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之中，一旦涉及“公共” 的字眼，就非常容易得到认可、信任、甚至是某种利益、合法性的暗示。这种倾向，如今再度进入了中国人表达信仰、复兴传统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而使祭祖、祭圣这样一个深厚的中国传统，在此被赋予了难得的公共象征意义。
近年来，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等等，今年还有武则天，都不约而同地相继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公祭领域。在急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建构成功，却无意间依赖着公共权力的力量，打造了一个公祭的社会行动模式。
这些公祭活动，如法如仪，几乎就是传统祭奠仪式的再现，越古越好。香火袅袅之中，击鼓奏乐，献上五谷三牲；主祭人颂读祭文，焚烧祭文，行礼鞠躬，甚至下跪叩头，功德捐献，……。主祭人大多是地方父母官人，决定了这种祭祀活动自然就是公祭，具有代表机制，建构了圣祖与炎黄后裔的中介机制。
实际上，这些人文之祖，这些圣人，既是人文之祖，亦是中国人崇拜的圣人，所以当中国人在祭奠自己的祖宗的时候，往往就是在祭奠自己传统的圣人。圣祖常能合一，构成了中国人的圣教内核。
然而，这个圣教核心的社会－伦理意义，却非一般祭祀仪式能够表达，亦非一般人能随意祭祀，某人能自由主祭。它们的祭奠仪式和社会活动资本，已经沉淀了太多的社会－伦理、甚至是政治的内涵。所以，大凡对这些圣祖的祭奠，无不象征着一个时代所能够赋予的最大意义。
有道是，孔子搭台，经济唱戏；或者是炎黄搭台，文化唱戏。传统信仰之古为今用，转型为古为公用，皆可在此行动逻辑中得到真实的象征。传统信仰的意义转换，在公共权力看来，惟有通过这样的公祭仪式才能出现。
公祭与私祭，在这里呈现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也许，这种界限还会象征了其他的界限，公私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象征形式而已。在这里，象征就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能够消解真实，弥合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同时也强化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对立。私人的祭奠行动无疑不具有公共象征意义，而私人的信仰，只有加入到这种公祭的象征模式之中，真实的信仰才能真实的呈现。
孔子故里的孔子后裔们，我曾远道去访问他们。他们对我说：曲阜那边祭祀孔子，与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做什么活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祭孔，但不去“三孔”，而是在自己的家庙里祭拜就可以了。我们村里有我们自己的孔庙。
对于这些孔子后裔来说，什么孔子搭台，经济唱戏，他们是不知道的，打造孔子经济，更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了。所以，他们的祭孔，当然就只能属于私祭，无法从中建构时代赋予的公共象征结构。
在湖北境内的炎帝庙前，我曾经看到了政府官员、有的还率领着本部门的所有干部，为了炎帝庙的建设所捐助的功德，并在炎帝庙前树碑立传，勒石纪念。可是，这些政府官员或干部职员如是为其他寺庙、宫观及其宗教活动捐助钱财，做了功德，不但不能树碑立传，勒石刻名，反而要被批评，被定义为参加迷信活动。因为，这些行动不会具有公共象征意义，更不要说，能够在这种功德之中衍生出时代急需的社会意义了。
公祭之下，私祭还会有什么作用呢？惟有公共的，才能具有信仰之意义。
像祭圣拜祖、经济－文化唱戏这样的时代意义，自然非一般人所能奏效。庶民百姓也不会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祭奠自己的先祖先圣。庶民百姓只能为了自己的平安、健康、富贵……去祭奠他们的爷爷、奶奶。正如他们在观看炎帝祭祀仪式时说的那样，平时只祭拜自己的祖宗，今天要看看炎帝的祭祀，祭祀中国人共同的祖宗。
不过，公祭的行动，也会像公共权力那样，尽管具有公共的仪式，却不一定就完全具有公共象征的内涵。人们最忌讳的那种假公济私的象征意义，也常常会在其中产生。在他们心中，或许也具备了打造孔子经济、民族认同模式那样的公共期待，但是，某些地方官员，也可能会把这些对于祖圣的公祭，当成了自己的政绩，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的神秘主义方法。如果有那么一次，他们没有如法如仪地祭祀这些祖神和圣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仕途了。古为今用，古为公用，同时亦可为私用。然而，由公变私，自然就丧失了其中的公共象征意义，极有可能在公祭模式中流失于迷信的。
这种信仰传统的制约，说明中国人不需要西方人那样的宗教体系，而是中国人只需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教化传统。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建制宗教，但是却具有自己深厚的信仰传统。所以，中国人就不一定要经由像西方基督教教会组织那样的宗教制度，才能把自己的信仰表达出来。私人、家族形式的、国家、公共权力的，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表达方式。像祭奠炎黄、孔子、孟子、武则天这样的活动，一定是公共权力的宗教特权。国家有公祭，家族、个人仅能私祭。这就建构了中国信仰的传统，公祭与私祭的界限，乃至公私领域的一种界限。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谁来组织？谁来表达？谁主持和操办这一祭祀活动的，谁就定义了这场祭祀的内涵。能否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效应，关键在于私祭仪式的主持人。这是特殊的中国信仰的表达形式。在一定程度之上，对于炎黄、孔子等等传统信仰对象，必须通过公祭这种仪式才具有公共的意义。谁是这种祭祀的主持者，谁就定义了这场祭祀的象征形式。公共权力的主持或主祭人，当然就象征着这类祭祀活动的公共意义。黄帝、炎帝、伏羲，乃至孔子、孟子、武则天……，在这种公祭的行动逻辑中，他们的真实身份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只是一种象征，而象征的真实意义已经渗透在今天时代的社会要求之中了。为此，对于这种仪式的解读方法，就只能在今天的时代要求中在寻找了。
至于私祭，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了。因此，这种公祭的行动逻辑，有可能暗示着中国当代信仰的某种再建形式，暗示着公共权力基础建构起来的公祭模式，从这种圣祖祭奠形式联结到公共信仰模式的复兴。因此，圣人信仰的复兴和炎黄认同模式的建设，也许就直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涵了，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种方法，民族主义的、公有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证明方法。
也许，这些打造孔子经济以及炎黄文化认同模式的公共行动，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意义被象征在里面，经济就是经济，民族认同就是民族认同，没有什么好象征的。或者就是这些公祭模式，使用了孔子经济、炎黄文化的象征符号，有意无意地把潜藏在其中的信仰、意义问题给遮蔽了。因为，国家及其公共权力毕竟是不好直接地表达、象征为一种宗教、一种国民的信仰形式。然而，恰恰又是这种日盛一日的公共祭奠、如法如仪的传统祭祖祭圣活动，又实在是具有某种深刻的伦理的和信仰的意义。因为，这是在祭奠中国人共有的圣祖，是中国人固有的信仰和传统。
这说明在中国人的信仰和信仰的表达形式之间，古往今来，都需要一个中介逻辑或代表体制。这个中介逻辑或代表体制，常常就是公共权力及其拥有者。惟有它们，才有可能具备或衍生出这样一种象征意义。中国人一旦涉及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公共信仰问题，就非经这个中间逻辑和代表机制不可。
在此逻辑和机制之中，圣祖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圣祖，他们无法被重新选择，无法被现代社会领域所分隔，从而不能进入私人领域成为私祭的对象。它们似乎与人们的私人信仰无关。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人们自己选择的信仰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去建构它们的象征形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