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9 月10 日，梁实秋( 1903 -1987)的批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新月》杂志上刊出。此文引发了1930年代前期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梁文发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鲁迅(1881 - 1936)发表回应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争局面初步形成。1931 年12 月，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由此可见论争之延续性。同样是在1931年12月，鲁迅与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翻译问题，并先后将通信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有关翻译的讨论高潮再起。鲁迅对翻译论争的参与，至少持续到1935年4月《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

这场翻译论争①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和“翻译洪水泛滥”②的特殊时期，由于众多翻译家的参与，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与清末至1920年代中国固有的翻译观念构成关联。本文试图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相关文章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

一　翻译理论与政治性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立论是从讨论“死译”和“曲译”的优劣开始的。文章开头引用陈西滢的观点——所谓“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础上反陈西滢之道而行之，认为“曲译”与“死译”相比尚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曲译”不会通篇皆“曲”，“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不妨同时是曲译。”那么何谓“死译”? 梁实秋依然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③在此基础上梁实秋批评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④译文的晦涩难解，借用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的“硬译”一语，将“硬译”与“死译”等同，从而否定了鲁迅的译文。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对鲁迅译文的批评是在技术层面(即译文质量层面)上进行的。但是，“硬译”(“死译”)本来是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对自己译文的否定性(自谦性)评价，是一种自我批评。鲁迅说：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⑤

不仅如此，鲁迅在《艺术论》译者序中甚至说自己的译作“诘屈枯涩”。可见梁实秋的批评不过是对鲁迅自我批评的重复，提出之初即被鲁迅的自我批评消解，并无建设性，无法构成一种价值。“硬译”在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是一个伪问题，然而论争却发生了。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别一层面的冲突。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作为一篇讨论翻译技术问题的文章，其真实意义必须结合此文发表的背景及其与梁实秋思想观念的关系来认识。一目了然的事实是，此文在翻译技术层面对鲁迅译文的否定是为了达到思想目的。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刊载于新月派同人杂志《新月》，并且是和梁实秋的另一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同时刊出。与前者谈论语言问题和翻译技术不同，后者表达了梁实秋的思想观念——对文学之阶级性的否定与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否定。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明确表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近年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据我考查，在理论上尚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并未成功。”⑥对于梁实秋来说，此种思想具有一贯性。

1926年3月以长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之初，他就从人性论观点和精英主义观点出发，对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展开批判。他说：

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同情心”，更确切些应是“普遍的同情心”。这无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都常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新文学里亦极为显著。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同时又以为劳动是神圣的，觉得人力车夫值得赞美。其实人力车夫凭他的血汗赚钱糊口，也可以算是诚实的生活，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但是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者觉得人力车夫的生活可怜可敬可歌可泣，于是写起诗来张口人力车夫，闭口人力车夫。普遍的同情心由人力车夫复推施及于农夫，石匠，打铁的，抬轿的，以至于倚门卖笑的娼妓。⑦

由此可见梁实秋1920年代末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否定与其对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批判一脉相承。《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在这个脉络中出现，尽管在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被鲁迅的自我批评消解，但却通过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冲突获得了思想意义。梁实秋批评鲁迅的译文不仅仅是因为“硬译”，更主要的是因为“硬译”的对象是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著作——即卢那察尔斯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受白璧德( 1865 - 1933)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月派政治意识形态与鲁迅等人持有的无产阶级文艺观之间的冲突。相关思想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⑧无须重复，这里要强调的是梁实秋作为“硬译”批评者在进行这种批评时的身份——并非一般意义(技术层面的语言转换)上的翻译家，而是政治倾向鲜明的思想者。其批评手段与实际目的之间具有明显的错位，在他借助语言层面的批评达到思想目的的批评过程中，语言层面上的“翻译”问题被工具化并且被傀儡化。谈论翻译语言问题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是通过在《新月》这种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杂志上发表、通过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并列获得思想意义的。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人道主义者并且是阶级论者，1919 年11 月也曾写过赞美人力车夫的作品《一件小事》。⑨他对梁实秋思想的批判至少在1927年4月8日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讲于黄埔军官学校)中就已经开始，在同年年底所作名文《文学和出汗》中，则对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进行了更集中的批评。鲁迅对于梁实秋写作《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的真实动机一目了然，所以撰写了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合二为一，于是梁实秋放置在“硬译”后面的思想问题被推到前台。文题本身不仅表明讨论对象是被置于语言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来表达的，更主要地是表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鲁迅沿用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的观点，将梁实秋定义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先于鲁迅将梁实秋定义为“资本家的走狗”的冯乃超为左联成员，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的《拓荒者》为左联刊物。这一事实表明了翻译论争与思想阵营的关联。1931 年底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表现出更鲜明的政治性。瞿秋白称鲁迅“敬爱的同志”，并在信的开头部分盛赞鲁迅所译《毁灭》：“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他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 ——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⑩

