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反事实推理文章。文中假设，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固执下赌，以及另一人、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糟糕的判断，冷战最坏的局面有可能不会出现；那就不会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和台湾海峡危机，也不会有美国的红色恐惧；十余万美国人以及不计其数的亚洲人的生命将得到挽救。这位赌博者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他在二战结束之际，决心彻底消灭在满洲的中共势力。蒋不顾美国的劝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并且在1946年春季几乎取得全面的胜利。突然，蒋介石在马歇尔将军的压力下下令停止进军，而马歇尔此时正在调处国共关系，试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和平。蒋介石从此永远失去了打败中共的良机，3年后，他被逐出中国大陆。但是，假如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两个中国，历史又将是何等情景呢？
一
设想一下没有“红色中国”的冷战情形。冷战的主要舞台将是处在苏联严密控制下的中欧，那么，冷战也许就远没那么可怕。没有“红色中国”的支持，金日成永远也不敢入侵南朝鲜；没有“红色中国”积极提供庇护地，胡志明的越共永远也休想在印支取得成功；没有共产党大陆和反共的台湾之间的分裂对峙，台湾海峡就不会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酿成重大危机；没有亚洲地区的动荡不定，持续引发冲突，冷战的局面将大为不同，也将会温和得多。
但是，上述可能性可以想象吗？是的。因为，如果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没有在1946年初夏犯下致命错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这一关键事件就不会发生。1945年年底，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总司令开始把最精锐的部队空运到满洲，而共产党已经在此立足。中共军队拼死抵抗，但不是久经险战的国军的对手。国军迅速向北推进，经过一个月的战斗，粉碎了中共军队在四平街的抵抗，克复南满，中共军队则一路北逃。1946年6月6日，中共统帅林彪接到命令，准备放弃北满的最后安全屏障哈尔滨。可就在国军前锋已进抵哈尔滨之际，蒋介石却下令停止进攻。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纠正的错误，蒋失去了战略进攻的势头，共产党军队得以喘息并重整旗鼓。蒋介石的军队从此再也未能到达哈尔滨。三年后，国军被彻底打垮，余部逃到了台湾。蒋没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由此对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迄今仍未完全消除。
如何解释蒋的行动？四个字：美国压力。蒋的错误完全是因令人人尊敬的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压力造成的，马歇尔当时正在中国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国共之间调处和平。马歇尔此人如何？毫无疑问，他是位出色的军人和政治家，但他在中国则是角色不当、能力不足。这位勇敢可敬的人趟入了中国政治的混水，却对之一窍不通；他试图带来和平，但他真正带来的却是冷战在亚洲的开启。这实在是件可怕而意想不到的事。
在日本震惊于苏联进军满洲和美国对本土的原子弹攻击，而突然宣布投降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共产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当敌对行动忽然终止之时，共产党大部龟缩在战时根据地延安，远离晋北战场，基本没有重装备。而所有的外国列强（包括苏联在内）均承认在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斯大林当然并不相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雅尔塔秘密协议》给予苏联军队在满洲行政和军事特权，却没有提及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事实上，19世纪末以来，俄国和日本一直在争夺满洲，因而许多人认为，莫斯科一定会吞并满洲；而一旦满洲掌握在敌对者手中，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和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的重要军港构成威胁。既然欧洲已有类似的领土重新划分以满足苏联的安全要求，亚洲为什么就不可以如法炮制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战时畅销书《人民在我们一边》很可能是提供了最清晰的信号，几乎可以肯定，斯诺获得了内部消息，该书告诫读者，莫斯科会在东北做出类似的领土变更。
