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钱理群先生《我的精神自传》一书出版后（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媒体有不少的采访、报导，而学界的反响却颇为寥落。在不多的几篇评论中，我注意到网上有一种意见，认为钱先生是“延续80年代的框架、方法来诉说自我”，“他的反思和自传中的关键词属于80年代”，“因此90年代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学术规范，人文精神讨论，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中国道路寻求，等等，都为他有意无意屏除了。”（余世存《幸存者的精神突围——读钱理群》）这意见，或许可作为学界反应的一个脚注罢。

不过，说钱着“延续80年代的框架、方法来诉说自我”，其“关键词属于80年代”或许不错，但若说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未能纳入作者视野，却未免有些武断和轻率。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讨论，还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抑或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作者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只是由于对这类问题或持有疑虑，或立场超脱，未多介入，所以着墨不多，评议节制。这样的言说姿态，在多元化已成为学界共识的今天，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作者选择的是一种个人视角的叙事，其言说皆以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专业为起点，由文学而思想，接续八十年代的问题，从当年的反思入手进行再反思——亦即有论者所说的“双重反思”。这样的言路，虽有局限，却也并非没有其学术上的自我考虑。作者非理论界中人，自不可能完全站到思想史统领的高度，对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演进和理论变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则，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不就是一直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吗？作者采取“接着说”的方式，固有点“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意味，但不正是这样的反观与逼进，才让人分明的感到——八十年代其实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就此而言，作者的思路甚或是敏感的。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就在作者写下这些思考（2002年——2005年）的几年之后，一本名为《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一下竟击中了许多人心中的曲隐。蓦然回首间，人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至今也未能真正走出八十年代的身影！所谓“告别八十年代”不过是一种幻象，“死人”还在紧紧抓住活人。于是，在经历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经历了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姓资姓社的交锋，以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毛主义的复活、民族主义的喧嚷、国萃派尊孔读经的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建言……等等，等等之后，人们忽然发现，八十年代的那些问题或命题诸如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等等，非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到来，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和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加剧而更为凸显。于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中，八十年代重又成为知识界热烈关注的话题。其中如理想主义问题、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国家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等等，随着犬儒主义的流行，维权运动的兴起和群体事件的增多，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时时泛起（最新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就是一例）等，依然以其有待解决的悬疑和悬念而在继续叩问着我们的灵魂与良知。

当然，这并非说钱先生的反思就没有他的局限或缺憾，一如他在书中不断提醒反复置疑——自我置疑——的那样，他的不足显然还需要有人跟进，去作进一步的充实、展开和深入。这原本就是他的期待。所以，当先生邀我为他的这些言说作评点时，我欣然从命。不过，由于对其下篇“我的精神自传”部分已表达过较详细的意见，所以我的评点只限于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而且也仅限于有话可说的那些部分。为便于阅读，各部分均采用原文标题作区隔，标题之下，才是我所作的补充或展开。特此说明。

二、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1、我对文革的预感

本节题为对文革的“预感”，文中却语焉不详，看不出“预感”何在，因此似有必要对相关背景再作点补充交待。

文中所说的“文革前夕”，估计当为1965年的下半年。这一年的元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重要档《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亦即著名的《二十三条》。这个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档，最引人瞩目之处是首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说的“运动”，是指自1963年开始发动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五反四清”，即城市搞“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农村搞“四清”即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后由《二十三条》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曾于1963年5月和11月下发过两份档，分别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前者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陈伯达执笔），后者则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修订（田家英执笔）。就基本的提法和对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而言，前后十条并无矛盾，所不同者在于，“后十条”针对运动在试点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相应规定，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过火行为的用意，所以当时就有议论说“右了”。而问题在于，群众性的运动一旦展开就很难稳妥控制，所以，随着运动的全面铺开，底层群众习惯性的激烈行动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各地都出现了乱揪乱斗、关押、打骂、体罚等逼供现象，致人死命之事层出不穷。但在“阶级斗争”思维的主导下，问题越尖锐，阶级斗争的形势就越容易被夸大，被错估。于是，1964年8月受命“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的刘少奇，再次主持了对“后十条”的修改，拿出了一个《“后十条”修正草案》。草案最突出的变动，是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基层干部将被撇在一边，不被信任。结果，运动迅速左倾，打击面越来越宽，对基层班子烂掉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所谓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天津小站夺权、白银厂夺权等成为典型例证；依靠工作队蹲点，搞扎根串联的“桃园经验”成为样板（以后又发展为搞人海战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组成上万人的庞大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某一个县，倾盆大雨，全面开花）。刘的做法引起了毛的不满，两人的分歧很快就在中央工作会上爆发，并发生了公开的争执。刘认为，四清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还是地富反坏和部分蜕化变质的干部，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矛盾的性质复杂，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毛则认为，地富问题只是表面，根子还在党内，在“当权派”，是当权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新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按毛的这一思路拟定的。与“后十条”《修正草案》相比，《二十三条》改变了撇开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了“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方针，同时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搞人海战术，规定严禁打人和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因此对限制打击面，约束过火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应指出的是，《二十三条》下发后，中共中央又专门下达了一个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将档打印成布告形式，在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包括军队连以上单位张贴（室内）。在如此广泛的宣传下，即使作者在当时没有敏感到“运动重点”提法的改变（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城乡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四清”以及《二十三条》中将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的规定总不会没有耳闻吧？以此推之，所谓“预感”云云，当是对当时“四清”运动的氛围和《二十三条》颁布后造成的某种运动转向的敏感吧？

此外，文中（36-38页）讲到“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这一点尤值注意。文革的全民参与性是与以往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而这一点，却往往为事后的研究者甚或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至少是重视不够。其实，这是解读文革，也是解读毛泽东迷雾的一大关节。

那么，文革时期，何以会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参与呢？对此，作者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结合他的亲身感受与观察，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因阶级斗争理论而产生的出身歧视，亦即身份的不平等；二是因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不平等；三是党的一元化领导逻辑所导致的思想不平等。当然，当年的不平等远不止此，而且这些不平等也只是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表现或反映。要而言之，因体制的僵化而导致的特权和官僚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理论与实践抑或理想与现实亦即美好的目标承诺与贫穷落后的生活实际的矛盾，还有严密的计划体制约束与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品性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老实说，这些矛盾的累积与普遍存在，才是导致文革“全民参与”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将这些矛盾的存在作为文革政治动员的负面因素，那么，还有一个正面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毛泽东权威的鼓动和煽惑。