关于翻译论争中比语言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政治性，参与论争并受到鲁迅批评的赵景深(1902 - 1985)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写于1978年的《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一文中说：“恐怕鲁迅不仅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说错了话而批评我。我胆子小，没有加入左联，虽然在《现代文学》上偏重革命派的著作，但也刊登颓废派和别的派别的著作，虽然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册，就被国民党禁止，究竟还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对于革命文艺非常热爱。”[11]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作为一种国民国家建设的手段素有鲜明的政治性，时常表现为政治思想行为。《天演论》、《物种起源》、《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翻译均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影响。译者通过翻译活动确立起来的“自我”首先是某种思想者，其次才是语言学层面的操作者。五四之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翻译的政治性凸显为具体的阶级性，译者的阶级立场、社会身份、目的性决定着翻译对象的选择。在此意义上，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或法捷耶夫与梁实秋翻译白璧德背后存在着相同的政治逻辑。[12]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放在这个脉络上来看，可以看出此文最大的认识价值在于显示了翻译的政治性如何深入地影响到语言层面的评价，显示了“思想的译者”与“语言的译者”分裂而又同一的矛盾关系。

不言而喻，《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在语言层面上对相关问题的提出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鲁迅也没有将梁实秋的批评简化为单纯的思想问题，他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 月撰写的《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3]等文章中，讨论了赵景深等人提出的“顺”的问题。由“硬译”问题引发思想问题，再由思想问题回到语言层面的“顺”的问题，这种思想问题与语言问题的交织、互动，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翻译论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同思想观念者将翻译语言问题工具化，被作为思想问题提出的语言问题继而回到语言层面，翻译作为一种涉及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的话语行为重新获得完整性。

二　“硬译”?转译?留学背景

在对鲁迅、梁实秋等翻译论争参与者的身份进行界定的时候，与“思想的译者”层面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语言的译者”层面。具体说来就是论争参与者的留学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外语能力问题。一目了然的事实是：梁实秋是留美派，其所属新月派成员如胡适、陈西滢等均为英美留学生，而鲁迅为留日派，和鲁迅同样受到梁实秋批评的郭沫若、冯乃超亦同属留日派。身份中这种留学背景的差异是重要的，“硬译”、对“硬译”的批判以及对“转译”的态度等等均与此有关。

