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舒城这个小县城，最近红爆网络。该县让万余名学生放假两天为400余位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让道”的消息引来议论纷纷。舆论比较一致的评论是，权力太霸道与嚣张。单从领导的做派看，确实如此。但是，估计舒城县领导不会认为这有多霸道，而且全国各地所有教育部门的官员，也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舒城县的领导，作出放假两天的决定，遭遇当地中小学校长的强烈反对了吗?如果遭遇一些中小学校长的反对，而领导强推，那才配得上“霸道”。现实的情形是，领导作决定，教育局发通知，各校也就响应了——至少从媒体的报道看，当地没有任何中小学校长提出异议——在领导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工作。

其实，舒城县的这种做法，在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不说地方政府每逢办事，都要组织教师、学生去捧场，做礼仪或者志愿者，有的地方政府还直接安排学校课程——河南漯河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读<说文>、识繁体、解汉字”活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说文》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组织学校利用广播、板报等载体，宣传《说文》和许慎文化(大河网4月30日);就是大学，给重要会议放假或者给重要接待“让道”，也不鲜见：校长一声令下，某个学院全体放假不上课去听某位领导的讲座，那是家常便饭。而中小学校领导，也游刃有余地动用手中权力，最近有新闻报道，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为了升学率，竟然不让成绩差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学校威吓学生，“只要你不报名参加中考就能拿到毕业证，但要是报考就不一定能拿到毕业证。”一些学生已打算提前告别初中生活，有的自暴自弃逃学沉溺于网吧玩游戏。据悉，该校150名毕业生仅有25名赴考(4月29日《信息时报》)。

权力总是要给自己行方便，找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美国总统，也想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荣誉博士或荣誉教授头衔——问题是，权力给自己行方便“方不方便”，以及他人给不给方便。看看民国时期的教育史，一帮办学者、教育者和学生，是经常不给权力方便(办学者和教授不给政府官员方便，教授不给办学者方便，学生不给办学者和教育者方便)，温家宝就曾谈到张伯苓，称他“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

也许要我们的中小学校长，不给权力方便，在现实环境中是奢谈——学校是政府部门“治下”的机构，校长由政府部门任命，不听话就会被免职查办——但是，如果每所学校的校长，都在政府部门的命令、通知下，不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家治校：教育家治校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不受权势的干扰，只做有益教育、符合教育规律的事。

同样，要让我们的学生，据理力争自己的权益，不理睬学校的违规做法，恐怕也不现实——自己的毕业证被掌握在学校手中，怎能得罪——可是，如果学生在明知自己权益受损时，却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学校也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受教育者。

改变这种状态，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新的财政拨款体系、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领导的任命机制，这是必须的。如果有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政府再想通知学校放假、在学校安排某些课程，那基本上毫无可能。

可是，实现这种关系的调整，单靠政府的觉悟，显然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是不愿意看到指挥、管理权旁落，权力不能再行方便的。推动这一关系调整的重要力量，除了至上而下的改革，就在于办学者教育家办学情怀的复苏，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维护。不妨设想，假使在舒城有10多所学校校长联名反对政府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假很难放下来;在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如果同学努力争取自己的考试权利，学校的规定也难见效。其实，这两起新闻事件，正说明办学者和教育者、受教育者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可能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反对当权者的规定，却可借助网络与媒体的力量，现在，舒城县政府已经道歉，表示“虚心接受广大网民的批评，吸取此次教训，今后坚决做到会议不扰民，恳请社会各界谅解”，不管诚心不诚心，至少他们下次是不会再这么一声令下让学生放假了。这才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