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腊人为什么能发展出一种极为精致的文明？

对于东亚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希腊，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一个包含了上千个城邦的世界。

如果我们从地理格局上把古希腊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的古代文明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它与这四个原发性文明（即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产生的文明）有明显的区别。这四个原发性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大河流域不仅适宜农耕，而且地势平坦，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比之重峦叠嶂的山区，大平原显然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更有利于文化的同质化和文明的传播，更有利于社会整合，形成大型政治共同体。希腊既没有大河也没有大平原，有的只是山与山之间的小块平原或谷地。在这些零碎的土地上虽然也能进行农业生产，但规模毕竟很有限，再加上这里的气候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夏季干燥（注意，夏季恰恰是农作物迅速生长的季节），所以土地贫瘠，农业产量很有限。[1]换句话说，希腊人仅仅凭这些零碎土地本身是不可能生产出大量剩余农产品、养活大量人口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产生先进的技术和杰出的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了。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希腊人能发展出一种举世公认的极为精致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种极为散裂的地理格局下，希腊人能够发展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文明（大约自西元前８世纪始，各地希腊人对他们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开始具有强烈的自觉）？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发展出那种高度理性化的“哲学”，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开出民主政治（以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而同其他古代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希腊城邦的寡头制度也显得较为民主（就“集体领导”而言）？为什么希腊人能开出他们那精湛的艺术、精深的科学、行之有效的法律、富于感染力的雄辩术、高效的军事技术和战法、富于渲泻效果的悲剧和嬉笑怒骂的喜剧？为什么希腊人制作的大量造型优美、极富动感、解剖学上极准确的汉白玉雕像（当然也用其他材质----如青铜、铁、硬木）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地打动我们？为什么希腊人修建的大量质朴、优美、庄重的神庙建筑即便现在只剩下遗址，也仍然使我们震撼？为什么希腊人烧制的大量绛、黄、黑色调、有精美图案的陶瓶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叹？

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非原发性文明，希腊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引进和利用埃及、两河流域的已有文明成果，所以一进入文字历史阶段（如迈锡尼文明）便能表现不俗。除了利用既有文明成果之外，海洋性的地理格局本身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早期希腊人大多分布在希腊半岛、小亚西岸和爱琴海岛屿。要在这个地区生存，就必须航海，航海也的确成为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有“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等说法）。对于文明进步而言，航海生活方式的优点很明显。它意味着物质和信息频繁而远距离的流动，意味着大量人口不被土地束缚，而能周游四方，见多识广，接受新技术、新想法、新观念，在不断的刺激下保持开阔的眼界和敏捷的思维。这种情形最终必然影响到物质和精神创造，影响到文化创新，经过数代人乃至数百年的积累，便会产生惊人的结果。相比之下，历史上其他文明大多未能摆脱束缚于土地的格局，尽管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这并非全然是坏事。

西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希腊进入了有文字记载（迈锡尼时期表音节的B型线形文字虽然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但与真正的希腊字母没有任何关系，其所记录下来的信息太少，与真正的希腊字母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的时代。这时各地希腊人开始具有文化自觉。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虽然战争连绵、纷争不断，却拥有共同的语言（或一种有着不同方言的共同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即一种既不同于“蛮族”也不同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意识到拥有共同宗教信仰和神话、共同的建筑风格、共同的文学、共同文字，甚至全希腊的人们会定期聚在一起，举行“泛希腊”宗教仪式，例如一年一度在雅典城外的埃留西斯举行的德米特尔秘仪、四年一度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埃利斯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主要赛事虽然安排在雅典，但在埃利斯古奥运会遗址举行过铅球、铁饼等古已有之的比赛项目）和其他泛希腊运动会。[2]

二 对外扩张与航海生活方式

也正是这个时候，在经济增长、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各地希腊人开始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张。可是他们发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四周早已没有适合生存的大片土地等着他们去拓殖。若航海到周边较远的地方，那里的情况与希腊半岛差不多，适合农耕的土地也相当零碎。即便这种土地也已有人居住，他们拼死保卫自己的土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希腊人必须对原来的定居者发动战争才能安顿下来，而这时希腊人的军事技术和战法也的确比周边民族先进，使其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战胜竞争对手，夺取他们的土地。事实上，西元前8世纪以降，希腊人向周边地区和海外扩张，大体上是采取的武装殖民----以武力赶走原有居住者（如果原居住者已经很成气候，人口多，武力强，那又另当别论）----的方式。