两部被梁实秋指为“硬译”的鲁迅译著均为自日文转译。《艺术论》是根据　曙梦(1878 - 1958)的日译本转译，并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卢那察尔斯基著作日译本。鲁迅在译者序中说得明白：“原本既是压缩为精粹的书，所依据的又是生物学底社会学，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化学，哲学等，学问的范围殊为广大，至于美学和科学底社会主义，则更不俟言。凡这些，译者都并无素养，因此每多窒滞，遇不解处，则参考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内有《艺术与产业》一篇) 及《实证美学的基础》外村史郎译本，又马场哲哉译本，然而难解之处，往往各本文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贯，废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必不免。”[14]《文艺与批评》同样是根据尾濑敬止、金田常三郎、杉本良吉等人的日译本编译。在鲁迅的译作中，从留日时期所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界旅行》到晚年所译《十月》、《毁灭》，自日译本的转译占很大部分。甚至他对曹靖华所译《铁流》的校读，也是以日译本为参照。这是他的留日经历和日语能力决定的精通日语并且是在日本开始文学活动，使鲁迅作品具有鲜明的“留日生文体”特征。这里所谓的“留日生文体”具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多用日语汉字词汇。这在早期留日中国人的作品如《留学外史》(平江不肖生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中表现突出。小说直接使用了“奥样”(夫人) 、“运转手”(司机) 、“料理”(饭菜)等日语汉字词汇。清末发生的“日本名词”之争表明了日语汉字词汇在现代汉语中所占比例之大，在此意义上现代汉语文本均具有潜在的“留日生文体”特征。二是行文中多用“的”，导致“‘的’字句”大量出现。“‘的’字句”更多出现自日文翻译的著作中，是由日语中多用表示从属、并列、修饰关系的“の”字的翻译造成的。就鲁迅的创作和翻译(特别是早期作品)而言，日语汉字词汇多有所见。鲁迅常用的“绍介”(义同中文的“介绍”)即为日语汉字词汇。在1919年所译武者小路实笃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中，“正体”(真面目) 、“日曜日”(星期天) 、“自慢”(骄傲自满)等日语汉字词汇均被直接使用，“汽车”一词的直接使用甚至造成误译。[15]“‘的’字句”在鲁迅译作中也不少见。《一个青年的梦》中“美的女人的魂”这一登场角色的译名就是典型的“的字句”，简洁的翻译当为“美女魂”或“美女之魂”。鲁迅将其译为“美的女人的魂”，显然是受制于原文的句子结构。原文为“美しい女の亡靈”，鲁迅不仅直译了表示从属关系的“の”(“的”) ，而且将“美”与“女”的修饰关系用“的”来接续。1931年10月鲁迅为曹靖华所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名作《铁流》写《〈铁流〉编校后记》时，以日译本为据将书名翻译为《铁之流》。[16]瞿秋白在与鲁迅讨论翻译问题的信中，曾就鲁迅所译《毁灭》的译文提出了九条订正，第一条引用了鲁迅的这样一句译文：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这句话共三十九个字，却用了八个“的”。第一分句的十八个字中有五个“的”。此种语言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日语表达方式有关。不仅如此，第一分句中“渴望”一词被置于句子最后，也与日语句式中动词后置的基本结构相同。在动宾结构的句子当中，日语与汉语的词序是相反的——日语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而汉语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汉语的“读书”用日语表达，词序就是“书读”(本を讀む) 。为了改变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这种汉语表达通则，就需要在作为宾语的名词前面加上介词“对于”，使其承担日语中表示动宾关系的词“を”所承担的功能。

对于“‘的’字句”问题鲁迅显然有自觉的意识，他在译著《苦闷的象征》“引言”(写于1924年11 月22 日)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 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17]

鲁迅进行这种努力的目的之一，显然在于消除“‘的’字句”的单调感与拖沓感、对“词际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表达，但从前文引自《艺术论》译者序的那段文字来看，这种努力收效甚微。“生物学底社会学”与“科学底社会主义”两个词组中的“底”字省略为宜。事实上“科学底社会主义”现在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

可以说，具有独自语法规范的日语文本本身作为翻译对象是造成“硬译”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从日语译本转译其他语种的文本的情况下，为了忠实于原著的内容、避免第二次语言转换更多地损害原著的真实性，对日译本的拘泥更容易导致“硬译”现象的发生。

强势文化环境中的文本更多地被翻译向弱势文化环境是一个定律，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占强势、许多欧美文本被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翻译的民国时期，梁实秋等英美留学生作为“译者”能够直接翻译英文，拥有先天的合法性与优越感。对于他们来说，既不存在“留日生文体”问题，也可以回避转译。

在此意义上，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留日中国人”与“留英美中国人”之间的论争，是英语背景的现代汉语与日语背景的现代汉语之间的论争。事实上，梁实秋1933年曾明确对“欧化文”提出批评，并将矛头指向转译日文的鲁迅。他说：

有一种白话文，句子长得可怕，里面充了不少的“底”“地”“的”“地底”“地的”，读起来莫名其妙，——有人说这就是“欧化文”。〔中略〕欧化文的起因，据我看，是和翻译有关系的，尤其是和“硬译”那一种东西有关系的。有些翻译家，因为懒或是匆忙或是根本未通，往往写出生吞活剥的译文，即“硬译”是。贤明如鲁迅先生，亦是“硬译”的大师。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不是用欧化文写的。而鲁迅译起书来(当然是从日本文译)便感觉中国文不够用了，勉强凑和，遂成硬译。[18]