本来，因体制僵化，因权利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等等而引起的不满，早在1957年以前就已经相当严重了，起而抗争者也不乏其人，但经过“反右”、“反右倾”、“四清”等无数政治运动的整肃之后，公开表达的不满已越来越弱，几至完全消音；而另一面，经过大跃进、经过三年大饥饿等等的折腾，底层民间积蓄的不满却在暗暗增强。这种不满与反右派运动锻造出来的逻辑（反对某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逻辑）处于尖锐、直接的矛盾之中。按照这一逻辑，所有的党（政）领导——那怕只是一个小小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碰触不得。在这个逻辑的背后，则是党和国家机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观念”。而基层单位的党政领导，又与底层民众处于大量而又日常的直接接触之中，这样，矛盾的易发与观念的神圣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况。唯其如此，文革开初的政治动员应者寥寥，敢于起而响应者少之又少，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的厉害。直到所谓的“资反路线”触犯众怒，中央文革炮制出“两个司令部”的理论，一向被视为真理化身——当然也是党和国家机构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的毛泽东，不仅公开表示站在群众一边，而且公开向他昔日的助手、同志，向他亲手参与创建的那一套党和国家制度发难，这样，有了代表着真理、正义、革命和进步的毛的支持，底层民众的政治反叛也就有了合法性保障。毛的巨大权威实质上成为打破“绝对观念”神话，颠覆反右运动逻辑的法宝。长期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郁积多年的怒火随之爆发，迅疾燃烧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捣毁国家机器（冲击各级党政机构的“造反”）运动。至此，文革才算真正的爆发，标志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昔日碰触不得的大小官员几乎全被打倒，神圣不可侵犯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被压抑太久的人们似乎还从未有过如此痛快淋漓的渲泄与释放，人人沉浸在一种报复与泄愤的狂欢之中，享受着“革命”所带来的某种颠覆的快感与解放的惬意。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毛、关于文革的历史迷雾：毛何以要出此狠招，居然甘冒风险，动员民众起来向自己亲手参与创造和缔建的那一套制度、秩序和机构宣战？长期来，这一直是个令文革研究者们迷惑不解，众说纷纭的问题。究其原因，文革的全民参与是个关键。因为它与毛泽东专制主义的逻辑是矛盾的，也可以说这是文革形成的历史悖论之一。如何正确地来解释这一悖论，已经成为理解文革产生、发展及其走向和演变的一大谜团。

2、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这里所述及的，事实上是文革“全民参与”之广泛性的又一个原因，或可说是重要诱因，这就是所谓“五十多天”的“资反路线”在运动初起之时对学生及教师形成的压制。

毛自授权江青秘密组织由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便开始处心积虑，想法突破位处中央一线的刘、邓阻挠，寻找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组织力量。奉命留守北京掌握运动的刘、邓（此时毛已秘密离京，以视察名义在外静观北京动向），面对在毛的鼓动下已动荡不安的校园局势忧心忡忡，尤其是在毛亲批聂元梓等人点名批判学校领导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起而效法者不断涌现，大中学校里山雨欲来，风云鼓荡，一片惊惶。几乎所有学校当局的权威都不灵了。眼看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为了维系基本的稳定，保障运动的正常开展，刘、邓根据以往经验主要是反右时期的经验，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进驻校园，负责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全国各地亦仿照执行。工作组进校后，为了控制运动，维持校园的稳定与秩序，同样按照反右运动的经验和逻辑，把少数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敢于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统统当作“反革命”、“假左派”、“反党分子”等等而予以批斗甚至关押。同时，为了所谓的“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也就是寻找可靠的依靠力量，掌握好校园里的思想动向，工作组还悄悄划线排队，在师生中划分左中右，这就是后来在校园里引起极大公愤的“黑材料”事件，以致在有些矛盾激化的地方发生了轰赶工作组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分成两派，保工作组一派和反工作组一派。勿庸讳言，按照工作组的做法，文革必然演变为又一场新的反右运动，这本是毛反右理论——从逻辑到手法的贯彻和运用。但毛又一次表现出他超常的思维，工作组被指为“镇压学生运动”，其所作所为正与他的意图相反：过去需要维护大一统，现在则需要打乱大一统；过去是“引蛇出洞”，现在却需要放蛇咬人。所以，于七月下旬回到北京的毛对工作组严词斥责，不仅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引述 “又何其毒也”的那一段名言就出自此文），而且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还专门针对性地写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自反右而后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那条戒律被破除了。工作组撤销，由工作组所奉行的那一套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早先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的师生皆得到“解放”，获得新生，恢复了“革命群众”的身份。作者本节所述经历，其真实背景如此。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景下，被置于漩涡中心，风暴中心的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无异于引火烧身，只能激化矛盾，加剧不满。犹如一个反向的引爆装置，工作组及其所奉行的“资反路线”，便成了引发大面积不满的导火索。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示支持群众的毛，又一次成了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大救星。人们在感激涕零之余，能不为王前驱，也跟着“炮打司令部”，向工作组，向“走资派”，向毛所指引的一切敌人开炮么？这样，毛发动群众的策略才开始奏效，全民参与的造反运动排空而起。

3、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个人在历史（文革）中的命运，之所以会有如此诡异和荒谬的变化，犹如翻烙饼一般，时而“革命”，时而“反革命”，时而“打倒”，时而“解放”，全是因为文革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在铺演过程中被复杂的矛盾和错综的关系缠绕、变异而形成纷披、迷离的事象所致。要而言之，以重建牢固的个人专制、全面专制为指归的文革，却在其展开方式上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形式——“大民主”；以“斗私批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标榜的道德革命、理想革命，在凯歌行进中却处处暴露出其高蹈的虚妄与贴地的矛盾——理想的目标在推进中总是受到私欲无所不在的蛊惑和困扰；明明是高层少数人的矛盾，却要假大多数人的名义硬性铺展为一场席卷全民的大运动，如此等等。事实上，文革无非是一场神仙斗法，犹如古希腊神话里黑暗时代的半神半人之战一样，凡间的英雄不过是天上诸神的化身或提线木偶，他们在下界厮厮杀杀却不知那力量来自何方，对上界的真实情景、真实意图更是浑然不知，弄不清那征杀的用意何在，目的何在。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像诸神无法抑制自己的贪婪一样。要到云开雾散，赤身裸体的诸神蜕下伪装的崇高，天上的龌龊与人间的丑陋才会合而为一。总之，在大戏落幕之前，谁也弄不清自己在诸神的棋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所以，总难免会被起落沉浮，变幻不定的自身命运而弄得手足无措。具体而言，作者在文革中一再被整一再“解放”，主要与夺权后形成的两大派争斗有关。