可希腊半岛既然被大海包围（半岛北边是“蛮族”地区），希腊人何以能向外扩张？答案很简单：靠航海。这时，地中海、西亚世界的文明演进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希腊人可以借鉴其他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的航海经验和技术。此外被希腊半岛和小亚西岸（这里有著名希腊城邦米利都和以弗所）包住的爱琴海本身也十分适合航海。这里气候温和，没有太大的风浪，在古代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也能航行。更为重要的是，爱琴海岛屿星罗棋布，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直线距离短不到一公里，长不到一百公里，在古代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极有利于航海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例如从雅典到爱琴海最大的岛莱斯博斯岛，可以走这条路线：自雅典至安德罗斯岛、再至希俄斯岛、最后至莱斯博斯岛；如果只算不能贴岸航行（这比远离海岸航行安全得多）的距离，从雅典到安德罗斯岛约75公里，从这里到齐俄斯岛约90公里，而从齐俄斯岛到莱斯博斯岛只有约50公里。爱琴海简直就是希腊的内湖。

地缘环境使古希腊人成为一个航海的民族，或者说大多数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航海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并不是古代西方唯一的航海民族----发现了大西洋的腓尼基人的航海史比希腊人悠久得多，其航海范围也比希腊人小不了多少。事实上，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的扩张从来都不是向大片陆地的纵深推进，而是主要是沿海岸航行，发现适当的地点（自然条件较好，当地人抵抗较弱的地方）以建立殖民地。这一点，打开地图便一目了然。也不难发现，古代希腊最重要的城邦和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沿海而非内陆地区。当然，希腊半岛也有不少内陆城邦，但一旦把它们与中国、印度的内陆城市相比较，便很难把它们划入内陆的范畴----希腊的“内陆”离大海实在是太近了。即便斯巴达、底比斯这些重要的“内陆”城邦离大海也不远；它们甚至还发展了自己的海军，能够同强大的雅典海军对抗。后起的马其顿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海军，但为了能更好地统治希腊，也利用了其他城邦的海军。

航海生活方式将散居在各地的希腊部族联系了起来，使不同的希腊人群体即便远在天边（从雅典到黑海北岸的直线距离有一千二百多公里，从西班牙南部沿海到黑海北岸的海道更是长达四千公里以上）也能享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与此同时也使各希腊城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政治独立，或者说使它们相互间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这对于形成一个大型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利的，但对于发展一种希腊式的古代民主政治却十分有利。

三 散裂的地理分布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困难

对航海的希腊人有一个基本了解后，就更容易把握地理意义上的希腊了。作为东亚的中国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代希腊的分布范围比现代希腊不是大一小点，而是大得多。它不仅包括希腊半岛及周边爱琴海岛屿，还包括克里特和塞普路斯这两个大岛。它不仅包括小亚即现土耳其西岸，还包括整个黑海沿岸（从地图上看，诺大一个黑海就像一个被希腊人殖民点包围住的大湖）。它不仅包括北非沿岸，还包括西西里岛、萨丁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该地区有时被称作“大希腊”，就像现在某些人把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和东南亚华人统称为“大中华”一样）。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古希腊人甚至在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南部沿海也建立了若干定居点。在希腊衰落、罗马兴起时，希腊人的地理分布格局被后者全盘继承。罗马人不仅全盘继承了希腊的文化，也全盘继承了希腊的版图，并且将它进一步巩固、扩大，而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便建立在这一版图基础之上。

