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谈的软实力，主要是指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当时，他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是旨在思考美国力量能维持多久。赞同“软实力”这种提法的人认为，美国并非单指罗马文明，而是罗马文明与爱琴海文明的综合，它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有文化力量，现在必须提升这种文化力量，使之成为软实力；只有依靠软实力，美国宰制的时间才能够更长，影响才可能更深。我同意这一观点。

软实力这种提法从长远看不会一成不变，它更多是一个策略性的提法。在同一时代，其他一些概念也被提了出来，包括福山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些论调的基本着眼点都是如何回应来自西方以外力量对西方构成的冲击。现在重新看这些问题，我想大家已经形成了新的共识：“历史终结论”的提法是荒谬的；在亨廷顿在世时，我和他也曾讨论过“文明冲突论”这个问题，假如确实存在文明冲突的威胁，那么文明间的对话就更有必要了。

我曾在联合国作过一个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报告，提出：假如没有对话，抽象的普世主义就会造成霸权；假如没有对话，对于每一个特殊民族的认同就会变成封闭的特殊主义，甚至会变成原教旨主义，乃至带有侵略性。所以大家相互间一定要通过对话把这些困难消解掉，即使无法消解，也可以因此而把各个复杂面体现出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争议非常大，但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认为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贡献，就是把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给整个消除掉了。他强调对话，到伊斯兰世界去对话，到埃及去对话，到非洲去对话。美国也因此从一个单边主义的宰制性力量成为了一股协调的力量，无论协调是否成功（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相互牵制），但是有无自觉性本身就构成了很大的差别。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正在走向多元。中国社会对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转变，大家不再像100年前那样总是拿中国糟粕的糟粕与西方精华的精华做对比。中国政府目前也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与外界对话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软实力这种提法是一个错误的引导，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跟着提软实力。西方在提软实力时提倡民主政治，目前西方的软实力非常大，不要说美国，就连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日本，其软实力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软实力。在西方明显占强势的情况下，我们与西方之间想要进行平等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谈软实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到底是一个宰制性的权力斗争还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美国的政治纯粹是地方政治，很难跳出国家利益这个层面，但是中国民众对“天下”这个观念习以为常。假如现在中国要考虑中华民族的价值，当我们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发生矛盾有冲突时，我想很多人会把世界利益作为我们利益的基础。这种“天下”的观念是十分了不起、在西方非常少见的资源。像这种观念，还有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他们虽然来自地方，但都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世界上，不讲仁、没有正义、没有智慧、没有礼让，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我有一个期待，就是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发展成为亚洲价值，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与西方的核心价值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而只要双方能坐下来对话，中间的交互影响就可能出现。

儒家提倡的很多价值在西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责任、同情的价值等，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和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西方讲理性、法治还有个人尊严，我们讲“和谐社会”，这与个人尊严不应该有矛盾冲突，尽管我们的重点不一定相通。现在“和谐社会”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做到尊重截然不同的他者。拿中国国内来讲，如果国内不和谐，不要说把“和谐社会”的观念输出，就连国内都没有市场。假如我们无法处理好民族问题，就不“和”了。这就要求我们对“异”有深刻的了解。和谐必要的条件是“异”，没有“异”就没有“和”，不同的佐料才能烹饪，不同的颜色才能作画，不同的音乐才能谱曲，因此“和”绝对不等同于“同”，“和”的对立面是滑落到“同”，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比如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不了解他们的信仰，不了解他们对文化的执著，不了解他们的历史，不了解他们人格在塑造文化中起的重大作用，就很难实现彼此之间真正的对话。

所以这不仅仅是软实力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的对话问题有没有吸引力才是非常关键的，只有通过吸引力才能很好地把中国的核心价值阐发出来。在西方，已经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对启蒙所起的作用作了严厉的批评，这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文化多元主义者等，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同这些力量对话，促进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