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无不涉及，大有全面进攻的态势。三是扔下面纱，与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他们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更为激进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讲演中，把当今的“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 “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介绍这一波博弈之前，先说一件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第四波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
老左派事先得知此事酝酿过程，先发制人。《真理的追求》杂志在2001年1月号就发表项启源的文章《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中流》杂志4月号发表宫韫书的文章《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动作没能挡住江泽民，老左派十分气愤。江泽民讲话之后，7月20日，邓力群、吴冷西、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在社会各界和网上广泛流传。信中说：“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和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这是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 “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站出来反对老左派。他在7月24日的《发展导报》上发表文章《让有产者在政治上站起来》，指出个体私营业主也是劳动者，应该与其他阶层享受同等政治待遇。
这一回合，老左派实名上阵，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决绝态势，渐行渐远。
接着介绍第四波交锋。
自2004年6月起，郎咸平接连在内地媒体上揭露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他认为，国企不需要改革，国企改革必须停止，应该“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国企改革”。郎咸平的意见引起激辩，改革大争论由此而起。
在此期间，郎咸平多次与左派人物开会，共同声讨“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老左派兴高采烈地称赞说，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郎旋风”。
2005年11月27日，郎咸平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文章说：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政府腐败低效。再加上没有法治，官商勾结，环境污染，黑道拆迁，资金外流，大量浪费，司法暴力，已经天怒人怨。中国社会之坏，是5000年历史从来所没有过的。他问道：“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些网民说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关于停止国企改革的主张，遭到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秦晖、刘吉等人的批评与驳斥。国资委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郎咸平简单化、情绪化的意见。胡鞍钢则赞成展开争论，认为有争论是好事。
2005年7月，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网上问世，被称为“重磅炸弹”。时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一些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他说，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复苏。一旦中国经济改革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基础就变了，共产党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代表就要掌权。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毛泽东旗帜网站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 “刘旋风”。在发言中，有人说，自1993年起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改革。有人说，与私有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反对和平演变的大演习（指文化大革命），难能可贵。有人说，国家财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也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问题。
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争论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还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
高尚全出来驳斥刘国光说，中国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难道摸着石头过河是新自由主义吗？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吴敬琏、晏智杰、皇甫平、何祚庥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巩献田的意见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旋风”。
巩献田说，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 “废除和破坏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正是这样写的；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具体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平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此信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老左派为之叫好，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
但是，法学家江平指出，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 “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姚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如果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同样侵犯，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不会答应。
争论了近两年。巩献田先后发表20多篇文章批评《物权法（草案）》，并多次发起签名活动，反对《物权法（草案）》，最多的一次签名者达3000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巩献田表示，他不服输，还要用各种方式反对《物权法》。
2005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业和国防工业。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
2007年5月1日，一份由年过90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信《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网上流传。
《建议书》坚决反对国务院的“36条”。马宾等人说，“36条”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致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支持？《建议书》说，国内贫富分化，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造成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不利。马宾等人提议，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撤销“36条”。
老左派大声疾呼的讨伐造成了混乱。2008年7月21日，时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36条”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落实起来非常困难。保守势力和一些垄断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阻碍贯彻“36条”，私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门槛，被挡在“玻璃门”之外。
最严重的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七大召开前夕。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刺痛了社会神经。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实名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引起轰动。海外媒介也纷纷发表这封“爆炸性”信件。
信的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信中说：这一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公开信说：“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改正错误，回头是岸：“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力点。
应该说，这些老人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
针对老左派大举进攻否定改革开放，当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胡锦涛在报告中列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结论说：“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老左派提出的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要求再次碰壁。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十七大精神未能说服老左派改变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老左派反而发起了更激烈的反抗。渐行渐远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批判邓小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十七大之后半年多，2008年4月，我曾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均系自费印制。马宾的 《纪念毛泽东》，30元一本。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25元一本。
马宾在书中说，中国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他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怎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呢？马宾说：“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此，马宾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马宾著作座谈会，会后还印发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在乌有之乡书吧发售。
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邪教状态，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他说：“‘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发扬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张先生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30年来用这两个原则对整个国家进行强制训练，结果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本性支配的原始状态……演变为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则点名批判邓小平。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这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梅俏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做邓小平理论？”
一位叫敬东的发言最激烈。他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把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退化到了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这些东西招摇于市，通过改革开放把这些推上台，允许他们招摇过市，压迫、剥削、毒害人民，这算不得进步，这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
敬东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么严重的反共产党宣言的观念，使共产主义观念、思想、道德全被冲得人仰马翻，进而公开把共产党引向了邪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今天中国社会、官场、市场发生了问题，人民大喊大叫控诉的问题，令全世界耻笑的问题，正是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判的问题。可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派受打击、遭迫害，也有30多年了，这是中外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残酷。”
“马老以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他无私无畏的观点，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伪装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出卖和背叛。”
敬东呼吁道：“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马宾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超过邓力群，再加上邓力群病重住院，马宾遂成为老左派近年来新的领军人物。
梅俏所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则是一本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书的首页就有“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字样。该书盛赞“文革”是人类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该书在称赞江青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同时，说邓小平是 “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必须“彻底否定”。
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恐惧私营经济的壮大发展。
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份责任感。前些日子，《南风窗》杂志报道了老左派重要人物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李成瑞拿出自己一部分离休金捐赠给下岗工人。我虽然不赞同他的主张，但这种品格，还是值得尊重的。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乏力，腐败丛生，国富民穷，黑恶横行，法治不彰……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相当多的人甚至产生了束手无策的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略有扩大，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