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为有效提升内需以促进经济循环转型，消费和经济政策就不应该仅仅提升消费的总量，而更应该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进而，为优化消费结构，就不能简单地诉诸由市场机制主导的需求侧管理，而是需要引入由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供给侧管理。其原因是，供给侧管理根本上在于产品供给遵循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由此可以有意识地生产那些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同时，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典型地体现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不同决策，进而也就反映在私人品和公共品的生产上。进而，由于公共部门基于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来提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公共品时往往会出现亏损，从而就需要向私人部门征税加以补贴才可以维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就需要通过累进制所得税等来增强政府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品的能力，由此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以缓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正是基于起源学和本体论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刻辨识供给侧管理的真谛，可以全面审视萨伊定律及其寓意，可以清楚认识“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的偏至性发展以及当前学术界的各种混乱，进而在理论和政策上对供给侧管理正本清源。

一、引言

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来，流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几乎都侧重需求层面，其主要观点是，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进而可能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此，它主张依靠“刺激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消费、投资、出口就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二战”后侧重需求侧的经济管理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不仅诸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层出不穷，而且更是酿成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进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刺激需求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社会也陷入了泥潭，产生了中国经济迄今的二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管理就应运而生了。供给侧管理提出，要弥补需求与生产之间的脱节，不能仅从需求角度着手，更主要是要解决供给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解决供给与需求失衡？迄今为止的“供给侧管理”政策集中在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上，这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的化解、产品和要素价格的调整、资本和劳动流动的引导、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等，长远则在于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乃至对抗的不断加剧，中国经济开启了由原先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提升国内消费。显然，考虑到消费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影响，内需的提升也不能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而是需要灵活运用供给侧管理；否则，内需的简单扩张不仅不会导向健康有序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反而会耗竭资源而遏制长期经济增长，进而重蹈经济动荡乃至经济危机的覆辙。那么，供给侧管理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优化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就涉及供给侧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生产导向：有意识地生产那些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并且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品，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管理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的根本目的在于，生产出的产品要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由此一方面不断提升人们的真实效用，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上面的分析给出了供给侧管理的两点基本思想：（1）应该着眼于产品的质量而非数量，需要提供满足人们真正需要而不是受到诱导的产品，否则就等同于需求侧的投资需求；（2）应该着眼于产品的供给原则而非供给主体，如果简单地以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图缓解经济低迷，这依然是需求侧管理的范畴。然而，供给侧管理的这一本质特征和要求至今并没有获得社会的应有认识。譬如，“供给侧改革”迄今为止的重心都是放在要素配置优化上，因为供给意味着从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于是，在过去计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吁和政策：通过放开生育政策以补充人口红利的人口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的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更为甚者，一些观点往往还会将供给侧管理追溯到“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进而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而回归自由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在供给侧管理的认知上存在着各种的对立性见解，导致了相关政策往往也左右摇摆而缺乏明确的精神，甚至于供给侧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又蜕化为实质上的需求侧管理。

有鉴于此，本文集中于这样几方面的工作：（1）揭示供给侧管理的根本主旨——以效用最大化取代收益最大化的产品供给原则；（2）辨析供给侧管理的主要适用领域——公共品生产的中轴原理；（3）从思想史寻找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4）辨识供给创造需求的条件——萨伊定律的寓意；（5）考察“供给学派”的偏至性发展——供给学派的双重革命；（6）探究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通过从现实和历史两方面对供给侧管理做展开的系统梳理和逻辑辨析，就可以为经济内循环下的经济政策给出方向性指导。

二、供给侧管理的要旨：社会效用原则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促使中国经济从国际大循环向内循环转变，在此战略下，消费政策应该着眼于这样四个递进性目标：（1）避免经济衰退；（2）促进经济持续增长；（3）提升幸福水平；（4）建设美好社会。显然，这四大目标要求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提升消费的总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就与当下的产品供给密切相关，因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产品的供给。就此而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现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消费者主权，但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凸显出加尔布雷斯意义上的生产者主权，以至于绝大部分需求都会受到某种“强制”和诱导。[①]进而，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和消费已经显著地为生产者主权所支配，相应地，生产什么就成为现代社会要处理的重大问题。譬如，为有效实现上述四大目标，当前中国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就应该侧重于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尤其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性消费；即使就提升幸福水平和建设美好社会层面而言，也是要最大化社会效用而不是最大化厂商收益。然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私人生产者更倾向于生产那些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产品，而这种生产导向通常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通常还会相反，如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由政府或公共部门主导的供给侧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它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并引导需求。其实，政策本身就自然寓意着“有意识地引导”之意，相应地，当下的消费和经济政策也就应该能够将生产和消费引向适宜之所。

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供给侧管理的特性和诉求，这里结合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来解析；其原因也在于，当前经济循环的转向以及内需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相应的经济和消费政策也是直接着眼于对经济危机和萧条的认知。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究竟该如何认识经济危机呢？一般地，尽管人们往往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但迄今为止的“生产过剩”都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过剩，而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所产生的“相对过剩”。第二，为何会出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根本上说，这就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第三，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呢？这就要剖析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那么，厂商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进一步地，哪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交换价值）会高于其（自然）价值？通常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类：（1）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富人的高购买力导致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自然价值；（2）市场短缺的商品，稀少性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偏重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往往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里分别做一解析。

首先，就奢侈品生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奢华贵气产品（如时尚服饰、新潮手表、智能手机、豪华汽车、高档住宅）不断升级换代，但底层大众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物品却越来越难以寻觅。例如，在市场经济不受约束地扩张的那些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一边是各类豪华别墅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是大量不适宜生存的贫民窟。再如，由于受2008年世界经济情势以及国外市场萎缩的冲击，中国社会一边是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出现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都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而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进行修整。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发源于萨伊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商品的价值体现为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而效用大小又通过市场价格而得到体现；相应地，市场价格越高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及其相应的价值也越大。果真如此吗？为辨识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思考下：那些衣不蔽体的非洲穷人果真对那些因卖不出去而被H&M烧掉的衣服没有效用吗？距离大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人果真不需要更为平坦的水泥公路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人之所以无法享有这些对他们来说具有极大效用的物品，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缺乏按照市场价格购买这些物品的能力。

上述分析就给出了这样的启示：当社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局面时，采取强力的关停措施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更为合理的方式就是对这些产品进行空间或时间上的调配。其原因就在于，当下的“生产过剩”几乎都不是超出人们需要的实质过剩，只是相对目前的价格而言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即所谓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而言的，而在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则并不存在过剩。就此而言，我们就必须注意两点：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产品的市场价格超出有效需求的水平，又在于：一方面，就产品价格的高居不上而言，在经济向上时期，不断扩大的供给在连串锚定效应的作用下而导致供给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就市场需求的逐渐萎缩而言，在收入分化的情势下，产品供给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大体是沿着收入从高到低群体的展开。第二，随着收入的提升或者周期性需求的出现，这些“过剩”产品通常都会对应着新的市场需求；相反，如果采取简单乃至过度的关停措施，当需求再次出现甚至进一步提升时，重新建厂或开工将会面临高得多的生产成本。