1967年二月，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也即夺权风暴的催动下，贵州造反派快速行动，炸响了声震一方的“西南的春雷”，组建起新生的红色政权——“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刚完成了联合夺权的造反派，随之就因权力再分配的不均，立即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支红派”（以支持红色政权而名）和“四•一一派”（以冲击省红代会召开的日期而名）；前者掌权，后者在野。作者本人和他所隶属的组织不幸正属后者。两大派的厮杀，在经过短暂的“文斗”较量无效后，立即升级为以铁棍、梭标等冷兵器为主的“文攻武卫”。在前者的强力打压下，后者一度解体，其头头和骨干分子，或者被抓被关，办“学习班”；或者逃亡在外，寻求外省造反势力的庇护。如此才有了“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的体验。但坏境不长，为了平衡各地夺权后因分赃不均而出现的派性争斗，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编号为“117”号的档，要求各地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犯了错误的造反组织仍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随意压制，于是作者及其所在的组织又得以恢复名份，回返革命的队伍，这就算是“第二次解放”了。但地方利益导致的派系斗争并未因此结束，尤其在夺权之后，“天上”的龌龊已渐为人间窥破，凡尘的争斗虽然还在假诸神的名义进行，但它已经有了人间的规则和欲望。具体说来，时为贵州省革委主任的李再含先生，因兼有昆明军区副政委之职，不知何故而与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谭甫仁将军发生了矛盾，而将军支持的云南“八•二三派”与贵州的“四一一派”又是同盟——云南成了被打散的“四一一”分子的庇护所。于是，李氏旗下的《新贵州报》居然敢组织文章，不点名地向谭氏开火，云南方面自然不甘示弱，同样还以颜色。一来二往中，录属昆明军区的××军奉命开赴贵州支左，一度受压的贵州“四一一派”复又重振旗鼓，拉起山头。而这一次，冷兵器已不堪大用，派上用场的已经是步枪、机枪、冲锋枪等热兵器了。在一片“踏平”、“捣毁”声中，“四一一”再度被打垮，作者“第三次成为反革命”。此后，有形的两派斗争转化为无形的暗中对抗，李再含本人也因形势需要而被中央文革所抛弃下台，被镇压一方头顶的罪名也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遂不复再有“解放”之举矣。1969年以后，随着由军方人士出任各省革委会第一把手的惯例成为不容置疑的通则，变相军管的“三结合”文革体制渐趋稳定，所有的群众组织兵归营，将归位，统统解散。历史应验了北京“四一四派”的预言——“河归旧道”。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际已降下帷幕。

4、 终生难忘的“逃亡”

这里叙说的，是文革中很典型也很常见的情景——政治逃亡。

政治逃亡何以发生又何以成为可能？这得从夺权后的分裂讲起。

按说，在经过“大民主”的荡涤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和风度去应对新生的反对派——他们原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而以造反起家的反对派们也误以为，凭着曾令旧省地县委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闻风丧胆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批判武器，就完全可能有效地将他们反对新保守派亦即反“红色政权”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殊不料，在旧体制下孵化出来的革命权力机关，一落地就露出了它凶狠、狰狞的极权主义本色，在“革命”外衣的合法掩饰下，新生的红色政权同样抖落着国家机器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毫不犹豫就对它的反对派也即昔日的战友举起了镇压的大棒，如此便有了红色政权建立后的新一轮政治压迫。文攻之外再辅之以武斗，“四大自由”转变为赤裸裸的武力镇压，由此形成了局部内战的现象。文革内蕴的矛盾——专制与民主的悖论立即凸显，以专制构建民主的假像被新的专制形态所消解，从专制到专制的文革逻辑由此贯通。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在权力重构和体制重建中继续充当反对派的“革命群众”们——包括作者在内，何以会有一再被逐出革命队伍，乃至逃亡他乡以躲避迫害的遭遇或经历了。而政治逃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各自为阵的地方造反派，因实力、观点、处境、派别等等的不同，再加上与中央高层斗争的复杂关联，故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政权割据的状态，虽然为时不长（前后大概也就一、二年时间），却有可能使在甲地受到打压的人在乙地会得到安全的庇护，所以，当年的很多文革领袖和骨干，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逃亡经历。至于如作者所述，以远在他乡的亲友作为逃亡避难所的，自也不乏其人，只是其安全系数较小，而且多系个人所为。

5、死里逃生

在地方文革史的记忆中，这是一桩颇具传奇的真实故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因中发“117号档”而重振旗鼓并以之命名的安顺“117派”（简称“么派”，也即贵州“四一一派”的支系），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不敌“支红派”的强力打压，最后收缩到城郊的一个运输单位——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的地盘内。该公司的掌权者，是“117派”的主力——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简称“红战团”，一个著名的工人组织，响当当的造反派。“红战团”的对立面叫“工人野战军”，被指为保皇派，在夺权斗争中被打垮，溃散。“红战团”一举夺掌了该公司的党政财文大权，有一定的财力支撑，所以成为“么派”最后的大本营。这大本营周边，有四、五个山头，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些正在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浴血奋战的斗士，是拱卫大本营的天然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早早就被“么派”占领。山上修有工事，几面象征性的大旗，插在山头，鲜艳如血，迎风招展，透出几许的悲壮与苍凉。拥戴该派的市民，只要抬眼看到那些高高飘扬的红旗，就知道“么派”还在坚守，还没有被打垮。不料，突然有一天，在夜幕的掩盖下，某座山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第二天，那座山上的红旗就消失了；接着，便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几座山头相继失陷，沦入敌手。拥有地方军区支持的支红派，不唯武器精良，配备有机枪、冲锋枪乃至高射机枪等等，而且有军方人士协同指挥，这自然是只拥有少数“三八式”、“汉阳造”步枪和一堆自制手榴弹的“么派”所不能敌的。支红派趁夜拿下几座山头之后，已是大兵压境，形成三面合围之势。被困大本营中的“么派”，已经无险可守，唯剩后面一条山路，一个狭长的小山冲，通往更远的郊外，称罗卜冲。局面至此，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大本营之被一鼓荡平，只是迟早的事。支红派稳操胜劵，之所以还在外围僵持，不敢冒然挺进，发动攻势，是因为传言大本营外围都布满了地雷，不得不小心翼翼，寻找恰当的破敌之策。形势危急，大战在即，一场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的血战看来难以避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么派”却来了个巧妙的金蝉脱壳，上演了文中叙述的深夜大撤退一幕。这是一次漂亮的撤退。是夜，被困高层——由几名工人领袖和学生领袖组成的核心小组传下密令：今夜有行动，要所有人合衣待命。凌晨二点，行动开始，一支约一、二千人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就沿着后面那条唯一的退路悄然撤离，然后自南而北，绕了个大迂回，到达北郊的某部兵营——也就是由昆明军区派驻贵州支左的某团驻地。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一场灭顶之灾终得以免。第二天，支红派在山上的瞭望哨发现对方营盘里悄无动静，方知受骗，可惜为时已晚，敌军已然“消遁”了。

事后知道，支红派之所以被麻痹，是因为“么派”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那一组绑在吊车上专向城里广播的高音喇叭，一如往常，音调铿镪，激情澎湃地昼夜播出，使人误以为他们还在坚守，一切正常哩，又谁知，那喇叭里播出的都是事先录好的内容呢。

