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被历史尊为“亚圣”，只位列“至圣先师”孔子一人之后。
而《史记》传递给后世的信息是，孟子生不逢时，在那个“攻伐为贤”的时代，他四处游说，却处处遭到冷遇：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孟子，姓孟名轲（约公元前371年——约前289年），邹（今山东南部）人。是孔子孙子子思学生的学生。学成后，有了强烈的知识输出冲动，想投奔齐宣王，齐王没有用他；去游说梁惠王，梁王对他说的那套理论也没有任何兴趣，且认为他理论脱离实际，是个空想主义者。当年的时势，是诸侯混战，“合纵连横”，“攻伐为贤”，社会荡动不安中，惟有那些能指导诸侯如何迅速富国强兵、打败强敌的“指导性建议”，才是雨露甘霖，才是对症下药，才能迎合诸侯大王们的当下需要。孟轲的那套“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教，在贪婪血腥的现实面前，显然没有存放之地。好在孟夫子算是“识时务者”，及时退避三舍，与弟子们同心协力，写作了《孟子》七篇，成就了“亚圣”之名。
生不逢时，却名垂千秋。
司马迁断言孟子“述仲尼之意”，只说对了十之七八，其余二三，其实是孟子的创新，是“作”，不是“述”。“述”，转也，把接过来的东西递出去。当年仲尼告诉学生，他的为学原则，是“述而不作”，意思很明确，他讲给学生的，不是他的创新发明，而是别人早有的知识原理。然而，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孔子讲学的内容，许多都是他的“原创”。孟子也是如此，孔学到他这里，已经易手多次，他已经是孔子的孙子的孙子辈了，甚至更晚。当然，他算是孔学后裔，那是没错的。
孔子的“仁”学理论，缺少一些形上的思想前问：人，为什么要“仁”？人，为什么行为上要行“义”？“仁义”，是人的真实需要吗？行“仁义”，或者，不行“仁义”，又会遭遇如何结果？等等。当年，仲尼的学生，只是围绕什么是“仁”而发问，没有关心到“为什么要仁”这个“仁”的前提问题。
孟子注意到了。因为，他关注了更加前卫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下面这些文字很重要：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在这里，文字及文理，逻辑都很顺畅。孟子断言，人皆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是为人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算不得人了。“忍心”，是尚且能容忍的意思；不忍，则是不能容忍。去杀一只鸡，可以容忍；去杀一个人，则不能容忍。“先王”能行仁政，是因为本着“不忍之心”，坚守住了为人之底线。那么，具体说来，“不忍”的为人底线究竟是什么呢？孟子举了例子，有孩子要跌入水井，你冲上去救他。其实，这孩子连同他的父母你可能都不认识，即使认识，你“冲上去”也不是为了巴结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见义勇为”勋章奖金。你只是“本能地”冲上去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这里的“救人”没有任何谋利的动机，如说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你是人，你有“不忍之心”！这个无需理由的行为选择，就是底线。或者叫做“端”。“端”，是开始，是起点。这个“端”，就是“人”的起点或者开端，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分界线，或者说，是人不同于其他生命的、只属于人的“本性”。
孟子所言之“端”，合计有四：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将这“四端”扩大到人生的实际运用中，便是“常德”：仁、义、礼、智。
这就是孟子理解中的基本人性，后来称作“良心”和“良知”。从此可知，人性本善良。孟子“人性善”学说，填补了孔子“仁义”学说的空白，为人为何需要“仁义”，如何才是“仁义”，如何能行“仁义”，行不行“仁义”的最后结局等等问题提供了答案。
上述设问，可以依此回答：所以需要仁义，是因为人是善良的；如何仁义？所思所作，为人处世，不要跌破人的底线；能行仁义，那是人具有这种天赋能力；不行仁义，必将自毙，万劫不复，自绝于人类。孟子这些温和中带有威慑的言论，是最有力量的劝善。
任何人都有这“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过，这“四端”于人，还只是潜伏在人心，是“本心”（即“无心”），它们像种子一样，需要精心浇灌，才能破壳发芽，精心培育，才能长成大树。“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虽星火，可燎原，虽细流，可成河。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发善良本能，加以发扬，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有意识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规范。是扩充“四端”，彰显人性，还是任自己“野蛮生长”，沦落为一般“禽兽”，就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了。“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能扩充光大，可以“保四海”，天下太平；不能的话，连最简单的孝道都做不到，那就是“禽兽不如”。
