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军: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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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一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谁举旗和谁定向、破什么和立什么、信什么和行什么、为了谁和依靠谁、怎么看和怎么办、立中国和观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思想传承和理论谱系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产物。这一思想的形成,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篇章,是指引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行动指南,为当代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一、创造性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深刻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谁举旗和谁定向的重大问题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深受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政党的领导,就会形成代表谁的利益的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政党理论,系统理顺了政党与文化的关系,创造性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重要论断,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航向与路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谁举旗”和“谁定向”的重大问题。

第一,创造性提出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确立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宣传思想工作在党的战略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民族复兴的伟业,把握历史和时代大势,强调“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的指引。坚持党管宣传是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集中体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就要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党性原则。习近平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更加透彻地说明了党管宣传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政治保证。

第二,创造性提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确立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指针。“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与方向、属性与原则、话语与安全、凝聚力与引领力的全面领导,实现党对意识形态的思想领导、政治引领和制度范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民族根魂和政党使命的战略高度,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意识形态特指观念上层建筑,是由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构成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或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言,必须保证自己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习近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明确了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并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主体是各级党组织”。而为了筑牢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总结过往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经验,大力推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巩固了党和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激活了意识形态的软力量。

第三,创造性提出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确立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新闻舆论工作主要体现为党管媒体、党管报刊、党管新闻。马克思曾指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恩格斯也曾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这就要求党的报刊要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中心工作,党应当成为报刊的领导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即“党性原则”,并强调“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他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党性原则应贯穿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各方面,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使“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这些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至关重要性,深化了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规律性认识。

二、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深刻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破什么和立什么的重大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归根到底受经济条件制约,“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其中蕴含的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深刻说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既要注重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要重视文化的能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内蕴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中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破什么”和“立什么”的重大问题。

第一,“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魂脉和根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呈现出魂脉和根脉的相通相融,归根到底在于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并践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坚守魂脉来看,习近平以博古通今的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天下情怀、价值追求、核心主张等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巩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大本大源。从坚守根脉来看,习近平以推本溯源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将走向何方的重大问题,并着力强调“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旧邦新命,使党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具有更深厚的底蕴,使中华文脉呈现复兴气象。

第二,“两个结合”贯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体和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由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构成的逻辑整体。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底色,革命文化是其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本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其亮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显示出独特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归根到底源于“两个结合”。从文化的本体性来看,任何文化都有其固有的理论本源和价值本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本源和价值本体是由“两个结合”赋予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实践中相互激荡、融会贯通,使我们掌握了文化创造的历史主动性,并巩固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深厚文化根基。从文化的主体性来看,“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深刻蕴含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之中,即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丰富、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经由“两个结合”而生成的当代中国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人民主体性。

第三,“两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和思路。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从思想层面看,“两个结合”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开辟了解放思想的新空间,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从思路层面看,“两个结合”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思维方法,主张博古通今、推本溯源、契合融通、守正创新,强调不能用“拼盘”或“物理反应”的方式推动“两个结合”,而要通过“化学反应”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由此,“两个结合”开辟了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进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立什么和如何立的问题。

三、创造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信什么和行什么的重大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人既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物,也是“有思想的存在物”或文化存在物。作为后者,人的自觉和自信是人的思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表达和确证,而人的自觉和自信往往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导向作用,即信什么影响着行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原创性提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信什么和行什么的重大问题。

第一,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指出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历史始于何处,文化就源于何处。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历史是文化构成的土壤或基石。马克思曾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恩格斯也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作为历史产物的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看到了基于历史纵深而生成的文化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秉持唯物史观的广阔视野,从历史纵深明确了文化自信的源头,认为历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他强调,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的这种悠久历史,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这深刻回答了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关系,突出了历史自信对于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

第二,科学把握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指出文化自信是经由实践检验的结果。文化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盲目自信,而是基于实践检验的心理认同。马克思曾批判19世纪的德国及其制度“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因而没能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他认为,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应该在实践中确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只有当人的思维的真理性被实践证明了,才会产生持久而深沉的自信和力量。文化自信亦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文化自信纳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纵深、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纵深,提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说明,文化自信是基于实践确证的自信,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形成的对实践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信仰。基于此,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需要以实践为依据,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并在实践中巩固和增强。

