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1949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
司马璐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5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
当时，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刘主席语录》的出版满足了海外众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们从这两本语录的对照中来分析、思考、判断中国内地两条路线的斗争。例如香港《明报》1967年8月16日发表的司马长风的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11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了。
经多方搜寻，2003年春天我如愿以偿购到了这本小书。全书如《毛主席语录》一样分为33个部分的内容，包括党的建设、个人崇拜、党员修养、知识分子、全民国家、自由化经济、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