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以降,“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创造了全球瞩目的跃迁奇迹。而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成长之路上,有荣誉与成就,也有困难与挑战。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主要发达国家在衰退中徘徊,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在令其他经济体称羡的同时,也遭遇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战的巨大压力。反观自身,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结构矛盾在不断积聚,经济转型与深化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十七届五中全会近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制定“十二五”计划。下一个五年,中国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市场化改革如何继续推进,增长模式如何实现转变,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体系如何完善……一系列的重大命题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和决断力。在这样的时点上,梳理中国模式的发展脉络,回顾改革的肇始与演进,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未来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为此,本期本报刊发中国金融40人论坛顾问钱颖一的专栏文章,探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以飨读者。（曹理达）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狭义,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另一个层面比较宽泛,不仅关乎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有文化问题。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中国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人注意。
我主要谈谈狭义的层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
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增长非常显著,确实值得我们的自豪。但我认为,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非独一无二,它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发生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
第一,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是追赶性质的。增长快是因为起点非常低。从时间上讲,当一国还处于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是可以实现持续高增长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高增长,还要靠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动,在中国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我们追赶了30年,目前人均GDP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速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比,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一个人7岁的时候,长个的速度和15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15岁和20岁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拿中国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比,就好比拿一个在青春期的人的长个儿速度与一个成年人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应该跟同类比,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总是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但实际上韩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也是这个速度。而且在环境资源方面,有些国家比我们要恶劣得多。所以看过去30年的数据,中国除了规模超大之外,就经济增长态势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
第二,就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言,中国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储蓄,这些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还有开放、出口等等,粗看也是类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开先例。关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非正式的参照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中国是2008年,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4年,大致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中国现在的平均发展水平也就相当于日本的1960年代、韩国的1980年代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GDP的情况都很类似,甚至于现在中国人的感觉都可能和1960年代日本人、1980年代韩国人的感觉类似。
我之所以不局限于谈中国,是因为我很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话“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意思是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规律,什么不是规律。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情况和东亚其他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在深层次上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发展的起始点不同,特别是制度环境不一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点应该是1978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不允许私有制,意识形态很强,封闭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要克服很多包括意识形态、体制上的障碍,而东亚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障碍。直到今天,中国国有制经济的比例,也远远超过韩国1980年代、日本1970年代时的水平。因此历史是不一样的,它对后来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人口是其他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人口总数的3倍还多,经济体的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导致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影响也不一样。
再次,中国的政治、军事独立自主。直到上个季度,日本一直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政治、军事并不完全独立。
清醒地认识我们与别人的共同点和异同点是很重要的。在分析经济增长情况的时候,要分析出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世界平均水平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未来10年内,中国人均GDP肯定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真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是低中等收入）。这对于人民生活而言是好消息,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下来,不可能再保持此前的速度。
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会放缓,自然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从199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在当时还没有那么紧迫,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要调要改的时候。但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现实问题了。我并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经济增速下降会有一个渐进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能算出哪一天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在这之前就不用转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发展前景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考虑。
一是时间维度。15年前,甚至10年前、5年前,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到。未来10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我们将面临真正的调整的挑战。
二是空间维度。中国太大了。有人说,中国既有像纽约那样发达的地方,也有像非洲那样落后的地方。不用走远了,从北京城里往外开车30分钟就可以看到很穷的地方。因为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型规律来衡量。有些地方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投入,把路修好,把水弄干净;而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不同于除了少数大国之外的多数国家。
三是市场维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总在强调全球平衡、再平衡的问题,对此我很怀疑。实际上,全球“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加入到全球的经济活动中,全球可流动的资本和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陡增,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不平衡”现象。即使金融危机过去以后,这种现象照样会存在,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
四是政策和体制的维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两大影响。一个影响是让中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例如我们的银行排到了全球前列,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上升。这些显象指标都很好。另一个影响表现为那些潜伏在“水面”以下的事情,比如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的政府干预增加、国进民退、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等。这些问题外国人看不清楚,可我们国内的人可以看得更清楚。长远来讲,这对于中国不是好事。
举一个例子。有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渴望的工作,第一选择为公务员的超过60%,其他的选择都在10%左右和以下。过去显然不是这样。这个指标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人是理性的,做公务员一定好处很多,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做呢？而且政府公务员的现金收入并不高,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很大,也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其他收入很多。通过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偏好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个指标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长远的和深层次的影响。
我的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一般经济规律之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制度起点不一样。第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大,但这几年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把短期措施认为是长期的解决方式,把个别案例认作是一般规律,那就要进入误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