其次，就稀少品生产而言。为了获得更大收益，逐利厂商通常会投入大量资源生产那些需求量极少的高等级产品，而针对社会大众所需要得物品则会人为地制造稀缺，因为数量少的高级产品以及供不应求的大众品都会导致价格（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然而，当一个物品因为稀缺而带来较高的个人价值时，社会价值却往往不升反降。其原因在于，当物品变少时，其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往往会变大，进而导致该物品对应的价值上升，而这一变动对个人要较社会更为显著；更不要说，社会价值本身还取决于单位物品价值乘以物品数量，因而物品减少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下降。事实上，劳德代尔悖论就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国民财富根本上体现为其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多寡取决于其创造出的产品多少，而产品的稀少恰恰与国民财富呈反向关系。

上述分析也给出了这样的启示：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基于收益或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考虑，私人厂商通常并不会降价出售给那些产品的高度需求者，更不会免费对外赠送这些“过剩”产品；相反，它们宁愿销毁或浪费掉这些“过剩”产品以提升该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销毁或浪费明显地减少了国民财富。由此，每当经济大危机来临往往会出现这种悖像：一方面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另一方面又存在至多穷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基于同样的逻辑，H&M近年几乎每年都要烧掉数十吨没有卖出的衣服，而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更为甚者，有房地产大佬在2016年时就宣称：中国房地产的7亿库存量中很大一部分很难消化，只能炸掉而对土地重新规划和合理利用；而且，炸掉库存是开发商权力，也是开发商的合理行动，因为去库存与去产能是一样，而无偿将库存房分给穷人住实际上是抢劫。[②]这些都反映出，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厂商甚至会通过破坏既有财富以人为制造稀少的方式来追求收益最大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这一悖像：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商品滞销或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口得不到基本必需品。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时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就根源于这种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相应地，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时呈现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放任主义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根基于收益原则，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富人的需求，而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自然也就难以刺激总需要而摆脱经济危机。相反，要克服由“相对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根本上在于缓解和避免产品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进而，这就需要以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作为产品生产的根本原则，并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厂商收益的最大化。[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本立足点；进而，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应该通过适当引入产品生产的效用原则来弥补或缓和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经济所内在的根本性缺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相对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的根本特征并不体现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诉诸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这四大投入的推力来取代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力，而是体现为生产和产品供给上以效用原则来取代收益原则；而且，这里的效用原则是从满足人们基于生活进程所产生的真实需要而言的，从而也就不同于源于心理层面并受制于社会诱导的欲求。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明白，根基于厂商的逐利动机，由市场需求所引导的供给将集中生产那些由富人的较高购买力所支撑的奢侈品以及由攀比效应所激发的凡勃伦商品；相应地，这些产品通常满足的是人们相互攀比的心理欲求，而不是根基于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进而，基于这一逻辑，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解剖而深刻认识到，产权的随意界定通常并不会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相反，当产权界定给富人时，通常就会以牺牲穷人的效用或福利来换得强势者（厂商）的收益最大化。[④]就此而言，当我们说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缓解市场供求失衡时，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以及方式应该基于何种原则？这里则揭示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则：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而，当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一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之前市场无节制发展之恶果所提出的特定时期任务；即使如此，在具体如何有效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时也应该遵循效用原则，要深入辨识那些产能或库存是确切超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仅仅源于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一种表象。

三、效用原则的适用性：公共部门分析

随着无节制的市场发展导致产品供给越来越偏离人们的真实需求，这就赋予了在市场经济中引入供给侧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为有效地贯彻效用原则，供给侧管理又需要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将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市场，因为由于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交易往往不会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诉求，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将稀缺性资源配置到人们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资本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即社会主义是为社会需要而非利润生产。正因如此，这里再次强调，生产或产品供给的效用原则是根基于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源自市场诱导的心理欲求。

（一）公共品生产的中轴原理

为了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根本上有赖于供给侧管理。不过，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根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只是对需求侧管理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需求侧管理对经济的有序运行是基础性的，供给侧管理主要是对那些市场机制不及或无效的领域加以补充；第二，供给侧管理的应用典型地体现在那些具有显著公共性的产品供给以及大众必需的产品供给上，而对那些为追求收益而明显损害社会效用的私人性市场行为则主要是加以监督和遏制。举个例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占地庞大的高尔夫球场在各大中城市蓬勃新建起来，在深圳、广州等南方地区甚至建立起了人工造雪滑雪场地；但是，这些场所的门票价格通常贵得惊人，从而不是普通大众所能消费的。既然如此，在社会资源还很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不将有效的体育资源用于建设真正为市民所需且提升大众体质的基础运动设施上呢？根本性原因就在于，这些高尔夫球场和人工造雪滑雪场地大多是私人（企业）所建的，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效用。不过，如果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金建造建的，那么，就应该建更多的大众体育锻炼场所而不是人工造雪滑雪场地之类。

在很大程度上，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就体现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进行生产决策的根本性差异：私人部门生产选择何种方式或方向的目的是要实现主导者或所有者的效率，这就是收益最大化；公共部门的生产根本上则是实现社会有效性，从而也是满足全社会成员的效率要求，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相应地，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也就典型地反映在私人品和公共品的生产上。[⑤]这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得到充足的佐证。

譬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一大批法国土木工程师兼经济学家都基于效用原则来承建公共设施，如伊斯纳尔（A.N.Isnard，1749-1803）、纳维耶(H.Navier，1785-1836）、米纳德(C.Minard，1781-1870）、古托里斯（C.Courtois，1790-1863）、埃利特（C.Jr Ellet，1810-1862）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边际革命先驱杜普伊特（J.Dupuit，1804-1866）。杜普伊特指出了公共品供给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只要公共品的价格能够补偿总成本并产生某种“净效用”，政府就应当供给这些物品；相应地，如果公共利益成为物品或服务供给中的基本原则，政府就会按照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方式运营企业。在这里，法国工程师眼中的效用主要体现为生活进程的需要，从而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后来的心理效用。

再如，在19世纪后期，瑞典学派开创者维克塞尔实际上主张公共企业的运用应该以效用而非收益为原则。在维克塞尔看来，垄断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尤其是那些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行业中的垄断企业；为此，维克塞尔赞成许多情况下对这些企业的政府干预，甚至支持对某些行业进行有选择的国有化。同时，维克塞尔还认为，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税收制度，再加上一个基于边际单位成本的价格政策，就可以实现垄断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个目标。在这里，垄断产品的价格调整通过试错过程进行，直到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为止，垄断企业的亏损则由一般税收来弥补。就此而言，维克塞尔强调，公共企业应该成为更好地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以利润为运行目标则是愚蠢的。[⑥]显然，维克塞尔的主张体现了供给侧管理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勒讷、兰格和泰勒等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观点。