也应注意，希腊半岛以外各城邦间即与希腊半岛间在空间上是断裂的。希腊半岛与爱琴海和小亚之间，西西里岛、萨丁岛和意大利中部南部之间，这些地区与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的小亚之间，都被大海阻隔。以上所列地区与埃及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把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是希腊人的航海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利于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在古代条件下甚至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兴起（或者说不利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种散裂的地缘格局上，所以不利于建立并维系一个稳定、繁荣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如中国的秦汉帝国和印度的孔雀王朝。不利因素还不仅仅在于航海生活方式本身。把各希腊各地区分隔开来的不仅有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有磷峋陡峭的山峦和峡谷。甚至爱琴海主要岛屿的地貌也崎岖不平。不难看出，这种地理条件根本不可能产生原发性文明。

当然，希腊半岛并非没有平原，例如底比斯所在的比奥提亚就有平原（可这样的希腊“平原”大约只有几十至一百多平方公里大，根本无法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相比），半岛中部还有贴撒利平原，西南部更有麦塞尼亚平原，可是与印度河和黄河流域的巨大平原相比，它们大多太小了，如此之小，以至养不了牛、马一类大型动物----有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希腊人驯养的动物主要是猪、绵羊、山羊和家禽。[3] 这些小块平原之间总是横亘着崇山峻岭，尽管山上一般有隘口，足以使城邦间保持起码的交通，或才说不至完全中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希腊半岛也并非没有河流，但这些河流大多太小，一年中大部分季节水流萎缩成小溪，无法行船，对贸易和信息交流来说基本上没有用处。然而，分裂的地缘格局意味着开放性。由于各希腊城邦很难自足生存，所以它们必须发展一种同外界积极交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显然有利于培养一种冒险精神和经商的习惯，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有利于在古代条件下实行小范围民主，但不利于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和社会整合。

事实上，希腊社会、政治整合的难度比中国大得多。在“希腊化”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形成的诸希腊帝国至罗马兴起这一时期，甚至在整个罗马时期，希腊文明（在汤因比一类论者看来，希腊罗马只是一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当然有许多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文明叫做“希腊罗马文明”）所覆盖的区域虽然比中国文明略广，但其社会整合程度却不如后者高，其所建立稳定政权的区域也不如后者大，其权力集中的程度更逊于后者。亚历山大东征后，大西洋至印度这片广袤的区域都曾一度处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但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核心区域亦即由完全认同希腊文化的人口建立起稳定政权的区域，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希腊半岛和小亚西岸。西亚的塞琉西王朝（西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为其部将所建立）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为亚历山大的部将所建立）虽然均为希腊人的帝国，但由于希腊征服者人口大大少于当地人口，且多龟缩在交通干线上的大城市，所以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整合，却谈不上社会整合。当然，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对西亚和埃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越到后来当地文化的势力越大，埃及宗教观念和文化甚至同化了埃及希腊人。[4]

四 散裂的地缘格局与分裂、内斗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人不向欧洲、小亚、埃及或西亚内陆发展呢？一种解释是，当时小亚纵深已有不少能征善战的内陆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如吕底亚王国，后来更有波斯帝国），当然那里土地太贫瘠、气候太干旱，在古代条件下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当时欧洲亦即希腊以北的地区全是“蛮族”。尽管有马其顿之类的半希腊化或“半蛮族”部落挡住他们，但这意味着希腊人不得不同这样的部落博弈，能够不被他们侵扰或吃掉就已很不错了，不可能越过他们向“蛮族”发动战争，夺取其土地；当时的埃及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深深影响过希腊人，直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也仍然为希腊人所钦羡和敬畏；当时的西亚同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西元前6世纪中叶前两河流域出现过新巴比伦王国，前6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下半叶更有波斯帝国），也深深影响过希腊人，也为希腊人所钦羡和敬畏。总起来说，在地中海西亚的文明史舞台上，希腊民族是一个姗姗来迟者。在尚未发展出明显高于周边民族的军事技术和能力之前（或者说在西元前4世纪以前），他们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能零敲碎打地在周边沿海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换句话说，希腊世界不仅一开始便四分五裂，而且先天地处于一种同周边“蛮族”和其他文明激烈博弈和冲突的环境中。

