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常道与偏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6 次 更新时间:2011-06-27 15:11

邓文初  

还是从袁世凯的电报房说起吧。

坊间有关袁世凯的作品,多提及袁世凯1908年罢官隐居河南彰德期间,私设电报、广通声闻等事。如陶菊隐在《袁世凯演义》中就说,袁罢官后,表面似乎闲云野鹤,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都抚通电往来”云云。史家侯宜杰也作如此论调。说“在虚假的隐居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的进行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自己的潜实力……在家设立电报处,整天机声嗒嗒,同各地联络。”袁世凯洹上电报房的说法板上钉钉一般,成为史家认定其政治野心的铁证之一。

但此“铁证”遭到 骆宝善先生的质疑。

在《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中,骆先生认为“袁世凯私设电报”这一说法“颇有轰动效应,但去事实却甚远”。骆先生的理由有:其一,当时中国的电信技术和电信制度的限制。由于无线电技术只在海军等特殊部门使用,而有线电报又是国家管理,且并未普及到各府州县,即使中央政府各部及地方督抚之间的电报往来,也是通过电报局,官方并不能收发,只是自己译电而已,这一制度还是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九(1903年)提出的;其二,私设电报,在华北大平原上,一望无际,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电线杆,极其抢眼,“作为遭遣罪臣,韬光养晦,化解政治对头的冤仇,躲避欲加之词,袁世凯尤恐不及,以他的老谋深算,有必要作这种冒险而不实惠的事情吗?”其三,在辛亥革命、民国元年等关键时刻,袁世凯的消息来源都源自社会渠道,而不是电信,“此时尚不启用电报,洹上倘有电台,岂非形同虚设。设而不用,其设何为?”

以上说法,并非只是推测,骆先生也有史实依据:其一,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据袁克文说,洹上村的电报都是由彰德传送的,洹上村只有管理电报文件的“司电报者”; 其二,在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应诏出山前后,洹上村收到的电报(来自北京和前线),多注明彰德电报局收发。此外,还有袁世凯实业幕僚王锡彤的说法等。

“总之,袁世凯在洹上架设电台,广肆联络当道之说,得不到史实的支持。”

自然,骆先生之所以要推翻这则传闻,并非纯为考证而考证,所期在批判史界长期以来那种牺牲史实、制造观念之谬误,并由此以弘扬史学求真之精神。这自然是史家之正道,是史家必须守护的史德底线。故在此段文后,骆先生不免感叹:“不论是以读史为职业,或是借读史求知的人,都应该促使认识不断接近真实。真实才是历史价值的惟一所在。长期以来,不同的人们,为了不同的需要,靠牺牲史实,制造了许多说法或结论。而靠牺牲史实来维护的结论乃至准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历史的。”

然而,依据史学求真原则,骆先生所援引的证据,过得硬的,大约只有袁克文的《辛丙秘苑》。但依治史者的惯例,父子关系间的证词,不能作为直接证据,需要旁证才能采信。故此,骆先生的史实、推理及结论,尚有可待商榷之处。

其实,当事人之记载,与骆先生说法相反的,倒是有好几条,不知道骆先生何以忽视了。

其一,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期恽宝惠的文章《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恽宝惠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旧历),以陆军部秘书科长身份,随同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征讨武昌兵变。专车过彰德时,荫昌率随从往访袁世凯,是晚接受袁世凯宴请后才离开。恽宝惠记载:“饭后回站,路过院中,见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机声嗒嗒,聆之甚晰。其时袁尚系罢斥在籍之人,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设备,盖各方面电报消息,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阂也。”

当时随同荫昌去彰德的,除恽宝惠外,还有总参议易迺谦,军医处长何守仁,一等参谋官徐孝刚,军法处处长丁士源(丁士源还兼副官长)。丁士源有辛亥革命随军录《梅楞京章笔记》问世。他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恽宝惠的说法,且有具体而生动的细节。

据丁士源记载,晚餐之后,一行人匆匆作别登车,“惟丁士源所带之宪兵,于登车后,报告袁家有电报房。天津制台衙门电报生厉姓者,司电报之事。丁询曰:电线是否接通铁路京汉局电线。宪兵曰:然。丁即令秘书官恽宝惠注意。因京汉路有二线:一为直达北京;一为各站联络之普通线。故行营电报挂线时,必须两线均挂。致北京电,须用直线。恽曰:知之矣。”

《梅楞京章笔记》记载,袁世凯接替荫昌之后,丁士源回北京陆军部复命,询问陆军副大臣寿勋,“何以部中吾等电报如斯之少。寿曰:吾等去电,甚少回电。丁曰:请命长秘书科长,将往来各电迅速觅来。时在侧之长秘书科长,乃立往持至。部氏阅毕,始知行营所发各电,多有经洹上村加减。至少发电日期,亦被改窜。丁询恽秘书曰:君明了乎。寿副大臣曰:已往之事,不必再究。”

