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 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二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三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 、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 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 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 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四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 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 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五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七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 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

(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