同“蛮族”和其他文明的不断博弈当然有助于养成希腊人的好斗品性，但这种好斗品性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得到希腊的地理格局本身中去找。如前所述，具有共同的“希腊”生活方式或价值观的人们生活在一种高度散裂的地缘环境中。在这情况下，即使希腊人拥有高超的航海技术，即便把各城邦分隔开来的山峦间有隘口，希腊人共同体之间的空间分裂也殊难克服。甚至晚至西元1、2世纪的所谓“罗马和平”时期，这种分裂格局也未能彻底改变。正是这种散裂的地缘分布，使希腊形成了一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制政治格局，甚至养成了一种城邦崇拜情结（这就好像民族主义的现代人一般会有国族崇拜情结那样），以至于历史发展将建立一个大型共同体的任务提到希腊文明的议事日程上时，各地的希腊人仍然小家子气十足，根本未能表现出实现社会政治整合的意愿和能力。有些论者----如汤因比----从希腊文明的精神品质中来寻找它未能像中国、印度文明那样持久的原因，这未尝不可，可是这种精神品质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恐怕主要还是来自希腊世界先天性分裂的地缘格局。

正是这种地缘格局从根本上导致连绵不断的国际冲突，导致希腊世界无可球药的内斗和内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各希腊城邦表现出了文明史上罕见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们不仅互不买账、明争暗斗，而且不断合纵连横，结盟退盟（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史，那几乎就是希腊历史的翻版），其中最有名的两个联盟----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西元前5世纪下半叶）----更打了一场旷日持久、两败俱伤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些城邦今天可能还是朋友，明天便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今天还是死敌，明天却为了一个共同敌人而结成同盟，再过一天又毫无羞耻感地反目为仇。如此这般，希腊世界不断上演着一出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政治游戏，折腾了好几百年还安顿不下来，愣是让马其顿这样的边缘国家或希腊世界之外的波斯人、罗马人来坐收渔翁之利，拱手将尊严、独立甚至主权交给了这些外敌。[5]这还只是希腊本部（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沿岸）的地缘分裂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分裂。除此之外还有这一情形：本部周边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原本就是两个独立的区域，或者说在地理分布上，这两个区域本来就处在一种先天性分裂格局之中。这种格局对于一个已表现出扩张势能、有望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大有作为的文明来说非常不利，或者说对于一个由希腊人主导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地中海西亚世界的形成和生长非常不利。

五 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好争好斗的秉性

由于高度分裂的地缘格局，希腊一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便是一盘散沙，有着上千个自我中心的小城邦。尽管为数不少的山隘和无处不在海道把它们联系起来，从而能够形成具有明显同质性的希腊文化，可是同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平原相比较，它们之间毕竟联系松散、关系冷漠，总是处于冲突和战争状态，或者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极难形成。事实上，历史上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即便“一致”对外的“波斯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希腊人内部的战争，是希腊内战----包括底比斯在内的不少希腊城邦与波斯人结为同盟，同他们一道打自己的同胞，亦即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而在希腊联军战胜波斯人与希腊人的联军后，胜利一方的希腊人便立即对同胞当中的“希奸”进行残酷镇压。

然而，希腊人好争好斗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分裂的地缘格局。另一个原因同样重要，那就是这里土地稀少，土壤贫瘠，而且气候十分恶劣。雅典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15.9英寸或不足400毫米[6]（试比较：北京约540毫米；青岛约1000毫米；广州约1900毫米；东京约1700毫米）。本来不多的降雨如果主要集中在夏季，那倒也适合农业，但本来有限的降雨却主要发生在冬季。事实上，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属于所谓“地中海式气候”，即夏季干燥少雨，且常常出现连绵不断干旱和暴热的天气，而在润湿多雨的冬季，降雨也不均匀，往往是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的暴雨。不仅一年之内降雨的时间分布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不同年份之间降雨量的差别也极大。素有希腊“粮仓”之称的贴撒利平原有些年份的降雨量可以少至不足2英寸或55毫米，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卡地亚平原的情况也相似。

这对古代希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是丰年，明年是荒年，接下来一年还可能是荒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农业收成很没有保障。既如此，希腊人对干旱和洪涝灾害的极度恐惧便不难理解了，他们的诸神崇拜如此发达、如此经久不衰也不难明白了。

