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蒋经国的一百周年诞辰，恰好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而马英九又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的英语秘书。看电视新闻报道，马英九连续两天在宴请原来蒋经国身边的一批老人。每次祭奠悼念，马英九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蒋经国的私人感情。同时，也几乎每次都会引来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抗议，为着蒋家专权时期发生过的大量冤情。这让我想起去年参观已被改名为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当时是民进党执政，原本要强调“肃穆”的原始“纪念”设计理念，被民主进程历史展览的展品打破。半空悬挂一群鲜艳色彩的台湾风筝，从上至下占据整个大厅的展板，不乏激昂壮烈的民众抗争场面，当然有美丽岛事件甚至有自焚抗议者的照片。

但是，今天从台湾社会整体来说，是开放和容忍了不同的表达。台湾两蒋40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会逐渐在开放的表述中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当民众在反对一个专制时期，他们反的是什么？反的应该是“我方全对、对方全错”黑白两分简化的思维，反的应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简单逻辑。假如以专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反专制，就无力与专制社会拉开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能够冷静反省复杂的蒋经国时代。

台湾要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本质上打破专制制度本身，显然受益于这个制度的独裁者———他的个人变化对推进历史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人们今天回顾蒋经国的意义。

台湾演进的模式绝非孤例。记得刚到西班牙，感觉佛朗哥就是蒋氏父子的集合。看西班牙历史，会感到佛朗哥之后的民主改革尽管过程曲折，可要描述是简单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解读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不需要做伤脑筋的判断。可是，内战和佛朗哥时期就要复杂得多。不论当事人还是史家，看法都有很大分歧，而且多半南辕北辙。两蒋的台湾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时期，都是40年左右，都有专制独裁必然会有的镇压和血腥的那部分，也都有向民主推进的那部分。两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台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作家江南在其旧金山寓所被暗杀。那是1984年10月，是蒋经国各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启或者在做准备的时候，仍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不论事件是否和蒋经国有关，情治部门的行事传统可见一斑。

可以想象国际社会的震惊程度：台湾居然派了杀手到别国暗杀他国公民，只因此人中规中矩地写了一本台湾领导人传记。当然可以推想台湾内部是何等漆黑一团。但是回顾历史，又并不完全那么简单。这一类专权有它的另一面：台湾的县级领导长期是民选的，它的政治转型有更充分的社会准备，不仅在于它的市场经济从未破坏；它虽然严格控制政治社团，而其他作为“社会团粒结构”的民间社团发展正常。司法也一样，六法全书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专权会越位压倒法律；政府权力也并非掌控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记得台湾有个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在蒋经国独裁下，你还有回避政治“回家卖红薯”的空间。不仅如此，当时的台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对教育、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记得一个台湾本省教育工作者向我介绍，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们当时被鼓励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音乐和艺术，还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而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及左翼读物，则是被两蒋时代的台湾禁读的。最近大陆“文革”期间风行的《毛主席语录》就在台湾当做稀奇东西畅销。尽管如此，两蒋和民众对民主转型的思想资源并不陌生，在经济结构、民间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足，而不是突变转型。

蒋经国时代，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衔接没有中断。由于社会并不封闭、与世界并不脱节，使得佛朗哥和蒋经国都逐渐形成对未来发展的清晰估计。作为独裁者，佛朗哥从十岁开始以极完善的教育，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未来西班牙转型到君主立宪制的国王，他只是自己无力从历史的泥淖里拔出来。同样，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伤痛，即使传到蒋经国一代，仍然难以摆脱感受外部威胁的深深恐惧。但是，蒋经国基于这种恐惧而曾经施加于台湾的严厉控制，是他真实的内心挣扎，还是一个独裁者为保护一己私利、抵制台湾的政治转型而编造的借口呢？蒋经国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有深重历史孽债在身，走出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蒋经国是一个有政治家之礼义廉耻之心的人。他曾经在江南案之后对身边的人谈起，意思是美国与我们断交是美国理屈，而江南案使我们彻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蒋经国是在意理念的，他原来安慰自己只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维持专权。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动为父子两代做出证明。两年之后的1986年，蒋经国开党禁，台湾从蒋家时代走出来；蒋经国自己，也终于从一个恒久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