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爱以“耳聪”和“目明”称赞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老。“耳”和“目”两者分别被单挑出来，说明它们作为人的一种自然功能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整体良好状态。在一般情况下，“耳”和“目”是人们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两个重要感官，二者互相补充不多不少直通“智慧”之门。一部分从事专业或技能的人会与耳或目具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譬如说音乐是听觉艺术，绘画是视觉艺术。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一生中得益于“耳听”和“目视”的东西究竟何者居多，是不容易衡量的。而且这也要看他是否能够善于运用他的耳目。在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之间、在“看不惯”和“听不进”之间，听而不闻和“听不进”有时对人产生的不良影响可能更大。中国有一个很崇高的字，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过去写作“聖”的字，它的一个最基本意义就是人们都希望的“聪明”的“聰”。据说，“聖”源于与他息息相关的“聲”和“聽”，原义为从耳闻的具体事物中通晓其根本(所谓“闻声知情”、“声入心通”)。我们的先师孔子谦虚地坦称他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而是一个从十五岁开始以学问为志向的学而知之的人，在经历了三十岁的“自立”、四十岁的“不惑”和五十岁的“知天命”等阶段后，到了六十岁他才达到一种他称之为“耳顺”的境界。什么叫做“耳顺”呢？中国古代有影响的经典解释家把他注解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并无所违逆或“所闻皆通”。可以把这个解释概括为“闻而知之”，他与通过听而获得“聪明”和“智慧”的“圣”巧妙地相呼应。也许是这个“顺”字与“耳”字联系到一起让人感到不顺或费解，有人富有想像力地把“而耳顺”推测为“而已顺”，说人到了六十岁达到了“顺天命”之境。我们善于怀疑的胡适之博士，提出了一个更为新颖的解释，说是到了六十岁能够容忍“逆耳”之言，听“逆言”而不觉得“逆耳”。这是一个合乎常识并且具有启发性的解释。

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的基因作怪，人类常常喜欢听好听的话，一听到拂耳之言就容易产生不悦甚至愠怒之感。一个人特别是身居要职的人要能够心悦诚服地倾听逆耳之良言并从中获得智慧就需要一种容忍和大度的雅量，这往往依赖于人们的心性修养和对其人性缺陷的克制。要不然，就会给那些善于运用花言巧语和投其所好的人提供可乘之机，并伤害那些直言不讳的忠诚之人。我们的历史上有所谓明君与昏君、忠臣与佞臣之分。明君与忠臣、昏君与佞臣常常是互为因果，而明君与佞臣、昏君与忠臣自然是互不相容。开明的君主因忠臣而开明，并因君主的开明而亲近他的忠臣远离其佞臣；昏庸的君主因佞臣而昏庸，并因君主的昏庸而宠幸他的佞臣并残害他的忠臣。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听文王与姜太公、越王与范蠡、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人们肃然起敬，但听到纣王与恶来、微子和比干的故事，听到厉王与荣夷公、召公的故事，听到楚怀王与上官大夫、屈原的故事，听到宋高宗与秦桧、岳飞的故事，人们就会对纣王、恶来、厉王、荣夷公、怀王、高宗痛恨有加，并为微子、比干、召公、屈原和岳飞深感悲伤。决定故事不同结局的重要因素，就是君王能不能听进去他的忠臣的逆耳之言，或者喜欢不喜欢听佞臣的谗言媚语。如厉王听信与他一样好利的宠臣荣夷公，对他的忠臣芮良夫和召公的进谏无动于中。他使用巫师监听“诽谤”他的人并加以诛杀。他还得意地告诉召公说，他能消除“诽谤”他的人使他们“不敢”言语。在帝国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中，大臣们向皇帝进行“诤谏”是受到鼓励并被允许的。在关键时刻，为了使皇帝的决断正确而不导致严重后果，那些非常具有道德勇气和正义感的大臣甚至采取当面触死的方式以感动皇帝(“尸谏”)。在个别情况下，如果君主事先就某事严禁进谏，那么具有幽默感的官员也会采取婉转和巧妙的变通方式(所谓“讽谏”)以使君主改变他的固执态度，这样做而成功的事例也不少。《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淳于髡讽谏齐威王而使齐威王一鸣惊人、“罢长夜之饮”，优孟讽谏楚庄王而楚使庄王中止为其宠爱的病死的肥马举行隆重的丧礼。人们也知道司马相如以辞赋“寄寓讽谏”的故事。

中国古代哲人和贤士拥有如何倾听和采纳“不同”见解进行正确决断的洞见。我们的聪明的子产提出，在君主的决策之中需要运用使众异之物“济和”而不是使单一因素“一同”的智慧，大臣有责任对君主的“可否”提出相反的“否可”以使之完备。我们的哲学家孟子为齐宣王提出的选贤和判杀方式，甚至浪漫地要求听取从身边之人一直延伸到国中所有之人的意见。人们习惯上往往容易看重实际的财物而忽略“良言”的价值，其实良言有时比财宝更珍贵。古人有一个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极端的说法，叫做“君子送人以言，小人送人以财”。佛经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被派往国外购买珍宝的人，惊奇地发现市场上有一个人出售智慧，他就用五百两金购买了这个人的二十字箴言(“长虑谛思惟，不当卒行怒。今日虽不用，会当有用时”)，并因此而避免了伤害他亲爱的妻子和母亲的悲剧发生，他惊呼便宜至极。《天尊经》借用这个故事晓喻说“一言之助，胜于千金之益”。在理智上，人们大概愿意接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忠言逆耳利于行”和“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等一类古老的真理，或者乐于信服伟大哲学家老子早就告诫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哲理。但在行为上，人们又容易背离这些训言，不愿意或听不进去“逆耳”之良言而犯下严重的过失。这说明能听进去并接受“逆耳”之“信言”并由此而变得聪明，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逆言”而“顺听”，虽逆而已不觉其逆。孔子到六十岁能达到这种“耳顺”的“听德”和“雅量”，看来他觉悟的时间仍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