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德格尔事件”，是指海德格尔在希特勒统治期间与纳粹合作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公开声明加入纳粹民社党、吹捧并宣誓效忠希特勒、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将他的犹太血统的老师胡塞尔赶出学校，如此等等。
德文中的"der Fall"，即“事件”一词，从来就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可以用来表示某个即成的、落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它的原本含义是动词的“坠落”。因此，当尼采用“瓦格纳事件”来命名他对瓦格纳的讨伐檄文时，他显然不仅仅是用"Fall"来陈述一个事实，而且也同时意指瓦格纳的“堕落”。
初次使用“海德格尔事件”(Der Fall Heideger)这一概念是一九七六年，也正是海德格尔去世的那一年。在这年由德国《明镜》周刊发表的“海德格尔采访录”是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经引起过众多的关注。北大哲学教授熊伟先生曾将这个采访录“唯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译成中文发表，从而使其为国内西学研究界所熟知。这个采访录之所以轰动，当然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本人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关键因素：这个采访实际上是在一九六六年进行的，并且也是海德格尔为其“纳粹丑闻”所做的唯一公开辩护。在此之前，海德格尔对他的“失足”从来就是讳莫如深。他的朋友、神学家布尔特曼(R. Bultmann)在战后有一次曾劝他，以思想真理的名义，以圣奥古斯丁的风格，对自己的那段历史做一自我批判，当时，“海德格尔的表情如石块般僵硬，随后无言地离去。”（布尔特曼语）时移世易，海德格尔这次似乎比较坦然。再加之由于海德格尔本人要求，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发表这篇采访录，所以它在《明镜》的资料库中整整被搁置了十年。所有这些都为整个采访录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许多人将它称之为“海德格尔遗嘱”，以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海德格尔对自己的辩护不能说是乏力的。他举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来说明他当时的许多言行实出无奈。因而采访录发表之后，同情和同感者有之，默认和默言者有之；当然，不解者和不满者也仍然存在。但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学者来说，前者尤为居多。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海德格尔事件”虽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也从未像到一九八七年时那样被出版界和新闻界炒得如此炙手。而这次使海德格尔成为新闻人物的起因是维克多·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该年发表的著作《海德格尔与纳粹》。法里亚斯是智利人，一九四○年生于圣地亚哥，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学过哲学和日耳曼学。他于六十年代来到德国弗莱堡大学并进入到“海德格尔圈”中。一九七四年起，他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拉美研究所工作至今。《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最初以法里亚斯的母语西班牙文写成。照理说，作者生活在德国，写的是德国名人，因而这部书应当是献给德国读者的。但法里亚斯在德国出版界屡屡碰壁，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法国人。谁料想法文版自发表之日起，便一发而不可收：大报、小报、电台、电视，海德格尔无处不在！换句德国俗语来说：随便吐口痰都会溅着他！偏巧法国德国又离得那么近，连喘口气的声音都听得见。于是海德格尔又由法国被炒到德国，更在他的毕生活动的范围——巴登州和弗莱堡城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正在弗莱堡大学就读，总算体味到哲学被“炒”是一种什么滋味。两年之后，德译本的《海德格尔与纳粹》终于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并附加了当今最享盛誉的哲学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一段“前言”。——可见书都有其自己的命运。
法里亚斯的著作究竟用什么法子将海德格尔这碗冷饭炒得如此勾人兴趣？首先让人想到的、但并非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法里亚斯本人曾是海德格尔“阵营”中的一分子，他的“反戈一击”，自然也就尤为引人注目。此外也必须承认，此书集聚了法里亚斯十二年海德格尔研究之功力，不仅将大量与“海德格尔事件”有关的材料融于一身，而且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证明：海德格尔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是纳粹民社党（曾译：国社党）党员，并且始终定期交纳党费；他从未受到过当时常见的“党纪处分”，在发表言论和文字方面也并不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过任何限制。与他自己的辩白不相符合的还有：他并没有受到过纳粹的监视；他应邀参加“巴黎笛卡尔大会”之所以未能成行，并不是因为所谓纳粹的阻挠，而是由于德国参会代表团的领队是一位他无法接受的二流哲学家、一位他本人思想和风格的仿效者。