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两个飞跃：在前十几年，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又使得人均收入上升到了低中等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8000美元），从而站在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前。
这些巨大成就，正是基于3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认知转变：那就是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莺歌燕舞，而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世界也不是剑拔弩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是存在和平发展的前景。可以看到，此后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都是从这一关键性的认知转变开始的，由此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有了随后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即将迈进中等收入“大门”的重要时刻，我们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面临的问题也与此前非常不同，能否准确地认知新形势下的自身和世界，将决定我们能否做出正确的应对之策。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者变得非常缓慢，因而无法持续地把人均收入推进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超越2万美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拉美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它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中，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却经历了几乎20年的经济停滞，只是在过去的十来年才又开始新的增长。
这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准确解读。但可以说，在这些拉美国家，严重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构成了恶性循环的三角关系，这是造成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不可逃避的“魔咒”，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香港，就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它们都成功地迈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的近邻，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非常相关的参考价值。
应对经济增速放慢
应该强调的是，在分析一国经济增长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难以逃避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的某个水平之后，即大约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35万美元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事实上，日本在1971年、中国台湾在1988年、韩国在1992年之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从此前的8％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在1.35万美元左右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
要认识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非正式的参照，那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日本在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韩国在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而中国在2008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巧合的是，这三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时，各自的人均GDP收入都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8000美元上下。并且，无论是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居民的生活感觉等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即对高投入、高储蓄、高出口、人口红利的依赖来看，中国都和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
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发生在其奥运会举办七年之后，韩国则在四年之后。当然，我并不想根据这些信息，就预测中国的增长速度何时放慢，也不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各国都适用的。也就是说，在可看到的未来，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所以，中国必须制定好应对措施，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变。这个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不过，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调不可、非改不可的时候。可是，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紧迫的现实压力了，这一次，中国将要面临真正的挑战。
在习惯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经济增速的放缓，因为这也是经济体变得成熟的标志。正是因为成熟，人口红利将消失，资本回报将下降，这就是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更何况，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GDP平均每年9％的增长本身就是具有追赶性质的。因为起点非常低，就可以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实现持续的高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但是，如同不能要求20岁成年人和15岁的青少年有同样的长个子的速度，当一个经济体开始成熟以后，我们也要逐渐适应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接纳一种新的生活观念，这虽然很不容易。
应对经济增速放慢措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相对地位是上升了。但是，我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评价自己，那我们就难有决心、有动力去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也就很难对应将要到来的经济增速放慢的挑战。
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就在于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今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因为已有的成就而遗忘了这条主旋律，认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而只是现有体制的调整，甚至因为某些错误的“经验总结”而否定了这条主旋律，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有一种平和的大国心态
以上所说只是人均收入的方面，它虽然可以比较好地刻画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但是，对于认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把人均收入乘以13亿，这就是经济总量。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往更远的未来看，按照市场的汇率计算，中国2009年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大约20年以后，中国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目前GDP总量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因此，中国超越美国在七八年内就可能实现。
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都会达到和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达到并超过其人口所占份额，即超过五分之一。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20％甚至更多份额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这样一个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尤其是如何认知其自身在世界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不管对于它自己，还是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从来也都有一种大国心态。1000年前，中国是世界的最大经济体，而且，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中国的领先文明，加之当时世界较为封闭的环境，使那时的大国心态是一种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而120年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那时的中国已经在衰退，同时外强侵侮、国难当头，战火中的中国经历着内心的惊慌与煎熬，这是危难中的大国心态。
今天，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又将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种“历史常态”。然而，这次既不同于1000年前，也不同于120年前，中国与世界的情况都已经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既不应该试图找回1000年前的那种“优越心态”，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情结牵绊下，故步自封，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应该是120年前那种身处国难之中的“危难心态”。
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正确的大国心态至关重要。在一个日益趋“平”的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曾经的领先大国，一度的危难大国，今天的复兴大国，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就是中国要适应世界，世界也要适应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