6、精神的迷误

文革历史逻辑的展开，到1968年以后，终于通过两大经验事实而暴露了其理论目标的虚妄和现实政治的冷酷。一是1968年底发动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毛挥手之间，就将这个曾被他捧得无法无天，而今却已成为文革新秩序障碍的天之骄子逐下了舞台。自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退出历史。昔日备受骄宠的先锋和闯将，突然就被遗弃，集体放逐到一穷二白的广阔天地，心灰意冷之中，大多数人都难免会有受骗上当之感，文革不过是“又一次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说法开始出现。由此产生的所谓“六八年人”，把激进的红卫兵异端思潮与其后以知青为主体的对文革的反思与觉醒紧紧地联在一起。二是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被破天荒正式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突然叛国出逃，这对于已经习惯于相信各种领袖神话的国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用天崩地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地震。在此之前，不会有人相信毛也会犯错误，看错人；更不会有人相信，毛亲自选定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怎么会有可能是甚么野心家、阴谋家？毛林一体就如同毛党一体一样，已经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神话。所以，林彪事件打击最大、伤害最大的都是毛。人们在震惊之余不能不发问：如果林是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那么明察秋毫的毛又怎么会看中他选择他呢？毛的英明伟大、无所不知和永远正确哪里去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对毛产生的信任危机、精神危机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说，知青下乡造成的是被遗弃、被利用的消沉、低迷情绪，那么林彪事件所引发的，却是从怀疑与不满中走出来的觉醒和独立思考，以及必不可免的反叛和抗争。毛的权威开始动摇了，衰落了。中国民间思潮的涌动正是由此拉开了大幕。

然而，对于一部分造反运动的亲历者来说，毛的权威与迷信的动摇，并不意味着毛的神话的终结，文革的经验和经历始终是他们难以割舍的一个参照系。具体而言，毛以“造反有理”相号召，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形式，向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开炮、进攻，这是所有的人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毛这种自毁根基，自挖墙脚的做法，为他的“反修防修”理论，尤其是反“官僚主义者阶级”理论带来了巨大的迷惑，由此形成了所谓“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论”。根据我对作者的了解和当年共同思考的经历，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精神迷误”。作者曾多次提到，他当年的毛泽东崇拜限制和影响了聚集在他身边的年青朋友的思考，现在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影响就是“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论”。对于红卫兵一代的文革亲历者来说，毛珍贵思想论的命题至少具有如下魅惑：第一合法性。毛的地位、影响和权威决定了这一思想资源在理论思考和现实批判中的合法性地位；第二满足人们对文革大民主亦即所谓“四大自由”的珍爱与迷恋。在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体制下，文革初期短暂出现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拥护毛为前提）等等，不仅给底层民众的不满提供了痛快淋漓的渲泄，而且让无权的人们初次尝到了民主权利的诱惑。第三满足了正在普遍产生的反官僚特权的社会性要求。文革以前，在反右逻辑的支撑下，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尊长”地位却几乎从未受到过应有的怀疑和触动，更遑论限制。而毛的“走资派”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珍贵思想论的组成部分），恰好为此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反对的依据。第四在国际共运视域显得独辟蹊径。自五十年代以降，以斯大林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开始在社会主义各国面临危机，走入困境。为此，一些国家不得已被迫采取措施，对过于僵化与严酷的斯大林体制尝试进行适当调整，铁托的工人自治，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纳吉的自由化和卡达尔的渐进改革，以及后来的布拉格之春等等，都是对斯大林体制作出的一种有限改革和自我调整，因此一无例外地都被毛视之为“修正主义”。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即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却以另样的方式展示了对斯大林体制困境的破解，这就大大增加了毛珍贵思想论的魅力和诱惑。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年的青年思想群中，持此论者不乏其人，是民间思想中颇具影响的一种代表性思潮。

顺便说说，根据作者在其新着《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概念及其所做的个案分析（见《六十年代初涌动于北京校园的地下新思潮》一文），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崇奉毛晚年珍贵思想论的民间思想者，其实也属于“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范畴。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概括了不同时代一脉相承的某种思想现象，而且抓住了此种思想现象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些受到毛思想影响的激进青年，总是喜欢从极左的方面去理解和阐释毛的某些理论和思想以及做法（包括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并据此要求对现实的社会和体制进行更激进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是一个跨时代的思想文化现象，不仅包括文革前的一部分在校大学生，而且包括文革时期出现的一部分红卫兵异端思潮（如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派”思潮、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及其所代表的思潮、武汉鲁礼安、冯天艾的“北、决、扬”思潮等），不仅包括七十年代持毛珍贵思想论的民间思想者，而且包括今天的很大一部分新左派人物。历史地看，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大都是一些思想敏锐，勤于思考，既富现实感，又富有浓厚理论兴趣和政治热忱的人。他们的底层出身（就大多数人而言）、默默无闻和小人物身份，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颇相类似，因此，毛早年的经历——他的活动、精神乃至人格，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起而效仿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胸怀大志，喜欢想大问题，做大事情，渴望担当大任，报效祖国，所以他们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由于位处卑微，没有名气，他们的梦想——渴望登上大舞台，参与对国家、社会的变革以建功立业的梦想，在等级森严，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不易实现，所以又往往对民主、自由有着本能的渴求，企望能借助一定的民主权利，越过官僚等级制的重压，一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向往的民主、自由，泰半是用来对抗等级压抑的武器，一旦等级制的樊篱对其发展不再构成障碍，民主、自由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当然，他们都满怀理想，很容易为毛那些表面激进的理论所惑，在他们眼里，毛是个典型的奇理斯玛型领袖，是他们追随的偶像；对那些不符合毛思想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他们总是忧心忡忡，满怀焦虑，他们对现实有着更多的不满和批判性审视。由于自信和坚执，他们的思维习惯又带有某种绝对主义和独断论倾向，因之较易与开明专制、权威主义等认同。此外，他们的底层身份、底层经历，又使他们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着较多的关注与同情，因此也难免会染上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时至今日，我们不是还可以从一些新左派人物的身上，看到青年毛泽东主义者那浓重的身影及其绵绵不绝的精神谱系、思想谱系吗？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当年的许多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包括本人在内，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与裂变之后，早已同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分道扬镳，走出了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阴影。而今天的一些青年学人，由于缺乏亲身经历，不知道也不了解毛泽东专制主义虚假、伪善的实质，仅仅凭着与实际剥离的书本理论，书本知识，自然很容易为那些美妙的说教、动人的承诺所迷惑，甚至有当作新发现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于是本已为历史所唾弃的毛的文革理论、文革思想，包括所谓“毛的珍贵思想论”，又被人重新摭拾起来四处兜售。对于距文革、距毛时代已经越来越远的后人来说，这是很具欺骗性的，也是危险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蛊惑人心的现象，显然同对文革、对毛的清算不彻底大有关系。因此，对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清算和批判，在今天仍是一个并未过时的课题。