类似这样的考证还有不少，它们使人几乎无法再相信海德格尔的“遗嘱”究竟还有多少真实性。更有甚者，法里亚斯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海德格尔的采访录事先经过他本人经心准备，事后又受到他的经心修改，去除了任何一点他认为有可能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法里亚斯到《明镜》周刊社要求查对原稿遭到拒绝，更令人疑云密布：海德格尔在自辩状中所做的伪证不是出于记忆上的差错，而是一些经心编造的谎言？法里亚斯本人在一次采访结束时说：“我不是福尔摩斯，但在经过所有这些考虑之后，对我来说很清楚，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人。”至此，海德格尔问题的核心已不仅仅在于承认：“那么好吧，海德格尔曾是个纳粹！”（J. Bursche的文章标题，《沙滩报》）；而且还在于回答：“海德格尔——至死都是个纳粹？”（J. Fritz-Vannahme的文章标题，《巴登报》）
这个问题当然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海德格尔像法里亚斯所论证的那样，并非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是一个自始(从青年时代起)至终(在采访录的字里行间)的纳粹， 那么他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权威性便值得怀疑。一大批海德格尔的追随者都会因此而陷入困境。他们至少要回答哲学家马基奥里(R. Maggiori)提出的两个棘手的问题：其一，“关注着种族灭绝之恐怖的现代思维怎么能将一门对此大屠杀只字不提的哲学当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 其二，“人们怎么还能继续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
这些问题实在过于敏感。但我们还得循序渐进。首先，海德格尔政治思想即使不全是阴暗的，至少也具有阴暗的一面，这已是一个甚至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们所公认的事实，换言之，是一碗炒过多次的冷饭。因而，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和“海德格尔事件”的批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之前，还隔着一个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对时代状况的政治感觉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恐怕会有不少人踌躇再三。而《海德格尔与纳粹》在这方面的讨论欠缺实力。一位在巴黎就读哲学的友人告诉我，德里达(J. Derrida)曾在课堂上挖苦法里亚斯说，他恐怕连《存在与时间》的前三十页也没有读完。我可以想象这位大哲学家在读一个政治和历史学家著作时的感受。法里亚斯本人也知道，他还欠着一份关于海德格尔问题的哲学答卷，因而他曾对《巴登报》的记者许诺过，不久将会发表《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第二卷来弥补这一缺陷。
实际上，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须期待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解答。一度曾与海德格尔交往甚密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早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哲学自传》中已就提出并解答过这一问题。他就海德格尔的哲学而发问说：“一门哲学作为著作是真实的，而在思维者的实际作用中却不真实，这种哲学可能吗？”他认为思维本身与思维实践是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当战后的弗莱堡大学“政治清查委员会”请他对海德格尔哲学做鉴定时，他写道：这门哲学“从本质上说是非自由的、专制的、无交往性的”。这显然是一条从对政治态度的评价中推导出哲学思想评价的途径：一条可能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另一种回答是哈贝马斯式的。他为《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所写的题为“海德格尔：他的著作和他的世界观”的长篇前言基本上就是对海德格尔心、脑关系的一个哲学清算。我在这里所说的“心”，是指海德格尔的政治感觉以及决定着这种感觉的精神气质；“脑”则是指他的哲学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达到的真理境界。哈贝马斯首先强调，一个哲学学说的真理内涵并不必然反映在这个哲学家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否则，我们就无法公正地对待思维的自主性和思维的作用史。但读者切莫以为哈贝马斯是在为海德格尔开脱。哈贝马斯在这里反对的是雅斯贝尔斯的推断方式，但并不否认他的结论。他相信，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
对时代状况的政治感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存在的。他基本上接受“海德格尔学派”哲学家珀格勒(O. P?ggeler)在《海德格尔的思维之路》一书中的研究结果，即：划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三个层次：