在这段批评中，“底”、“地”、“的”等词汇用法的混乱与“从日本文译”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的。

“从日本文译”即“转译”。这就涉及到对“转译”(或曰“重译”、“间接翻译”)行为的理解与评价。转译是当时翻译论争的焦点之一，鲁迅与梁实秋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梁实秋对转译基本持否定态度。1928年底他在《翻译》一文中说：“转译究竟是不太好，尤其是转译富有文学意味的书。本来译书的人无论怎样灵活巧妙，和原作比较，总像是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转译，与原作隔远一层，当然气味变得更利害一些。”进而对从日文转译提出批评，说：“听说有人从日本文转译，连稿子都不起，就用笔在原稿上勾圈涂改，完事大吉。

这话真假我不知道，不过最近我看了一些从日本文译出来的西洋的东西，其文法之古奥至少总在两汉以上，不能不令人疑心了。”[19]对于梁实秋来说，这种对转译、尤其是某种形式的日文转译的否定，与其对“硬译”的否定具有内在关联。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同样反对转译，他在发表于1930 年1 月《拓荒者》第一期上的《东京之旅》一文中讽刺说：“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20]穆木天在发表于1934年6月19日《申报?自由谈》上的评论文章《各尽所能》中也指出：“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鲁迅不同。他对转译基本持肯定态度。针对穆木天的文章，鲁迅撰写了《论重译》，指出：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21]

鲁迅这里所谓的“重译”即穆木天所谓的“间接翻译”，即“转译”。上述主张的提出是基于鲁迅的多元文化观，体现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其在早年编译《域外小说集》时建立起的价值观具有本质相通。这种主张有助于打破强势国家的语言霸权、消除语言的不平等。转译现象的发生与国家文明程度的差异、与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有关，亦与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体制有关。梁实秋对转译的否定中潜藏着对小语种国家的漠视或歧视，具有语言沙文主义倾向。翻译的政治性在这里又一次体现出来。

文化与语言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决定着“完全翻译”的不可能，原作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流失某些意义并获得某些意义是必然的。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译者语言能力的限制，误译则导致变形。在此意义上转译面临着双重危险，梁实秋、蒋光慈对转译的否定自有其合理性。梁实秋在《论翻译的一封信》(1932年发表)中，以英文原文为据指出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一段引文的艰涩与暧昧，尖锐地指出：“鲁迅所译，系根据日译本转译的，日译本虽然许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达尔文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所以达尔文的原文，由英而俄，由俄而日，由日而鲁迅，——经过了这三道转贩，变了原形自是容易有的事。”[22]

这样看来，鲁迅的转译主张只有相对的价值——作为不具备直接翻译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作为一种展示文化多元性的手段，转译才是有价值的。鲁迅从日文转译苏俄文论或作品是其精通日语而不通俄语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的，并非最佳选择。实际上，鲁迅同样认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当直接翻译。他在《艺术论》译者序中用“诘屈枯涩”等词对自己的译文进行自嘲之后，说：“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或从原文翻译，那就更好了。”即使是在与穆木天商榷的《论重译》一文中，他也不否定穆木天“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的主张，并在文章结尾处表明“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

三　翻译美学的重建

在1930年前期的翻译论争中，政治倾向与留学背景、知识结构都影响到翻译观念、影响到对语言技术层面的评价。但对立与差异并非论争的全部，论争双方作为翻译实践参与者，也各自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促进了中国现代翻译观念的建设。

当翻译观念的对立或差异出现在同一思想阵营内部的时候，对于超越翻译政治性、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规范的建设就开始了。从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开头部分对陈西滢文章的引用来看，二人对待“曲译”和“死译”的评价并不相同。梁实秋和陈西滢同为新月社成员，这种差异是在新月社内部发生的。同一思想阵营中翻译观的差异在革命文学倡导者群体中同样存在。如前所述，同样倡导革命文学的鲁迅和蒋光慈对待转译的态度并不相同。瞿秋白在通信中对鲁迅译文的校改，也显示出翻译观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表明政治观念已经让位于语言、翻译美学层面的规范与尺度。