丁士源的记载,证实了洹上村电报房的传闻,也从技术方面解答了骆先生的疑问。为了解袁世凯在辛亥风云中的纵横捭阖之术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史料。

想来,如此坚硬的史实,自然不会漏过骆先生的慧眼。看来,问题不在史实之真伪,而在,这样的证据,为何会被史家轻轻略过?史家在面对各种证据(自然是真伪不辨的),尤其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时,如何注意、选择、接受并解读这些证据?史家的历史解读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也许超出了纯史料范围,所关乎的,是历史人物与时代的具体把握与整体理解等层面。

历史人物固然每每处在人性之常中,但史家对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理解,却不能纯以常理为依据。历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强调的是在时代大势中去理解个人。要理解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自然也得首先了解他所置身的时代。

自乾隆朝始,士大夫中间就多有危机暗伏的预感,多有盛世危言之警醒。龚自珍曾发出了“山中有大音起”的悲鸣。这些,已是清廷盛极而衰的征兆。鸦片一役,西风东渐,衰败之象顿时露暴。其间虽经同治中兴,但天命已渐失,时运久不济,中兴名臣曾左之后,风云人物如李鸿章,也不得不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指西方势力的入侵,更指当时儒家伦常的离析与崩溃。晚近以来的思想人物如梁启超,指认清朝中国处在青黄不接、“两头不到岸”的悬空状态,所谓过渡时代是。处此时代之中,无法度可受,无前路可依,只有自我变法以应时变,以待天命。“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于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之变易学说,原于他老师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依据康有为的理论,则近代中国正处“据乱世”之中。处此乱世,则天地闭塞,日月无光,伦常顿失,率兽食人;处此乱世,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处此乱世,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天命混沌,人何以堪?!

关于处世之道,中国文化多有论列。儒家总是训导人们说,处乱世时当守常守经,而处治世则可以用权用奇。但这只是针对常人,英雄不在此例,豪杰也不在此例,非常之人更不在此例。要只手扭转乾坤,成非常事功,建没世奇功,则需要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要有开阔恢宏、驾驭风云的气势与胸襟,敢为天下先的眼光与担当,有打造时势、指点江山的手段与意志。非常时代,乃是英雄时代,英雄也者,如何会做守常从经的过气人物呢?

袁世凯所处时代,自然为非常时代;袁世凯其人,自然是非常之人。这一点,史家基本上是认可的。

如以非常时代非常人物对待袁世凯,则许多问题可以不成问题,许多责难反倒不成责难,许多辩解驳难顿成多余的话。随手为文,不便多论,此处仅举一、二例,或可窥其一斑。

以最为世人指责的戊戌告密为言吧。世人多指责袁世凯背叛康、梁,导致戊戌流血,变法失败。指责袁世凯以英雄之血染个人顶子。小人奸雄之名因之而起。其实,史学界已基本认定,告密事实不讳,但政变却起自康有为。是康有为辈久处焦虑,欲建奇功,预谋以兵围颐和园、诛太后以复君权,以政变之非常手段达变法之非常目的(参看茅海建先生的相关研究)。政治改革中行如此险着,连谭嗣同、梁启超都不同意,如何能让实际政治家袁世凯认同(何况谭嗣同出示的光绪密诏是墨笔代书,并非朱笔手迹)?如依康有为而围园诛后,是置国君于不孝;未得君令,起兵谋乱,是为不臣;对于君主背情逆道而不能规劝,是为不忠。依康有为而行政变,即使成功,袁世凯也逃脱不了不忠不臣不孝的罪名,何况无半点成功可能。袁世凯选择告密,不管其中有多少私心动念,但必然是经过严正思虑的,故他宁失友道,以保忠孝。这样的选择,为后世史家指责,是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并非公允。语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依此而言,康、袁之间,又何论焉?

义和团事件中袁世凯所行事,奠定了其“治世之能臣”的声誉,但这一声誉,却是冒着“抗旨”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得来的。

