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有盛有衰，有起有落。在谈到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时，不能不对拜占庭皇权地位长期的不稳固有所了解。据统计，从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之时算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佩利奥洛格斯王朝覆灭之时为止，这段时期内拜占庭先后有107位君主占据了皇位，其中，只有34人死于床上，8人死于战场或意外事故，其余那些人，或者自愿退位或被迫退位，或者暴毙，包括被毒死，被闷死，被绞死，被刺死，以及因被致残而亡。在这段时期内，宫廷中，街道上，或军营中，一共发生过65次夺取皇位的叛乱（注：参看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这些都表明拜占庭帝国的内乱几乎不曾停止过，觊觎皇位的人每个朝代都不在少数，并且他们都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佩利澳洛格斯王朝皇权衰弱时的政治混乱状况，不过是以前几朝晚期的历史重演而已（注：参看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然而，这还不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王朝交替和皇位的更换不等于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并非亡于国内臣民的反叛，而是亡于入侵者奥斯曼突厥人之手。
一、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
帖木儿的西征并在安卡拉附近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20万大军，生俘了巴耶济德一世，这只是延续了拜占庭帝国的寿命，使它多生存半个世纪。帖木儿去世和奥斯曼帝国再度兴起后，拜占庭灭亡的时机终于来临。为什么这个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拜占庭帝国会在1453年覆灭呢？这时它面临的敌人太强大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根本没有力量抵御这一强大敌人的进攻，这当然是它灭亡的直接原因。比如说，奥斯曼军队人数众多，拜占庭根本没有那么多军队，在君士坦丁堡保卫战中，拜占庭守军只有奥斯曼军队的二十分之一。又如，奥斯曼军队拥有强大的炮兵，他们能制造大型火炮，而拜占庭军队没有火炮。尽管他们早已掌握了火炮的制作技术，但没有财力来制造。（注：参看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7、449—450页。）
还不应忽视，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没有一个肯真正帮助自己的友好国家。威尼斯、热那亚的经济实力充实，军队、尤其是海军，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它们都只是想乘拜占庭帝国内外交困之机获得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更多的许诺，并从拜占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捞到更多的利益，甚至还想同奥斯曼帝国分享战利品。以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它只考虑自身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拜占庭帝国一旦灭亡后东西方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给威尼斯带来的不利后果。威尼斯的贵族们“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1] (P67)短期的商业利益蒙住了他们的眼睛，结果，听任君士坦丁堡陷入奥斯曼帝国之手。
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它的灭亡固然引起了西欧的巨大震动，并为此祈求上帝把人们从这场大灾难中拯救出来。但不少西欧人却认为，希腊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堕落的教会分裂者，他们脱离了罗马教会，所以遭受亡国厄运是罪有应得。（注：参看黄维民：《奥斯曼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拜占庭灭亡的悲剧短时间内“又在整个欧洲恢复了旧日的[要求团结一致的对付东方敌人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1] (P91)。西欧再也号召不了人们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了。西欧的基督教徒们确实曾为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捐献了钱财，但这些钱财却被教庭的继承者侵吞了。不仅如此，在西欧，“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1] (P92)。
毫无疑问，拜占庭帝国是在孤立和绝望中被入侵者毁灭的，这可以被看成是它灭亡的又一直接原因。