第三,科学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指出文化自信是事关精神独立的大问题。“精神的自由不单是一种在他物之外,而且是一种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同时,精神的独立自主以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进步为主要依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阐发“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论。而只有真正实现文化的自觉、自主和自信,才能保持精神的定力,做到在精神上不依赖他者。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坚守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只有形成自主的文化立场、文化思想和文化底蕴,才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又不仅是历史活动(包括文化生产)的创造主体,而且是历史成果(包括文化产品)的享用主体。列宁就曾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人民立场,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创新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第一,创造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究竟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这就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了人民的本质属性。文化的人民性特质要求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要反映人民呼声,体现人民导向。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就为我们党确立了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创造性提出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的生产生活是文化艺术最深厚的源泉。坚持文化的人民性,就要在具体的文化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创造性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明确了文化创造、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些重要论述标定了文艺源于人民、文艺需要人民、文艺为了人民的创作导向。而要真正树立这一导向,就必须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同人民打成一片,“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可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这深刻回答了文艺工作归根到底应当依靠谁的问题。

第三,创造性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目标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唯物史观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生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动力,正所谓“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只有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使社会历史发展充满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特别是在精神生活需要方面,指出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价值理论。一方面,习近平深刻揭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明确了文艺需要人民和人民需要文艺的辩证关系,标定了人民的需要是检验文艺作品的试金石。另一方面,他深刻指出要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精神生活需要。“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但人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文艺工作需要坚持人民主体原则,明确了文艺为谁服务这一重大问题。

五、创造性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重大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知识体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马克思在评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时就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应该建构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重大问题。

第一,原创性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经由历史积淀、文化传承、理论创新、思想融通而形成的综合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在当代中国,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最基础的环节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充分挖掘和激活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习近平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刻舟求剑、生搬硬套、照猫画虎、依样画葫芦,而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既坚持向内看和向外看,又坚持向前看和向后看,“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二,原创性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这就需要凝练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中国自主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如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谋划。他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他还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从而有力地展现中国人民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蕴含其中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世界更深刻、更全面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第三,原创性提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培育壮大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并使他们“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队伍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即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打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垄断。对此,习近平指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六、创造性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立中国和观世界的重大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人是共同体的主体,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人按照约定的制度规则、交往方式和文明形式而生存。然而,共同体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狭隘的、地域性的共同体将被世界历史性的共同体所替代,即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世界历史交汇中的全球性的交往方式和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唯物史观,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着眼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立中国和观世界的重大问题。

第一,创造性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人类文明百花园注入了中国色彩。任何事物都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同一和差异“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人类文明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其人民智慧的结晶,都与其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释了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内在规律。他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世界上不存在清一色的文明,突出了人类文明之美在于合异,在于姹紫嫣红。因此,“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特别要摒弃文化上的唯我独尊、自我封闭,摒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主张,在尊重本国、本民族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借鉴他国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他强调,要打造流动、开放的人文交流环境,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丰富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色彩,“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他认为,这“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关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彰显了我们党坚持美美与共、谋求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对于当代中国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格局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创造性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促进各国相知相亲提供了最大公约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排斥人类价值的共同性,两者是文明本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成性与生成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从文明差异性来看,尽管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不尽相同,但都渴望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这也是将世界各国不同文明连接起来的精神纽带,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习近平关于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包揽天下的迷思,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在当代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聚焦人类共同的命运,坚持胸怀天下,“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第三,创造性提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传承和创新提供了中国智慧。文明形态是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的综合表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形态的集中反映。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是两种并存的文明形态,而社会主义文明在本质上是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新的文明形态,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当代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文明范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最典型的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和突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经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版本,激活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机和活力,为人类对现代化和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新助力、作出了新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展望未来,在当下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必将对推动人类现代化和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产生深远的世界历史影响。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从唯物史观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系统全面理顺了政党与文化、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本体与主体、多样与差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实现什么目标、秉持什么方法、如何引领世界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篇,形成了指引当代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行动指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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