翻译论争是发生在清末以来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人的翻译活动的延长线上，因此不可能绕开严复(1854 - 1921) 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这个既存的翻译美学标准。严复说：“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如同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代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已经全部出现，严复的贡献在于“将这三个字按译事的内在的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23]应当注意的是，这三个字能够作为“译事楷模”确立是借助于清末翻译浪潮的推动，适应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规范的潜在要求。在此意义上，“信、达、雅”是作为具有现代性的翻译准则被确立起来，并成为后人讨论翻译观念时无法跳出的基本框架。

陈西滢批评“死译”时所谓的“译犹不译”，即来自严复的“译例言”。将“曲译”置于“死译”之下、进而批评“死译”对阅读的阻碍，意味着陈西滢首先重视译文的准确性，进而要求译文清晰易解。这等同于严复对“信”与“达”主次关系的理解。赵景深同样是在“信、达、雅”的基本框架中讨论译文评价标准。他在《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 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应当是‘达’‘信’‘雅’。”[24]此种翻译观是通过对严复翻译观的重新组合建立起来的，与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对于“硬译”的批评有类同之处。如前所述，梁实秋是用相对化的方式赋予“曲译”以价值，认为不会发生通篇的“曲译”，即使是“曲译”也能给读者以阅读的“爽快”，于是将“达”放在了“信”的前面。

与赵景深、梁实秋将“顺”(爽快) 放在“信”前面不同，在鲁迅这里“信”是第一位的。这与严复将“信”字置于“达”和“雅”之前相同。二人的差异在于，与严复追求“信”“达”“雅”三者的均衡不同，鲁迅为了“信”不惜牺牲“达”。他在写于1931年12 月28日的《论翻译——答J. K. 论翻译》中表明：“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这里的“顺”即严复的“达”，为了“信”可以牺牲“达”(“顺”) ，“雅”则更在其次。此种翻译观的提出是基于鲁迅改造中国语言、改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理念。他说：“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基于此他强调“直译”的重要性。瞿秋白在通信中提出的“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这一翻译准则与鲁迅的翻译观基本相近，他甚至批评严复的翻译观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瞿秋白同样强调翻译在改造中国旧语言、创造新语言方面的功能，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强调翻译语言在现代汉语成长过程中的“革命意义”，是鲁迅、瞿秋白与梁实秋的显著区别之一。1932 年，梁实秋在《翻译要怎样才会好?》一文中继续讽刺“硬译”，并针对鲁迅“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这一主张提出相反意见，说：“不以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25]

总体看来，1930年代前期的翻译论争是围绕“信”“达”“雅”三者的排列顺序和均衡性展开的。在论争过程中，“死译”、“曲译”、“硬译”、“直译”、“转译”等概念凸现出来并获得稳定的含义。这些概念的出现标志着翻译观念的多样化，而多样化意味着成熟。其中最为重要的，当为“直译”作为一种翻译美学范畴的确立。这种翻译美学观是基于鲁迅追求“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严复的“信”保持着本质的相通，同时将“达”与“雅”相对化。在此意义上，“直译”可以说是一种能够与“信、达、雅”相提并论的翻译美学观。[26]但有一点应当注意：鲁迅强调“直译”的前提是将“很受了教育的”人士设定为读者对象，并且是以为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为指向。在一般性的评价上，鲁迅同样倾向于“达”和“雅”。翻译论争正在进行的1933 年8 月，鲁迅写信给杜衡推荐高尔基作品的译稿，写的就是“《小说集》系同一译者从原文译出，文笔流畅可观”。[27]所谓“流畅可观”的文体特征显然是“直译文体”暂时无法拥有的。

随着论争的深入，参与者们在“信”与“达”的统一这种翻译普遍性的层面上逐渐获得了一致性。赵景深在1935年前后写的一篇题为《鲁迅》文章中说：“他对小说的翻译重‘信’而不十分重‘达’，我则重‘达’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现在他的译文也重‘达’起来，而我也觉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对了，虽然我已经很早就搁下了翻译的笔。”[28]对于曾因将“MilkyWay”(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而屡遭鲁迅嘲讽的赵景深来说，这种“调和”具有代表性。甚至1929年将“曲译”置于“死译”之上的梁实秋，到了1932 年也承认“‘信而不顺’与‘顺而不信’一样的糟。”[29]

