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让民主造福中国》一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在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百姓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和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个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民主选举则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给予一个国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有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

民主化过程中“忠诚反对”的建立

“忠诚反对”这一概念出自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当时的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王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之为“为女王的反对”（Her Majesty\'s Opposition）。现代政治学将这一概念转述为“忠诚反对”，其核心就是，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和在野精英必须在主要价值观上有着共识。执政和在野双方的价值观差别越大，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精英与在野精英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在野精英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社会，这就成了一个“非忠诚反对”。一个存在着重要“非忠诚反对”政治力量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过选举上台后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建立“忠诚反对”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有重大影响。中国不想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并且可能还想在民主化后继续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在当今世界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因此不但会产生迎合西方观点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还很可能会迅速扩大影响，取代共产党而成为执政者（如果从党内民主入手的话这一势力就会分裂党，虽然这类势力在国家民主化后一般会马上被边缘化并被民族主义势力取代）。民主的“忠诚反对”特性为一个想保持一定程度的世界非主流价值观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设置了很大障碍。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一事件绝不是一次本文意义上的民主化运动，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使如此，整个事件的发展却演变成反右运动，从而大大削弱了当时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民主性”。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民主的含义与五十年代所尝试的非程序性“大民主”截然不同，但是所面对的任务却十分相似。如何建立一个精英共识，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是俞可平先生这样的党内人士所需考虑的第一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最高执政者的初始改革意向就是想看到一场由他发起的民主化迅速走向“苏东波”的结局。任何执政者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成为一场改革的首先牺牲品。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但却也不是无法可施。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总体原则就是通过宪法和制度排除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为纲领的竞选，而将竞选议题限制在涉及人民各种切身利益的具体政策层面。比如，虽然伊朗在最近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他们在伊斯兰革命后所建立的一套民主选举体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在捍卫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同时开展民主选举这一难题，并且至今仍有着很大的生命力。伊朗的经验必有可借鉴之处。

民主转型的时机和技巧

民主转型无非有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局面的产生。特别是，局面失控后产生的民主社会不但质量往往不高，而且广大百姓很可能会在失控局面中蒙受很大损失。如何走改良型的道路因此就成了关键。问题是改良道路怎么走。党内民主还是从其他方式入手？基层民主开始还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从实质民主开始还是从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入手？这里面大有学问。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比较稳妥，但是却有着以下三个弊端: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强化社会中原有的对发展民主和现代公民社会不利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从而对长期的民主发展不利（可参阅笔者对民主体制保守性的分析《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载《领导者》十八期）；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发展到一定政府级别后（比如到地委、省一级），地方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乃至导致国家的崩溃甚至分裂；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赶不上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发展，从而让百姓觉得是在作秀而失望。中国的实质民主在近年来有着飞快的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约束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发展起来的许多实质民主手段（如上访、散步、闹事、散布谣言、网络政治参与等等），因为得不到程序的约束而有着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并且很难被制度化，长此以往只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并大大增加改良型民主转型成功的难度。

民主的范围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必须反对泛民主。民主政治十分适合于领导人的产生和对于某些议题的决定，但它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目前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加州政治在民主党的主导下形成对民主的长期滥用。加州政府喜欢搞全民投票，而加州百姓对于政府增加各类福利的提案全都拥护而对增加税收的提案则进行否决。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在加州经济尚好的时候并不凸显，因为政府能把税收目标锁定在企业的利润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上，但是在目前的美国经济下，加州政府只能是走投无路了。

一般来说，较为可行的制度不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比如，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体利益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一个方法，这就是利益集团制。在一些靠国家力量很难搞好的领域，政府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这就是类市场制。在某些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并且这些知识能为大众公认时（如医疗卫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与民主选举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而百姓对于这些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整个体制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熟的民主体制是以上制度权威性得以确立的最大保障。

世界民主转型成败研究

民主转型不见得一定会成功，不成功的民主转型还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前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崩溃并走向法西斯道路，拉丁美洲国家二百多年来在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东欧的民主转型仅仅在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有着显著的成功，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引发了国家分裂和种族清洗；在西方国家晚近的民主转型当中，西班牙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引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成败教训都值得仔细研究。