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宫廷斗争不绝，地方势力离心离德，贵族豪门腐败淫乐，社会上层又明显地分裂为亲罗马教皇派(亲西欧派)、亲奥斯曼帝国派和既反对西欧和罗马教皇，又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派，三派勾心斗角，互不相容，以至于有人认为拜占庭帝国不亡是天理难容。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有人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注：参看尹曲：《拜占庭帝国是怎样灭亡的》，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50页；参看列夫臣柯：《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这一事件的历史后果》，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11期。）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却没有具体的、深刻的分析，也无助于问题的解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拜占庭不应当一直把战略重点放在西方而忽略了敌人主要来自东方。这种说法是与拜占庭帝国的“罗马情结”有关的。“甚至直到1453年，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这个东地中海国家，仍然以‘罗马国家’自居，其臣民也都自称为‘罗马人’，其教会自称为‘罗马教会’。而且，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历代皇帝几乎没有忘记‘光复故土’的使命，一直把他们的战略重点放在西方。历史证明，这一观念是使拜占庭国家在维持生存将近1000余年后，终于没有逃脱最后灭亡的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2] (P50)这种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把“罗马情结”的存在和维系说成是拜占庭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似乎强调过度了。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拜占庭臣民“似乎都缺乏智能上的首创精神，以及那种依赖于想像力的创造才能”[3] (P300—301)。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帝国中那些有知识的人不研究学问。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但“他们的才能和勤奋——有大量既有才又勤奋的人——导致了知识的堆积、事实的纪录、对神学或考古学中的细微末节的考察”[3] (P301)。这些学问不代表创造力。为什么会这样，这只能从拜占庭的专制统治和政教合一体制来解释。在皇权和神权双重高压之下，只能导致对思想的遏制和对创造力的扼杀。
应当指出，上述这些说法都还没有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拜占庭帝国当初兴盛，依靠的是什么力量，而它的衰亡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
二、拜占庭帝国的依靠力量分析
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由衰到亡的历史表明，它兴盛时依靠的不仅是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有力量来支持帝国的存在和运转；至于帝国衰亡的内在原因不仅是失去了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更重要的原因是：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即使想支持帝国，也已力不从心，没有力量来支持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拜占庭帝国把本来能够支持自己并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毁掉了。自毁基础，焉有不亡之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历来是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东正教的城市，在拉丁帝国统治期间曾经成为尼西亚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的复国就是以此为基地的。1326年，尼西亚在抵抗奥斯曼军队无效后失陷了。结果，这里的居民转而支持奥斯曼突厥人，不少居民为奥斯曼帝国而战斗（注：参看拜伦：《拜占庭的成就》，伦敦和纽约，1987年，第284页。），对拜占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罗马帝国后期，帝国东部已日益东方化。也就是说，从拜占庭帝国成立之时开始，它就是一个接近于东方专制国家的帝国，罗马帝国前期政治制度的传统一一被抛弃。城市的自治地位、公民的政治权利、皇帝的第一公民身份，也都消失了。皇帝已经不再是第一公民，而变成了神的化身，是至高无上的神在人世间的代表，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独裁者。拜占庭帝国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上下一步步发展起来并走向兴盛的。
那种认为拜占庭帝国后来之所以衰落，是由于它的臣民缺乏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说法（注：参看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48页。），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拜占庭帝国自称是罗马帝国，从开始到终结都如此。君士坦丁堡一世以后的各个王朝、各个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注：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籍在叙述本国历史时，总是从罗马建城开始，把凯撒、奥古斯都的事迹都包括进来。但拜占庭的居民从内心认同这一点吗？不。真正的罗马帝国，那是好多年前存在过的国家了，所留下来的只是名义。如果说查士丁尼一世曾把大部分意大利土地重新置于君士坦丁堡统治之下，那么科穆宁王朝、安基利王朝以后呢？意大利又丧失了，君士坦丁堡同意大利已没有关系。特别是到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拜占庭帝国的疆土仅仅是君士坦丁堡及附近的地区、希腊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它们都是罗马共和国初期通过对外战争而征服的土地，那里的居民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入侵者罗马人的后裔呢？怎么会认同由外来的罗马人建立的国家呢？他们会想，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罗马帝国同自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它而流血牺牲？