7、“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1968年以后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现象。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根据现已披露的资料，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其实就是一个个自发形成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严密或松散”的青年读书圈、青年思考圈。其主体成员多是知青和由知青变身而来的工人，以及一部分文革前或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还有部分社会青年。其中，已经为外界所知的，有北京以赵一凡、徐浩渊、史康成等为代表的读书沙龙，广州的李一哲集团，上海以王申酉为代表的青年思考圈，河北著名的白洋淀诗歌群体，贵阳以黄翔、哑默为代表的野鸭文学沙龙，朱学勤文中披露的河南兰考、巩县读书圈，还有何清涟女士披露的湖南邵阳一群活跃的“六八年人”，福建以舒婷为代表的厦门知青文学群体，成都以邓垦、陈自强等为首的文学沙龙，以及贵州安顺以钱氏为代表的青年读书群等等。顺便说一句，这里之所以也把文学沙龙列入，是因为在当年，即使是从事单纯的地下文学创作，也是思想叛逆的表现，或者不如说，文学创作的异端总是以思想的异端为其先导的，更何况文学创作本身也离不开思想问题。在一个极权专制时代，自由的文学写作，毫无疑问就是对专制体制的勇敢挑战，因此，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条绵延了十年（事实上远不止十年）的思想史伏线，尽管其中有些思想成果已经转化为正史，但有关它生成、发展、演化与流变的轨迹、线索、状态等等，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梳理和研究，更不可能进入中国主流思想界的视野，故而还显得十分的模糊和零乱，无法呈现出它清晰的面目。不过，只要打开眼界，沿着时间轴将它作上下延伸，就不难发现，文革中后期普遍产生的民间思想村落，其实不过是一条被主流思想、主流话语有意遮蔽和极力抹杀的地下思潮的缩影而已。它上承遇罗克、郭世英、顾准、林昭、张中晓、林希翎、谭天荣、刘奇弟、陈奉孝……等等孤独个体或右派群体的呐喊、思考和抗争，（“上承”一词，在这里只具顺序含义，并不具有继承、延续的意思。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民间思潮的一大悲哀：以思想者个人（或群体）为表征的思想理论言说，总是以断裂的形式孤独出场，而鲜有相互的联系与继承关系；后来者总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同样的起点开始，一再重复着先驱者艰难开掘过的土地，所以中国民间思想史的轨迹呈现出的是非连续的间断性曲线，而不是递进式的层层深入；没有必要的积累和积淀，其思想图景自然就不会有发展——创新，突破——超越的上升性进路。不能忘记的是，在严密的体制隔离和信息封锁下，思想者个人的遭遇与诉求，总是被强力的压制所扼杀，而后被消弭于无人知晓更无人应和的思想黑洞之中，成为与世隔绝的尘封档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迄今为止，尚不知有多少杰出的大脑还处于这样的封冻之中。老实说，这才是中国民间思想始终发展有限的根本原因。）下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开启于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作用，而其逻辑结果之一就是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新启蒙运动，因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思想面貌和思想走向，并且至今仍在回响不绝。可以说，这是一条自1949年以后就逐渐产生、形成并日益壮大起来的地下思想史、民间思想史，它纵贯于自中共建政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虽时起时伏，时隐时现，却从未干涸、绝迹。

当然，也不可否认，七十年代中期的民间思想者们，是在思想条件极其苛酷，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下成长的。经过文革风暴“完全、彻底”的扫荡，可供阅读的书籍本就不多，再加上他们所受到的有限教育又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失，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他们的思考。同时，与苏东各国此时已经成熟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运动（或自由思想运动）相反，一向担负着社会思想责任的知识分子，由于思想改造和历次运动的整肃以及文革对他们的全面打倒，已处于整体缺席，集体失语的无奈状态，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民间思想的总体水平和理论高度。因此，捷克有哈维尔、昆德拉，波兰有米奇尼克，南斯拉夫有吉拉斯，匈牙利有卢卡奇，苏联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这样的象征和代表，而中国，除了一个顾准，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堪与比拟的领军人物。与西方在对二战反思的基础上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流派和哲学思潮不同，中国在文革结束后至今的数十年间，却见不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文本或理论范型，这不能不说是包括民间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当然，这与“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有很大关系，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吧。

8、终于走上了学者的道路

对于老三届一代人来说，1977年恢复的高考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改变自身的处境 ——很多人此时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是知青就是工人；其二是重续中断了十年之久的读书梦，成名梦。当然，对于为数不多的民间思想者来说，这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深造机会。不过，很少有人料到，经过四年大学的熏陶之后，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委实不多，而这不多的人中，又多数都被逐渐完善起来的学术科举制度所吸收，走到最后，能够做到既在学术上有造诣又能保持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那就更不多了。作者是一九六零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高考与之无缘，次年恢复的研究生（硕士生）考试本也与他无缘——这年他已39岁，人到中年，来到这远离中心，远离繁华的边陲小城也已18年，他在这里成婚安家，有一群年轻的追随者，忘年交，大可自得其乐地混下去，而且也会混得不错。但这不是钱氏的性格。前述文革以来的经历和追求已经注定，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及时实现了从边地到中心的转移，而且从其所愿，重返北大，真正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实现了向更多的青年讲鲁迅的梦想。他是幸运的，但历史也同他开了一个难堪的玩笑：他那长出很多来的年岁，使他多少有点像个瞒票乘车的旅客，很不协调地混迹在比他年龄小许多的同学中，所以有“老童生”之讥（自嘲）。叨此错位的光，他在学术界一出道，就获得了“青年学者”的雅誉，但随之又很快就转向了“老教授”，所以他常感慨自己没有学术中年。不过，这种没有中间过渡的快速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倒也颇具象征性，那就是没有犹豫地就将自己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贯穿到底，坚持始终。在同一时期走进学院，走进体制的人中，似这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野性和本色而没有被“除尽”的“余数”，是不多的，不说硕果仅存，起码也是少有的另类，所以有人尊之为“稀有品种”，倒也还算中肯。

四、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在我们所熟知的八十年代语境中，这是一个典型的理论话语，阅读此章及以后各章的读者切勿忘记，作者是从他的专业视角——文学或文学史的研究，来审视这类思想理论问题的，因此，所有问题的切入与展开都离不开他的研究专业。这说明即使是在进行一些出位的思考时，作者的越界发言也遵循着一定的学术规范，至少都是沿着自己熟悉的学术路径，运用自身的专业话语去进行生发和讨论。这样就避免了学界常会出现的某种尴尬：总是喜欢以通才的身份在非专业的领域谈论很专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某些局限，譬如思想资源不足，学理性不够，理论性不强等等。这是必然的。作者不是理论家，在专业领域里涉及非专业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以专业的姿态去强作解人，这样的治学，起码是老实的，令人尊敬的。在学术领域作思想拓展，既是作者的一贯追求，也是他的治学特点之一，有此局限，应属正常。