庚子期间,袁世凯移督山东。其时,清廷颁布诏书,宣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为义举,义和团团民为义民,要求各省督抚加以鼓励,官民一致,结团对外,杀教士、毁教堂,逐外人,护朝廷。对此朝廷的严旨峻令,袁世凯竟然公开拒绝,并在其所督治的山东境内,严禁结团,凡继续肇事聚义的团民,必待之以重典严刑。在绝对皇权时代,袁世凯敢于斥朝廷命令为“乱命”,并公然拒绝,是冒大逆不道之罪抗命而行,是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犯直率性之举。一旦朝廷怪罪下来,轻则失官丢职,重则身死族灭。权衡轻重,袁世凯何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但在个人仕途与国家保全之间,袁世凯选择了后者,其智如何不得而知,其勇之雄却颇可嘉许。对于此举,甚至连革命党人也表示佩服。刘成禺在其《世载堂杂忆》中说,“庚子事件,皆谓张香涛、刘岘庄在东南不受乱命;袁世凯在山东,不但不受乱命,且抗诏剿匪,所处更难”云云,是平情之论。庚子之变,清廷以一国宣战八国,虽战败而能不亡,得益于东南互保者一,得益于山东稳定而能联南北一气者二。非袁世凯,谁能为之?非袁世凯,又谁敢为之?此真英雄本色,非拘囿常道伦教之小人儒者所敢为所能为。

《世载堂杂忆》说,袁世凯此举,并非“有毅力远识”,而是出自洋务文案徐抚辰以去就争。事或诚然,但将如此重大决策,归诸普通文案,未免避重就轻,未免诛心之论。 不过,《世载堂杂忆》说袁世凯“生平行事,皆于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却值得一解。

其实我们常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无非是说,是真英雄者必能体悟天地之劫运,必能于风云变幻中审视默察,握其几微,控其趋势,因势利导,而后当机立断,底定事态。所谓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其实也是“虽有天命,必有人事”。但时势变幻之微妙,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稍有失慎,则功败垂成。袁世凯之成功,在此;其失败,也在此。

世人评价袁世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帝制自为。在这一点上,吾辈实无必要为古人讳。但单归罪于袁世凯,却有失史家的公道。毕竟袁世凯是中国文化中的袁世凯,有中国文化之乖逆失常,自有袁世凯之逆势背情;有时代之颠倒迷狂,才有袁世凯的翻云覆雨,莫知所由。对于一世英雄的袁世凯来说,一步错则满盘输,是真悲剧;对于中华民族百年苦难而言,此一步错,乃是无数错中之一环,更是大悲剧。骆宝善先生说,袁世凯之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是时代之悲剧。骆先生此说,实获我心。

如果说读史在明智,则我辈在备责袁世凯时,似应从历史高度与文化深度反思反省。袁之成就在其好任事、有担当,具备政治家的机敏与气魄;而其失败,在其没有一个自主的观念系统,以把持其奇谋、引导其权变,以维护文化、民族生命之中常。然平心而论,袁世凯之前与袁世凯之后、二个多世纪以来,或者鸦片战争以降、一百五十年来,或者五四运动以降、近九十多年以来,岁月更替,甲子轮回,我们是否找到了国家可以信守的常道?建立了民族可以操持的“礼乐”?我们是否已经上有了道揆,下有了法守?我们至今还处在“两头不到岸”的变幻之中,处在观念抉择、思想冲突的苦海之中:时而传统,时而西化;时而东洋,时而西洋;时而民主,时而集权;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时而法治,时而德治……我们跌落在激流漩涡之中,六神无主,中心恍惚,彷徨复徘徊,踯躅又颠倒。民族的纷扰、时代的迷惘,在在煎熬着知识者的心灵。悠悠我心,莫知所求;颠踬我行,莫知所终。此个人的悲鸣,亦民族的悲苦也!

后世读史者,需要深味的,便是在这个人的悲剧中,感受民族的悲剧与痛苦;在这个人的悲剧中,体悟时代的悲剧与前途;在这个人的悲剧中,思想文化的宿命与使命。在揭出历史人物个人命运之蹇促的同时,提示民族命运之所困所寄所望所存。

山东大儒牟宗三说,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便失去了常道,而沦为纯现实主义者。但国人之现实主义最不可靠,因为国人之现实太具体,太直觉、太肉感。没有虚,只有实;没有理,只有事。人人为其物欲生活而征逐,无有能越此一步而超过之者。此说可以为理解袁世凯之助,也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英雄人物成败利钝的关键。国人熏染儒家理想主义太久,确实需要现实主义来做一番事功。但政治终究不能失去理据、失去道揆,沦为纯现实主义的、甚至机会主义的只有事而无理,只有权变而无法守。近代以来中国的困难,文化的难题,就在建立国家的价值常轨,民族的典则洪范,在如何树规模而立人极,以价值引导行动,以常道范围偏锋。只有这样,才不会沦入疯狂鲁灭,率兽食人的绝境。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有自主者,始能讲现实;有主观系统者,始能应现实”。

“有自主者始能讲现实,有常始足以应变”,牟宗三先生此语,可谓至理至言。但此理此言,却非袁世凯担当得起。毕竟,袁世凯仅一乱世英雄耶,非先知非先觉非圣非贤,哪能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双重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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