（二）何以需要补贴公共部门

由于公共部门基于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来提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公共品，那么，该部门就有可能出现亏损。即使如此，公共部门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因为它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效用水平。问题在于，又如何维持通常会亏损的公共部门呢？一般地，在混合经济中，通常需要向那些基于收益原则进行生产的私人部门征税来补贴和维持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的公共部门，或者基于支付能力原则向富人征税，由此就导向了累进制所得税。事实上，针对道路、港口以及其他社会公共设施，维克塞尔就主张，只要新提供的服务有利于总体利益，那么就应该通过对有“支付能力”的资源征税来提供支持；如果只有利于人口中的部分群体，那么就应该根据受益原则来决定。

之所以需要由私人部门来补贴公共部门，这不仅是为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效率问题，而且也是公平问题。基本理据在于，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不仅有利于那些直接享有的人，而且也有利于间接享受的人，尽管后者往往被忽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在进行应用政策的研究时几乎都是根基于局部分析，由此来评判公共品时往往就会犯有“破窗谬误”：只看到政府为这些公共品所支出的成本，却看不到失去这些公共品而需要另外支付的更高成本。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例1，就公共交通的补贴而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世界各国以及各大城市都极为重视公共交通的建设，而这些公共交通通常还是亏损营业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效益原则。那么，各国为何还需要这么做呢？基本理由就是，如果缺乏廉价而便捷的通勤交通铁路，人们尤其是上班族就只能集聚在城市中心，由此就会衍生出学校、医院、管道、警察以及城市交通等问题；相应地，一个良善组织的社会就应该为人们搬迁到郊区而产生的通勤成本提供补贴，否则社会将需要支付另一种更大的成本。

例2，就住房补贴而言。一些良善组织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也会为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廉价的公共住房，新加坡就是典型例子。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其基本理由也在于，如果没有补贴，低收入群体被迫居住在贫民窟，由此不仅会滋生丑恶和污秽，而且也容易传播犯罪和疾病，而所有这些都将威胁到整个社会。所以，伯恩斯坦就写道：“这就证明了以净亏损模式而不是盈利模式来维持公共服务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邮政系统的存在使我们都能受益。事实上，如果没有它，经济体系将无法运转。……邮政服务与污水处理一样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它必须以盈利模式运营呢？既然一旦没有它，整个社会的结构会崩溃，为什么不该由社会和那些很少直接使用它的人来补贴呢？”[⑦]更进一步地，伯恩斯坦还提出一个指导原则：“服务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我们所有人必须为负担成本做出贡献。只要求那些直接使用它的人来承担全部的成本是错误的。”[⑧]

四、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古典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对象就是生产，这包括如何通过生产来推动经济增长，如何生产满足人们最需要的产品，等等。相应地，供给侧管理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斯密基于必需品的生产来界定生产性劳动这一出发点上。[⑨]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斯蒙第，他将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进而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而政府则应该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此，西斯蒙第考察了与社会幸福相关联的人类需求、愿望和享受，认为“穷人的享受包括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的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最后，通过同样的劳动，穷人至少将得到同样的享受，确信未来的生活绝不低于现在。……达到这种标准的生活条件是人们的共同权利，对所有使共同劳动取得进展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都应该得到保障。”[⑩]

（一）辨析两个有效需求概念

为了深化认识供给侧管理的根本旨意，我们可以辨识经济学说史中的两个“有效需求”概念。第一个是斯密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支付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自然价格”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第二个是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宣扬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既有市场价格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的需求。显然，两个有效需求概念是不同的：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以自然价格为基础，由此形成的市场均衡将实现社会劳动基于效用的有效配置；现代的有效需求概念则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此形成的市场均衡将实现社会劳动基于效益的有效配置。根本上说，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概念就体现了供给侧视角，因为它撇开了由购买力差异所衍生出的对相对效用的追逐而更能体现人们的真实需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也就接近于维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价值，体现出一个社会进行生产和产品供给的真实能力和努力。与此不同，现代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则体现了需求侧视角，因为市场需求中包含了由购买力所引致的心理欲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就是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体现出各个消费者的不确定性的心理反应。

事实上，斯密写道：“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而“此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车的需求，但他的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满足他的这种需求而被带入市场的。”[11]基于斯密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每种商品的供给所基于的是有效需求而不是绝对需求：当市场上的商品供给超过其有效需求时，其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就会降到自然率以下，进而促使这部分投资被撤回，直到市场上的商品恰好足够供应其有效需求，而价格中所有组成部分都回升到其自然水平；相反，当市场上的商品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时，其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就会上升自然率以上，进而促使这部分投资增加，直到市场上的商品恰好足够供应其有效需求，而价格中所有组成部分都下降到其自然水平。第二，这种有效需求与商品的自然价格和生产成本有关：当商品的自然价格和生产成本下降时，有效需求通常会上升，由此也就形成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就此而言，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通常会趋于下降，这就会提升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相应地，为了满足不断上升的有效需求，相应的商品供给也就会增长，从而使得人们的效用不断提升。

进一步地，不仅斯密基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水平来界定和评估有效需求，而且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思维。譬如，承继斯密的思想，马尔萨斯对有效需求的定义就是：“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一种能满足商品供给的自然和必要条件的需求。”[12]也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任何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是支付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生产费用的需求。进而，马尔萨斯将商品价格上涨而不会引起变化的需求称为需求强度，并认为需求强度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需求强度与价格上涨有关，价格上涨又与生产费用增加和供给减少有关；相应地，马尔萨斯就将需求强度与生产费用及供给相联结，将商品价值与生产费用相联结。不过，马尔萨斯又强调，生产费用之所以会影响价值，是因为它影响到供求，从而在价值决定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同时，在价值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由“有用性”决定的“需求强度”，而这个“需求强度”不同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基于现有市场价格上具有购买力的需求。为此，马尔萨斯指出，真正决定价值的因素是“需求强度”，而研究价值就要研究人们对商品交换的意愿和能力，即有效需求。

（三）辨析有效需求的政策寓意

由于两个有效需求概念的内涵不同，也就指向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在斯密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这通常会有利于实现由真实成本所引导的资源有效配置；其原因在于，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将会开拓新的需求以满足社会进程的需要，由此不仅可以激发产品的创新以及行业的升级，而且还可以避免低级产品的过剩。另一方面，在现代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这会导向由机会成本所诱导的资源配置扭曲；其原因在于，基于收益原则的需求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根本上会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由此不仅可能会抑制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创造，而且还会引发旧产品的生产过剩。尤其是，在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与生产成本密切相关，而生产成本又是社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函数；相应地，生产者就会充分利用了社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可以与技术进步实现更好的结合，由此引导的生产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技术，由此也就有助于解放技术利用的束缚而提升生产力。