就本章而论，作者是以他的三大知识分子研究——鲁迅、周作人、曹禺——作为标本，再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来对这一问题展开反思和探析的。正如作者所言，“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性和主体性问题”之所以进入视野，首先同作者对文革的反思有关。正是通过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作者痛切地看到，一向以社会良知和社会批判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历史中居然集体失踪，整体缺席！这一反常现象，是连续十几年（早在反右之前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整肃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其改造与整肃的动力，却源于体制，源与早体制建立就形成的那个敌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这就是由阶级斗争理论演绎出来的“皮毛论”、“原罪论”，以及“改造论”。按照这样的理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先天有罪的群体，一个不具有独立品格，而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方能生存的“附属物”，只有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才能为无产阶级所接纳，否则他就是整个社会的罪人、敌人，不仅不会被承认，而且还会遭到无休止的打击和批判，直至你低头认罪。结果，“改造论”产生了奇效，犹如作者所言：“极左思潮”“‘改造’了我们的灵魂，渗透到我们的精神、气质、人格、思维、情感方式……的深处，由于自身的扭曲，而形成一种无可摆脱（甚至有的人还不愿摆脱）的内在束缚……”（《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自我主体本已树立的原则因为被矮化而与外来的侵入原则认同，由此产生了可怕的双重否定——外在的强力否定和内在的自我否定。双重否定让人想起了奥威尔的“双重思想”，其要害在于——正如奥威尔之言：“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一九八四》）双重否定产生的灵魂扭曲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无尽悲剧，是一本大书的的话题，这里姑置勿论。就这里的讨论而言，双重否定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根本否定！其结果必然是反智主义大行其道，愚民政策畅通无阻，人人以“大老粗”自居、自傲、自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被完全的剥夺和丧失。现代专制主义不受阻碍地铺演，乃至最后走上了文革的大颠狂，大迷乱和全面的社会大倒退。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惨痛教训。这就难怪从大跃进开始，中国当代历史一再出现的曲折、失误和倒退，都看不到知识分子倔强抗争的身影，相反，除了变嗓失声之外，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沉默的群体，一个无声的群落。所以，八十年代的历史反思，精神追问，就不能不首先指向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这里仍需指出，八十年代的历史反思，至多实现了一种价值确认和观念重塑（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成果。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至少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通过反思而大彻大悟，并以一种近乎殉道般的精神，将之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追求，最后终以守住底线，守住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而真正实现了灵魂的再生与重铸），却无法真正解决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问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品格与地位的独立有赖于经济上的独立，但由于体制所限，这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至今也只能算是达到了半独立状态。观念的觉醒既无法抵达整体的独立，知识分子就无法改变对体制的依附。在历史惯性和体制演变的过程中，以官本位为构建核心的知识等级制——新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定型，制度捆绑和利益诱惑成为诸多知识人无法拒绝的软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非但没有被减弱反而更强化了，这就是九十年代以降所出现的新依附现象。知识分子至今仍未能走出“皮毛”理论的魔咒，其集体缺席，集体失语的悲剧自然就难以避免，且时有发生。

至于作者所担忧的“知识分子的专制”现象，这是随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化、贵族化才出现的问题。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体改的推进，利益关系的调整、冲突和变化加剧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也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于是，“官”的“帮忙和帮闲”，“商”的“帮忙和帮闲”，“大众”的“帮忙和帮闲”又成为知识分子“表演”的新形态。少数被收买或主动投靠的知识分子，甚至公开站到某些权贵集团一边，不是以“专家”、“教授”的身份参与谋划，参与分红，就是扮演起布道的角色，要人借用圣人之道的内心修养去抚平外界的不公，以消解社会的不满。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专制”其实正是知识分子依附性的另一种表现，问题的实质还是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主体性的重建。同时，还应提醒的是，在今天，在作者的考察视野之外，其实也还活跃着一个眼光向下，专为底层民众及各类弱势人群提供帮助和需要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从事着不为人知的维权活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衡着假国家之名而对普通民众实施残暴专制的邪恶势力。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英雄，历史将会证实这一点。

五、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或许这应是启蒙话语的另一种表达？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民众对自身的权利、利益等等的认识和诉求，或者还比较模糊，或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需要启蒙，需要有人为之代言。在我们所熟知的前现代社会，民众是一个沉默的多数，一个无声的存在，一个散乱的群落，一个由无数同名数组成的集合体，因此，在传统社会，为民作主，代民立言是青天大老爷或有良知的士绅阶层们感天动地的责任或义务。开启民智，让民众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懂得捍卫自己的权益，自觉表达自身的诉求等等，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所以，作者将他的反思或清理上溯“五四”，下接文革，指向了整个中国的现代革命，因为这是一场由民众广泛参与并且始终以之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文革的问题（如自我主体的“精神迷乱”）不过是现代革命问题的衍生和延续而已。这是一个与运动实践紧密攸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不过，今天来讨论这样的问题，还应该注意划清构成问题的两个边界：一个是实践运动的存在，一个是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或知识程度。没有第一个前提，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不会显得那么突出和紧迫，至少在其现实性上，不会发生二者之间谁服从谁，谁领导谁，谁依附谁，谁支配谁的问题。没有第二个前提，就没有代表大众，启蒙大众，为大众立言的问题。所以，归根到底，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才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人多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是一个拖延了漫漫百年迄今仍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尤其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急速推进，在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下形成的市场运行机制，实质上是一种“无规则游戏”，它为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制衡的国家公权力的疯狂寻租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和气候，两股没有制约的力量纠结一团，释放出空前的恶——权力的大面积腐败和对公众利益的无顾忌摧损成为触目惊心的社会公害。民众因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而被剪裁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农民工、复转军人、上访群体、待业青年、艾滋患者、性工作者等等，等等。于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再次突显。而不幸的是，此时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社会取向、观念冲突等等原因而发生分化，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和知识等级制的双重作用下，沿着社会科层化的演变而被固定在自己的角色分工里，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再也没有了担当重任的社会责任感，有的是普遍的冷漠和犬儒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继续扮演着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这部分知识分子又受到利益分化和思想分歧的困扰，在民众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陷于纷争与内斗的漩涡，事实上也处于缺席状态，放弃了为民疾呼的责任（当然，也有一部分不为公众所知的知识分子，仍在以一己的单薄之力，积极从事着风险极大的维权活动，为一些真正的弱势者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以致恰恰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里，民众受到的伤害和损害都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是空前的。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无疑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现有的教育条件下，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启蒙时期，二者之间更多是如何通过互动、呼应来形成共振的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谁启蒙谁，谁服从谁的问题了。与今天的民众相比，知识分子不过是拥有较多话语权的一个高端群体而已，它所能为民众提供的帮助，也主要就是那点有限的话语权，而更多的帮助则需要有自由的表达权才行。同理，今日的民众们，也不再是启蒙时期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权利蒙昧无所知的“庸众”，“群盲”，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懂得自己的利益何在而且懂得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无奈他们没有话语权，也不具备知识分子所享有的那种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民众一样，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的理顺与解决，实质上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难想象，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启动，相应的自由权利得到基本的落实和保障——制度化、组织化的保障，任何民间的表达都可以通过活跃的社会公共空间——各种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等等——不受阻碍地进行，那么，这里所说的问题或将不再成为问题吧？这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所必备的机制和功能。

六、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望八十年代，回望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我的视角与作者稍有不同。在作者的反思中，他更注重从启蒙者自身的角度去思考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例如启蒙者的“魅力”或曰“征服力”，启蒙有可能导致的“专横”或“专制”，以及启蒙者从“英雄”到“戏子”的转化等等。作为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参与者及活跃人物，风潮荡落之后，作者更多地秉持着一种自我审视的角度和眼光去反思过去，这与他惯有的治学风格——反求诸己，自我置疑、自我追问的反省意识是吻合的，也是他一向注重自省与自警的运思方式的必然表现。对此，除了敬重和理解之外，确实无可厚非。而况这样的自省意识也正是当下的学界所普遍欠缺的，因之更显其难能可贵。