民主转型政治家

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法治，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俞先生所提倡的渐进性民主转型的成败关键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家的素质。在民主转型时期，一个国家往往会为社会共识缺乏、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流行、知识分子天真等等问题所累。于是乎，激进人士认为政府的改革太慢并天真地认为自己掌握着一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则责怪政府走过了头。在这种场合下，化解社会矛盾，树立社会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转型时期政治家的智慧。转型时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主要政策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

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在运用“真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掉头就制止了随之而风靡的理论务虚浪潮，并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邓的这一做法很为当时的世人所不解。其实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免了精英层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开始就形成公开分裂，并使得没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能随着社会变化而同步发展（试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估计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是对于一个思想保守的官员来说，如果他的儿女做了生意并发了财，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之而起变化）。邓小平的“摸石子过河”观点使我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托邦思想、教条主义和各类“工程”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工程”思想这儿指的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类比为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不同层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统工程”，改革导致的后果经常会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的交错下而与“设计者”的初始想象南辕北辙。这种十分有害的工程师乌托邦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我国规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条小船，不断根据情况而调整方向。邓小平在坚持开放中对极端势力的弹压则更为经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弹压党内极左势力和取消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关闭了“西单民主墙”，与此同时他逐渐放开言路，扩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邓小平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通过南巡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则是他最后的佳作。邓小平能在一片叫骂中、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谋略来孤立极端势力，安抚保守势力，并将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从而赢得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尊重。

民主选举技术和民主教育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对于民主选举技术和广大百姓民主教育问题却从来就没有研究。怎么投票和算票、怎么划选区、怎么确定各选区候选人数目和合法当选人、怎么竞选、怎么设定投票议题等等，这每一点都大有名堂。比如说选区设定，不同的选区设定会导致不同的人当选，一个不好的选区设定会大大增加选民的被操纵性、加深社会裂痕，甚至会促使国家分裂。同样，民主教育也很重要。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荣誉感和道德仍然十分重要:竞选手段得有底线、为人要有承担、丑闻暴露之后应该辞职。民主转型时期特别容易出现像陈水扁式的政治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选票，毫无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可言，对转型期的民主发展有着很大的毒害。民主教育还必须在百姓中进行:人们必须学会接受失败、学会容忍不同意见和保护少数，学会成熟地看待政治。美国每次大选前小学生在班里就会进行模拟总统选举，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还有，美国高中有一项数学竞赛，每年就“社会选择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各种投票和数票方法的特点和弊端）、“公平分配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在多于三个人的情况下，各种分配方法的特点和问题乃至人口不同的每个“选区”在“代表”名额分配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等问题举行竞赛。这类竞赛不但提高了学生对应用数学的兴趣，而且潜移默化地进行了民主和民主技术的教育，加深了学生对社会事物（哪怕是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事物）复杂性的理解。美国的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其中原因很多，他们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没。

有关民主政治所需研究的课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而我的讨论基本也只是部分问题的提出而不是结论。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选举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国体问题（一党、多党或无党制，总统制或议会制）等等都值得我们去作深入的研究。因为篇幅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俞可平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将沿着三条路线稳步向前推进:一、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二、由基层民主逐渐向高层民主推进；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使得人民在政治选择上的自由度逐渐提高。笔者衷心希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能沿着俞先生所预见的这一代价较小的方向前进，但是同时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美好愿望并不简单地等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实际方向。为此，像俞先生这样的党内文胆必须作出努力，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雨绸缪，对民主政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国家作出各种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为渐进的“增量民主”改革从愿望转变为现实作出努力。学者不需为政府的决策和社会的实际走向负责，但是学者必须学会用学术语言客观指出政府政策的非企及性结果，学会判断政府政策和社会实际走向之间的差距，学会作出高质量经验研究的本领。本文所建议的这一由党内学术权威领衔的研究机构因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类研究机构必须无意在社会上取得重大影响，其研究结果也应当主要在内部杂志发表。这既可以防止一哄而上局面的出现，又可以避免以“启蒙”和“鼓动”来取代学术，从而导致俞先生不愿见到的后果。至于这一想象机构是否能作出有质量的研究，这得看俞先生是否能囊括到一流的人才，筹到足够的资金、建立一个不同于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的学术评判体系和牢牢把持住这一机构在研究上的独立性。这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