问题是，中国政府对此方案坚决反对。中日战争最早因满洲而爆发，中国绝不可能坐视苏联取日本而代之。因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已经麻烦很多的中国本部，而是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蒋介石在1925－1928年声誉鹊起。作为军事统帅，蒋认识到在中国北部出现了短暂的机会。蒋孤注一掷，把军队投入了一场闪击战式的军事进攻－－“北伐”，推翻了北京的军政府，并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北伐是自古以来中国战略家们所一直青睐的经典的速战速决军事行动。通过对“势”的分析判断，确定行动之“机”，用之以“谋”，也就是快速打击；在武汉取得对北方精锐军事力量的关键性胜利，然后连续攻击直至最后胜利。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从南方北伐统一国家的第二个领导人，这是卓越的成就。他的1946年收复满洲之“谋”基本上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但蒋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华盛顿是他不可替代的盟友，但他不被许多美国人所欣赏。他不讲一句英文，对外国人态度僵硬和矜持：“生姜乔”史迪威－－美国驻中印缅战区指挥官对蒋十分鄙视，称其为“花生米”。中国在蒋的领导下毁于一场无效的对日抵抗战争中，而蒋个人则应对猖獗的腐败、黑市和国家暴力承担责任。而未经一试的共产党人则让很多人感觉更好，包括不少头脑清醒、善于辞令的外国人。
二
对于身处偏远之地延安的共产党人来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满洲给他们带来了战略机遇。从战略上看，延安毫无价值：中共从1930年代国民党的“剿匪”战役中逃离至此，它的最大优势就是靠近当时处在苏联秘密警察的有效控制下、完全受制于苏联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国民党再度威胁延安，蒙古将是中共最后的庇护所。
满洲则完全不同。在战略上，满洲始终是控制中国关内广大地域之关键：在历史上，这里是征服中原王朝的跳板，最近的一幕发生于1644年，满人将此地命名为满洲，派遣军队穿过关隘，占领了北京以及更遥远地区，建立起大清王朝，直至1911年。因此，中共决定把行政机关和军队开进满洲，隐身于苏军背后。事实上，苏联人帮助中共开进了满洲，部分中共力量进入后部署在苏联控制的铁路沿线。但有个问题：苏联对于满洲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合法组成部分的说法并不当真，而对中共则完全不予以正式承认。
但红色中国人与苏联人毕竟都是共产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的兄弟，因而总会找到共处的办法。中共军队被安排驻扎在省会城市之外，易名为“地方自卫武装”，他们与苏联人建立了良好但“非正式的”联络渠道；苏军则阻止国民政府军队开进满洲对日受降。
由于苏联在军事上控制满洲，中共得以立足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控制网络。起初他们并没有集中力量扩充军队，而是在满洲的每个村镇建立党的组织机构，也许他们期望苏军能够永久地保护他们。与此同时，费尽心力想把苏联赶出满洲的国民党人，为让苏联撤出满洲，发起了密集的外交攻势并最终取得成功，这一阶段也让蒋介石做出了攸关中国命运的决定。
假如蒋没有与苏联和中共角逐对满洲的控制，事情又会如何呢？亚洲局势将会如何演变？答案是，除了业已由苏军在平壤扶植起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外，“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类似东亚的东德，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将出现在满洲。但与毛和他的军队经过长期内战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是，这个建立于东北的红色中国将被苏联牢牢控制。
中共的许多领导人早年在苏联接受过教育；许多人依然把苏联看作是中国的样板，他们相信，正如周恩来所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甚至毛泽东这样受教育不多、从未出国游历、与苏联没有渊源的中共领导人，在冷战之初也本能地朝苏联“一边倒”。所以，几乎可以确信，中共领导人将会安心于甚至是欢迎有这样一个良机：在苏联的恩泽下，如同乌布利希的东德那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中共把重心放在建立行政机构上，等于已明确告诉了我们，他们不会有更高期盼。
如果毛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拒不顺从，情况会如何？在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表现不佳时，他们经常会失踪，或“被迫自杀”，或干脆被抛弃。同样的事情很可能也会发生在苏联控制下的中共代理国。毛对中共的控制绝非绝对，很多共产党人仇恨毛。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联在1950年代初支持过满洲反对北京的阴谋（编者注：指苏联想利用“东北王”高岗），那些阴谋失败了。但是，如果是在苏联控制着满洲的情况下，苏联很可能能够成功地除掉毛。南斯拉夫不管怎么说在地理上利于防守，它还有自己的军队，并且从来没有被苏联控制过；而满洲则被苏联团团围住，苏联海军和军事设施在满洲的合法存在甚至连国民政府也是确认无疑的。
更进一步讲，在满洲的“红色中国”至少在初期几乎肯定能够运转良好。与大部分中国腹地不同的是，满洲十分富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煤铁等资源蕴藏丰富；日本人建立的工业体系保存完整；作为海上良港的大连与外部世界联系通畅，中东铁路与苏联铁路连接在一起。总之，满洲的经济已经十分发达。