孟子也发现，恶，距离人们不远，甚至已经附着在人的身上了。“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很清楚，人和其他动物大同小异，相同的地方多，不同的地方少，因此，多数人很容易沦落为“禽兽”，只有少数人（如“舜”这样的明人）才能自发自觉按照仁义去做，而不是把仁义当作表演工具。
孔子学说，没有探讨人性，当然，也就没有直言人性是否善良，没有具体论证怎样去做一个去恶从善的善良人。孔学只是外在地强调了“仁义”的重要，希望人成为具有仁义品质的正人君子。如何内在修为，从而弘扬善性，让人自觉成就仁人志士等等，是孔学的理论空白。这个空白，被孟子填补上了。
孟子把孔子学说的理想，变成了精神修行的实践，这就是修心养性。
修心养性的第一步，就是找回人的初心本性。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所谓“找回”初心本性，就是“求”。“求”，有两条路径，一是“外求”，求取身外之物，谋求物质利益，走的是这条路径。另一是“内求”，“收回”放出去的初心（“本心”），重新唤醒“四心”，让“四心”归位，这叫“求放心”，也就是“反求诸己”。一切行为是否得当，一切行动是否成功，不要强调外在原因，而应当从自己这边，从自己的心灵找原因。“外求”是物质重负的牵引；“内求”才是心灵的清白回归。“内求”，就是“求心”、“内省”和“反思”。
人之所以能做到“内求”，是因为人心具有其它动物们没有的功夫，那就是能“思”。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区别了“耳目之官”和“心之官”的不同功能。两者相当于现在哲学所说的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感官不能思想，只能接物；心官才能思想，它是人们与生俱来、禀赋于天的高等认识能力。“思”，就是自我认识、自我发现的“内求”工具。
修心养性的第二步，就是扩充“四心”，养心尽性。于人来说，心本善，性本诚，然而，“性相近，习相远”，现实社会生活等等外在环境，会搅乱人的心性。“多欲”，“求利”，就成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扩充“四心”与求利多欲，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内求养心，外求“寡欲”，不是一先一后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修为的两个方面。这种修为的最重要功夫，就是存养“浩然之气”。孟子介绍了其本人存养浩然之气的经验体会。他说：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
显然，这里的“气”，不是自然之“气”，虽说其“至大至刚”，能弥漫于天地之间，但却不是自然的空气。它纯粹为精神之气，“至大至刚”，是指它本身就是能量，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其力量源泉是因为“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义”的价值有多大？下面孟子的这段话，人们是熟悉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把“义”的价值，看成高于生命。“舍生取义”，也因此成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教条和最高理想。
存浩然之气，集义守道，明志养心，清心寡欲，弘扬“良知”，都指向一个目标：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在一般中国哲学的视野中，“价值”，大致可分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养育生命的物质价值；中间层面的，是教育人生的伦理价值；最高的，是参透人生的超伦理价值。一般儒家，基本是局限在“伦理价值”这个中等层面讨论问题，而上述孟子的这段话，应当是儒家思想中少有的涉及“超伦理价值”的形上思考。“心”、“性”、“天”、“命”，被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对待，这不仅是最高的形上思考，而且是参透天、地、人的最高哲学命题之一。“尽心”、“知性”、“知天”，不是三个认识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三个收获，因为，心、性、天，本来就是相通的，精神原理、生命原理、自然原理，本身就是同一个原理。三者，好像是个同心圆。不仅如此，“知性”、“知天”的切入口，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心”，内求于心，在精神原理里参透生命原理和自然原理。当然，参透生命原理和自然原理，最终还是要回到精神原理的。所以孟子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人的寿命长短不一，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修身”为手段，实现“立命”的最终目标。“立命”，可以理解为，自己安排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还可以理解为，自觉的生命，是不受任何外在限制束缚的，因而，是自由的。有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