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运动。第一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夺权”的策源地；第三就是武汉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地。这三个城市事件构成了“文革”运动不断激化的三个波次，终于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推到了顶峰。
1967年7月爆发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与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策划“一月夺权”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谋定后动的“战略部署”，而是在“文革”各种矛盾中激烈碰撞出来的意外事件。武汉是毛泽东常来常往的城市。1967年7月的毛泽东武汉之行，本是想亲自解决武汉军区的“支左”问题。军队于1967年1月奉命“支左”，首先支持了保守派，一些地方还动用了武器镇压造反派，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二月镇反”。这就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发生了背离，必须要调整“支左”的方向。武汉军区还没有发生军队动枪的流血事件，如能够从支持保守派转到支持造反派上来，这不仅仅是解决了中原地区的运动大方向问题，对全国部队纠正“支左”错误也是树立了一个样板。
有毛泽东全党全军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亲自坐镇，动员武汉军区转弯子，本应是马到成功的事情。但就在毛泽东停留武汉期间，却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七·二〇事件”。保守派及其军队支持者，激烈反对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一批被激怒的军人和群众甚至冲进了毛泽东的驻辇之地，扣押和殴打了前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大员王力等人。这是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有发生“兵谏”的危险，破例乘坐飞机迅速撤离武汉。所谓乘兴而来，铩羽而去，莫过于此。
“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对“文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全国一度有所收敛的群众造反运动风云再起，各地掀起了冲击军队的浪潮，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涉外事件。“文革”运动一度出现几乎失控的局面。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把“七·二〇事件”的英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作替罪羊拿来祭旗，勉强控制了局面。
武汉“七·二〇事件”虽然事出偶然，但任何的历史偶然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偶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逻辑。从地区的“文革”运动情势而言，武汉与北京、上海各有特点，在运动一开始就有些不同差异。这些地域性的政治差异，加之运动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这里既有“文革”领导意图前后矛盾的问题，有决策层与执行者的脱节，有传统体制和新“文革”的抵牾，有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观念的矛盾，有群众运动的自发无序和军队维持秩序的冲突，有两大派群众组织相互攻讦的混战，甚至也隐含党内斗争的历史阴影……等等。在“七·二〇事件”这面历史多棱镜中，折射出了所有的“文革”矛盾和冲突。
从地域“文革”的特点看，武汉是九衢交汇之地，武汉的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南地区的运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盛极而衰，也构成了“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陶铸、王任重在“文革”前一直是毛泽东信任有加的地方领导人，对毛从来是亦步亦趋。如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估计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王任重就有报告说：看来一半都打不住。毛泽东也是把王任重作为心腹爱将，曾有“总理之才”的期许。陶铸对毛泽东一向以忠贞不二自诩，在对领袖个人崇拜不竭余力的鼓吹方面，在地方大员中是屈指一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陶、王也都是紧跟的。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把陶、王调到中央工作，分别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副组长等重要职务，以加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但是，在运动向批判“资反路线”的转轨的过程中，他们又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甚至发生抵触，不久就相继落马，被打倒在地。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大起大落，对中南地区，特别是武汉的“文革”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陶、王虽然很快倒了，但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运动思路，一直延续下来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和基层领导的思想观点都是声气相投的，军队也是传统体制的一部分。武汉军区的“支左”思路就是扶植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终于在“七·二〇事件”中爆发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
“文革”毕竟是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多数群众参加运动不乏真诚，也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的要求。如果把群众看作只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群氓，也是过分简单化了。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三番五次要结束“文革”运动，却始终结束不了的问题。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毛泽东在驾驭群众运动时遭到挫败的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有到了“贼窝”的愤怒之语。
从群众运动的角度看，武汉的群众造反运动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研究者说：北京的“文革”是学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汉的“文革”则是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文革”。从群众运动的主体来看，这个解读不无道理。对于象武汉这类市民传统浓厚的南方城市，没有北京那种皇城根儿政治的红墙情结，一般都是小政治，是从自己生活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对体制的不公比较敏感。工作组时期，在武汉大中学校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挨整的同时，武汉的一些工人也挨整了。所以，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出现的比上海等地还要早，而且与学生造反派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密切，在尚无工人组织之前，一些激进、有文化的青年工人，甚至以个人名义参加红卫兵活动。武汉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在全国是名列前茅。保守派组织代表了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组织成分比较纯正，成员出身好的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在“文革”初期持保卫省市党委的立场。在1966年底67年初夺权以后，保守派组织瓦解，各派群众组织都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各自观点并不一致。此时称为保守派的，多是指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一派，确也有些组织就是从过去的保党委的一派直接转变过来的。军队的体制是集中制的党军体制，尤其是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部系统，原本就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之下，与地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他们的“支左”，支的都是保守派。武汉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奉命支左的部队，特别是省军区的独立师，对造反派有天然的反感，视之为“牛鬼蛇神”，支持保守派组织打压他们。“百万雄师”联盟中核心组织之一，如“红武兵”，是武装部领导各单位基干民兵组织组成的，专事进攻造反派组织，还有其他成分组成的名目繁多的专业武斗队。当时在群众组织中设有专业武斗队的，这可能是全国最早一家。武汉军区制止武斗不力，并还有些暗中怂恿的意味，独立师部分官兵甚至直接参与了“百万雄师”群众组织的活动，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在派性武斗方面，群众组织在政治上的保守与激进，与他们在行动上的稳健和激烈并不一定划等号。得到军方支持的保守派组织，在组织武斗上往往要比造反派更为凶猛。武汉保守派组织武斗的情况是很厉害的，反使普通市民对造反派多有同情。《苦恋》的作者，著名作家白桦，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创作员，曾在“七·二〇事件”前写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的诗集，谴责“百万雄师”搞武斗，当街打杀人的行径。事实上，无论那派群众组织，要想通过武斗压垮对方，只能使双方的仇怨越结越大。