随着中国内战的升温，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建议他不要夺取满洲。他们感到那样会把战线拉得太长，从而大大减少蒋控制中原的机会；莫斯科也许正指望美国人止于东北一线，以确保中国关内地域掌握在非共产党政权的控制下。如此情形，势必把中共推入莫斯科的怀抱。
边界的确定会带来睦邻关系，这一点在战后欧洲是很明显的。盟军和苏联红军推进到而非越过事先约定的界限，当地性情急躁的领导人，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分子，都无此运气把大国裹挟到冲突之中。唯一危险的模糊发生在柏林和南斯拉夫，而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原因。除此之外，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世界上，这最强大的两支军队之间关系却是出奇地平静。
如果亚洲问题事先得到谨慎处置，那么与欧洲相同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亚洲。大国之间就可能达成协议，把中国分治为一个小的共产党国家和一个大的非共产党国家，如此结果将从毛泽东的手中，如同从金日成和胡志明手中那样，抽掉将来把大国卷入地区性冲突的筹码，这将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亚洲。
“是你们挑起的！”这是中共在1945年至1949年间，中国内战爆发并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后，对国民党的一项重要指控，这并非没有道理。正是蒋的满洲远征使整个国家陷入战火。二战结束时，蒋最好的部队正在中缅印战区，这是一支在东南亚丛林里与日本人进行过艰苦卓绝战斗的劲旅，该军在印度得到美国的重新装备和训练，中国最有才华和最勇敢的军事将领就出自这支军队，最著名的是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孙立人将军。被投入到满洲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如钢铁般勇敢顽强，有着共产党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强大战斗力。此外，他们还配备有强大火力的炮兵，远胜于只配备轻型武器的共产党游击部队。蒋手中还有空军，他对于掌握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十分着迷。在对日战争之初，蒋就大力支持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制空权思想，罗斯福总统特使史迪威的地面战思想则受到蒋的冷落。于是，一个仿效1920年代末“北伐”的计划开始在蒋的头脑中形成。中共则不期望在满洲开战，如果国民政府劝说苏联人撤离满洲，随之投入重装备的中缅印军，国民党军事力量将如谚语所说的刀切奶油那样在满洲斩断中共；同时，蒋的空中优势也会克服亚洲陆战的天敌－－后勤障碍。通过空中运输，蒋一定能够把军队投入到中共军队背后，从而把分散在广大地域的军事据点连接在一起，并对之恢复供应。
这一远景与20年后美国在越南采取的措施并无不同。起初，蒋的计划似乎开始奏效了，苏联人同意撤离，国民党从1945年秋开始通过空中投入军队，碾碎一切阻挡在眼前的力量。共产党军队对此大为震惊，既毫无准备，也无装备应付这种作战方式。国军沿着铁路线向北推进，在满洲中部的关键军事要塞四平街打了一个月的壕沟战，直至中共军队战线崩溃；中共军事统帅林彪面对国民党军火力，发起一波又一波人力攻击，其中包括10万名长春工厂的工人，这完全是绝望之举。到5月，中共军队的半数，即4万人阵亡，林彪则逃往北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像希特勒著名的“停止进攻命令”，希特勒下令德国国防军停止进攻已经被包围在敦克尔刻的溃败的英军，从而把一场本来可以成为德国决定性胜利的战役变成了战略性的失败。马歇尔将军此时正试图在蒋的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之间达成和平，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使命，也没有任何协议规定国民政府不会进攻满洲。共产党在谈判中拼命反对，坚称蒋的突然袭击破坏了达成和平解决所必须的信任与合作。马歇尔在1946年1月斡旋达成停战，但很快战事又起；于是中共向马歇尔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有能力阻止蒋的不是中共的军队，而是马歇尔。马歇尔听了进去。作为蒋介石唯一盟友的美国，是战后世界废墟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压倒性的实力，马歇尔本人也有一些不现实的想法，他向蒋施压要求军队停止推进，蒋不得不从。
当满腹狐疑的前线将领们恳求蒋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告知国军一旦夺取哈尔滨，将意味着在满洲取得对中共的全面胜利时，蒋勃然大怒。他对最高指挥官说，“你们说夺取哈尔滨易如反掌；可是，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夺取哈尔滨的原因，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一点也不容易。”事后，蒋把放弃攻取哈尔滨看作他与共产党打交道时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假如中共领导人拒绝了马歇尔的主张，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蒋介石将会成功给中共以致命一击，从而把一个既成事实呈现在世界面前。届时，不仅华盛顿、还有莫斯科都会站在蒋一边。或者人们还可以想象，蒋在最初获胜后情况开始逆转，共产党重新组织力量，攻击蒋被拉长的补给线。但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停止进攻的决定使蒋失去了在军事上赢得战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国军军事进攻的势头由此失掉了。如同西塞夫斯，国军几乎推进到满洲的顶部却放弃了，以致功败垂成，开始走下坡路。
