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小传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麐（麟），浙江诸暨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主任、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现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冯契去世后，其主要论著编为《冯契文集》（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10卷；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共11卷）。冯契的学术成就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国内著作有10余部，海外学者用英、日、法等语言发表的论文有30多篇。2018年5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建立的“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正式开放。

冯契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世界性百家争鸣”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说法。冯契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这就需要有许多人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做工作，于是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意见，形成不同学派。所以，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介入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介入世界性百家争鸣的倡言，不是一时起念，它建立在冯契几十年认识论反思的基础之上，是他提出的“一致百虑之学”的必然结论。他在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亦可在此脉络中加以理解。

一致百虑之学

在《怎样认识世界》第四章“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冯契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一致百虑之学。《易传》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冯契认为，百虑和一致、殊途和同归之间的往复运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百虑转化为一致，一致又产生百虑；从殊途达到同一，而同一又引起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认识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丰富，认识的过程便表现为螺旋式的无限地前进的运动。”冯契很重视他在哲学上的这一发现，在以后的著述中一再论及，特别是在其认识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又作了专章讨论（参见该书第五章“一致而百虑”）。一致百虑之学揭示了人类思维运动的一系列重要特征，试简要论列如下。

问题是一致百虑之学的出发点。思想始于疑问，思维运动常常表现为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主观意识来说，问题体现了一种自知无知的心理状态。有疑问意味着对对象无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会心生疑惑，就会提出问题。从思维内容来说，问题是实际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反映，因为主客之间、知行之间有许多矛盾，所以在人的思维中就会有很多问题。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运动是问题导向的。

可错主义是一致百虑之学的基本预设。在求知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虽然人免不了犯错误，但也能够纠正错误。通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划清真理和错误的界限。但是，这种认识往往是“事后方知”，即当我们能说“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或“这几分是真理，那几分是错误”时，往往是“事后诸葛亮”。人类从无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揭示真理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但是，人不能一劳永逸地克服无知，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纠正错误。旧的错误被纠正了，新的错误又会产生。在人类的思维过程中，错误和真理总是纠缠着、矛盾着，难分难解。

意见和观点的争论是一致百虑之学的核心内容。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运动展开为意见和观点的争论。论辩是认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见是真假不定的看法，它既不同于真理，也不同于错误。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认知主体会有不同看法，会提出不同意见。为了辨明是非，有必要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观点不同于意见，作为认知主体的一贯性看法，它贯穿在意见之中，统帅各种意见。一旦拥有了某种观点，认知主体就会以之为观察问题的视角，发表意见时就会体现前后一贯的态度。观点作为观念结构，不仅有认知维度，而且有意识形态维度。因此，比起意见的争论，观点的争论反映了认知主体之间更深的分歧。

一致百虑之学兼摄主客关系和主体间关系。人类认识以真理为归，当然要解决主客、心物关系。一致百虑之学进一步强调，认知主体不是孤立的，他总是处于群体之中。人们运用语言文字交流思想，展开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就会牵涉到我与他、己与群的关系。一致百虑之学彰显了群己之辩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它在心物之辩和群己之辩的结合中考察人类认识活动，后者不仅牵涉主客关系，而且关涉主体间关系。

一致百虑之学体现了描述性和规范性的统一。一致和百虑的往复运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就其为规律而言，一致百虑之学刻画了人类认识之实际所是（实然），这是其描述性维度。一致百虑之学的规范维度指向人类认识之应当如何（应然），后者有两方面的体现。消极地说，一致百虑之学反对独断论和相对主义。在论辩中，独断论者认为真理和谬误界限分明，且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真理，把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一律斥为谬误。这种倾向，有时孔孟也不能免。后来的正统派儒学更是将儒家学说变成了经学独断论。相对主义者则认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根本无法辨明，庄子就有此倾向。积极地说，一致百虑之学倡导宽容精神和合理的论辩态度。相对于独断论和相对主义，《易传》讲“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营造了宽松包容又具建设性的论辩氛围。对于论辩的参与者而言，荀子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洵为良箴。

将一致百虑之学运用于中外学术交流，冯契提出了介入世界性百家争鸣的倡言。

世界哲学视野

在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和西方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独立地完成了精神突破。此后，三大哲学传统的互动构成了世界哲学的重要内容。冯契的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具有世界哲学视野。