事实上，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本身就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充分体现在法国，因为法国有一大群土木工程师从事桥梁运河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造，在此过程中充分引入了个人需求和消费者福利的考虑。譬如，早在19世纪初，法国著名工程师亨利•纳维耶（H.Navier）就实际运用这一理念来建设运河和桥梁等公共工程：他用一条运河或桥梁运送的物品数量乘以它所减少的运输成本来估算此项工程的收益，如果这项收益大于正在发生的项目年成本，那么，这项工程就应该修建，而修建成本则应该从税收中出资。[13]同样，在“二战”后世界各国所积极推行的公共设施建设中，政府在规划一个项目时大体上也是在权衡所支付的成本和潜在的收益。就当前应对新冠疫情而言，无论是对核酸检测、疫苗接种还是口罩等的生产和定价上，中国社会大体上就是运用基于供给侧管理下的社会效用原则；相应地，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核酸单检的每人份费用就持续下降（从开始的600元到随后的400元、200元、80元直到20元），多人混检更是降至每人份8元。与此不同，在推行需求侧管理的美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主要由私人机构提供，不同私人机构的费用也相差很大，大体介于300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一家名为吉布森（Gibson）的诊断实验室的核酸检测费用就高达2315美元/人份，甚至在一些患者身上收取6945美元/人份。显然，这比中国要贵得多，以至于很多家庭都承担不起，这也是欧美诸国推行“与病毒共存”政策的一个不得已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有利于解放技术利用的束缚，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放技术创新和传播上的束缚呢？譬如，俄罗斯拥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但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却并不如意，因为这些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没能有效地向民用工业转移。这也反映出，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不能由政府部门来主导，而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心；进而，这种积极心通常由人的逐利性以及相应的贪欲所激发，而这显然需要诉诸市场机制及其基于的利润和收益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发展又不能完全实行供给侧管理，尤其不能完全实行政府主导的供给侧管理，而是要实现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有机结合。至于如何结合，则需要界定不同产业和产品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清楚，需求侧管理侧重于解决短期内的市场失衡问题，供给侧管理则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保障。就此而言，在当下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经济政策要着眼于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也就需要引入供给侧管理，这也意味着相关政策应该回归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原理。

五、萨伊定律及其寓意：思想史的考察

上面的分析表明，真正的供给侧管理应该是基于效用原则并且需要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不过，流行的观点却将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为供给侧的，而将主张积极政府功能的凯恩斯经济学视为需求侧的。例如，谢克就写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供给侧经济学，因为它宣称，在短期内，产出水平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一是资本存量使用上的利润最大化，二是劳动力存量上的充分就业。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那么从长期来看，产出和资本也会适应劳动力的增长率。在同样水平的抽象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需求侧经济学，因为它认为短期产出（从而资本的利用和劳动力的就业）是受总需求中相对自主的那部分（自主消费和投资）控制的。因此，产出的增长源于自主性需求的增长，而自主性需求可能足以也可能不足以维持产能的充分利用和/或劳动力的充分就业。”[14]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流行认知呢？这里就此做一解析。

（一）萨伊定律的前提条件

流行的观点之所以将供给侧改革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联系起来，并以此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否定政府干预，进而促使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复兴，一个重要的理论关联就是萨伊定律。其逻辑依据是：（1）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因为都强调“供给”而发生联结并存在着显著的“亲和力”，而供给学派所针对的恰恰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的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增加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2）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就是通常被简化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这成为几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有派别（如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真实周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的理论基础。[15]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萨伊定律呢？在很大程度上，供给学派主张摒弃当时流行的“需求自动创造供给”信条而回到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中去。施莱弗就指出，《华尔街日报》主编万尼斯基（J.Wanniski）创造“供给学派”一词时就是“认为供给学派能够复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其特别的原因在于它更注重生产而不是需求”。[16]为此，这里就萨伊定律的潜含寓意展开批判性审视和发掘。

首先，萨伊定律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层含义：总需求和总供给并非彼此独立，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产品的需求都源于所有其他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的供给，因而供给的增加将导致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应地，危机的原因就不能单单用“生产过剩”去解释，而应从供给结构上去分析。究其原因，现实世界的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只是供求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而造成“相对过剩”，这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需求的不足，从而也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解决办法。事实上，每次的经济大危机都表明，尽管有巨额的商品因滞销而丢弃，有大量的资源因“闲置”而浪费，但同时往往伴随着更多的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大量的穷人流离失所。

其次，萨伊定律的成立依赖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创造出的产品对人们是真正有用的。其原因在于，只有生产出的产品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才可以卖出去而获得收入，进而才可以获得相应的购买力并提供相应的市场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商品开辟了销路”，[17]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从而才会有萨伊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如何保证所生产出的产品有用？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诉诸市场机制，认为具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就是有用的，而且市场需求越大的产品就越有用，而市场需求的强度又由市场价格来体现；这样，商品的有用性大小就由其市场价格来体现，这就是萨缪尔森发展出的显示偏好理论。不过，显示偏好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也无法为经验事实所证实，这包括心理层面的效用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决定商品价格还包括购买力等。

当然，有用性与市场需求之间脱节这一困扰当前现实的问题，对萨伊以及其同时代学者来说并不重要。究其原因，当时还处于消费者主权时代：（1）当时的物质产品还很不丰富，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物品短缺，人们的需要主要局限在生理层次，从而受到厂商诱导的心理效应并不显著；（2）当时的市场还很不发达，生产和需求主要局限在一定范围的市场上，从而厂商可以容易地辨识人们的生活需要而生产那些符合人们真实需要的产品。正是由于当时的市场需求显著地取决于人们根基于生产进程所滋生的真实需要，相应地，一个产品的有用性大小大体上也就可以由其市场需求程度得到反映。显然，正是根植于这一社会环境，萨伊就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会出现普遍过剩，因为任何厂商都不会让其产品长久过剩。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一方面，萨伊定律依赖的“有用产品”在萨伊时代具有较为合理的现实基础。萨伊分析道：“最大的利润并不是得自最贵重或最不必需物品，而是得自最普通和最不可缺少物品……（其原因是，）最不可缺少物品的需求必然是永久的，因为这个需求是由实际欲望所激起的，而且由于最易引起人口的增加的乃至生活资料有所取给，所以这个需求总是随生产手段的增长而增长。相反地，不必要物品的需求不随生产这些物品的能力的增长而增长。意外的抢购，也许能够使它的价格大大超过自然价格，即大大超过是生产费用，而时尚的更易可能又使它的价格降到比自然价格低得多。对富人来说，不必要物品也不过是次要物品，自极少数有能力享用的人才需求这些物品。当意外的灾难使人们不得不减低他们的费用，即当他们的收入由于战祸或纳税或荒歉而减少时，首先撙节的总是最不需要消费的物品。这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从事生产不必要物品的生产力的报酬，一般总是地域从事生产其他物品的生产力的报酬。”[18]另一方面，萨伊的论断与当今社会现实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在当今现实世界，厂商通常更偏好生产那些最不需要的物品，因为这些最不需要物品的生产利润往往最大。当然，萨伊也正确地分析道：当意外的灾难来临时，人们也首先减低这方面的费用，导致这些厂商的利润下降以至于破产。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也就会孕育出经济危机。