尤其令拜占庭人反感的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和洗劫。在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拉丁帝国，是来自西欧(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诸侯们和骑士们的国家，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正是罗马教皇。难道拜占庭人会热爱这些拉丁人和这个拉丁人的帝国？正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拜占庭人的“罗马意识”更淡薄了，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界限更明显了，拜占庭人怎么可能为一个名义上的祖国——罗马帝国——效忠呢？当奥斯曼帝国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与其说民众是在保卫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不如说是保卫一种文明。（注：参看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罗马人用的是拉丁语，拜占庭人用的是希腊语，而且在罗马征服之前就一直使用希腊语；罗马人信仰天主教，拜占庭人信仰东正教，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希腊-拜占庭文明。拜占庭人不但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而且认定正是罗马教皇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拉丁帝国的建立，并时时刻刻打算让拜占庭改变信仰。因此，13世纪前期，他们反对拉丁帝国，为的是保卫自己独特的希腊-拜占庭文明；14世纪到15世纪前期，他们反对拜占庭某些皇帝对西方的屈从和对罗马教会的让步，同样为的是保卫自己独特的希腊-拜占庭文明；15世纪中期，他们为君士坦丁堡而抗击奥斯曼帝国不也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独特的希腊-拜占庭文明么？拜占庭人是为一种文明而战而并非为一个所谓的“罗马帝国”而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长期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城市经济受到严格的管制，工商业者分别隶属于某一个行业组织，一般的工商业者的自由经营程度已经远远不如罗马帝国盛期，但他们的税负依旧沉重。如果他们违背了同行业的规章或欠税不缴，对他们的处罚是严厉的，包括监禁，受鞭打，断肢，没收财产等。工商业者的经营受管制，活动不自由，处罚又严，一些工商业者为躲避税收，只好弃业出逃。这种管制直到拜占庭帝国晚期才有所放松，但工商业者的实力这时已经弱了很多，因为海外贸易被意大利人垄断，没有他们的地位，而国内贸易又因拜占庭领土的缩小和人口的减少，市场不大，从而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小农的处境与罗马帝国盛期相比，也恶化了。在拜占庭帝国，小农不仅被束缚在所耕作的土地上，而且政府在纳税方面实行连环保制，使小农的流动性更受到限制。政府为了保证兵源，以及为了保证税收(因为政府知道，从小农那里征集各种实物要比从大地主那里征收容易得多（注：安得里亚德斯：《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生活：人口、农业、工商业》，载贝恩斯和莫斯主编：《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导论》，牛津，1953年，第56页。），曾一再反对大地产兼并小农，并且还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只有在中央权力强大时才能被有效推行，一旦中央权力衰弱了，小农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以至于他们宁肯投靠大地主、教会、寺院，以维持生活。
总之，本来可以成为拜占庭帝国支持力量的城市工商业者和小农，到了拜占庭帝国晚期，再也没有力量支持这个国家了。谁来为拜占庭军队提供经费？税源已经枯竭。谁来拜占庭军中服役？后来几乎全是外国雇佣军。（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修订版，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483页。）这些外国雇佣军对拜占庭的危害性更大。以加泰罗尼亚兵团为例，这是一支由加泰罗尼亚人组成的军队，其司令为加泰罗尼亚贵族罗杰·德佛劳尔，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驻扎在西西里，以被人雇佣作战为业。14世纪初，“加泰罗尼亚人发现已无人雇佣他们。在这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诸省第一次为日益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所威逼，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邀请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前去援救。”