一、理性批判的形而上学史展开，亦即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纯哲学部分；哈贝马斯所说的“思维的自主性和作用史”应当主要与这个部分有关。应当说，当今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并没有受对他人格评价的制衡。海德格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狄尔泰解释学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传统，他深谙语言游戏和思维游戏之奥秘，这些都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二、对德国人的评价：海德格尔的著名日耳曼观有二：一曰，德意志是被世界历史挑选出来的民族，是“各民族的心脏”；二曰，“思维就意味着：是德国人”。这种感觉在海德格尔那里始终如一。荷尔德林和尼采的思想迎合了海德格尔早已有之的那种德意志英雄主义思想。所以珀格勒要问：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难道不存在一条从尼采通向希特勒的道路吗？”甚至在《明镜》采访录中，海德格尔也还寄希望于一个能够“拯救”德国人的上帝。
三、对纳粹的态度，即海德格尔“投靠”纳粹的实际事实。这个态度是法里亚斯所抨击的主要对象。但海德格尔的这一态度在三、四十年代有所变化。海德格尔一九三三年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后不久又主动辞职，并且他后期也曾多次谈及“转向”(Kehre)以及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治的失望等等。所有这些似乎并非是他的违心之举。因此法里亚斯的批评没有能够严格区分海德格尔的日耳曼英雄主义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实践。
但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姑且将它们称之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修养”、“政治感觉”和“纳粹实践”——的内在联系显然是存在的。即使在他的“哲学修养”和“纳粹实践”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关联，它们也通过海德格尔的“政治感觉”而发生间接的作用。因而，在“海德格尔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政治感觉”，它与他的“哲学修养”和“纳粹实践”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清楚可见的只是这三个要素的核心部分。从他的政治感觉来看，海德格尔自始至终是个纳粹，或者说，他自始至终带有与纳粹主张相一致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最为激烈。他列举海德格尔思想中“粗鲁的反美主义、对亚洲的厌恶、对希腊－德国所受到的过多拉丁影响的反抗、陌生恐惧症和多情的家乡抒情诗”等等阴暗因素，并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人以同一个印象，无论它们是赤裸裸地，还是随着荷尔德林一同登场。”——哈贝马斯的这篇“前言”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法里亚斯原著的一个重要补充。
由此可见，法里亚斯引发的这场“哲学热”是有结果的。哈贝马斯认为，它至少使不少人明白，包括那些“海德格尔遗嘱执行人”在内：他们并没有义务将他的遗产不加区分地一古脑儿接受下来。
我可以感觉到，在哲学家的圈子中，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所激起的“公愤”远不如由于他对胡塞尔的态度而引发的“私怨”来得强烈。胡塞尔一九二七年力荐海德格尔作为他的教椅继承人，而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三年通知已退休的胡塞尔“休假”，这个事实毕竟难以被人接受。连一向对世事无动于衷的胡塞尔也将此事称之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屈辱。但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胡塞尔一九二九年庆祝七十诞辰时，海德格尔在胡塞尔众学生和助手的簇拥下将他的《存在与时间》献给胡塞尔；而一九三七年参加胡塞尔七十八岁“寿庆”的只有一位照料他的修女。十年前的门庭若市与十年后的门可罗雀形成鲜明对比。世态炎凉，可见一斑！一年后胡塞尔在孤寂中辞世而去，参加葬礼的人中只有一个来自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而且是以私人的身份在场。这当然不会是海德格尔。难怪连作为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学生的勒维特 (K. L?with)这位一向矜持的哲学家也忍不住要讥讽地感慨道：“弗莱堡大学对胡塞尔的逝世置之不理，而胡塞尔教椅的后继人对他的‘敬意与友谊’的证明就是：他一言不发，或者，他一言也不敢发。”
“海德格尔事件”算得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同类的案例既前有古人，而且恐怕也会后有来者。于是总会有人感叹，尽管哲学思想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但提出这些思想的哲学家们在身临一个大变动的社会中时却常常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或举足无措。对永恒的追求与对时代的无奈总是不谐调地集于他们一身。海德格尔并非独自一人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是与九百六十多名教授一起。他们为了一时而牺牲了永恒，从而也被永恒所抛弃。海德格尔算是个例外？他徘徊于时代与永恒之间？
在灵与肉、脑与心、时代与永恒之间，人们常常无法进行调和而必须做出选择，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胡塞尔有言：“我们切勿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
说得容易。但他有权这么说。
那么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