三
假如，现在我们设想蒋没有争夺满洲，而是把军队集中于中国关内地域，力量则会强大得多，这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进一步说，为此中国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也将会大为改善。假如中国关内的战斗持续下去，马歇尔就会把愤怒转向中共；而苏联在看到蒋允许其实际控制中国东北后，很可能与蒋合作，把中共军队和政府约束在东北边界以内。随着毛建立政权和发展经济，并与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在管理与经济上日益融为一体，毛的军队则不得不仰苏联在满洲驻军之鼻息。
进一步说，这将符合梦想统治整个中国的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即便不是毛本人）的心愿。在他们看来，虽然不能排除在全中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正如苏联经济学家充满信心地预测的，全国革命的发生只不过是被推迟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那时革命就瓜熟蒂落了。这曾经是法国共产党请求在纳粹失败后夺取政权时斯大林发表的见解。他说，等几年，经济规律会起作用，世界危机正在到来；同时，没有必要去刺激英国和美国。
当然，有关经济危机的权威说辞是错误的，包括斯大林和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所期待的二战后将发生的全球衰退，并没有像一次大战后发生大萧条那样接踵而至。相反，自由市场经济缓慢复兴，继而出现了奇迹般的局面。德国迎来了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日本从被占领时期的简单加工跃进到高技术、高质量生产的最高工业化阶段。香港，毗邻中国最南端的一个沉睡不醒、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港口，从极端贫困发展到相对富足，到20世纪末，香港人均收入超过了它的殖民地主人。
假设蒋没有进攻满洲，那么就会出现稳定的分治局面。东亚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将会在1950年代实行贸易开放，而不是被排外的中共政权和西方在冷战中对华禁运封闭住国门。长江流域巨大的市场、资源、人力和物资将与其他经济体共同造就亚洲经济奇迹。在中国于1980年代放弃最糟糕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实行对外开放时，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两位数的增长率，出口大规模增加，经济欣欣向荣。如果中国关内地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这一切本可以在20年前就实现的。
而且经济的繁荣将会如同德国和朝鲜半岛发生的那样，改变中国的战略平衡。在朝鲜半岛，北方传统上是工业区，而南方则是农业区，因此，分治最初对北方有利；但南朝鲜最终完全压倒了北朝鲜，到1990年代时，共产主义的半壁江山饥馑遍地，而南部则是个繁荣兴旺的民主国家。同样，东德经济的失败和西德经济的成功为两国1989年之后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满洲是中国的重工业、采矿、钢铁制造的中心地区，在最初中国本部无法与之相比，到1960年或1970年时，中国的南方地区几乎可以肯定会遥遥领先。正如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继承或创造的工业资源，社会主义管理下的满洲很快会变成生锈的垃圾场，而南方则肯定会成为“龙经济”。
蒋和国民党人在付出最初的代价后会得到多得多的报偿，到蒋介石总司令1975年去世时，他领导下的中国将决定性地令东北的“红色中国”相形见绌。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的袖珍台湾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格局将会根本扭转，随着“红色中国”在市场、投资和技术依附于繁荣的南方邻居，并日益受到空中电波以及自由得多的南中国的影响时，撬动历史的杠杆将几乎完全掌握在非共产党的中国关内当局的手中。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于西德，“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1970年代就会四面楚歌。
但历史事实是，中国没有出现分治，蒋把军队投入了满洲。在他采取这一行动时，他的梦想就开始坍塌了。认为“停止进攻命令”是蒋介石最大的挫败，这一点是有争议的，然而其他的危险不过是隐藏在表象之下。指望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拼死冲杀而后败走麦城是不现实的，满洲是他们的必争之地，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只有战斗在孙子所曰的“死地”。而他们的确坚持死战，数十万中共将士战死于1946年至1948年间的长期消耗战，中共军事统帅林彪在自己的军队血流成河之后阻止住了国军的进攻。林彪和中共竭其所能改进其武装，使其与国军的优势比起来不相上下。苏联以及日军丢弃的重炮被编组进中共军队，为此还成立了炮兵学校。随着中共装备的重型化，战斗对各方来说都变得异常残酷、代价高昂。蒋的军队不再拥有超过对手的军事装备，当中共的高射炮瞄准国军空中运输线的时候，连接国民党占领的满洲城市之间的关键交通线被切断，数十万国军精锐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守卫着过于漫长的战线，被牵制在无谓的消耗战中，无法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扭转战局。