更为糟糕的是，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使希腊社会的生活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状态（当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虽然希腊气候恶劣，农业不发达，但西元8世纪以后，希腊人发现有两种作物完全能够适应希腊恶劣的自然环境，即橄榄和葡萄；这意味着即便这里气候干旱，土壤贫瘠，至少这两种作物能有较好的收成，可以提取橄榄油，酿造葡萄酒；藉着这两种本土产品，希腊人可以同地中海沿岸诸多民族开展一种极为活跃的古代贸易；[7]正这种极其活跃的贸易使希腊人卓越的文化创新成为可能，使希腊文明本身成为可能；总而言之，祸福相依的规律促使希腊人远渡重洋同其他民族积极开展贸易；贸易使大量希腊人能够摆脱土地的束缚，云游四方，不断接受外界的新技术、新想法、新观念，这对希腊文化的更新是非常有利的；此外，贸易也给希腊人带来了经济独立，使其更容易摆脱母邦统治者的政治控制，这对于开出民主政治是有利的）。生活资源如此有限，为了生存，希腊人养成了一种凶狠好斗的秉性便不难明白了。When Greeks meet Greeks,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这句英语成语决非是空穴来风（可译为“希腊人相遇，其争必烈”，也可译“两雄相遇，其争必烈”）。[8]

好斗的秉性使希腊人即使外敌当前也会窝里斗不停，上演一出又一出同室操戈、萁豆相残的悲剧。勾结外敌----阶级意义上的、城邦意义上的，以及文化意义上的外敌（例如波斯人、罗马人）----打自己同胞，是希腊世界的常态，是一种非如此便不正常的现象。伯特兰·罗素曾说，古希腊人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他们内部的相互残杀中，消耗在他们与非希腊人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中，“在这些方面，他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9] 作为一个种族，希腊人之所以过早退出了文明史舞台（这并非意味希腊文化没有对后来的文明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甚至犹太文明产生影响），很难说与那异常好斗的秉性无关。

与这种好斗秉性互为因果的，是希腊人对竞赛的酷爱。他们不仅比雄辩术、比朗诵、比诗歌、比戏剧、比雕塑、比陶艺，而且搞男子以及女子选美大赛，甚至举行过接吻大赛（当今世界吉尼斯纪录真可谓继承了古希腊遗风）。希腊人不仅在婚礼上举行比赛，而且在葬礼也比赛，甚至连行军打仗也不忘带上比赛器械，以便在战斗空隙举行比赛。由此，希腊人养成了一种体育竞赛的风气，甚至发明了泛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人甚至染上了什么都要比第一的习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希腊人是发明了一切的民族----不仅发明了陶器，也发明了雕塑，甚至发明了pederasty，即恋童癖（注意：pederasty的准确含义为成年男子与男童的鸡奸；“鸡奸”一词在汉语里很不好听，但pederasty在西语里却是中性词）。

附注：

[1]Martin, Ancient Greece，pp. 1 – 10。

[2]Davi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pp. 11 – 26。

[3]Martin, Ancient Greece，p.6。

[4]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全书。

[5]参见阮炜，《文明的表现》，第八章。

[6]Ross，‘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7]Ross，‘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8]Perrottet, The Naked Olympics，pp. 19 – 20。

[9]罗素，《罗素文集》，第52页。

参考材料：

1Thomas R.Martin, Ancient Greece: From Prehistoric to Hellenistic Tim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Tony Perrottet, The Naked Olympics：the True Stories of Ancient Games，Random House（USA），2004。

4阮炜，《文明的表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A Classic Study of the Religions and Civic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56。

6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7Cyril E.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Thomas Y. Growell Company (USA), 1930。

8H. D. F. Kitto, The Greeks, Penguin Books (UK), 1951。

9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 – 198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USA), 1987。

12Paul Cartledge (ed.),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6Donal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UK, USA), 2003。

17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8 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1934 - 1961)。

19伯特兰·罗素，《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20Kelley Ross,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www.friesian.com/greek.htm。

21J. K. Davi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Cambridge, Mass.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