（二）萨伊定律的现实脱节

自萨伊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的规模还变得越来越大，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显然与萨伊对市场所持有的乐观主义信念相悖。萨伊定律之所以不再有效的基本原因就在于，随着需求逐渐从生理性的真实需要层次转向社会性的心理欲求层次以及市场逐渐从熟人市场转向距离越来越远的陌生人市场，那么，由市场激发的生产就会与需求产生越来越的脱节。具体来说在于，（1）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以及交易半径的不断扩大，厂商生产的产品所面对的是信息越来越缺乏的消费者和市场，从而就会导致生产和需求之间出现脱节；（2）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社会性需求的日益提升，市场需求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以致厂商就越来越难以掌控和把握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3）随着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以及生产者主权逐渐取代消费者主权，逐利商人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人们的需求，而这种被诱导的需求与基于生活进程所衍生的真实需求通常并不一致；（4）尤其是，逐利厂商热衷于生产那些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的高档品或奢侈品，而这类产品并没有向消费者提供与其交换价值（价格）相称的“有用性”，从而也就没有需求的坚实基础。试想：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如此容易辨识，通用汽车这样的跨国公司又如何会破产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仅仅比萨伊小11岁的西斯蒙第就发现，当时的产品通常找不到那么多的销路，以致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卖掉而形成收入，由此就生产了经济危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脱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会变得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基本原因是，全球化将各国的社会经济联动在一起，任何一点意外变动都可能通过蝴蝶效应而对全球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的扰动；尤其是，私人厂商致力于生产的奢侈品在遭遇不确定的外来冲击时通常更容易出现市场需求的显著下降，由此就会引发出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为此，吉登斯就将全球化定义为“远距离行动”，并且将之描述为一种“失控的世界”：尽管全球化为跨国公司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展增加了个人的机会，但接踵而来的就是迷失方向和无能为力的体验，这可以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此后的全球经济学发展状况中窥见一斑。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完全由私人厂商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产品的生产通常乃至必然脱离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也就会不断孕育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深层理由就在于，奢侈品尽管因为提供了某种使用价值并满足某些人的需求而具有价值，但它的价值要远低于交换价值，从而就潜伏着卖不出去的危险，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本性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正是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脱节，而根基于萨伊定律的古典经济学又偏重于财富的创造而忽略财富的享受，西斯蒙第就致力于重新定位经济学。西斯蒙第指出，当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进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定位为研究财富；相反，西斯蒙第更关心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进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定位为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就此而言，西斯蒙第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国民享受而非国民财富的增加，进而，为提高国民的享受和人的幸福，又需要提高人的消费尤其是物质消费。为此，西斯蒙第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同时，西斯蒙第指出，作为消费者，人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这就意味着，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西斯蒙第写道：“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9]正是由于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西斯蒙第不仅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也反对生产者主权对消费的诱导；相反，他主张基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生产那些能够满足人们生活进程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西斯蒙第的思想体现出了供给侧管理的内核，应该生产那些能够政治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

最后，需要指出，萨伊定律实际上对应着马克思经济学的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即生产规模不变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没有资本积累。马克思经济学将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同时，又将社会产品分为三部分：生产资料的消耗、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补偿和剩余产品。于是有：第一部类Ⅰ.w1=c1+v1+m1；第二部类Ⅱ.w2=c2+v2+m2。简单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即v1+m1＝c2。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交换将会导致两大部类出清，从而使得社会总供给和供需求归于均衡。问题就在于，这一条件并不会总是得到满足，资本家为追求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而积累资本，因而就会有v1+m1>c2。此时，扩大再生产实现平衡的条件就在于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v1）加上追加可变资本（△v1），再加上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和（m1x），必须等于第Ⅱ部类原有不变资本（c2）加上追加不变资本（△c）的总和，即v1+m1x +△v1=c2+△c2。但显然，这种平衡是在走钢丝，必然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生产投资以及社会消费都有其各自规律，甚至沿着各自的路径依赖而陷入路径锁定之中，从而就会出现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并不能自发实现，因而资本主义总是通过经济危机来建立经常被破坏的平衡。事实上，如果说经济危机在简单再生产下属于偶然事件的话，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成为常态。

六、辨识供给学派：萨伊定律的偏至发展

萨伊处于古典主义时期，而关注产品的供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色。首先，就关注议题上说，基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这一情势，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致力于解决物质财富的匮乏问题：不仅从劳动投入角度来建立价值理论，而且基于劳动分工和生产力提升角度来构建经济增长的供给推动论；相反，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物质资料的日益丰富，边际革命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就转向解决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问题，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各种刺激和诱导角度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其次，从研究思维上说，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一些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根本上采用纵向方法，侧重于分析跨时间的异质的生产过程，并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相反，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则采用横向方法，倾向于将生产和消费放在同一时点或截面上进行整体分析，从而也就不关注生产组织的变动和产业结构的延伸，更无以揭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根源。从这个角度上说，注重产品结构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在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一些现代非主流经济学）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现代主流经济学。[20]

显然，与当时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萨伊也集中关注产品的供给；但同时，萨伊对供给与需求间关系的理解往往又趋于抽象和偏至，以至于萨伊定律被简化为“供给创造需求”原理。究其原因有二：（1）萨伊本身就是一位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2）萨伊还深受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简化，萨伊定律撇开了货币的影响而将商品的供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简化思路也与古典主义时期流行的货币数量论相一致。结果，在学说史上，萨伊定律得到了李嘉图、西尼尔、麦克库洛赫以及穆勒父子的赞成，并为马歇尔、庇古等新古典经济学默认；同时，却遭到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以及马克思等人的激烈批判，凯恩斯甚至以此来界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当然，早期的批判主要是基于社会事实而非理论逻辑，而没有区分物物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所带来的需求差异，没有考虑货币幻觉、坎铁隆效应及真实余额效应等，而这些构成了1936年的凯恩斯革命对萨伊定律进行批判的基础。正因如此，萨伊定律成为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等的批判对象。相应地，当“供给侧改革”被误以为是向萨伊定律的简单回归时，也就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学学派间的激烈争论。