在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曾对武汉军区领导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位阶级斗争大师似乎讲得太轻易了，与他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二律背反的。恰恰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比真实的阶级斗争更没有调和的余地。经过“文革”运动的反复折腾，进入到派性武斗阶段，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已在现实的运动过程得到印证，虚拟出来的假想敌已经变成了现实政治的冤家对头。两派都把对方视为仇雠，能搞垮对方就是革命的，被对方搞垮就是反革命的，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锱铢必较，寸利必争，这样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两派的势不两立。在“七·二〇事件”前，“百万雄师”是刀俎，“三钢三新”为鱼肉。“七·二〇事件”以后，“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独立师成了“叛军”。“三钢三新”又成了刀俎，“百万雄师”为鱼肉。俗话说：“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在运动中造成的族群分裂和心理创伤，即使在动乱局势稳定之后，也是如影附形，无处不在。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中国，已经远离了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有理由说，无论哪一派，“百万雄师”也好，“三钢三新”也罢，都是“文革”的牺牲品。但是，作为我们曾经历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绝不能把它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抹掉，需要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昭示后人。
在“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七·二〇事件”重新做了处理结论，给“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平了反，成为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事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历史叙述也由此开始。1980、1990年代，许多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发表了回忆文章和书籍。如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对事件的回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对事件的回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回忆等，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一些群众组织的人士也相继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回忆文章和书籍。这些从不同当事人从各自角度的回忆叙述，使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相继浮出水面，对复原历史很有帮助。
在复原历史的工作中，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史的研究对重建历史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弥补了文献材料的阙失。但两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自己在历史事件的特定角色出发讲述的个人经历和见闻，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则是从整个事件的完整性出发，向当事人叩问真相，追寻历史的无字之书，是一种去伪存真的研究性工作。1978年，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为配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需要，金春明、于南等一批前辈学者，对“七·二〇事件”的孔庆德副司令员和“百万雄师”头头等有关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在中央党校最先讲述了“七·二〇事件”的课题。这应是对“七·二〇事件”最早的口述史研究了。在“文革”的群众运动大事件中，“七·二〇事件”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有关著述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服务于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遮蔽许多东西，回避许多敏感问题。所以有些经历者感慨地说：“真实的历史藏在人们的心里。”现在，这段历史早已经从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淡出了，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当时的年青学子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复原这段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许多历史细节还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任务又很难完全依靠更年轻的下一代学人来做。固然，在后人的眼里可以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这段摧心剖肝的历史，但是要求他们完全体会到那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情景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不仅需要经历者为后人提供更完全更具体的历史信息，还要传承给他们对历史现场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所以，江青的首任秘书 阎长贵 先生把传承“文革”的历史记忆，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
徐海亮先生是记录“文革”历史的有心人。“文革”发生时，他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文革”学生运动的一个重镇，运动的信息比较集中，所以他能对“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整个过程有着比较完整的历史印象。这些年来，海亮先生收集了大量武汉“文革”的史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编著了《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一书（2005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访、探讨，订正、完善，写出这本集中记录事件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这本书逐日记载了“七·二〇事件”前后半月发生的事情，材料非常丰富。包括了当时的官方文件，群众组织散发的传单小报，当事人的回忆，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作者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有武汉军区的，有中央文革的，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两派群众组织活动积极分子、当年专事重大采访的记者、中间派群众、后来研究者的。这样就从不同当事人的不同事件角度，构成了互证的全息的历史链条。在对“七·二〇”群体性事件的历史叙述中，作者主要以群众的历史活动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重点放在“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方面，把“文革”的上层活动和群众的底层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显现了历史发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上下互动中考察历史活动，立体地再现历史现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无疑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在这部书中，作者试图让“七·二〇事件”的各方当事人一起“对簿公堂”，让每一方的当事人都说出有自己的道理，这是对历史抱有同情式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只有让各方都陈述自己的理由，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发生过程的复杂性，才能进而认识到对于这次悲剧的发生，冷静地思考我们集体走进的失误，剖析我们真正缺失的东西是什么。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当前中国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情况严重，民粹主义情绪渐有高涨之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盲目赞扬，所言多是对历史的错觉误记，这即说明了我们历史记忆的残缺，更表明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情绪。这是很有些问题的事情：一方面，这段历史离开我们并没有多远；另一方面，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头脑中确实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让我们的为史者感到惭愧。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温历史，警示未来。读读这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历史记载，看看我们当年的理性与疯狂、真诚与虚妄，应是不无裨益的。可以说，昨天的历史教训，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必须作为镜鉴的问题。
2010-9-13 ，于大有北里望山居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