[4] (P499)这等于引狼入室，因为加泰罗尼亚兵团简直就是一伙强盗，“他们不是去帮助皇帝，而是袭击了马其顿和希腊。”[4] (P499)其实加泰罗尼亚雇佣兵人数并不多，只有6500人，但他们是一群亡命之徒，贪利忘义，见财物就抢，无恶不作。何况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在邀请他们前来抗击奥斯曼人时曾许诺给他们高薪酬，事后却不如数付清，这些桀骜不驯的雇佣军就占地称霸了。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境内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甚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统治所占地区，横征暴敛，发号施令，一直延续到14世纪末，才被另一支雇佣军逐走。这不是外国雇佣军在拜占庭帝国晚期割据称雄的唯一例子。而这些没有纪律并且往往同入侵的外敌相勾结的外国雇佣军，在城市中抢劫财物，在乡村中既劫物又掳人，从而又进一步打击了拜占庭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即使这些雇佣军不抢劫财物，不掳人，拜占庭帝国的城乡居民为了供应这些军队而长期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他们不得不为造船、筑垒、架桥、修路寻找物资和劳力。最严重的是，他们还要承担一些沉重的义务，如向王室官员和军队提供膳宿，承担运输工作，向路过的军队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各种物品等。”[5] (第1卷，P197)尽管帝国的公民都要承担这些义务，但有权势的大地主时常得到豁免义务的恩准，甚至他们还能禁止官员和军队进入自己的土地，所以负担无疑落到了工商业者和自耕农身上。
自耕农之中，有的在战乱或土地兼并中失去了土地、家园，有的被掠去当苦工，有的投靠了教会、寺院或大田庄，安心做一个佃户或长工，这也比饿死或流离失所好些。他们这些人本来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可靠的支持者，皇帝们不珍视这些人的支持，不知道自耕农队伍的流失就是在毁坏自己赖以强盛和生存的基础，等到无兵可募，无兵可战之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晚期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自毁基础的悲剧。
三、西罗马帝国亡国悲剧的重演
实际上，这一切无非是将近1000年前西罗马灭亡时悲剧的重演。当初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就在自己毁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中产阶级。拜占庭帝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兴盛时，“生活着一个由银行家、实业家和商人组成的活跃而聪明的资产阶级。这些人，同能干的和爱财的手工业行东和小商人一道，形成了一个中等阶级，它是拜占庭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并用自己的劳动使拜占庭富裕起来。”[6] (P55)农村中的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同样是构成拜占庭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乡村的中产阶级。然而，在拜占庭帝国晚期，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中产阶级都被摧残了。历史悲剧不幸地再度出现。
城市工商业者之中，有的被横征暴敛压榨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抛弃家业而外逃，有的因拖欠税赋而被捕，被抄家，受刑，有的已无生意可做，只得过着贫苦的生活，还有的则被威尼斯商人、热那亚商人或其他外国商人排挤得没有立足之地，干脆投靠了这些外国商人，替他们服务。城市工商业者原来不仅是帝国的主要纳税人，为国家的财政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还是帝国生存的支柱，正是依赖他们，帝国的城市才如此繁荣，吸引了无数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帝国所需要的各类物品才如此丰盛，使城乡居民生活安定、舒适。然而，正如不少皇帝不知道自耕农存在的重要性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城市工商业者富庶对帝国的重要性。政府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自耕农的权益，又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城市工商业者。帝国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础动摇了，损毁了，帝国大厦的倾坍是注定的事情，帝国的命运已经是更改不了的。当然，不能否认某些皇帝也懂得扶植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对于巩固帝国统治的意义，他们也曾采取过有力的干预措施。例如，马其顿王朝的罗曼纽斯一世宣布“今后我禁止地主在农村公社里占夺土地”[6] (P84)，并颁布了法令。马其顿王朝的巴西尔二世对地主豪强的打击十分严厉。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看到地主横行乡里，听到农民的控诉，他写道：“当我经过这块地方，从贫民的控诉里认识了情况以后，命令把他(地主)的壮丽宅第削为平地，把他的强夺的财产归还贫民。”[6] (P84)但个别皇帝的行为至多只能暂时有效，大地主势力的膨胀如故，小农依旧被他们兼并。
当自耕农逃散和城市工商业萧条、萎缩之后，拜占庭帝国还能依靠什么人？