但仍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内省式的反思，也有可能对某些问题造成遮蔽，譬如，对于新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出、所存在的问题等等，就未能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在其思想史的链条上，是上接“五四”的启蒙主义，下承五七年的右派言论和文革后期的民间异端思潮，具有连续的反专制重任。新启蒙之“新”新在何处？就是“新”在它多了一个反现代专制主义的内容。如果说，“五四”启蒙主义反对的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要反对的则是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现代专制主义——或曰封建法西斯专制亦即所谓的“全面专制”。因此，从历史来看，新启蒙既有其思想批判的针对性，又有其思想建构的连续性。具体讲，就是要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继续高举“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以求真、务实的理性姿态，对现代专制主义得以形成的那些精神因素、思想条件和体制原因等等，进行彻底而深入的批判和清算，以澄清其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那些思想迷误、理论迷误、精神迷误乃至历史迷误等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有价值的重估问题，而且有价值的重构和重建问题。所以，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所面临及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如何顺应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及民主化浪潮，合理吸收并整合近百年来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涌现的思想资源和文明观念，比如民族和文化的独立与平等，对现代性的反思，普适性的人权和人道理念，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超越等等，为构建普世价值，重建一个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打好精神基础。这样的任务不可谓不重，亦不可谓不大。但历史的残酷在于，肩负着如此重任的新启蒙运动，既无此能力，也无此条件。

就能力而言，如前所述，在思想史上直接承继着七十年代中国民间思潮的新启蒙运动，由于其酝酿、形成期的思想条件的限制（如由于政治封闭和思想禁锢而对当代世界的思想面貌和发展状况缺乏真正的了解等等），至少在把握、吸收潮涌而来的各种当代思潮时显得有些准备不足，短时期内更不可能做到将之消化或整合；它还需要时间，一段自我积累和成熟的时间。可惜历史没有给它这样的时间。就条件而言，新启蒙运动所依托的体制本身就已经限定，即使是体制所需要的反思，也只是局限在当权者所划定的那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仅就它需要完成的清算和批判来看，新启蒙所能做的和需要做的，相差何止以道里计。譬如对文革的清算、对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清算、对现代迷信和现代神话的清算、对被扭曲与被篡改的社会历史观、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错误理论、有害观念等等的清算，所有这些在整个八十年代还只是刚开了头，有的甚至还根本来不及触及，更遑论深入，新启蒙运动就半途而夭，被强制结束。因此，清算不彻底，批判不深入，这正是今天“对启蒙主义的反思”所必须正视的问题。特别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因为清算的不彻底所导致的缺憾和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比如由所谓“毛泽东热”引发的左倾思潮的泛滥，就显然同对毛与文革的清算不彻底有关。因为，清算不彻底，隐藏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背后的虚假性、欺骗性和危害性，就不易为人看破、看透，尤其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不知身受其害之苦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受到迷惑而上当受骗。

当然，不该忽略的是，正视新启蒙运动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将一切都归罪于新启蒙，清算不彻底并不是启蒙主义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文中提及的“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其实道出的正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即在不自由的语境下张扬自由的权力和价值！——这才是症结所在，要害所在。

七、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之处不在如何去厘清以往理想主义存在的问题，而是在厘清之后又如何的问题，即人的精神如何依归，灵魂如何安顿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首先，作者的反思是对的，过去倡扬的那一套理想主义，其最大问题就是顾准说的——“地上不能建立天国”。地上建立天国，就无异于是把彼岸的问题此岸化，把天国的想象现世化，把精神的东西世俗化，如此，自难免会产生对于纯粹，对于“至善至美”——至善至美的人性、至善至美的思想、至善至美的世界、至善至美的社会等等的追求。这实质上也是一种“绝对理念”：绝对的好，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崇高，绝对的幸福……只有绝对才能纯粹，只有绝对才能完美，只有绝对才能一致，如此等等。于是，从这个“绝对”美妙的想象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所暗藏的那个可怕的逻辑——唯一性逻辑：唯一的真理，唯一的价值，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崇尚，唯一的理想，唯一的选择，还有唯一的遵从……“唯一”不仅是“绝对”的，也是独断的，而且还是排它的。实质上，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精神专制。正是有了精神专制，才有了从绝对到偏执，从偏执到狂信，从狂信到唯一的可疑的理想主义。所以，信仰转化为疯狂，理性转变为非理性，美丽的青春变成丑恶的罪孽等等，诸如此类的两极跳才有可能发生，而且时有表现。只要精神专制的魔咒不予解除，这种从绝对到唯一，从独断到专横，甚至从信仰到疯狂的现象就不会绝迹。如今令许多人忧心忡忡的网络暴力，其实不过是精神专制的又一种表现而已。因此，对理想主义的反思，要害还是在精神专制上。只有打开精神专制的锁链，让理想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回归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自主选择，合理的理想主义——摒弃了虚假和疯狂的理想主义才有可能建立。

这里，信仰自由是个关键。就中国的现实而论，独断论的理想主义事实上早已崩塌（这并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人坚执着其精神专制的逻辑），问题是，在清除旧神之后，失去了理想支撑和精神依托的人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求心灵的抚慰和灵魂的归依呢？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无情的事实是，在心灵掏空，信仰崩塌之后，立足现实，浑身充满了世俗味与市侩气的现代人，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找到生命所需，世俗欠缺的信念或理想呢？一向托庇于灵魂，安抚于身心，归宿于心灵的终极关怀究竟何在？人要凭借什么才能抗击虚无、享乐、颓废、迷茫、空虚、无助等等现实的困扰，使此岸世界的生命或生活能够接收来自彼岸阳光的观照，使那短暂而又宝贵的人生能够减少些精神的痛苦与迷失，呈现出它应有的丰富和精彩？人凭借什么，才能疗救、拯救现实中的困惑和痛苦，诱惑与邪恶，如此等等，这显然就不是陈旧的理想主义概念所能涵盖得了的了。所以，人的精神追求——某种形而上的，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彼岸性追求，或曰人及其生命所必须的终极关怀，归根到底是不可缺少的，理应得到合理的满足。人选择什么信仰什么，是个人的精神需要，属精神世界问题，只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就与国家无涉，是不能使用公权力随意加以干涉的。这就是信仰自由的真谛。我们曾经因为独断论的信仰而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今又在为信仰的缺失继续付出代价。对于因信仰缺失而缺乏自律、自信，并在世俗的各种诱惑下而骚动不宁的心灵来说，有信仰比没信仰好。

八、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这又是个典型的启蒙话题。正如作者所言：“思想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现实的直接政治行动，这是启蒙者无法预先控制的。扩大了说，这是一切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或者与自己的启蒙对象一起前进——从思想走向行动，不仅必然按照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逻辑对思想的纯正性作出某些必要的与不必要的修正，妥协（在行动逻辑中这两者本是难以划分的），而且还必不可免地为狂热的往往是偏激的群众所裹挟，给自己带来许多违心的烦恼，弄不好连自己也失去了启蒙者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在与群众同化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异化。如果拒绝这样做，那又会最后被自己的启蒙对象无情地抛弃，而且自己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甚至那张平静的书桌，也会被群众的暴力毁于一旦——这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

