很快出台，当然很重要的是要赶快并轨。第四个例子是很多人批评的财政承包制。确实，财政承包与理想的分税制有很大差别，但你要想一想70年代末是大锅饭体制，为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改变地方政府行为，财政承包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一些研究东欧、俄国转轨的学者，对其他的中国经验都不承认，但对财政承包调动地方积极性相当肯定。俄国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仍然是统收统支，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对发展有积极性，为什么？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对刺激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
考虑上面的四个例子，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家会在20年前指导中国做其中的任何一项，回过头来看，这几项改革措施保持了稳定，保证了改革得到广泛支持，促进经济增长。这些制度上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展望：市场经济的目标和进一步改革
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些措施都是次优的，不是最优的，在当前中国的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认同的，中国就必须继续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下一步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我以为，刻不容缓的是推动建立一个法制的基础，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一个规范的基础上才能最好地运行，才能达到与国际接轨。我不认为中国应该停顿，比如乡镇企业就是最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我不认为。双轨制已经结束了，但是许多市场依然是很不自由的，不开放的，金融体制的效率很低，虽然我们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实际上金融体系在本质上是脆弱的。这些改革是深层次的，国内叫改革攻坚战，如果把这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实1994年的几项改革已经是朝这一方向做了。但是还不够。有些方面还有倒退的倾向，误认为规范化就是管制，误认为次优的办法是最优的办法。改革20年的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原则是正确的，没有错，起步的时候没有办法规范，现在要做的是建立法制，改变那种经常谈判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分散决策，毛泽东最大的遗产从来都是强调调动地方积极性，事情要让省里去办。中国的改革大大得益于地方的积极性。
其实十五大报告里花了非常大篇幅讲法制。法制的约束有两层含义：一是约束政府干预；二是约束个人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中的行为。首先，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约束，比如我们老讲“乱收费”，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没有约束，政府对各种新兴企业肆无忌惮的骚扰是阻碍发展的。解决的办法不是靠收权，不是地方的费变成中央的税就行了。而是按照法律的基础给地方应有的收税权利。再比如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腐败的惩治，增加透明度，等等的说法都是与政府的约束连在一起的。有行政诉讼法，同时有法律的基础，乱收费就可以告，不然企业的帐透明了，不是更容易被乱收费的白白拿走了吗？所以第一条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在经济行为上要有约束的。第二条是政府在市场的交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政府的监督也好，规制也好，都应该从支持市场的角度，而不是限制市场的角度定位。这就是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所谓的政府采取的是“增进市场论”作用，而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后者认为市场是混乱的，所以要管它；前者是让市场的有效运作政府施以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如何采取一整套措施使得政府能够增进市场作用，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现在已经从最困难的地方走出来了，就差一步，当然这一步并不容易。所谓这一步就是把市场建立在坚实的法制上。现在许多措施方向是对的，比如不让军队从商、打击走私等等。市场经济是靠两个东西运作的：一是约束；一是激励。这好比汽车的刹车和发动机，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但是人没有激励，经济根本不会增长。后者比前者还基本。干的好要有回报，负盈也要负亏，这两条是缺一不可的。十五大报告的突出贡献是两条，外国都报道的是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其实非常大的突破是法制。在制度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法制作用，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往下走的重要保证。从法制的角度来讲，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建立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反垄断，这都是极其重要的。顺便一提，近来常看到所谓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当价格下降时，各部纷纷出来限制最低价格，政府公开出面搞寡头价格，这是典型的政府破坏市场的行为，这在市场经济下是非法的。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建立反垄断法。
我们要有一个远见，想到10年后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不能丧失目标。在今后的10年里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制的市场和效率高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轨成功了！
肖梦记录于1998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