萨伊定律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复活主要归功于供给革命，并且由于渗入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说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偏至性发展。事实上，针对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滞胀危机，供给学派所提出的思维革命本质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问题的成因上，它将现代经济问题归咎于产品供应不足，而这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相应地，它反对通过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主张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经济增长。显然，这是对自边际革命以来单方面鼓励消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并且实质上是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另一方面，在解决的政策上，它将市场主体的行为视为对报酬刺激的反应，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而自由市场则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相应地，它主张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显然，这又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否定，并且是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也即，供给学派实质上具有双重性：不仅反对只关注消费和需求的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而且反对主张政府干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经济学。究其原因，两者的问题关注和政策视角是一致的：自边际革命以降，经济学重视生产和供给推动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为重视消费和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路径所取代，凯恩斯不同于边际效用学派之处只是在经济衰退时用国家干预来代替市场机制或用公共支出来弥补个人支出的不足以提升社会总消费。因此，供给学派主张摒弃当时流行的“需求自动创造供给”信条而回到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中去，乃至复兴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原理。施莱弗就指出，《华尔街日报》主编万尼斯基（J.Wanniski）创造“供给学派”一词时就是“认为供给学派能够复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其特别的原因在于它更注重生产而不是需求”。[21]

正是由于供给学派所针对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政策，从而也就将当时的问题归咎于国家的过度干预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开支的增加抑制了储蓄和私人投资，并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和货币供给的过多，最终酿成通货膨胀和滞胀危机。相应地，供给学派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与凯恩斯经济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色就是，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崇企业家在市场活动中的积极角色，而企业家行为往往是对利润机会和经济刺激的反应。为此，供给学派强调，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通过改变经济刺激来影响个人和企业行为。同时，针对当时的经济衰退，供给学派提出刺激生产的基本举措就是减税。其理由是：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最终诱因是获得报酬或利润，因而税率特别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收的边际税率的高低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相应地，降低利润收入税可以增加富人的储蓄，而随之带来投资增加，扩大生产和就业。另一个相配套的政策则是削减福利支出。其理由是：实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如不削减政府开支将会导致财政赤字，从而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失业保险会鼓励人们失业，社会保险会削弱个人储蓄，社会福利会抑制人们工作积极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供给学派强调由市场主导的供给，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以简化的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从而就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成分。

问题是，简单地求诸市场机制能够真正解决当前社会的供求结构失衡问题吗？难道不受节制的私人投资不应该对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承担部分责任吗？其实，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等很早就指出，市场机制的运行根据的是效益原则，厂商集中生产的主要是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因为富人强大的购买力决定了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自然价值；相应地，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购买力越高，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越大，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社会资源就更显著地集中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同时，社会的攀比效应，使这些领域的需求和生产呈现出了畸形的繁荣，出现了不断延长的生产链；而一旦由于受某种原因所触发而导致人们的需求能力下降，人们首先削减这些被诱导的奢侈品需求，从而使得此领域的大量投资成为泡影，这也就是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更进一步地，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私人厂商也不会降价出售给产品的需求者或不足者，反而宁愿将之销毁或浪费掉以提升该产品的市场价格以谋求更多利益。为什么会如此呢？劳德代尔悖论早就剖析了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悖论：一方面，私人财富源于产品的稀缺性，从而宁愿销毁掉这些结构性过剩的产品浪费也不愿免费赠送或者降价出售给那些需求者；另一方面，国民财富则源于产品的使用价值，产品销毁或浪费明显降低了国民财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的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大量过剩时，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有大量坑坑洼洼的公路得不到足够的水泥等来修整；H&M近年来每年都会烧掉60吨没有卖出的衣服，而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经济大危机之时有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而同时又有更多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根本上说，供给侧基于的是效用原则，是为了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市场经济则主要基于收益原则，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富人需求以获得私人收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政策根本上无法解决甚至可能加剧目前的产能过剩危机。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萨伊定律来理解“供给侧改革”，更不能将“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供给学派经济学。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而萨伊定律在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的早期资本主义也许具有一定的时代适用性，但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大地脱离社会现实了。实际上，在萨伊定律中，货币仅仅是起交换媒介职能的一个面纱，但这没有区分物物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带来的需求差异，也忽视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坎铁隆效应及真实余额效应等。譬如，实际余额效应就指出，任何实际余额的变化都将直接影响商品与劳务的供求。其基本机理是：（1）每个人在货币余额持有以及商品和服务开支之间有一种愿望比例；（2）价格下降导致所持有货币的实际价值上升，使得流动性供给量出现多余；（3）人们把多余的货币供给量部分地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确实，在萨伊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人们生产产品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另外的产品。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目的都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而生产和消费之间也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脱节。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看，也只是到了1825年，西方社会才爆发了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而此时萨伊、李嘉图等人都已经去世了。但随着边际主义的兴起，瓦尔拉斯进一步强化了萨伊定律并构建了一般均衡体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兴起，特别是以理性预期为指导的经济学逐渐走上形式化的道路，“萨伊定律”又开始在经济学中被奉为圭臬。显然，这正反映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需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有流行理论来指导实践。

七、张维迎的观点审视：两大流派比较

在辨析了萨伊定律的潜含寓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张维迎等人近年来积极宣扬的流行观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需求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供给侧思维。其所持理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待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则关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作用。同时，张维迎认为，这两大基本理论都存在根本性缺陷，而只有奥地利学派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基础。那么，如何认识张维迎的这一观点呢？其实，基于上述对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之根本特征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张维迎在相当程度上洞察了时下流行的两大理论体系的缺陷，但同时又夸大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价值。

（一）张维迎对奥地利学派的推崇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张维迎引出了对奥地利学派的无限推崇。未说明这一点，这里对张维迎的批判作一简要阐发。

首先，就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有两个基本要点：（1）将生产要素投入视为自变量而将产出视为因变量，技术存量则决定生产函数的形式；（2）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将劳动和资本各自贡献的份额之和等于1，超出1的实际增长部分则被视为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此，张维迎提出了两点批评。（1）技术被假设为外生的，从而就没有关注推动技术进步的因素。当然，后来发展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进一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进而把经济增长归功于知识积累，并由此来解释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即使如此，这也仅仅强调了政府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而没有考虑创新的技术进步以及企业家的作用。（2）只关心资本的数量而不关心谁主导资本投资，从而变相为政府主导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实际上，谁投资通常要比投资多少更为重要，如政府投资和企业家投资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其次，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言。它建立在“总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一统计恒等式基础上，进而，经济增长就决定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个变量；相应地，政府就可以凭此理论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增长，其主要办法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如所谓的“投资拉动”、“出口拉动”以及“消费拉动”等。对此，张维迎提出了三点批判。（1）人类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率，在未来创造出更多产出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当年的GDP，甚至由此导致产能过剩而造成资源浪费。（2）消费的目的在于提升人们的福祉和幸福感，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却蜕变成只是增加GDP的一个手段。（3）贸易使得国际分工成为可能，并通过比较优势而使所有参与方受益；但是，凯恩斯主义强调只有出超的贸易才对GDP构成贡献，从而把贸易从一个正和博弈变成一个零和博弈，并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对两大主要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张维迎将注意力转向了从斯密、熊彼特一直到现代奥地利学派所注重的分工和创新传统。[22]那么，如何看待张维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两大分支的批判呢？不可否认，张维迎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本上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实质上都不是根基于供给侧思维：张维迎已经批判了的凯恩斯经济学固然如此，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脱胎于边际效用学派，而边际效用学派的注意力则在消费和需求上而不在生产上；第二，即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经济增长问题，也只不过是以抽象的一般均衡为基础来构建平衡增长模型；第三，即使按照张维迎的辨析，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也主要体现为赋予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动力上，[23]但这不是供给侧思维和需求侧思维的根本差异，后者体现在产品供给的不同原则上。就此而言，当下流行的观点将供给侧管理理解为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或优化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在混合使用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政策，进而也就实质上混同了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