先看国外。拜占庭“孤傲地屹立，没有朋友”。[3] (P51—52)没有一个国家真心愿意帮助拜占庭帝国度过难关。拜占庭的皇帝们即使在已经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里还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他们不屑于交朋友。没有朋友，可是敌人却太多了。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包括那些表面上装成友好的姿态，却一心想把君士坦丁堡的财富攫为己有的西欧的国王、教会和城市共和国。
再看国内。依靠贵族豪门吗？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未来利益只有依靠强者才能得到保障。当奥斯曼突厥征服者答允尊重拜占庭各地大地主的权利，允许他们照样持有地产，甚至承诺“使你们过得比以前更好”时，一些大地主就归附征服者了。（注：参见莱沃：《佩利奥洛格斯时期拜占庭的贵族：发展受限制情况概述》，载莱沃：《拜占庭的性别、社会和经济生活》，阿希盖出版公司，1992年，vi. 第151页。）同样的道理，如果罗马教皇和听从罗马教皇旨意的西欧封建诸侯能提供这种保障，晚期拜占庭帝国的王公们是会转而投靠西方的。即使是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庭贵族，他们认为只要奥斯曼帝国不强制他们改变宗教信仰，对于归顺的基督徒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也会转而投靠东方。奥斯曼突厥人在征服初期，的确是这样做的。可见，拜占庭这些贵族豪门把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的利益，他们作出投靠西方还是投靠东方的政治选择，不是偶然的。当帝国这艘大船在风狂浪急的海洋中即将翻沉的时刻，他们不是在想如何挽救这艘危船，而是想如何趁早弄到一条救生艇，让自己和家族成员搭乘这条救生艇从海上逃走。帝国没有可用之兵了，他们肯舍弃家产去战死沙场吗？帝国没有可用之财了，他们肯捐献家产以供国库所需吗？个别贵族会这样做，但大多数贵族，特别是已逃难到君士坦丁堡以外地方或本来就在外省称霸一方的贵族们，才不考虑这些呢！这就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前上层社会的写照。
至于那些穷人，他们却是另一种想法。他们对政府不抱幻想。从科穆宁王朝以来，包括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担任高官的全是皇亲国戚。国库无非是皇帝私人府库的延伸。（注：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17页。）所以穷人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自己的处境，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拜占庭帝国晚期，国家财政已经这样困难，城市经济已经这样萧条，乡村已经这样不安静，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已经沦为一个绝望的阶层。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改变现状，只要现状一变，他们的处境总会比现在好一些而不会更糟。对广大佃户来说，至多只是换个主人而已，他们甚至把新主人的来到看成是一种解放。（注：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90页。）
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穷人们或低收入家庭会不会保卫自己的拜占庭文明，或者说希腊文明，而同入侵的奥斯曼突厥人斗争到底呢？这是不可能的。在东正教传播过程中，古典的希腊文明已被当做异教的东西而不被民间所理解，甚至被排斥。拜占庭社会实际上分为三个文化阶层：一是极少数文化精英，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等级，他们曾在专门的学校里学习过古希腊语法和修辞学，然后有资格进入各级行政机构工作或充当教会的上层神职人员。他们无法与公众在文化上沟通，因为他们的文化是用死文字表达的。二是人数较多一些的、相对而言能读会写的公众。三是大量文盲，他们很可能占到人口的95％以上。（注：曼戈：《拜占庭和它的形象》，伦敦，1984年，Ⅲ. 第49—50页。）这表明拜占庭帝国的穷人与古典的希腊文明无缘，对拜占庭文明也不了解，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战斗。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由于自己是东正教的教徒，会不会在未来的宗教迫害中遭到屈辱和杀戮？他们设想，只要自己归顺了入侵者，可能保住一条命。万一不成，为了活命，只好选择外逃。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注定要被奥斯曼帝国攻陷的城市中呆下去，自己什么也得不到，反而有生命危险，不如逃到偏僻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山里，跑到偏远的小岛上去。他们认为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对自己并没有恩惠，何苦替它卖命呢？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想组织一支由穷人组成的军队去同入侵之敌作战，但能招到的志愿人员很少。在帝国大厦即将倒坍之际，愿意为它卖命的人的确不多了。
拜占庭帝国正是在这样的凄凄惨惨的景况下度过它的末日的。政治上内讧四起，皇帝的权威已荡然无存。经济上衰败破落，连雇佣兵的军饷也筹措不了。道德上，精神上，信念上，全崩溃了。这时候，既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共同体。“当人们不把其他人看作是他们的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并且不接受道德秩序对行为的最低限度要求时，道德无政府状态便存在于一个社会中了。”[7] (P160)这正是拜占庭帝国末年社会的写照。