这意味着论争双方渐渐超越思想差异，在翻译美学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梁实秋、鲁迅的最大一致性，在于复译(重复翻译)主张的共有。这种主张的提出是基于对“信”的追求。梁实秋在《翻译》(1928)一文就谈及复译，说：“我最不赞成在报上登广告：‘某书现已由鄙人移译，海内同志，幸勿重译。’有翻译价值的书，正无妨重译。有了多种译本，译者才不敢草率从事。”鲁迅在七年之后表达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在1935年初写了一篇题为《非有复译不可》的文章，指出：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要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中略〕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

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30]

不仅主张相同，甚至举的例子都类似。应当注意的是鲁迅对复译的理解较梁实秋更丰富。复译在梁实秋那里仅是技术层面(译文准确性)的问题，但在鲁迅这里不仅承担着“击退乱译”的功能，而且获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与美学意义。鲁迅指出：“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译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出处同前)这种观点的产生是以对不同译者译文相对性的认识为前提的，并且回到了鲁迅长期持有的追求语言的时代性这一观念自身。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1930年代前期的翻译论争意义重大。1934 年9 月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的《译文》杂志在上海创刊，显然与这场论争有关。在论争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作为思想观念不同、留学背景不同的知识人，其言论涉及到了翻译政治性、翻译美学中的某些核心问题。在此意义上二者之间某些带有感情色彩与人身攻击内容的“对骂”，实质上也成了构建现代翻译观念的一种形式。这场翻译论争的参与者众多，全面理解其意义尚需对各位参与者的言论进行逐一清理。

(2006年3 月末草就。2008 年6 月23日改定。本文为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课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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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瞿秋白在1931年12月5日写给鲁迅的信中甚至称之为“翻译论战”。《鲁迅全集》第4卷373页。本文使用的《鲁迅全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后同。

②　鲁迅1931年12月8日写给瞿秋白的信中有“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之语。《鲁迅全集》第4 卷379 页。1935 年4 月发表的《非有复译不可》又提及“去年是‘翻译年’。”《鲁迅全集》第6卷274页。

③　此文发表于1929年9月10日《新月》六、七期合刊。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190 -191页。华龄出版社1997年初版。后同。

④　前者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6月出版，后者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10月出版。从后者出版时间看，刊载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新月》六、七期合刊的正式出版时间不应是1929年9月，而应在10月之后。

⑤　《鲁迅全集》第10卷299页。

⑥　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182页。

⑦　1926年2月写于美国。初发表于1926年3月25、27、29、31 日北京《晨报副镌》。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17页。

⑧　参阅高旭东《论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及其是非功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号。

⑨　初载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收入《呐喊》。

⑩　《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引自《鲁迅全集》第4卷370页。

11原载《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出版。引自《我与文坛》。第11 - 12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2　该时期梁实秋经常在《新月》上介绍白璧德理论，他编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1929年

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13　均收入《二心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

14　引自《鲁迅全集》第10卷295页。

15　日语汉字“汽车”的中文意思是“火车”，汉语的“汽车”在日语汉字中写作“自动车”。

16 　书名中的“之”为“的”的文言形式。见《鲁迅全集》第7卷373页。日译本书名待考，当为“铁の流”。

17 　引自《鲁迅译文集》第3卷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8 　此文发表于1933 年12 月23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6期。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618 - 619页。

18　《翻译》，发表于1928年12月10日《新月》1卷10号。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543

页。

20 　见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的引述。《鲁迅全集》第4卷211页。

21　初发表于1934 年6 月27 日《申报?自由谈》。引自《鲁迅全集》第5卷505 - 506页。

22　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601页。

23　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二章第八节“严复杰出的译论建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

24　原载1931年3月《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4卷344 页第二条注释。

25 　发表于1932年12月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期。引自《鲁迅梁实秋论战实

录》594页。

26 　在“直译”观念的确立方面周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需另作论述。

27 　《鲁迅全集》第12卷216页，1933年8月20日致杜衡。

28 　引自《我与文坛》，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29　引自《翻译要怎样才会好?》。出处同前。

30 　初发表于1935年4月上海《文学》月刊4卷4号。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