（二）奥地利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真正的供给侧思维嵌入在古典经济学，而奥地利学派对分工、技术和创新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24]其原因就在于，在边际效用学派的三大思潮中，另外两派体现了与古典经济学的决裂并最终汇合成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反，奥地利学派却实质性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维，如重视资本积累，反对奢侈消费，强调社会分工，关注行为的目的性，推崇技术进步和创新，侧重历史演化和经济结构，探究事物本质（如价值）和因果关系，采用方法论而非原子论的个体主义，偏重思辨逻辑而反对形式逻辑，等等。更具体地说，这集中体现为门格尔基于因果联系等四大条件对财货的界定，体现为维塞尔对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背离的解析，体现为庞巴维克引入迂回生产说对社会分工的推进，也体现为米塞斯、哈耶克等对坎铁隆效应、李嘉图效应以及破窗谬误等的承袭和发扬，更体现为熊彼特对创新和生产制度转变的认识。例如，维塞尔有关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背离的认知就与马克思有关价值与价格相背离的认知相一致，厂商对交换价值高于自然价值之奢侈品的偏重导致市场实现的是收益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用最大化也与马克思的认知相一致。

当然，奥地利学派在承袭古典经济学之供给侧管理思维的同时，又明显夸大了人的理性，以至于将分散个体行动所形成的市场机制发展到极致；[25]进而，它还放大了企业家的作用，以至于将企业家的所有创新活动都视为生产性的。[26]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就将供给侧管理的主体诉诸私人企业，先验地认定由市场机制引导的私人企业的投资一定比政府引导或规划的投资具有更高的效果，这就犯了另一种肯定性理性的错误。[27]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领域和思维，都关注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果，都关注社会制度的演化和过程。但同时，它们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侧重点又存在差异，这集中体现在对社会制度诠释的不同出发点上。其中，马克思经济学和美国制度学派承袭了古典经济学集中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宏观视角，认定宏观层面的利益关系和集体力量之间充满了冲突，由此就致力于挖掘这种冲突带来的社会异化及其解决路径，如制度就是调节社会冲突的产物；奥地利学派则承袭古典经济学将人类行为抽象为追求货币动机的微观视角，认定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具有高度理性，由此就致力于从个体间的理性行为互动中阐发社会现实的形成机制并为其内在合理性提供论证，如制度就是理性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所达成的（短暂）均衡。譬如，米塞斯就宣称：“理性与行动既是同源的，也是同质的，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28]

同时，为给其自由竞争和自发市场秩序信念提供支持，奥地利学派还追溯了两大思想渊源：一是15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它试图阐发个人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创造，称赞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支持财产权、契约以及自由贸易等；二是从18世纪中叶的重农学派学者到萨伊、巴斯夏等法国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大多强调自由贸易，重视经济现象间的联系，推崇企业家的功能。例如，萨伊创立了确立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确立了资本在社会分工和共同生产的角色，同时发展了系统图式和企业家理论，解释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关联系，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萨伊定律，这些都被奥地利学派所吸纳。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就是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图式的经济学，将经济学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评价而非物品或劳动的任何客观属性的基础上，从而把经济学视为一门个人选择的科学。正因如此，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高度评价萨伊及其萨伊定律，却几乎没有人去深刻洞识萨伊定律所根基的“有用”产品这一前提及其潜含的寓意。熊彼特曾批评萨伊说：“像所有时代的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他（萨伊）更加急于实际利用这个命题（即萨伊定律），而没有用心地表述它。他染上了‘李嘉图恶习’。”[29]显然，现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对待萨伊定律也犯有同样错误。

（三）供给侧管理根基于古典经济学

前面指出，“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在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议题则在个体需求的满足。譬如，斯密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就体现了供给侧视角，它可以充分利用了社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并且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事实上，古典经济学一直将投资推动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源，并且致力于关注所生产产品的有用性。由此也就可以发现这样两点值得现代社会高度重视的启示：第一，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偏重消费拉动的思想主导下，现代社会的消费增长以及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已经明显过度了，以至于逐渐耗竭了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并导致了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第二，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完全诉诸市场机制来引导消费的政策主导下，现代社会的供给明显偏向于能够为富人带来更高收益而不是为社会大众带来更多效用的产品，以至于出现了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以及经济增长与真实福利下降共存的社会失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经济学关注并重视生产投资，这与其说是要否定甚至阻止现代社会的消费增长通常要快于投资增长这一事实，不如说是要强调产品供给的重心转向：要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真实需要，进而需要将产品供给与社会发展和生活进程结合起来，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由此来审视萨伊定律，其成立的基本前提就在于，所生产出的产品对大众有用，从而能够顺利地卖出去。显然，要保证产品有用并能够顺利地卖出去，关键就在于，这种有用性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被诱导出的虚假需求；相反，当私人厂商基于收益原则的产品生产脱离人们的真实需要时，就会不断孕育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由此来审视奥地利学派则可以发现，它一方面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侧思维而注重社会分工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又明显忽视了萨伊定律所根基的基本前提及其潜含的寓意。这些上述分析表明，一些经济学人将供给侧改革视为是由凯恩斯经济学向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以至于将萨伊定律以及相应的供给经济学视为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这显然大错特错。

事实上，产能过剩一直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常态。例如，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均值为80%，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8年里设备利用率一直低于均值水平，汽车设备利用率的谷底甚至低到36%。[30]其原因就在于，市场机制误导了生产投资，大量资金被投放在豪华轿车上，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些专门性投资就成了闲置资产。当然，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并不局限于国内需求，而是越来越眼于国外需求；相应地，只要产品的供给能够满足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无论是国人还是外人），那么，它所面对的需求就是真实的。尤其是，对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产品需求和资本积累都需要广阔的国外市场，从而也就更已更应该关注国外的真实需求。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有实现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都曾严重依赖不断拓展的国际市场。

由此，我们可以审视耶伦在2024年4月访问中国前后所发表的一个观点：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的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耶伦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包括太阳能、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如何辨识耶伦的指控呢？一般地，关于产能过剩，可以从两个角度上加以分析。第一个层次，在封闭经济下，当一国的产品供给大于其需求时，就意味着出现了过剩；此时的解决之道是，或者压缩生产，或者提高工资等促进消费。第二个层次，在开放经济下，只要一国的产品供给在没有政府补贴下能够获得（世界）市场需求，即使其他国家的相关产品因此需求下降乃至无法进行，也不意味着该国在该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而只能说被排挤出国际市场的那些国家在该产品上出现了产能过剩；此时的解决之道是，被排挤出世界市场的那些国家减少相关产能，或者采取某些措施来限制其他国家的相关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这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相背的。当然，如果一个国家依靠强大的政府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明产能过剩。但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完全可以而且也必然会像世贸组织等相关国际机构提起诉讼，而美国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八、尾论：供给侧管理的真谛