罗马教廷，是拜占庭帝国指望不上的。1369年，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在约翰六世被废黜(1354年)而成为唯一的皇帝15年之后，约翰五世亲自来到罗马求助于教皇，誓言尊奉教皇，以教皇动员西欧各国出兵援助拜占庭为条件。教皇同意帮助他，但西欧不出兵，此事不了了之。约翰五世回国途中，被威尼斯扣留下来，作为人质，以偿付拜占庭欠威尼斯的债款。只有当他的次子曼纽尔带去了赎金，约翰五世才得以回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变得比以前更穷了，并且(约翰五世)因为背叛了东正教又被人民诟骂”。（注：杜兰：《世界文明史》，第6卷，“宗教改革”，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再看罗马教廷内部的情况。姑且不谈1378年到1409年间两个教皇的对峙、1409—1417年间三个教皇的并存，也姑且不谈自14世纪以后从罗马教皇直到下层神职人员是如何贪婪和腐败（注：在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中对这种贪婪和腐败有详细的记述(《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第256—263页)。），就从1417年宗教会议上废黜了原有的三个教皇，选出新的教皇马丁五世，西方教会终于统一之时说起，罗马教廷关心的主要是内部整顿、改革问题，它还时时刻刻想趁拜占庭帝国之危，把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纳入自己的一统之下。当这一愿望遭到君士坦丁堡教徒们抵制而未能实现之后，教皇便不再关心拜占庭的死活了。“即使像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所占领(1453年)那样轰动的事件，既未能燃起基督教世界早已冷淡下去的热情，也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尊荣，甚或更加卑鄙地一味追求扩大家族势力的情况。”[8] (P107)教皇口头上也说过要再次组织十字军东征，“当然只见于演说和通谕，而未见诸行动。”[8] (P106)西欧各国，有的为拜占庭帝国灭亡而感到惊慌，因为作为东面屏障的君士坦丁堡失陷了，眼看奥斯曼人就要大举进攻西欧，自顾不暇，哪有力量去收复拜占庭帝国？有的则考虑如何讨好奥斯曼人，以便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教皇尼古拉五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于1455年郁郁而终，这时他才58岁。(18)
末日来临，屡经劫难的君士坦丁堡尽管依然以雄伟壮丽的教堂、皇宫、城堡和公共建筑物而闻名于当时的欧洲，却没有一支可以保卫它的可靠力量。王公贵族和富户离心离德，地方势力各怀鬼胎。穷人中，有的逃命了，有的像往常一样冷漠，有的还寄望于新主子可能会改变一切。本来可以成为帝国支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这时已经没有力量再为帝国统治的延续而作出奉献了。兵源已枯，税源已竭，“甚至也没有爱国主义曾经一度给予它道德上的一致了”[6] (P269)，或者，正如迪尔在所著《拜占庭：辉煌与衰败》一书中所评论的，拜占庭帝国到了这个时候，不仅无兵无钱，而且已经没有爱国精神了。(19) 对于它的臣民来说，留下来只是对昔日回忆的悲叹和抱怨。等待着拜占庭帝国的，只是覆灭。
研究拜占庭历史，不仅可以弄清楚“这个古代强国兴衰的历史”，可以懂得“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而且还能“很好地理解中世纪欧洲、西亚的历史发展”。[9] 但这段历史却十分耐人寻味。当初灭掉西罗马帝国的是日耳曼蛮族，他们在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低于罗马人，他们是在迁居到西罗马境内之后，也就是迁居到“新世界”之后，才接受基督教的，因此，“日耳曼人不可能，况且也不想摒弃帝国的文明。”[10] (P5)也就是说，“尽管新世界沦为蛮族的殖民地，就总的轮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10] (P5)拜占庭的命运则不同了。灭掉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它接受了塞尔柱突厥人的传统、伊朗人的文明，还接受了伊斯兰教。被灭掉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再保持旧的面貌。拜占庭帝国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在历史上消失了。“拜占庭王朝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它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个奇迹。”[5] (P51)我想，不少读者们和我一样，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哪些历史给予的宝贵启示？会有哪些超越拜占庭历史的领悟？
【参考文献】
[1][瑞士]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徐家玲.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英]布莱斯. 神圣罗马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美]汤普逊.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英]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法]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美]布坎南. 自由、市场和国家[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8][英]波特.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凌强. 应重视拜占庭史的研究[J]. 世界历史，1986(11).
[10][比]皮朗. 中世纪的城市[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