重读这段大约写于1989年三月以前的话，不能不为作者的敏锐和敏感感到震惊。从广义上说，启蒙就是走在大众前面并需要大众接受和理解的思想。而思想一旦外化为要求革新的社会运动，思想者或启蒙者必然面临选择：要么拒绝，要么赞同。拒绝——意味着被抛弃，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意味着对自己的背叛，因为思想、尤其是那些针对当下社会现实，富有变革意识的思想——如果贯彻到底，是必然要唤起行动，转化为行动的；你反对行动无异于就是反对自己的思想。赞同——则会使思想者被运动所裹挟，并被迫接受和认同在运动中产生的激进主义发展，修正甚至否定自己原先的某些观点。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运动一旦开启，就有不受控制的惯性或自发力量，行动的最终后果也会“使思想变形、变质，甚至走到思想的反面”。这样，思想与行动就会出现巨大的反差，以及矛盾和对立，二者之间很难保持平衡，保持协调一致。“五四”时代的启蒙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同样不可能避免。针对此，作者从思想必然转向行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最后得出“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的触目惊心的结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摆脱尴尬的命题：“还思想于思想者”！而且认为这也是他个人的一种自我定位，自我选择。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如果撇开作者的自我清理，自我反思，作为一个普泛性命题，我以为，要合理地来解决其中内蕴的矛盾、冲突和困扰，真正做到“还思想于思想者”，使思想与行动适度分离，各得其所，倘换一个角度看，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与角色承担方面，或许能够找到更合理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广泛存在的阶层（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会越来越广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承担着各种不同的职责，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和分层，这是分工体系造成的不同角色担当和职责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担负起社会批判责任和创建思想理论的，只能是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或者叫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操持的行当就是“思想”，他们最合适的场所就是书斋和图书馆——当然还有大学的讲坛。至于行动方面，同样会有热衷的知识分子去参与，去负责，去组织，去实施，譬如那些街头的活动家、组织家、演说家、鼓动家、宣传家、理论家、谋略家等等，等等。这样，真正做到还思想于思想者，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或可得以缓解或解决。这一点，在一个宪政民主、法治完备的体制中，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尽管就思想者个人来说，仍难免会受到此一问题的干扰和困惑，如六十年代激进学生运动中的左翼思想家们萨特、马尔库塞、列斐伏尔、阿尔都塞、阿道尔诺、福柯等等，均不得不在席卷而来的学生运动面前表示自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但这毕竟只是思想者个人的事，而不是整个公共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或义务。这样一来，思想者即使在行动展开的过程中，也能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甚或还能保持对运动的某种批评或导引，或许这才是更有利于运动健康发展的力量和机制，至少对运动的非理性行为和破坏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在不具备完全民主制度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按不同的分工和自我选择来承担不同的职责，扮演不同的角色，该思想的思想，该行动的行动，该躲进书斋从事研究的躲进书斋去，这样的分流对社会进步也是有益的罢？

九、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我读此章，最大的意外是作者接续的话题为什么是“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论”，而不是八十年代的人本（道）主义思潮？

不错，与“五四”启蒙运动相似，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同样面临着一个禁欲主义问题，只不过，前者是封建专制的结果，后者则是现代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产物。但对于刚经历过文革浩劫，从巨大的幻灭感中走出的中国人来说，严重的物质匮乏和清教徒一般的禁欲主义还不是对他们的最大伤害，最大的伤害、最惨痛的记忆和教训是人性的大陷落，大坍塌，大溃灭。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确立的个性主义、个体价值等等，经过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论的奥卡姆剃刀的摧毁，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人”不过是一个符号，一种抽象的存在，一种被归结为尊卑等级和单位构成的复数。个人泯灭于集体之中，人性被阶级性所抢代，因此，也就无所谓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问题。人的品格、价值和尊严统统都被打落在地，人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平等的权利、选择（自由选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及财产的权利，免于恐惧和匮乏的权利等等，通通都被剥夺殆尽。人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在敌或友的指称中暂时还少不了的修饰或连缀。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对现代专制主义而言，单个的人，具体的人，作为主体性的人等等，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有在政治批判中，在所谓行使“镇压之权”时才会存在。所以，文革或现代专制主义、极权主义造成的毁坏和危害之一，就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价值及其历史成果的全面颠覆，是对人及其价值和尊严和权利的根本否定。所以，正是在文革中，神性压倒人性，兽性毁灭人性的大颠倒，大混乱才会成为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人被彻底的放逐了，变成了因革命缠身，神魔附体而异化了的、已不知自我为何物的两脚兽。与之相反，文革终结后的年代——八十年代及其应运而生的新启蒙，则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于是，人的呼喊，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性的彰显和高扬等等，又一度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重音调。但不应忽略的是，这里的“人”，已不再是空洞无物的理论抽象，而是携带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所赋予的自然法与社会法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的“人”——具体的个人。所以，人权成为八十年代人性论和人本（道）主义思潮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而其理论基础，就是个人主义。

人性需要人权的保障和彰显，而人权又必须以具体的个人为基础。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再到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把相关的权利明确规定为一种个人权利（当然，早先的人权规定是有很大局限的，除了等级、财产的限制之外，甚至还包含了不合理的种族、身份歧视），是每一个人共同享有、平等享有的社会权利，是不可侵犯也不可剥夺的。个人——每一个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不仅是权利的来源（合法性来源），而且是权利的基础，是落实的标的，是权利指向的唯一载体。如果没有具体的个人作为目标指向，或者说，权利的规定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那么，它就是一种虚构，一种主体虚悬，最终完全有可能被其它指代性的称谓如“国家”、“政党”、“人民”、“领袖”、“集体”、“群众”等等所架空、抽空，而后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害与剥夺了——这正是文革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之一。可见，个人作为权利主体，是人权理论最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八十年代的人权诉求，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蕴涵，那就是重建个人价值的本体论！

个人是社会的原子，人的社会性结合是以独立、自主的存在个体——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做为其基础的，因此，社会的权利建构及其落实就必须以个人为指归，为本体。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那些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人权的基本蕴涵。这里，“平等”是个关键词，它不仅界定了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界定了他们行使和运用权利的边界，即每个人在使用自己的权利时必须以不防碍他人使用同样的权利为限！这样，所有假“国家”、“人民”或别的捞什子之名而对个人权利造成的侵害与剥夺，就没有了它的合法性。同理，那些为满足一己的私利和贪欲而将个人的权利和追求等等置于他人之上，造成对他人使用权利的防碍或伤害，同样也是没有合法性的。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文中所列举的那些深为时人所诟病的现象——当今社会已经泛滥成灾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这些因极端的利己主义而表现出来的私欲和贪婪，并不是个人主义的罪过，而是权利不平等，社会不民主的结果；正是因为所有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的使用和有效的保障，才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权利可以超越于多数人而得以滥用的情况。所以，人权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问题。

2008年7月25—8月5日 初稿

8月15—8月28日 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