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当前中国社会引入和增强供给侧管理主要基于两大目的：一是避免经济衰退，二是提升社会福祉；前者要求调整产品的供给结构以避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后者则要求产品的供给能够满足人们生活进程的需要以促进真实效用的最大化。相应地，基于供给侧的生产和管理根本上应该遵循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需要致力于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产品，而这又依赖于政府的积极行动并且需要充足财政来支撑。就此而言，现代经济政策就需要致力关注这样两大内容：一是推动供给侧管理，这有助于基于效用原则来引导产品生产，进而纠正和抵补市场所诱导的需求侧管理，由此来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二是实行累进制所得税和征收奢侈税，这有助于增强政府基于效用原则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进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性需求，由此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共进。事实上，按照流行的认知，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这就带来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以缓解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此而言，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以及经济大循环由外转内的大背景下，供给侧管理及其相应政策对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就具有重大意义。

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需求的体现及其满足都应该诉诸市场，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人们的需求状况并通过逐利机制将资源配置到这些产品的生产中。但是，维塞尔很早就指出，逐利厂商所遵循的是收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由此就会将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富人需要的、交换价值（价格）远高于自然价值的产品生产上；进而，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再通过广告等手段来诱导大众的超前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正因如此，我们就需要对需求进行两方面的审视：（1）需求是源自真实需要还是被诱导的非真实欲求？这里存在一个马斯洛意义上的需求提升轨迹：从物质性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为精神性的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应该要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生活进程相一致，从而应该首先满足社会大众尤其穷人的必需品需求。（2）如何将个人需求的满足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里涉及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原则：生产性消费和投资要优先于非生产性消费和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供奢侈享受的劳动在任何社会都不应占太高的比重，否则会招致稀缺性资源的浪费。显然，结合两者也就构成了供给侧管理的基本内容：（1）从效用最大化而非收益最大化来进行社会生产；（2）从社会而非个人视角来配置稀缺性的社会劳动。

显然，供给侧管理所考虑的效用原则扎根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心理感受。这意味着，此时效用原则中的“效用”就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而且是能够实现的使用价值。事实上，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本身就与社会发展和生活进程相联结，相应地，基于社会发展和生活进程所产生的需求实质上也就体现为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就此而言，为有效贯彻效用原则，供给侧管理需要关注现实世界中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需要甄别由市场逐利所诱导的“虚假性”欲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简单地重复“消费是生产乃至经济活动的最终和目的”之类的话语，而是要关注和探究“应该满足何种消费以及何种需要”。由此可以明白，供给侧管理思维体现并规定了各项制度安排的本质要求，进而对社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譬如，将供给侧管理运用到金融领域就带来了这样两点基本要求：第一，金融本身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不能支配和扭曲实体经济的运行；第二，金融应该着重支持社会必需品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由此通过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来增进社会效用。又如，将供给侧管理运用到财政领域也会带来这样两点基本要求：第一，公共财政根本体现出“为民理财”的经济行为，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而不能为GDP数字所牵制；第二，公共财政所提供公共品和服务也首先应该是社会大众所需要，而不应将重点放在一些标志性建筑和形象工程上。

所有这些都涉及供给侧管理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该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根本上说，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其思想的基本要点在于：（1）合理的供给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需求；（2）合理的供给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也即，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是结构性的，内生于人们需求的提升，进而也就关注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与此不同，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学派的“供给创造需求”，都局限在总量分析上；相应地，由此产生的政策必然都是片面的，它至多可以解决经济的一时衰退而无法保持持续发展。事实上，任何现实经济的问题都是结构问题，都体现为产品结构的失衡，从而都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技术创新和（产品）产业升级来解决，进而也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相关经济政策，这是“供给侧改革”基本要点。第二，如何真正有效地贯彻效用原则？根本上，这需要洞察人们的真实需要，需要剖析市场失灵或市场不及的领域。就此而言，“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细致而复杂的工程，它必须要关注人类需求层次和结构的变化，需要注重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的相应调整，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弥补它的不足；否则，很可能会被市场上受到诱导的非真实需求所遮蔽，进而夸大市场机制在引导消费需求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最终滑入传统供给主义的窠臼。

本文主要内容载“究竟什么是供给侧管理：思想史的考察”，《政治经济学报》第30卷。

[①]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财经研究》2013年第5期。

[②]《任志强炮轰某专家：炸掉库存是开发商权力》，http://house.people.com.cn/n1/2016/0128/c164220-28091794.html.

[③]这里的效用源于对真实需要的满足，因而它实质上也就对应着古典经济学的使用价值（更进一步说，是可实现的使用价值）或维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价值；这里的收益则来自市场支付，因而主要对应于古典经济学以及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

[④]朱富强：《自由交易能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审视》，《西部论坛》2019年第2期。

[⑤]当然，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运行以及私人品和公共品的供给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相反，对私人部门进行引导和管制时也需要效用原则的指导；这里主要是强调，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是当前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生产的主要原则，或者说，至少应该由效用原则来作为公共部门或公共品生产的中轴原理。

[⑥]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页。

[⑦]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不确定性时代政府行为及其影响》，王正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69页。

[⑧]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不确定性时代政府行为及其影响》，王正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71页。

[⑨]朱富强：《正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⑩]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页。

[1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1页。

[12]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厦门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1页。

[13]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4]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赵准、李连波、孙小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930页。

[15]朱富强：《正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16]施莱弗：《经济学家的假设》，邓春玲、刁军、韩爽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4页。

[1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4页。

[18]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2-363页。

[1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页。

[20]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21]施莱弗：《经济学家的假设》，邓春玲、刁军、韩爽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4页。

[22]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https://finance.ifeng.com/c/88PRW1V8RHh.

[23]其实，如果仅仅就局限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以及据此所建立的经济增长函数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就都可以被视为是供给侧的。基本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咎于资本积累，储蓄则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从而也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源；凯恩斯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咎于资本边际效率（投资预期利润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则包括人口增长、科技发明、土地开拓和公众信心等。其中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凯恩斯不认为储蓄能够直接导致投资，相反，投资更主要是取决于对市场的预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经济学也就被视为需求侧的，因为对市场的预期主要就是需求。

[24]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39页。

[25]朱富强：《市场主体的分散行动能否导向市场协调：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审视》，《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26]朱富强：《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7]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28]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0页。

[2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8页。

[30]“9位大佬发声中国经济 反驳当下流行观点”，https://www.sohu.com/a/82223003_119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