为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会通，冯契主张全面系统地了解东西方文化和哲学。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对东西方哲学的整体性把握。冯契在此方向上作了可贵的努力。他的做法是，通过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从事中国哲学通史的写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本著作（以下简称为“哲学史两种”），完整勾画了中国哲学从先秦到1949年的发展历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文明互鉴经验：从汉代开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自17世纪特别是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在中国哲学通史的写作中，冯契展开了中印哲学、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冯契比较哲学研究的重点在中西比较，但他对中印哲学从冲撞到融合的历程，即佛学中国化的历程，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写中国哲学通史，如何处理隋唐佛学是一个挑战。《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从认识论角度考察隋唐佛学各宗，写出了特色。冯契指出，佛学传入之前，中国哲学对精神现象的考察比较粗糙，在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情况有所改观：天台宗对于内省、法相宗对于感觉经验、华严宗对于理性思维、禅宗对于自我意识和顿悟，分别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冯契进一步指出，佛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产生了中国佛学（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他概括了中国佛学的三大特征：（1）在心性论上，将印度佛学的“性寂说”改造为“性觉说”，接上孟子以来的儒家传统；（2）在天道观上，贯彻体用不二的思想，把印度佛学的缘起说改造为理一分殊说；（3）在智慧学说（把握性与天道的认识理论）上，改造印度佛学多层次的工夫论，提出了顿悟说。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撞和合流既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境遇，也成为学者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在世界哲学视野下，冯契着重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对中西哲学展开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由此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彰显了中国近代哲学为推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所作的努力。

在思维方式上，中西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古代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有机宇宙观，即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科学（如农学、医学、天文学、算学等）的方法论基础和自然观基础。这部分解释了李约瑟科学史研究所揭示的基本事实，即在17世纪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突出优点。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形式逻辑不发达，没有出现欧氏几何那样的演绎体系，在明清之际也没有形成以假说和实验为核心的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与此相关，原子论自然观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短板，它部分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

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反对经学独断论，十分重视对逻辑和方法论的探索。鉴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中国近代出现了一个介绍和研究形式逻辑的热潮。哲学家们在积极引进西方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方法的同时，还努力为它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结合点（如《墨经》和清代朴学方法等），以促进其中国化。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运用辩证逻辑，取得了重要成果。冯契认为，虽然中国近代哲学在思维方式的变革上取得了积极成果，但从总体上说，逻辑和方法论领域的系统总结尚付诸阙如。有关逻辑和方法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范畴及其方法论意义等，都未得到深入探讨。

在价值观念上，中西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伦理价值观念上，虽然中西古代哲学都认识到，道德行为是自觉和自愿的统一。但总体上说，西方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问题，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则着重考察了自觉原则，强调道德行为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重视道德教育和修养方法。但正统派儒学完全忽视自愿原则，陷入宿命论，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在审美价值问题上，西方哲学较早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中国哲学则较早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

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权威主义和纲常名教，在价值观和自由理论上做了积极探索。近代哲学家不仅提出了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社会理想，而且提出了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人生理想。为了克服正统派儒学的宿命论倾向，不少人强调自愿原则，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冯契认为，虽然唯意志论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有进步意义，但用唯意志论对抗宿命论，是用一个极端来反对另一极端。这表明，在价值观和自由理论上，中国近代哲学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缺乏系统总结。价值论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自觉和自愿的关系、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关系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世界哲学视野下对勘中西，让我们看清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和缺点，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近代哲学为促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点的现代化所做的探索，既有成绩，也有不足。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冯契由哲学史而哲学，踏上了别具一格的哲学创作之路。

为了深化中国近代哲学在逻辑和方法论、价值观和自由理论上的探索，冯契写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二书。他进而指出，这两方面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只有在认识论上达到了新的思辨境界，才能在方法论和价值论上有所突破，为此他写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他称这三本著作为“智慧说三篇”。

冯契的名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广为流传，其本意是为了回答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即理论联系实际可以通过“方法”和“德性”这两个环节来实现。后来，冯契用它来阐明“智慧说三篇”之间的关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阐明了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即广义认识论。冯契认为，认识论不仅要研究知识如何可能，而且要研究智慧如何可能。广义认识论指出，基于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能够把握性与天道。《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方法论领域。《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化理论为德性”，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

与其哲学史研究一样，冯契的哲学创作也体现了世界哲学视野。在“智慧说三篇”中，冯契融会中西印思想资源，积极回应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这一时代困惑，围绕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创发了一个以认识论为主干，以方法论和价值论为两翼的哲学体系，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总之，冯契不仅提出介入世界性百家争鸣的倡言，而且身体力行，贡献了原创性的思想成果。他出入东西方哲学，著成“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建构了一个思史统一的哲学体系。他的卓越工作激励后学：直面时代困局，广泛取资东西方思想传统，与国际同行积极互动，建构面向未来的世界哲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