中共在满洲据有两大优势：其一，满洲是其主战场，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倾力一搏，而蒋则不得不在中共随时发起进攻的时候，狼奔豕突于中国全境。其次，苏联在北满的地位给予了共产党军队有效的庇护，中共军队可以轻易得到补给，必要时则躲在苏联身后。与此相比，国民党的海空交通线则十分薄弱，很容易被破坏。中共在其关内根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其优势。在山东，他们发起游击战，击退了本来可以调往满洲的国军的进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把国军牵制在阵地防御战中，并且在巩固自身的常规力量之后，对国军逐步蚕食消灭。其结果就像是白蚁对一幢一度坚固的建筑物的攻击。从1945年至1947年，表面形势似乎对国民党并不坏，国民党取得了一系列看起来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军事上的胜算正在发生逆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虚弱，而中共则日益强大。1948年，满洲沦陷，数十万国军被切断分割在几十个孤立的据点，最终被迫投降。国军本可能在中国本部赢得胜利，但时过境迁。1949年，已占据优势的中共军队发起了一系列强大攻势，导致国民党的军事大厦最终轰然坍塌。
震惊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即著名的“失去了中国”之说，导致了麦卡锡时代的开启，这是美国冷战时期最残酷的年代。其后，也就是几个月后的1950年6月，北朝鲜入侵了南朝鲜。这场危机比欧洲发生的任何一场危机都要严重得多，导致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我们现在已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刺激了金日成对汉城发动闪击战。我们同样知道，斯大林与毛泽东一致同意入侵南朝鲜，两人都相信金日成很有可能成功。华盛顿曾经对中国的沦陷作壁上观，现在怎么可能在弱小的南朝鲜遭受侵略时袖手旁观呢？但是，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分治，那么，金日成永远也不会制定他的入侵计划。假设金日成做此计划，中国的分治局面岂不是能够确定无疑地阻止之？朝鲜战争使得冷战变得冰冷，假如没有蒋的满洲赌博，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起来。防卫台湾也在莫斯科与华盛顿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那么永远不会有台湾问题。最后，毗邻一个反共的中国，越南则永远也不会赤化。中国顾问团、物资供应和提供的积极庇护，是越盟在奠边府取得对法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越南的分裂，美国就不会卷入越南战争，那么，冷战就不至于恶化。的确，冷战中的“战争”几乎全部发生在亚洲，并且都源于共产主义在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的胜利，亚洲成了推动冷战从危机走向危机的马达。
假如历史上出现的是一个更为温和的冷战，一个更广阔、更强大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亚洲经济更早更快的复兴，在苏联东部边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大破产加之“红色中国”的失败，林林总总，在我们的反事实推理中，这些都将促成共产主义更早的垮台，以及冷战更彻底的终结。容忍在满洲建立一个“红色中国”代理国，将耗尽苏联的财力，共产党政权将会变得越发虚弱不堪；如果毛被剪除，一个魅力和毛无法匹敌的中共领导人，会在苏联支持下被扶植上台。到了1970年代，历史将为“自由中国”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消化“红色中国”搭好舞台，正如西德戏剧般吞并东德那样，这一切也许会发生得更早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人都认为，如果放弃满洲，将无法挽回地导致国家永久性分裂；而历史的结局恰恰是，如果不进军满洲，蒋介石及他的政权就能够最终完成他们长期追求的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
编者说明
本文英文标题为：China without Tears： If Chang Kai-shek Hadn’t Gambled in 1946
此文译自Robert Cowley ed., What If...? Vol. 1, The World\'s Foremost Military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 (What If...?), Simon & Schuster Audio, 1999。
本刊编辑部获作者授权刊登其中译文，译者岳健勇。
（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